近百十年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成了“好东西”，还因为西方资产阶级为方便其统治穿上了自身定做的一件件民主的“迷你裙”。
首先，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穿上了“宪政民主”的“迷你裙”。
当今社会，“自由、民主”，不绝于耳，响彻云宵，好像二者与生俱来、同体连枝，须臾不可分离，也须臾不可或缺。但是，就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民主”和“自由”不仅不同，而且相互对立。
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反抗君权、神权和封建贵族的统治过程中，确实体现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的革命，争取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是全体人民的政治参与权，换句话说，不是使全体人民不分阶级、阶层和种族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政治的权利;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古典自由主义者拥抱的是自己阶级的自由权利，而不是拥抱的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权利;“民主”和“自由”都是“天赋人权”，但古典自由主义者不仅反对民主，而且把民主当做自由的敌人。19世纪法国早期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贡斯当，在比较了古希腊雅典的自由和“现代”社会的自由后得出结论：“无限的人民主权”是一种邪恶。(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直接继承贡斯当衣钵、在当今中国风光无限的托克维尔也认为，“多数暴政”的制度基础是“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为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种子。”因此“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都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们视为“精神之父”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大家哈耶克也“自由地”并“独裁地”断言，“普遍盛行的民主制度所具有的致命缺陷：无限权力”。
在贡斯当、托克维尔、哈耶克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既然民主的最大危险来源于公共权力的无限性，那就必须给公共权力规定一个明确和固定的界限，让公共权力限制在“公共领域”内;既然有一个“公共领域”，那就划出一个“私人领域”，强调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以自由来规范民主，来限制民主的无限权威。依照托克维尔的话，就是“给生活权力规定广泛的、明确的、固定的界限，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保证其不受阻扰地行使这项权利，为个人保留少量的独立性、影响力和独创精神，使个人与社会平起平坐并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因此，自由是个人不受政治权威与社会干预的私人生活领域，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尤其是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民主则是“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是多数人的暴政。为了解决多数人的暴政问题，那就不仅要对专制的权力进行制约，对民主的权力也要进行制约，使无限民主变为有限民主，将民主限定在“公共领域”。显然属于个人的自由，与属于公共的民主不仅不互为前提，而且相互对立。
那么如何既实行所谓“公共领域”的“民主”又“使个人与社会平起平坐并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呢?答曰：实行“宪政”。
宪政的本来含义是用宪法来制约国家权力，而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向我等草民灌输的“政府必须落实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自身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为了保证“现代自由”不被“现代民主”剥夺，就必须用“自由”为“民主”设置障碍，最终使“民主”驯服于“自由”之下。这驯服“民主”的缰绳就是“宪政”：在宪政中确认某些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以此限制民主权利的行使范围。因此，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公民可以用民主方法决定一些事情，但除了政治领域，其它领域还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因此，“自由”，也即“个人权利”;而“个人权利”对于有产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财产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宪政”的实质!亚当.斯密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富人——作为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自然吟唱给资产阶级的是《小夜曲》;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资本论》 第12页)——作为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的创始人，吟唱给资产阶级的当然是《安魂曲》——但无论是《小夜曲》，还是《安魂曲》都说明了资本主义“宪政”的实质，就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宪”。
资本主义“宪政”的旗帜上高扬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向我等草民不厌其烦地讲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那个感天动地的小“红磨坊”故事。然而，“人必生活着，其它才有所付丽”，可是在现代西方，最需要民主原则的“经济领域”却成了“私人领域”而没有丝毫民主;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早就践踏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拿中国民主斗士的“圣地”——美国来说，就已不允许拥有对人的财产权，就必须接受各级政府的监管，就必须照章纳税，在一定前提下私有财产可以充公，等等。因此，那个感天动地的小“红磨坊”的故事，不过是为中国人民量身定做编造的童话故事;因此，在“自由民主制”下，民主决策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已不再被运用;因此，在“宪政民主”下，“民主的原则只能在适用的领域里面适用”;因此，经过资产阶级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将民主穿上“宪政民主”的“迷你裙”，“宪政民主”从此不仅把“自由”、“宪政”置于“民主”之上从而把“民主”关进了囚笼，而且将“宪政民主”当做民主——人民当家做主本身了。
其次，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穿上了“代议民主”的“迷你裙”。
在“漫长的19世纪初期”，人们并不知“代议民主”为何方神圣，人民知道的只是经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刻意宣扬的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卢梭就曾这样推崇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在希腊人民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作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亲自去做”，“人民是从不曾有过代表的，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名词”。那么，“代议民主”——由“民意代表”组成的“议会”——又是怎样俨然成为西方民主的基石，以致于“民意代表”和“议会”就是现代民主了呢?
从原始氏族社会的直接民主被现代西方“间接民主”的代议制所取代，固然有客观的原因，如人民群体扩大、语言差异变大、议事场地有限等，但根本原因是有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对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蔑视与恐惧。在有产者看来，如果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决策，民主便很难驾驭，而一旦换成竞选“代表”，让“代表”构成“议会”掌管国家大事，民主就驯服多了。
既然人民已被“代表”了，那就必然要将民主进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成功地进行了这一改造。在熊彼特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把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这就彻底 改变了民主的原意：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对此，他毫不讳言：“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权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从此，西方民主遵循这位民主之神的旨意，民主从“人民的统治”转型为民主是“人民选择统治者”， “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选举变成了“金主”。
当然，对于上述这样的民主的异化，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自然不以为然，他们会为此而骄傲和自豪：自由的、周期的和竞争性的选举，正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精髓。一人一票，可以用脚投票，投谁不投谁，都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自荐或他荐候选人，弄得好就可能坐上公职的位置。多么民主、多么美好!然而，这个异化的民主，值得他们骄傲和自豪吗?
首先，选举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它不可能把所有公民都看作公职的潜在候选人，因而不可能给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担任公职的机会;它必然偏爱知识资本、能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雄厚的人。这就不难理解，号称“民主之最”的美国，显赫政治家庭——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特、罗斯福、肯尼迪等掌控国家权力几乎从未间断;这就不难理解，亚洲的所谓民主国家日本、印度、新加坡、泰国等选出的都是政治大家族的人员，所谓民主政治成了不折不扣的贵族世袭。
其次，选举改变了民主的性质。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把政府是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变为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体;把公民是公职分布的平等变为选举权的平等。从此，政治是少数精英的政治，公职是精英的囊中物。选民们投完神圣的一票也就再也没有自己的神圣。然而，由于西方民主一年一小选、几年一大选，确实是既热热闹闹，又风风光光;既赚得了资本，又赚得了眼球，选来选去基本是各路精英，基本是一些老面孔。这样，穿上“代议民主”“迷你裙”的现代民主自然是精彩绝伦、风景无限了——然而，民主——人民当家做主在哪里呢?
再次，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穿上了“分权民主”的“迷你裙”。
经过西方资本主义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的鼎力宣传和灌输，“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腐败”成了金科玉律;“以权力制约权力”，成了西方现代民主的精髓。但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离”的西方民主制度，果真体现了“人民民主”、果真是西方民主的精髓吗?
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鼎立”、互相制衡的宪制，集中体现在美国的政体中。然而，当初美国国父们对美国政体的设计并不是基于对“民主”的偏好，相反，却是基于反民主的理论：“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些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均可公正地断定是暴政。”“把所有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将压迫多数人”。因此，在他们看来，必须对所有权力的行使都应加以限制。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就发明了一套权力平衡理论，说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利弊，因而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将三者糅合在一起。根据这样的理论，美国政体——君主(以总统为代表)、贵族(参议院)和人民(众议院)“三权分离”、互相制衡的制度诞生了。
这一制度设置的理论依据既不民主，这个制度运作的实际也不是民主的。首先，分割了立法权。美国效仿英国的上议院，设立了参议院。而这个参议院的作用就像华盛顿所说的：“我们将(来自众议院)法案倒入参议院的碟子里冷一冷”;这个参议院的议员是“由最具身份、地位与财富的高贵人士所组成，与不列颠上议院越相似越好”(约翰.迪金森语)——美国在建国前126年里，参议员都不是由民众选举的，而是由各州立法机构遴选的。其次，赋予了总统“帝王般的权力”。美国国父们非常坦率，认为美国总统的权力设置“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鞑靼可汗”。因而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美国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托马斯.杰佛逊也说它是“君主制的新版本”。第三，赋予最高法院“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美国的最高法院具有贵族色彩，且最不受民意影响和限制，可它有“宣布违反宪法”之权，不知这样的权力是人民赋予，还是上帝赋予?
显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不是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反，这种制度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民主，就是为了阻止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可是西方现代民主在穿上“分权民主”的“迷你裙”后，由于时不时上演总统、参众两院的“文武戏”而变得“好看”，反民主的“三权分立”竟成了民主本身、竟成了民主的精髓!(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说的是丑东施经过包装、打扮也能成为靓西施。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真是中国这句俗话的“写真”：由于穿上了“宪政民主”、“代议民主”和“分权民主”三件“迷你裙”，不仅悄悄地改变了民主的性质、让民主变为了驯服的工具、使各类精英基本保持了世袭地位，而且使没有多少民主——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成为了“民主”本身，进而成了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确实是精彩绝伦、美轮美奂。可是，这样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吗?这样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吗?面对这样的质问，不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将做怎样的回答?面对这样的疑问，中国人民将做怎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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