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成为“好东西”，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家——思想家们与时俱进、量身定做地创立了既比数学公理还精致，又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科学-理性”的经济学理论。由此，产生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崇拜，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崇拜，对西方民主的崇拜，从而使西方民主进而成为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虽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一个是新的，(何新语)但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经过两百多年、多个阶段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如果只看现象，西方经济学理论真正称得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间的思想、观点实是“山花渐欲迷人眼”，也实是“草浅才能没马蹄”，要将其做一个大概的梳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道路艰难，也得走完;考察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前行，我们就能看清西方经济学是怎样的“科学-理性”，而最终不过是经济“神学”。
西方经济学家——思想家们，不管他们创立的范式多么丰富多彩，思想观点多么尖锐对立，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却有着“共同的信念”。这个“共同的信念”，就是西方理性主义经济学的“硬核”：确定的、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个体主义。他们坚信：经济世界是理性的，有着自己的“自然秩序”;它的“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一切事物均处于严格的逻辑秩序之中，而且按精确的数学规律合乎逻辑和理性地运动;其运动的轨迹是有序的、稳定的、确定的。同样，这个世界里的活动主体也是理性的，他们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进行选择和行动;他们总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动，而且能够以最合乎目的和利益的方式行动。这样，从经济人理性出发，借助各种辅助性理性工具例如数学，经济学家就能在其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演绎出种种更为具体的理性行为模型;在这些具体的模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就能比较便利地解释或预测理性主体在特定情景下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同时，演绎出这些行动的社会总和所导致的一般社会状态及整体图景。这样西方经济学就成了“事物必然是”或“应当是”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是怎样成为“事物必然是”或“应当是”的“科学”呢?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凯恩斯等西方“实证主义”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实证”，“实证的”就意味着是“科学的”甚至是“客观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孔德那里，思辨哲学因不能“实证”应坚决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因不能“感觉”、“经验”因而必须拒斥;经验、感觉、要素因我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能“证实”因而必须坚持;知识只是存在于感觉经验和现象范围内因而“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相信科学和理性因而通过它们对现象的观察就可得到“现象规律”。显然，实证主义哲学是前门拒斥了“神”而后门又放进了“神”的主观主义的哲学——只有我们“感觉”、“经验”到的知识并且经过我们的“感觉”、“经验”检验的知识——而不是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知识，才是科学!而在实证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不能证实的现象不能列入认识和研究的对象，不能证实的知识就不能看做科学知识。可证实原则既是哲学思维的最高原则，也是一切科学思维的最高原则，因而让经济学成为几何学、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的科学”，成了西方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的梦想;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的梦想，却总是被经济事实打得粉碎。在李嘉图看来，经济学的大多数结论是“像重力原理一样确凿无疑”的，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不是由于它的研究方法，而是它揭示了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规律，因而他将他的理论体系所做的预测，描绘成无条件的历史趋势，将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也正因为有着这样高度的自信，他的理论不免常常被现实的经济世界所驳倒，以至马尔萨斯先生批评李嘉图拒斥“经验”检验。在约翰.穆勒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像几何学的结论一样，按普通的说法就是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的，这就是说它们的结论在特定的假设下才是真的”。(约翰.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因而在穆勒那里，经济学理论结论的正确性是依靠假定的力量来证明的，而那些假定由于依靠人类不证自明的事实为基础，也证明是正确的，从而穆勒的经济学自从他开始“假设”就是正确的!如果说李嘉图、穆勒等人将实证主义经济学推向了一个高峰，那么，穆勒的再传弟子约翰.凯恩斯则已集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传统于大成。在约翰.凯恩斯看来，实证主义经济学由应该而且可以在实证科学和规范方法之间划出界限;在一定意义上把财富问题与其他问题分开研究是可能的;个别经验或具体经济现象不宜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正确的方法是演绎，其基础是那些构成人类本质的事实;“经济人”的抽象表明经济学是一种揭示趋势的科学而不是说明实际事务;通过与实际观察对照可以确定它们的应用范围等几个命题构成。这些命题实际已告诉我们：由于假设的正确性，作为实证的、演绎的和抽象的经济学而不是伦理的、归纳的和现实的经济学，经济学的预测一般就是正确的——即由于有了“演绎”这一“科学”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把”国民经济“的各种复杂现象还原为单纯、实在的孤立的个人行为，再从这些要素中演绎出一系列理性法则和国民经济学体系，提供超出直接经验以上的认识和普遍适用的原理，因而必然从假设到结论、从原因到结果，都是正确的;如果预测不正确，是因为其中总有“一些起干扰作用的特别因素”!
显然，实证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机械的或技术的理性主义，不用做什么辩证的分析，就是做实证主义标榜的“感觉”、“经验”的分析，都是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日趋精致，而与经济事实越来越远的“科学”。为了克服“实证主义”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使经济学成为“事物必然是”或“应当是”的“科学”，西方“证伪主义”经济学家——哈奇逊、弗里德曼等人高举起波普的“证伪主义”大旗，在“证伪主义”的伪装下将“证实的理性主义”推到了极致。“证伪主义”哲学自然十分繁复，但何新先生的“白天鹅是白的，但只要有一只白天鹅是黑的，白天鹅就不是白的”比喻说法就能说明“证伪主义”的一切。由此波普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
就是“科学发展”模式，也比咱们中国早了几乎上百年，足见不对西方崇拜就是不行——提出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各种大胆猜测即理论;对各种猜测即理论进行激烈的竞争和批判、进行观察和实验以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新理论被科学进一步证伪从而提出新的问题，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看起来比毛泽东的“人的认识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在哈奇逊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要想取得科学的资格，都必须经受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可以依据经验可以检验的命题;因此要对理论的基本假设、补充条件、中间结论和最终结论都要进行检验;为此哈奇逊获得了“超经验主义”的大帽子。为了消除哈奇逊“证伪主义”经济学主张的“硬伤”，萨缪尔森认为，一个在操作意义上的理论就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在他看来，经济学的目的是推导出有操作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而有操作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这种假说在原则上是可以驳倒的。与萨缪尔森的思路不同，弗里德曼则认为对经济理论的假说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因为“理论愈是重要，理论的前提就愈不现实”。因此，对理论的经验检验的唯一方法是将理论的结论与事实加以比较：“如果假说的预测与经验事实相矛盾(‘经常性’地或者比另外假说更频繁地)那么它将被拒绝;如果假说的预测与事实不相违，它将被接受;如果它已经多次成功地避免了与事实相抵触，那么它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是“事实依据永远不能‘证实’一个假说，它只能没能驳斥该假说”。因此，弗里德曼的“语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工具主义“证伪”经济学看起来是很“科学”的，但这个“科学”的经济学的“奥妙”就在“假说”的非现实性中，使之成为循环论证：理论由预测来证实，预测依赖于理论或别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反过来又由预测来证实。
似乎是对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修正”，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以瓦尔拉斯发端、沿亚伯拉罕.沃尔德和希克斯两道线发展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数学形式主义的“精品”——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学派相信：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独立的理性个体，理性个体的理性行为会“自动”地演绎出经济世界的各个具体环节和均衡秩序;也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逼近会导致各自均衡的实现，还会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均衡。在形式上，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因而是同时被决定的。具体地，就是每一种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不仅是其本身价格的函数，而且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函数;并且任何一个角落的某种变动，一般都会波及到遥远的另一个角落，“南美洲一只蝴蝶的煽动，很可能会引发亚洲的一场风暴”。从理性个体出发，一般均衡经济学家们合乎逻辑地“发现”了理性市场的存在。“瓦尔拉斯的拍卖人”便是这一理性市场的理论化身。在瓦尔拉斯看来，市场的运行就如同有一个“拍卖人”站立于所有的经济主体面前，寻找并确定能够使市场供求一致的均衡价格。但问题是：如何毫无成本地获取完全经济信息，谁来充当公正无私的“拍卖人”?因而在西方经济学界也不乏对披上精致的数学公式外衣的均衡理论的讥笑：不过是一种纯粹的逻辑练习，“数学像磨盘一样，把撒在它下面的东西磨碎，撒下蒺藜，就不能得到面粉。同样地，写下整页整页的公式，也不能从错误的前提中得到真理”。
时间老人的钟摆已经走到了当今之世，西方经济学也迎来了它的新的荣光，但也许是最后的荣光。这就是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并改写着经济学理论。博弈论已从多个方面对经济学产生了影响或将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经济学越来越转向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的直接研究。引入博弈论后，通过研究个体自家静态或动态、短期或长期的交互作用来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解释和预测。其次，经济学能对经济竞争过程给予更深刻的揭示和描述。当前以博弈论为基础的“机制设计”、“委托--代理问题”、“契约理论”等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前沿论题。再次，博弈论架起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使之成为了开放的学科 。此外，博弈论已严重改变了经济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总需求”、“总供给”等术语基本已被“策略”、“博弈”、“纳什均衡”、“囚徒困境”、“游戏规则”等取代。但是，正如自利和利他都是人类的本性一样，“竞争”与“合作”也是共存于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产生于博弈的“囚徒困境”虽然打起了“竞争”与“合作”的桥梁，但并没有解决经济学到底是“竞争”的还是“合作”的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因而有着精致的数学模型的博弈论经济学理论只是将经济学的数学化向前推进了一步，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又有了炫耀形式主义模型的资本。
从西方林林总总、派系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中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着“科学理性”的旗号，有着精致的数学形式主义的外衣，但总体上不过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凡貝伦所说的“经济学......除了建立在一系列演绎推理之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是最坏的思想”;还是何新先生“发现其具体原理可疑、政策失败”。(何新：《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第123页)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余斌同志揭露的“一个人举起自身”和“循环论证”的“神”逻辑。但对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即包括实证主义、证伪主义、一般均衡理论和博弈理论最具有揭露和驳斥意义的，还是马克思的批判：“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 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第17页)然而，由于现代总体上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仍处于统治地位，因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解释”和“阐释”的西方经济学既因为其固有的“科学--理性”，更由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让西方经济学成为了科学，也让西方民主成为了“科学”和科学崇拜。但是我们剥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及其经济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难道还好意思向我等草民贩卖西方经济学就是“科学--理性”、建立在其上的西方民主就是好、就是好吗?中国人民就不能证明它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必须发展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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