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翼”和“右翼”或“左派”和“右派”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概念，但作为思想倾向，古已有之。现代西方左翼思想经历了三次高潮。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潮是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对立面是保皇派和古典保守主义。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构成第二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对立面是古典自由主义。1960年代以来，新左派和新社会运动构成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对立面是新右派。以经济议题为焦点的第二次左翼思潮影响深远。但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却偏离经济议题和阶级对抗，其多元化趋势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中派崛起，两极均衡，中左派和中右派妥协调和的政治格局。从而，使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倾向宽容、开放和多样化。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张纯厚
“左派”和“右派”概念出现在法国革命中，并且演变出了极端左派、极端右派、中左派和中右派等政治意识形态措词。20世纪初，左派和右派成为与特定党派和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用语。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含义，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麦克维尔(Robert Maclver)在1947年出版的《政府网络》一书中这样描述：右派是与上层或统治阶级相联系的党派，左派则代表下层阶级，中派是中间阶级。右派维护现行特权和权力，左派则反对特权和旧的权力结构。右派迎合由出身和财富所决定的等级身份;左派则为身份和地位平等而斗争，代表弱势群体说话[1]。因此，法国人将右派称为“秩序党”，将左派称为“运动党”[2]。这种仅仅将左派与平等相联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争取个人与群体的自主和自由也是左翼思想的重要特征。在现代政治历史中，左派与民主的发展紧密相关。民主是体现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制度。诉诸平等、自由的民主要求，寻求改变现状，是现代左派的特征;维护等级制和精英主义，主张维持现状或回到过去，则是现代右派的特征。任何党派都代表一定的社会阶级，在其上升阶段，属于进取的左派;而在其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则会转变为保守的右派。左派和右派也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主会偏向平等，或偏向自由。所以，特定的左派和右派带有具体的历史特点。
回顾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左翼思潮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发生在15世纪到18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的追求平等、自由，要求改变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教皇神权统治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农民、城市平民追求平等的政治思潮，其共同的右派对立面是封建保皇势力。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世纪，即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导的要求政治经济平等的政治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一时期，封建势力衰落，资产阶级要求维持现状，代表资产阶级主流思想的古典自由主义从左翼走向右倾和保守。第三次高潮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表现为各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实现社会文化领域的平等自由，甚至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的新左派和新社会运动。这三次高潮既有思想来源上的关联性和传承关系，又有各自的特点，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本文旨在探讨三次左翼思想高潮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及其与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特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左翼思潮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一、西方三次左翼思想高潮的确认
法国革命中以山岳派和雅各宾派为代表的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即共和制的支持者被看作激进左翼，与之相对立的右翼是君主制的支持者。1848年革命后，这种左翼与右翼的对立淡出历史。人们发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再具有左翼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派别则具备了左翼特征。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常常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相联系，被看作左派。1950年代以后，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被看作左派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核心思想的新马克思主义则被看作“新左派”[3]。由此可见，在西方思想界，法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分别代表特定时期的左派政治势力。但这是不全面的。因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而是启蒙运动思想的延续，启蒙运动又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紧密衔接。因此，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应为同一时期的左翼思潮的不同侧面，属于同一个左翼思想高潮。这样，便有三次现代左翼思想高潮：第一次是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组成的左翼思想高潮;第二次指19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想高潮;第三次指1960年代以来的以新左派为核心、以新社会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反传统的左翼思想高潮。
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从文艺复兴开始，到法国大革命结束，历经四百余年，自始至终体现着追求平等、自由和挑战现状的左翼精神。意大利人文主义哲学家皮科·米兰多拉于1486年写了《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作为哲学、自然哲学、宗教、魔法等方面的900个论题的开场白，被看作《文艺复兴宣言》。这种尊重人的思想包含着对于个人平等的追求[4]。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天文学思想对被罗马天主教推崇为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地心说发起了挑战。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则挑战了当时的宗教教条[5]。文艺复兴发源于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意味着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争取经济和人身自由。同时，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的欧洲民族国家要求摆脱教皇的干预，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政治、博丹的主权思想和格劳秀斯的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国际法思想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
在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和个性精神感召下，发生了宗教改革。其基本倾向是：信众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和自由，以及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及其与罗马教庭之间的平等地位。14世纪，在英国，以约翰·威克利夫为领袖的罗拉德派运动传播一种“被拯救者的教会”的观念，认为上帝对于信众命运先定，无需通过神职人员;主张使徒保持贫穷，对教会财产课税等取消教会特殊地位的平等思想[6]。1517年，马丁·路德以《九十五条论纲》发动了清教改革运动，反对教皇用赎罪券骗取钱财，提出因信得救( justification by faith)，挑战教阶制和教皇权威，反对祭司制度，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平等的教士身份[7];破除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的天主教传统，推进了基督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倾向[8]。约翰·加尔文的“先定说”不仅倡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倡导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由竞争[9]。
借助造纸和印刷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使民族国家和爱国主义兴起。几乎所有著名宗教改革家的改革活动都得到了各地民众、贵族或国王的支持。宗教改革家们推翻教皇高于国王的传统，认为尘世王权高于教皇和教会权力，体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精神。宗教改革者反对天主教只允许使用拉丁文圣经的传统，促进了基督教的民族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10]。1529年到1536年期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实现了英国教会的民族化，建立英国教会。加尔文则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自治政府[11]。所以，宗教改革有时被称为“行政官改革”[12]。
文艺复兴开启的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左翼思想在启蒙运动中达到了最高潮。启蒙运动的最突出特征，是以理性而不是以神性，作为社会和政治合法性与权威的主要来源。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法国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卢梭和孟德斯鸠在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中表达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宾诺莎和伏尔泰具有倾向唯物主义的自然神论思想。休谟和康德以不可知论挑战宗教思想的权威。洛克在《政府论》上篇中系统地批判了菲尔默的父权论和君权神授思想[13]。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倡导自然神论，尊崇理性和自由思想，反对制度化的宗教[14]。
霍布斯则走向无神论。这种挑战宗教权威的左翼思想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教会热潮中达到顶点。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赋予主权者绝对权威，但也发展了个人权利、人的自然平等、以人民同意为基础的代议制、守法和个人自由等自由民主思想[15]。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演变为经典共和主义、公意和主权在民思想;在洛克的《政府论》中成为以财产权为重点，包括生命、自由和资产的人民的天赋权利，以及推翻违背契约的暴君的权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16]。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杰弗逊将洛克的自然权利修改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二条将“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规定为“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
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思想进一步表现在分权思想和宗教宽容思想中。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和实为外交权的联邦权相互分离，以免立法部门利用法律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从防止政治专制、保护政治自由出发，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思想[17]。在《关于宽容的一封信》中，洛克提出宗教宽容思想[18]，这种思想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发展为信仰自由思想。与这种左翼思潮相联系的是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大西洋系列革命。
在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时期，斯多葛派和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思想演变为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这种超越当时主流思想的左翼思潮预示了新的左翼思想高潮的到来。19世纪是第二次左翼思潮的时代，其左翼思潮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这一时代的代表性左翼思想。1848年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主要国家基本确立。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则已经超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限度。封建势力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成为政治思想的重点关注点。19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揭露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对于工人的残酷剥削、宏观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政治的黑暗腐败，提出社会主义改革方案，试图通过唤起资产阶级的良知，来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实现经济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并运用这一世界观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847年11月，在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反映工人阶级对于政治、经济平等的要求。随着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推进了工人争取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求选举权的政治斗争。构成这一左翼思潮的还有英国威廉·葛德文、法国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美国约书亚·沃伦和俄国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伊朗马兹达克、英国威廉·莫里斯、普鲁士威廉·魏特林、美国爱德华·贝拉米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同时，资产阶级思想界内部分化出折衷主义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试图改造古典自由主义，改良资本主义。随后，出现吸取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自由主义。与凯恩斯经济学相结合，这种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推动了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东方被付诸政治实践。在西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政党却蜕变为资产阶级政治机器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匈牙利格奥尔格·卢卡奇、德国卡尔·柯尔施和意大利安东尼奥·葛兰西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演变为包括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以英国杰拉德·柯亨的学说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马克思主义。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两本书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制造虚假需求，推动消费主义，导致社会压抑，抑制人的自然本能。为了反对这种吸纳一切的控制方法，马尔库塞提出“大拒绝”口号，主张在受排斥的少数族裔、局外人和激进知识分子中培养激进思想和反对派[19]。因此，马尔库塞被称为“新左派之父”。在《清醒的社会》一书中，爱利希·弗罗姆从马克思早年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赞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由此，他被看作人道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20]。这种张扬人性的文化批判开启了新左派运动。这一左翼思想高潮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表现为以新左派为核心的新社会运动。
老左派大多聚焦于劳工组织和社会阶级，新左派则寻求广泛领域的社会改革，重点是性别、种族和性关系倾向，试图发动一场依靠社会活动分子而非产业工人的社会革命，被称为社会行动主义[21]。新左派的形成，起因于西方各国共产党的一部分成员不满1956年苏联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处理方式。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一些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表现出更多的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和拉尔夫·米利班德创立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和《理性者》杂志。1957年被英国共产党驱逐后，该杂志更名为《新理性者》。1960年，这一杂志与《大学与左派评论》合并，创立《新左派评论》，试图综合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从而使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得以传播。1960年代中后期，英国大学校园出现“新左派”团体，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学生激进活动的重要场所[22]。
1960年代，在美国，新左派运动与民权运动、校园嬉皮士和反战等激进政治运动一同发展起来。运动的核心是激进组织，“争取民主社会的学生”，主要由争取民权、大学改革、反对越战的白人学生组成。1962年，社会政治活动家汤姆·海登为该组织写的《休伦港声明》倡导以非暴力违抗为基础的参与性民主。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于1960年写的《给新左派的信》使“新左派”一词流行起来。米尔斯认为新左派意识形态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对于劳工问题的关注，而开始关注异化、社会变态和权威主义问题，亦即关注反文化价值观，并提出“反体制”(anti establishment)概念，声称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力量，革命变革的新的原动力是青年知识分子[23]。新左派学生深入穷人社区，组织广泛的基层运动。同时，出现具有新左派特征的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中的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和平主义和保护少数族裔与弱势社区利益的环境正义运动，也与新左派结合起来。由此，衍生出支持废除死刑，倡导同性结婚、性自由、干细胞研究和自由堕胎的反文化潮流[24]。
在英美新左派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法国的反越战示威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具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其他国家如荷兰，也有类似的反文化运动。在德国，绿党甚至在比例代表制竞选中，跨过百分之五的门槛，组织了议会党团，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同时，主要包括基督教左派和犹太教左派的西方宗教左派自从1960年代以来也比较活跃。他们依据宗教教义中的宽容和平等精神，支持社会正义，包括救助穷人、受压迫的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支持建立全民保健和社会福利，援助弱小国家等[25]。
这样，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便呈现出全面批判和颠覆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态势。与前两次左翼思潮的突出区别在于，其斗争的焦点不再聚焦在经济利益和阶级对立上，并且，不具备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特点，表现为自发抗议的社会活动。其对立面是以支持里根政策和撒切尔主义的新右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突出的思想代表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法国五月风暴失败后，新左派更加关注第三世界的解放，支持“第三世界主义”。
注：数据来自《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累积文档，通过交叉列表运算获取。“教育”指变量VCF0110，R Education 4 cate-gory。“主流清教”和“福音传教派清教”的数据来自变量VCF0128a，Religion of R 7 category的数值1和2。“自称自由主义者”来自变量VCF0849，Summary：Liberal Conservative Position of R的数值1。“民权推进太快”来自变量VCF0814，R Opinion：CivilRights Pushes Too Fast or Not Fast Enough的数值3。“增加政府环保开支”来自变量VCF9047，Environment Federal Spending的数值1。“赞同男女平等”来自VCF0834，R Placement：Women Equal Role Scale的数据1、2和3的总和。“立法使同性恋不受歧视”来自变量VCF0876，R Opinion：Law to Protect Homosexuals Against Discrimination的数值1。
表1显示，1980年代末，美国民意测验应答者中，具有高学历者明显地比较倾向于自称自由主义者，支持民权运动，支持环保事业，赞同男女平等，宽容同性恋，较多地信奉比较自由化的主流清教，而很少信奉倾向原教旨主义的福音传教派。这说明，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主要为新中产阶级，即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阶层。这也说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及其社会力量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即是说，新左派主要来自高学历的白领阶层，新右派则主要来自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阶层。
二、西方三次左翼思想高潮的历史性和具体性
马克思说：“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现象。”“‘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它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26]西方三次左翼思想高潮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物质生产发展的要求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趋势，起到了解放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构成人类认识和变革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环节。然而，由于物质生产发展状况和社会、政治关系的限制，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
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这一阶级代表高于农业经济的工业大生产，但仍然属于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与旧的封建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其自由平等思想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封建贵族思想的痕迹。文艺复兴尚未摆脱神学的藩篱;宗教改革的主流思想只反教皇，不反国王和贵族，甚至支持国王镇压农民起义。清教改革推进了信徒平等和民族独立，但也加剧了教派对立和对于异教徒的镇压。比如，肺循环的发现者，西班牙清教神学家和医生迈克尔·塞尔维特被加尔文认定为异端，用火刑烧死[27]，从而导致了新旧教之间的长期冲突和战争。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深受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影响，既继承了奴隶主民主和共和政治的基本原则，也继承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歧视传统。古代奴隶制民主剥夺奴隶、外族人、妇女和贫穷自由民的政治权利。相对于古希腊奴隶制民主，在罗马奴隶制共和国中，这种政治歧视表现得更为典型。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歧视传统在中世纪延续下来。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英国议会制度将这一传统演变为歧视穷人、少数族裔和妇女。作为启蒙运动主导思想的古典自由主义反映和维护这种具有严重平等缺失的有限民主。
英国曾在公元43年到公元5世纪间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公元13世纪，法国征服者在英国开启了议会制度，法国则在公元2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末，属于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具有罗马政治文化传统。因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传承了古罗马奴隶主共和制的政治歧视传统。洛克所讲的具有自然权利的人民实际上只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封建贵族残余和新兴资产阶级。在英国，上院由国王任命，下院由占人口极少数的有公民权的成年男性富人选举。1430年立法规定：公民权只给予至少有40先令终身财产权的成年男性居民。一些历史学家估计，当时只有3%的成年男性有公民权。并且，下院议员的选举常常被地方显贵操控，选举人也会被贿赂收买[28]。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各地沿用了英国的公民权限制原则。一般来说，只有有一定终身财产权的男性白人才有选举权，黑人中的大部分、印弟安人、妇女、没有土地的白人男子则没有政治权利[29]。美国革命维持了这种基于财产、种族和性别的政治歧视。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被称为“权利法案”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前十条都是歧视妇女的男性权利宣言;法国的革命政府把女权主义者送上断头台，取缔妇女组织。
卢梭吸取了古希腊的直接民主思想，同时，也具有与古希腊民主政治一脉相承的歧视妇女的思想。在《爱弥尔》第5卷中，卢梭认为妇女应当被动、柔弱、不反抗，并特别能取悦男人[30]。虽然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对于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很大的感召作用，但其在法国革命中所导致的多数人暴政、激进、暴力和持续动乱，证明了其所模仿的古希腊直接民主思想的简单化和缺乏可操作性的缺陷，其抽象的“公意”思想和强迫服从公意的思想成为压制不同意见和个人自由，维护多数人暴政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却给予资产阶级没有限制的发财致富的经济自由。格劳秀斯将维护私有财产看作自然权利，洛克则将财产权看作三大自然权利的核心。他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31]然而，这不过是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财产，不需要保护。路德以“因信得救”的教义，加尔文以“先定说”表达了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经济自由的要求。恩格斯说，加尔文的先定学说反映了市场经济中的商业竞争[32]。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说的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不过是商场上的成功者的权利。
这种自由主义政治哲理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得到了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持。斯密认为，自由市场上的自私自利的竞争会降低价格，从而使全社会受益，这便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33]。与自然权利思想相结合，这种自由经济思想给予每个人同等的市场竞争和发财致富的权利，但竞争的结果却是不平等的。这便是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的不平等，或虚假的平等。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剌激了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但也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社会不稳定，同时迅速扩大了贫富差别，导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严重的阶级对立。资本家有发财致富的自由，穷人却只有出卖劳动力和接受剥削的自由;而且，由于对于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工人也没有政治权利。针对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傅立叶说：“文明制度的结构除了生产若干巨大的财富外，只能生产各种骇人听闻的事物和无权的赤贫者。”[34]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古典自由主义成为维护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的保守思想。赫伯特·斯宾塞将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引入社会学和伦理道德领域，提出“适者生存”的概念和同等自由原则。这种将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绝对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是在阻止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35]。
19世纪初，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的埃蒂耶纳·卡贝提出空想社会主义构想，寻求政府权贵和资本家的支持，但都遭到冷遇。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主流，立即遭到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压制和迫害。在学术界，马克斯·韦伯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归因于清教伦理精神，并且批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36]。对于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观点，约瑟夫·熊彼特批驳说，14世纪时，资本主义就在意大利的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自治市具备了初步形态，而清教在16世纪方才出现[37]。尔后，社会主义经久不衰，因为它反映了人民对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缺乏平等的不满，科学社会主义则更彻底地反映了人民对于政治经济平等的要求。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但作为过渡性的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段，还只能实行会产生不平等结果的按劳分配原则[38]。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引起过去的民族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所以，“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39]。当马克思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时候，意谓争得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列宁也说：“民主意味着平等。”[40]这无疑击中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要害。然而，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民主概念。后来，由于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和列宁的平等思想，导致斯大林体制中忽视保护个人自由和不同意见的制度缺陷。列宁将阶级平等引申到民族平等，并将其与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相联系，将民族地方自治作为多民族国家实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过渡环节。苏联建立层层自治的联邦体制，将这种民族自决和自治思想教条化;使用十五种官方语言、六十种媒介语言，违背适应市场经济的民族国家政治规律，阻止民族交流和融合，维持了导致国家解体的文化冲突基础。
另一方面，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杰里米·边沁、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学说则试图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弥补，从而成为资产阶级中左派改良主义的先驱。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孔德提出实证社会、和谐社会、人道宗教等观点[41]。边沁和密尔否认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存在，将其称为“跷跷板上的废话”，却将洛克的自由思想推向极致，结合古典自由主义和伊壁鸠鲁快乐主义，提出“伤害原则”和“最大幸福原则”。伤害原则认为，只要不伤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42];主张保障思想自由、追求个人志趣的自由和与他人交往与联合的自由，防止多数人暴政，实行社会自由。最大幸福原则即政府的立法应遵循实惠原则，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最小痛苦[43]。同时主张不仅实行普选制，而且人民要有机会参与政府管理[44]。
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修正了自由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对于后来的中左派社会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功利主义在男女平等、同性恋合法化、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等方面的思想则预示了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中平等思想的全面发展。美国进步运动旨在革除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公和腐败，与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主张缓和阶级冲突，排斥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男女平等[45]。功利主义成为社会自由主义的先驱，进步主义者则属于早期的资产阶级中左派。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内部分化集中表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出现。这种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现代自由主义，旨在将自由主义与社会正义加以结合。在经济领域，这种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背道而驰，认为不干涉个人自由和公平地制定与实施法律，尚不能保障自由平等，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去保障每个人都有获取成功的平等机会。贫穷、肮脏和无知的生活状况使得好多人不可能拥有自由和个性[46]，自由平等只能在有益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实现。与凯恩斯主义相结合，社会自由主义推动了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为新的左翼思潮的出现创造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通过高税收和社会福利，福利国家政策解决了赤穷问题，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使劳工阶层不再有革命的要求。新的社会变革要求来自富足的新中产阶级。在物质上，这些人只有对于奢侈生活的要求，即“镀金的贫穷”[47]。新左派和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的变革要求偏离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即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提出的后唯物主义( postma-terialism，又译后物质主义)。这种观点将马斯洛的需求阶梯倒过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龄群的优先需求已经“从压倒性地强调物质需求和物质性安全向更多地强调生活质量”转移，亦即审美的满足、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48]。诚然，同性恋者的权利、性自由、堕胎、环境保护、废除死刑、干细胞研究等问题是重要的，但世界上仍然存在很多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也还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仍然存在国际和各国内的安全问题，以及与这一系列问题相联系的群体冲突。新左派失之于忽视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和谐的群体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第二和第三次左翼思潮的社会政治影响
在第二次左翼思想高潮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都发生了吸取社会主义因素的改良主义变革，以社会民主改革为主;在现实政治中，出现了具有政治优势的中左派，资产阶级右翼也演变为中右派。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将社会民主扩展到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使经济议题和阶级对立淡化，出现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导致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中左派与新左派结盟，中右派与新右派结盟。同时，出现了大党对立均势化，党派格局多极化，中间选民强势化的政治局面。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与爱米尔·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凯姆、杜克海姆)和马克斯·韦伯一起，被西方社会科学界看作现代社会科学的三个主要设计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受社会主义影响的社会自由主义都对资本主义内部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左翼思想高潮不仅推动了19世纪工人运动的高涨，而且促进了资产阶级中左派的形成。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政治经济不公的局部纠正，从20世纪初到1960年代的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和选举权的扩大，都是在第二次左翼思潮的影响下发生的。19世纪末，一些美国进步主义者支持社会主义，主张将生产资料收归政府所有。在这种思想激励下，出现了自然保护运动，推动立法加强对于食物卫生和掺假行为的监管[49]。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了平衡，罗斯福新政则是老罗斯福的进步主义政策的继续[50]。如果说，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息息相关，社会自由主义的形成则与科学社会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直接相关。英国社会自由主义者伦纳德·霍布豪斯将自己的观点称为“自由社会主义”[51]。杜威主张用社会主义手段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提出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公共利益的新个人主义[52]。在德国，弗里德里希·瑙曼于1896年建立了全国社会联盟，旨在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倡导福利立法、罢工权利，以及企业的利润分享。在法国，第三共和国的社会连带主义者艾尔弗雷·德富耶和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更多的机会和个性独立，但也带来更加复杂的相互依赖，从而产生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主张实行累进税，支持公共工程和福利计划[53]。然而，诸如累进税和免费教育之类的福利国家政策，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来了。
二战以后，在伯恩斯坦主义和费边主义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党派参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虽然，这些党派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他们所保留的一些社会主义原则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福利国家政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并与美欧自由主义政党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中左派。
在政治理论界，一般将中左派的社会自由主义政策与福利国家政策相联系。这是很不全面的。20世纪初开始的社会自由主义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民主权利的扩大。二是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包括通过再分配，实现经济平等;实现劳资关系上的工作场所民主。社会民主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
政治民主权利的扩大是19世纪开始的选举权改革的继续。19世纪末，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喊出“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的口号。1913年，挪威成为第一个实行男女普选权的国家。1918年，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国陆续实行普选权。1928年，英国工党政府实现了普选权。在美国，1870年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给予非洲裔美国人选举权，1920年的宪法修正案第19条给予妇女选举权[54]。1960年代，民主党政府支持民权运动，推动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案》、宪法修正案第24条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取消人头税和“爷爷条款”(即白人可以因其先辈有选举权，而无条件获得选举权)之类的土政策，保障黑人的选举权，实施了普选权。美国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从1890年代到1920年代的进步时代开始。1890年，通过了《受抚养者和残疾人抚恤金法案》。从1912年到1920年，在进步主义的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期，在《1913年税收法案》中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累进税法。系统的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始自英国。英国自由党政府于1906年开始实施《自由主义福利改革》，工党政府于1924年开始推动住房、教育、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分别于1942年和1944年向国会提交两份报告，设计了福利国家的经济制度[55]。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民主党政府实施了旨在扩大内需、缓解经济危机、缩小贫富差别的新政。二战后，德国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采纳奥度自由主义(又译“调和自由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实行了对于市场的监控，并推进了由俾斯麦开始的福利国家政策。其他西欧国家也先后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这些社会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属于被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其含义是受节制的自由主义[56]。
劳资关系上的工作场所民主化改革也从英国开始，其思想先驱是费边社的工业民主思想。费边社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悉尼·维伯与其妻子比阿特里斯·维伯于1897年出版《工业民主》一书，发明了“集体交涉”一词，意指工人组织起来，派代表与资方就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从而形成一种工人参与企业决策，在工作场所分享责任和权利的机制。这在企业法中被称为“共同决定”。这种思想也是推动工作场所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新工会主义的思想先驱[57]。19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开始通过立法，解决工人待遇差、工作条件恶劣和工作场所缺乏基本人权保障的状况。从20世纪初开始，资产阶级中左派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工作场所民主和经济民主体系。1936年，受工人运动支持、与共产国际有联系的法国左翼政党联盟---人民阵线的布吕姆政府上台。当年6月7日，该政府与作为雇主商会联盟的法国生产总联盟和法国总工会签订了系列性的马丁荣协议，规定工人有权罢工，以及不得随意开除工人代表。1936年到1938年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法国立法规定给予工人与资方集体交涉等权利[58]。英国工党政府于1970年通过的《同工同酬法案》，是第一个现代雇佣法[59]。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6月签署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中有一项条款，给予工人组织工会和派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60]。1938年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在1950年减为40小时。1960年代，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疆计划和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平等和社会民主。《1967年雇用中的年龄歧视法案》禁止对于40岁及以上的人实行聘用歧视，禁止在聘用中设定“一刀切”的年龄界限。
与新社会运动有关的社会民主包括民权、妇女地位和环境正义等层面。美国《1963年同工同酬法案》禁止在劳动报酬上对于妇女的歧视。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第7条禁止企事业单位中基于种族、宗教、性别和出生国的歧视。随着妇女权利呼声高涨，1977年出现了“家庭暴力”一词;1990年代，出现“男子主义”和“男人运动”[61]。环境正义是又一社会民主问题。1970年代末，美国南部的一些企业将有毒有害废料倾倒填埋在以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聚居区为主的穷人社区，引起抗议和司法案件。1980年代，基层群众抗议请愿活动、社会活动分子游说鼓动活动、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研究汇聚成环境正义运动。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紧急规划与社区权利知晓法案》，旨在让公民得知临近工厂的化学制品意外事件的危险。1992年，在老布什总统任内，美国环保局设立了一个环境正义办公室。克林顿于1994年2月11日发布了第12898号行政命令，责令联邦政府部门重视伤害有色族群的环境问题[62]。
社会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改革将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弥补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缺陷，形成完整的政治社会民主机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由此，资产阶级政府在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中避免了整个体制的崩溃。1932年底，小罗斯福当选总统时，美国失业率达到25%。经济危机孕育了社会政治危机。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学者注意到，大萧条显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拙劣，使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的组织复活了，一些工人追随诸如共产主义的激进运动[63]。1930年3月，美国共产党在纽约、底特律、华盛顿、旧金山等地组织了失业工人示威游行。1931年，在芝加哥发生了400起申请救济者的示威活动，这一数字在1932年达到550起[64]。然而，在罗斯福新政实施以后，工人从追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派转向支持民主党。1950年代初，美国企业罢工的频率、参与人次、因罢工耽误的工时开始逐年减少。1980年代以来，罢工次数大幅度减少[65]。
希腊新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提出代表办公室秘书、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人员的“新小资产阶级”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由店主、工匠和小农组成的旧小资产阶级。这种新小资产阶级占据一种矛盾的阶级地位，即错误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自己实际上的压迫者资产阶级相联系，从而巩固统治阶级的霸权，削弱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能力。一些研究罗斯福新政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统治阶级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对劳工的一些要求作出让步，促使劳工与执政的资产阶级集团结成联盟，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避免社会主义革命[66]。
从1931年到1995年，美国民主党一直控制众议院;从1932年到1968年，赢得大部分总统选举。这与该党支持的福利国家政策和扩大民权直接相关。非洲裔美国人的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劳联和产联成员的75%以上在1940年和1945年大选中投票给罗斯福，并向罗斯福捐献数百万美元[67]。在历史上，共和党政府解放了黑奴，民主党却曾经倾向于南方白人的种族主义。所以，黑人曾经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但在罗斯福新政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主流右翼党派被迫调整政策，认可福利国家政策，以便重获选民支持。右翼党派在政治文化上维护宗教、传统和精英主义，即现代保守主义;在经济上赞同倾向自由市场政策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但主流右翼不排斥福利国家政策，德国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甚至在1950年代主持实施了福利国家政策。
经历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以后，这种两翼对立的政治格局变得十分复杂。在美国，自我界定为自由派的人支持民主党，自我界定为保守派的人支持共和党。从小罗斯福到肯尼迪和约翰逊的社会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政策相一致，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派赞成自由经济。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全民医保、保障黑人权利、民权、增加富人税收、政府干预经济、自由堕胎、同性恋权利、环境保护;现代保守主义则持反对立场，并且支持小政府、自由市场。这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议题颠覆了流行于20世纪上半叶的聚焦于经济和“民主阶级斗争”概念的主流议题[68]。针对这种现象，学术界出现了“阶级消解”的概念[69]。这些议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党派的政治支持和社会政治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
注：数据来自《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民意测验累积文档(1948 2004)，通过交叉列表运算获取。采用变量VCF0004：Year of Study，VCF0303：Party ID Summary[1of 2]，VCF0115：Respondent Occupation Group[1of 2]。专业和管理人员指变量VCF0115的数值1，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图1显示，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自称共和党的美国人中的专业和管理人员比例下降;在1968年，自称独立派的美国人中，专业和管理人员大幅上升。同时，自称民主党的美国人中，专业和管理人员比例持续上升。这说明，在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期间，相当多的参与新左派和新社会运动的高学历的专业和管理人员背离共和党，成为独立派或民主党。虽然，由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大发展，各类政治力量中的专业和管理人员比例都在大幅提高，但1990年以后，自称民主党的美国人中，专业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大幅持续上升;2000年以后，共和党和独立派中的专业和管理人员比例大幅下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趋势。对比图2，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自称民主党的劳工人员比例一度明显下降，1980年代基本平衡，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大幅下降。同时，自称共和党的劳工比例在1980年代大幅上升，2000年一度大幅下降，但随后又大幅上升。这说明，本来主要依靠劳工支持的民主党在失去劳工阶层的支持，却获得新中产阶级的支持;本来依靠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支持的共和党在失去新中产阶级的支持，却获得更多的劳工阶层的支持。这一趋势与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情况相一致，即新左派主要来自新中产阶级，文化程度低的人则比较倾向成为反对新社会运动的保守派。
新社会运动带来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民主党的劳工色彩逐步蜕变，具有了更多的知识阶层色彩;共和党具有社会上层色彩，却也增添了劳工阶层的色彩。如图3所示，从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中期，50%以上的选民认同民主党，30%以上的选民认同共和党。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末，认同民主党的选民减少，独立派数量增加。1980年代开始，共和党的支持率持续增强，民主党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两党接近势均力敌。同时，独立派数量居高不下。另外，不关心政治者的数量下降，选民政治热情高涨。这固然与福利国家政策在1970年代走入困境，经济滞胀，失业增加有关，而里根在1980年代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的一时繁荣，也拉高了共和党的声望，但新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基本盘的大变动不能不说是基本原因。由于劳工阶层人数众多，其中一部分背离民主党，成为独立派甚至共和党，使民主党失去绝对多数优势。
注：数据来自《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民意测验累积文档(1948 2004)，通过交叉列表运算获取。采用变量VCF0004：Year of Study，VCF0303：Party ID Summary[1of 2]，VCF0115：Respondent Occupation Group[1of 2]。专业和管理人员指变量VCF0115的数值3(Skilled，semi skilled and service workers)、4(Laborers，except farm)和5(Farmers，farm managers，farm labor-ers and foremen;forestry and fishermen)的总和。
1950年代，V·O·凯伊提出党派重组理论，并断言，美国两大党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轮流周期是三十年左右[70]。于是，美国政治科学家们便期待着民主党在国会中所占据的多数地位由共和党来取代，并且维持几十年。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两大党势均力敌，作为中间派的独立派举足轻重。1970年代，美国曾出现“党派消解”观点，但很快被证明是错的。在欧洲的议会制中，出现无多数党议会，几个党联合执政;在半总统制中，出现议会由反对党控制，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政党的情况。
注：数据来自交叉列表运算。采用变量 VCF0303a：Party ID Summary和 VCF0004：Year of Study，《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民意测验累积文档(1948 2004)。
同时，政党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1970年代以来，美国小党派繁荣发展。截至2010年底，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党派有52个，地方性政党21个。在50个全国性小党中，只有9个是1960年以前成立的[71]。1997年以来，英国小党派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6个左翼政党，3个右翼政党和两个中立政党在英国下院和欧盟中有代表。另外，还有15个全国性政党，93个地方小党。其中有27个左翼激进小党，9个极右小党，3个宗教小党[72]。这与英国地方议会和欧盟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和政治多极化趋势都有关系。当前，在法国，除去轮流执政的中左和中右联盟外，在左翼方面，有8个政党;在右翼方面，有4个政党。这种新党派大量涌现的政治多极化趋势侵蚀了大党的政治基础。
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政党格局多极化，新生政治势力与弱化的传统政治势力并存的形势下，中左派政党和中右派党派愈加趋向中间化，从而在欧美各发达国家形成了由左翼、中左派、中右派和右翼组成的四个层次和两大阵营的松散统合。当今的左翼，在英国有时又被称为硬左派，表现为以新左派思想为导向的激进左派，包括新左派、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派别、共产党和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右翼指以新右派为核心的各种各样的极右派别，包括新右派政党和团体、宗教右派势力、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中左派，在英国有时又被称为软左派，指各种各样接近主流政治的温和左翼政党，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由主义政党、参政绿党。中右派指对中左派政策持宽容态度的各种各样的坚持政治社会保守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保守派政党。中左和中右党派以与自己立场相近的极端派别为自己的政治基本盘，同时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和对立派别的合作。过去那种某个主流政党的政治基本盘占据选民多数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只能采取灵活、宽容的政策，来争取中间选民和对方阵营中的一部分，赢得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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