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中国道路”的命题受到世人的热议，呈现出多种思考和议论，甚至还出现借议“中国道路”，炮制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前景不确定论”等等论调。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中国道路”演化的系统性与必然性。近日，就“中国道路”有关问题，中国社科网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贺新元副研究员。
贺新元认为，“中国道路”是由中国社会实践一步步提出，是由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集体一步步解答并相继开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所当然成为“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
记者：你如何定位和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贺新元：在我刚出版的《中国道路——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一书中，认为，“中国道路”是一个时空概念，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探索、生成、演化、延伸。这里的“一定的时间”是指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定的空间”不仅仅指地理空间，主要是指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相遭遇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在时间上，“中国道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空间上，“中国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因此，“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定位于1840年鸦片战争。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所当然成为“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按照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为标准，我把走过170多年的“中国道路”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四个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即为第一时段，是1840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80年，主要是各路仁人志士为探求救亡图存而做出的各种尝试与努力，虽然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挫折，但这些尝试与努力没有白费，对“道路”进行了不断试错式的探索，尽管这种方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换来了对“道路”的深刻认识和对正确道路的选择。这条道路就是仁人志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第二历史阶段由中国共产党诞生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前人试错探索的基础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引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这一历史阶段可分三个时段，即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段最终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中国道路”可以表述为中国社会的一次艰难而伟大的转型，即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社会，从一个封闭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社会，从一个传统文明社会(前现代)转变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确切讲是1840年)就已经开始，到现在已跨世纪而历经170多年。到今天，它依然还是一个未彻底完成的方案，依然还是一种“进行时态”。站在十八大开启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重谈“中国道路”这一老问题，是想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以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行理性而深刻的思考，因为这关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也是对学者历史责任感的一种强烈呼唤与思想拷问。
既然“中国道路”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那前进道路上必然就还会出现挫折与反复甚至是失败，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于已经历过的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建设道路是怎样趟过来的，其中积累了哪些经验与教训，我们如何去分析总结?对于走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未来的路径如何开拓?同样是一个决定着中国梦能否实现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
记者：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来源有哪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一样吗？
贺新元：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成功转型为一个现代文明秩序，至少必须汲取三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资源：第一，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这是来自社会主义方面;第二，从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及其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中获得启示，这是来自资本主义方面;第三，从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与遇到的困境中找到灵感，这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方面。汲取来的资源必须与中国自己文化(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建设文化与改革开放文化)特别是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悠久文明相结合。“中国特色”的一个主要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国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秩序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虽然，目前资本主义在全球还占主导地位，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博弈中，一定能够大放光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一样。
欧洲最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是由其分子式社会结构所决定。纵览欧洲文明史，发现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性、独立性的个体单位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散落在欧洲大地上的这些小规模、独立性与流动性的多元并存的城邦，面临有限的资源，为求生存与发展，必须竭尽全力去竞争。经过十几个世纪的发展，欧洲这些个体性竞争逐步演变成一种强烈的竞争思维与逻辑的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欧洲人血液当中而成为其永不磨灭的文化基因，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是把这种竞争文化与思维发展成“丛林法则”。正因为这种崇尚“丛林法则”竞争性文明，才使欧洲中世纪的国家与城市发展出取代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核心是“资本”，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的主义，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天然具有一种竞争性、利己性和冒险性，会不惜一切手段去获取利润最大化。这样，欧洲这些独立的小国家或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崇尚“丛林法则”的竞争性文化性格刚好与资本天然具有的竞争性利己性冒险性相吻合，也就是说资本最早就应该出现在欧洲，只有欧洲才能最先发展出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除了残酷剥削本国劳动人民，还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的、无法在“民族-国家”内部解决的激烈的内部矛盾，而向外扩张、殖民、掠夺、奴役。西方资本主义史就是一部殖民主义者的“开拓”史，是一部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就的历史。
中国没有走西方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宣告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世纪”的结束。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道路，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经之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的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没有继续采用‘苏联模式’，又成功地避开了‘依附论’、‘中心—外围论’、‘西化论’等以资本主义模式为中心的理论的影响，而是立足自身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既切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克服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一个半世纪历程经历过的种种挫折、失误，成功地跨越了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种种发展困境”。
记者：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注意什么？
贺新元：当下，中国崛起已是事实。不错，16世纪以来，由西方久踞世界支配性地位的国际格局该发生变化了。借着全球化的东风，中国经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从国际格局的边缘走向中心，属于中国的世界舞台越来越宽广。中国百年来追求的国家富强之梦很大程度上已实现，从1978年GDP总量世界排名第15名到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目标越来越近，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面对21世纪前进路上将无可避免地出现的种种外在与内在的挑战与考验，还是忍不住要自我发问，中国爬坡上升之路会一帆风顺吗?当然不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有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和正确处理，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当今依然还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我们要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离不开资本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是倒回去“补资本主义课”呢，还是另辟路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继承关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准备了许多现成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
记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何意义呢？
贺新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了几代人的智慧，经受了实践检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智慧，集中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又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拓了新途径，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因此，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社会发展经验上颠覆了“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完成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同样，在谈论“中国道路”的国际意义时必须强调，即“中国道路”的国际意义是有特定含义的。“中国道路”的国际意义主要是指对后发国家，即绝大多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先发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后发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作为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奋斗后，终于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有示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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