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再认识：别冤枉马克思
— 读王小强论著有感(一)
阎海军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 摘自《中共十八大报告》
在道路问题的选择上，中国人费尽了周折，也吃尽了苦头。先前孙中山倡建共和，几经摔跤，只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留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遗志。先生“中道崩殂”，蒋委员长“继承”总理遗志继续革命，学习西方“议会共和制”，依靠工人进驻上海卸磨杀驴“4.12”，把赤手空拳的共产党杀得血流成河。越是“攘外必先安内”杀共产党，共产党越是如雨后春笋。28年斗争下来，前赴后继的共产党硬是把“民主的委员长”赶出了大陆。1949年奠定国共分治局面，台湾子承父业“议会制”，大陆人民当家作主被誉为“独裁制”。30年后大陆否定“文革”搞“改革”，一路开放学西方，共产党被越否越黑，越否越独裁，甚至连子承父业的国民党都成了自己的榜样。改革开放一路畅行，反思“文革”一路反到了土改，为了倒干“大跃进”、“文革”的脏水，快把社会主义的“孩子”都泼出去了。60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中国又到了择路而行的关键时刻。
一个国家该走哪条路?这一问题，所有的人都能回答。听，庙堂的精英在说：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街边的小贩在说：我们的政府一党制，没有监督。答案一致，走美国化的道路。
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就能回答吗?60年前四万万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模式，硬要把人家赶到小岛去?共产党岂不是吃力不讨好白干了一场。
要反驳中国问题美国化解决的谬论，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学者王小强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花费心血十数年，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五篇文章。文章注释扎实、旁征博引，用严密的论述从理论层面对中国未来道路进行展望、对当下理论困惑进行解答、对中国问题美国化解决谬论进行了彻底反驳。
“世纪交替，朋友聚会，王岐山提出改革到这份上，摸着石头过河20多年了，应当从基础理论层面，认真厘清思路了。中体西用最成功的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阶段不可逾越。”这是王小强写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文章的缘起。
笔者才疏学浅，通读两遍，倍感吃力，从中拎出几个自己认为最关键的核心问题，算是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文章的学习体会。一、历史哲学再认识，二、向西方学什么?三、无需补资本主义一课，四、大同之梦。
在历史教科书中，人类社会必经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进化发展。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充满了矛盾。
如果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进化论分析中国，中国是没有资本主义这一环的。缺少了这个环节，意味着进化不完整。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我们知道，中共是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武装下，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掌权的，中共是在掌权以后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
按照五种社会进化形态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早产儿，这也是今天中国“补资本主义一课”观点甚嚣尘上的原因。如果当初中国共产党人紧扣五种社会形态论，就应该自甘沉默，静候北洋军阀混战或者蒋家王朝父子二代世袭“议会共和”。但无地农民等不住，他们硬是被“极左”的共产党“忽悠”裹挟着闹革命，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
为了认真认识五种社会形态，王小强放眼世界较真理，中外比，近古比。
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不管论证得如何，就算中国几个社会样样俱全，严丝合缝了，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不是先进的中国，倒是落后的欧洲，创造了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同样的逻辑疑惑：原始野蛮的游牧民族毁坏罗马，把欧洲推入千年“黑暗时代”，属于更高级形态的社会进步?打破欧洲停止的是十字军东征带回文艺复兴。欧几里得、托勒密、阿基米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文明奠基人的著作，统统从阿拉伯文翻译回来。恩格斯断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化的欧洲。”言下之意，现代欧洲并非必经“黑暗时代”不能继续前进。多亏了好学不倦的穆罕默德，否则，接不上希腊罗马奴隶社会落后的茬儿，欧洲岂不要在先进的封建社会永久黑暗下去?
较这个真儿，绝非鸡蛋里挑骨头。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推进，不能解释欧洲从希腊罗马的辉煌“进化”到黑暗的中世纪，不能说明为什么不在中古时代生产力最发达的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自然难以成为落后东方抢先实践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1]
五种社会形态进化论是马克思发明的，但他将此限于对西欧各国发展历史的规律总结，而后来他的拥趸和他的反对者都漠视了这一点。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
马克思曾认真地提醒，“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但后人多漠视这段提醒。中国的部分马列主义者笃信五种社会形态，中国的反马列主义者也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劝导中共放弃社会主义实践，转而搞资本主义补课。
中共勇于反思自我，勇于修正前人错误，但30多年改革开放下来，连卖青菜的菜贩都认为美国模式好，补课少不了，这就有点过头了。争来吵去，核心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王小强回到问题的根源处，澄清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对西欧社会发展的总结，不宜套用全人类各民族。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能动作用，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哲学工具。‘众妙之门’在于把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一般从特殊中来，存在体现在特殊之中，却不等同、不可直接还原特殊。一般对特殊的指导意义，在哲学抽象的方法论，不能当成代替具体实践的先验公式。”马克思自己也曾脱离“五种社会形态论”预言：“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3] 后来的实践证明，俄罗斯没有补资本主义一课，确实建成了敢于和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叫板、平起平坐的苏联社会主义。苏联之后，中国、古巴、朝鲜、越南……上百个国家搞共运，东风压倒西风，地球差一点在20世纪全面赤化。
王小强皓首穷经，极力举证：海外或国民党背景，或反共、疑共，或超越国共之争的无党派华人学者如许倬云、钱穆、余英时、黄仁宇等，不但对五种社会不以为然，还反对以西方为主轴，贯穿中国历史。恰恰是为“镰刀锤子”宣誓的共产党员们和扎根反共的中国人混淆了马克思理论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唯西方马首是瞻。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对五种社会形态论的理论研究，让中共执政合法性受到了反共反马列主义者的指谪，反共者更是利用这一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依据。借着补资本主义一课，极力将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引向“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主轴论”的序列。
王小强对“历史哲学超历史”的澄清和再认识及时且必要。这应当成为共产党重视理论研究，厘清基础问题，教育全党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契机。别再冤枉马克思。
向西方学习什么?
— 读王小强论著有感(二)
我们姑且同意五种社会形态论，断定人类必须要从资本主义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我们认可了唯美是从者的劝导，一心一意学习美国，那我们具体要学习什么呢?
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是美国全球推销的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在这三个核心内容里，第一项内容中国已经搞了整整30多年。国企大面积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所有制早已变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全国28个行业已有21个被外资控制。在农村，集体化、合作化由于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极左”实践，一度被判了“死刑”，人们对它讳莫如深，坚持集体化的村庄也不被人看好。小岗村包产到户成了英雄，但包产到户后，村集体“软、散、懒”，村庄“一年越过温饱线，30年跨不进富裕门”。直到2005年，小岗村还有人住着茅草屋。全国农村大多数村庄和小岗村并无二致。
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小岗村的挂职干部沈浩实事求是，面对小岗的残破，放下了包产到户英雄村的身价，奔走于备受非议的南街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沈浩在南街说：“学习南街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正当沈浩向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投向羡慕的目光时，那些“搭改革开放便车的人”除了依旧吹捧已经黯淡的“分田”成就外，还在向历史的更久远处倒退。在巩固农地包产到户小农模式经营导致农村经济凋敝的旧神话的同时，正在极力鼓吹土地私有化将解决一切问题的新神话。
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4]
有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认为土地一旦放开，许多城里人就会到农村去买地，然后呢，农民会不顾一切，为了换酒喝或者给孩子交学费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最后的结果是农民无家可归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5]
类似以上的论调不胜枚举，推动着土地政策的变动，土地流转政策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小农模式的无以为继，逼迫各界再次重新认识合作社的作用和意义，鼓励合作社的政策也应运而生。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认为，合作社是解放小农的唯一途径。
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6]
实践证明，人民公社的合作化模式过于激进，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实际。但近些年提倡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很多合作社走了样。结合土地流转一些农业企业主导成立了虚假的合作社，与农民无关的合作社。真正带动农户，或者由小农自发“抱团取暖”的合作社并不多。在鼓励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大量土地被资本流转，农民被迫失去土地。形成了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农民的后路被抄。在日趋加剧的城市化背景下，农民盲目进城，城里的工作一旦出现闪失，没有土地的农民将变得无立足之地。“千年田换八百主”的历史告诫我们，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在土地是否私有的问题上，博弈还在继续。允许土地流转，但土地产权依然归村集体所有。这让倡导土地私有化的自由派学者极度不满。但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则为之庆幸：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教育、就业、社保都没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南方很多民营企业倒闭关门。2009年，大批农民工返乡。好在回乡的农民还有土地可以耕种。
兴于土地革命，强于农民支持下的工业化，中共的成长是一段曲折的历史，写满了农民的血泪，任何时候，不能忘了，他们是自己兄弟。
强调市场调节的政策没能彻底解决“谷贱伤农”的痼疾，肉蛋奶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到头来吃亏还是农民和市民。大起大落的价格，一个在生产环节赚不到钱，一个在消费环节花大代价。只有中间环节的商人稳赚不赔，永远享受着市场经济的红利。当资本介入农产品的生产经营领域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比“谷贱伤农”更糟糕的“蒜你狠”、“豆你玩”。
市场化遍地开花。农地市场化，小农凋敝;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城市经营化，处处圈地运动，从“嘉禾事件”[7] 到“平度拆迁血案”[8]，野蛮拆迁，人命关天。农民为失地抗争、市民为买不起房头疼。30年下来，住房、看病、上学成了压迫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
市场作用在于互通有无。不是说市场经济不好，关键是不能迷信市场经济，啥都搞市场化。就是市场化最彻底的美英，也在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政策上执行着国有化或者强化着国家调控经济的作用。比如美国“全民医保改革”、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后又回归国有的例子，足以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才是保障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的好办法。
中国老百姓最务实，要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不要紧，关键要自己得到实惠。共产党带领大家闹革命，为穷人分了土地，农民很高兴。任凭国民党使劲浑身解数搞“民国范儿”爱得要死的美国化民主议会制，但无地农民还是不领情，要将国民党喊成“刮民党”。共产党给大家分地大家高兴，但共产党搞合作化统得太死，再加上“大跃进”“放卫星”还饿死了人，大家反感“极左”。同样，改革开放放活市场，经济繁荣、商品丰裕，老百姓高兴。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假冒伪劣、通货膨胀、“新三座大山”压人、“谷贱伤农”，人民不可能高兴。
老百姓不懂经济学原理，只看结果。30年改革开放下来，在“市场迷”主导的主流话语权教导下，连卖青菜的菜贩也认可“我们还很穷，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
市场化程度难道真的还不够吗?28个产业有21个都被外资控制了。街边的公厕都是私人承包经营，拉屎一元，撒尿五角。这还不够市场化?
“市场迷”回答：不够，因为国企还是政府的。另外，现在已经放开的市场“果子”都是权贵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民营企业没有参与竞争的公平环境，小老百姓没有占取重要行业的机会。这论调杀气腾腾，直指政府。就连市场化本身锻造提炼出来的“新三座大山”，责任也全在政府推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不彻底。“市场迷”倒腾来翻腾去，结论只有一个，没有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之意不在市场，在政治。核心是经济市场化之后的政治民主化。
“市场迷”打着总设计师“摸石头过河”的旗帜使劲推动着以私有化为核心目的的市场化改革，早已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
“市场迷”言必称美国，似乎人类的政经制度非美国不能走。要和“市场迷”论政经，不揭美国的老底，是不能说服对方的，更是不能教育大众的。王小强的系列文章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王小强是共产党员，他说美国什么不行，什么不好，反共的“市场迷”或者受“市场迷”蛊惑的人肯定会指责他“极左”、“阶级仇恨”，但王小强偏偏是用西方先生和共产党政敌国民党人士的高论举例说明问题。严密论证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我认为有两个：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
中国的“市场迷”恰恰错误地将这两个不等式问题变成了等式问题，迷惑了大众。
王小强强调，中国的历史上，市场经济发达得不得了，历代政权重农抑商，依然有发达得让马可波罗叹为观止的市场经济成就。市场经济是中国人玩剩下的玩意，我们今天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难道是要回头学自己吗?
中国只是最近五百年衰败了，这是兴衰替乱的历史发展规律。五百年前，中国基本上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中西的分野是在欧洲人利用航海技术发现了新大陆开启的。中国的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比肩，中国将罗马称作“大秦”，其时的世界是两足鼎立的局势。到后来西方远远地衰落了。不说四大发明的尖端技术创新，单是城市经济和城市规模，全世界别无二家。
中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咸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到六世纪，南京人口超过百万。到18世纪，洛阳、西安、开封、杭州和北京，人口都超过百万。到此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出现过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直到1810年左右，伦敦才成为中国以外的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比南京晚了1500年。[9]
论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祖先比西方更有资格。今天西方确确实实比我们发达，但我们要学习他的路径是学不来的。西方发达的路径是靠侵略发家的，这与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有关，与中西文化脉络有关。国民党的史学大家许倬云认为：“中国文化关心人在人间和宇宙的秩序，欧洲文化关心自然;中国的心态是追求和谐于宇宙之中，欧洲的心态则是从对抗中求得胜利。”
中国没有在近代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并不是中国缺少市场经济，而是由于崇尚仁爱、悲悯的中国人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凭借野蛮的屠杀、掠夺、霸权和垄断来实现原始积累。同类的观点，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也有论及，“最简捷地说：在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
市场经济本身缺德，故而中国重农抑商，也即尊重人类财富是劳动创造的。而喜欢争上游、较高低的西方人在向中国习得市场经济要领以后，将缺德的市场经济推向了极致。中国发明金融体系用于和平经商、贸易便利，而欧洲人将其用于贷款打仗。
中国衰落的五百年恰恰是西方强大起来的时刻。中国明代主导的和平的“世界经济”风帆正劲时，欧洲还处在无数小国无止无休的争斗中。世界的中心在中国，欧洲人甘愿做中国的杂种，由琉球和恰克图两个中心分别形成的世界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异常繁荣，顺应市场的世界经济给所有参与的民族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中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经济规则是温和的，互惠的。而欧洲列强发现美洲，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金融和军事结合在一起狂敛世界财富的资本主义形成了，这个由欧洲主导的格局在市场的规则内逆向行驶，改变了市场的秩序，世界人民从此吃尽了欧洲人的苦头。二战后，美国更是打遍全天下，看谁不顺眼，就揍谁。搞死别国领袖罪名统统专制反人类。李敖讲话“台湾蒋家两代世袭不让我讲话，让我下狱，在美国眼中不专制。大陆和苏联怎么做都是专制的。”更有一些至今世袭的君主国家，与美国动不动媾和，美国都不觉得“脏了”自己的民主本色。标准是双重的，谁是民主谁是专制，只有美国人说了算;民主也好、专制也罢，只要符合美国人的利益都是正确的。美国人支持科索沃公投独立，是人权大于主权;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独立，是主权大于人权。这就是美国的普世逻辑。
世界经济投机赌博玩垄断，世界政治飞机大炮定输赢，跟这样一个不讲理的国家学什么?难道要学习它的蛮不讲理?用剥夺世界的果实养活自己一国的繁荣昌盛，维持自己一国的民主和谐，它从来也不准别人学自己的模样，这才是真实的美国。
目标是现代化：无需补资本主义一课
读王小强论著有感(三)
本来世界领先的中国，在最近五百年进入历史的低谷。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枪炮逼着中国人进入到了爬坡的历史阶段。西方领先的历史格局里，话语主导权也落在了西方人手里，从文化、思想到历史研究，西方中心论、西方本位论成了核心的核心。更有“历史的终结”盖棺论定资本主义，眼看着人类没有了前途?
西方的优胜在于强盗般的掠夺。美国立国的基础就是野蛮掠夺，美国至今的宏大依然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存在和《投机赌博新经济》(王小强专著)维系的。西方的牛气的确来自资本主义，来自于工业革命，但绝不是源自市场经济。从欧洲人发现大航道再到发现美洲大陆，杀印第安人抢美洲的地盘、贩运非洲的黑奴在美洲挖金子，这两件令人发指的勾当为欧洲奠定了发展基础，也就是所谓原始资本积累。这样血淋淋的崛起路径，听听都很吓人，别说重复一遍。今天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的原始积累之路，肯定是学不来的。抢地盘搞殖民地没戏、抓别人劳动养自己的懒汉更没戏。原始积累搞不起来，你再学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相当于无的放矢。更何况先进的技术人家不给你，中国改革开放30年，学来的先进技术有多少?搞技术的人最清楚。2008年以来，中国反复强调自主创新，又重弹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老调，显然不是学习西方成果丰硕的表白。
先进的中国没有进入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没有实现工业革命。而落后的西方在“蛮族”入侵下跨越到了先进的社会形态。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完全可以由封建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时期。因为苏俄在“保存大量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毛泽东还让农奴制的西藏迈入了社会主义。
王小强认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从来可以有两个极端的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是，美国模式全球普世。遵循苏联东欧转轨的明确方向，资本主义的彼岸既定，“摸着石头过河”避免马失前蹄，“渐进”是为了路上安全。转轨过程中的政策分歧，没什么复杂，不过寻找到达彼岸的方法、步骤。另一种理解是，经过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继往开来。改革开放的彼岸 —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没有现成模式，照旧求索的目标。“渐进”是为了汲取大干快上和左倾盲动的惨痛教训，用实践检验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走一步看一步，蹚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道路。邓英淘强调，此乃陈云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本意。
近些年，有人大言炎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佃农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借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10] 此类论调在“改革成就突飞猛进”的基础上甚嚣尘上，周扒皮勤劳睡不着觉半夜装鸡、刘文彩扶危济困慈悲为怀、孙中山不爱国……实证研究证伪中共历史、证伪中国历史。反党反共追根溯源，上升到反华夏文明反华夏历史，反到最后中国的一切都有问题。长城有错是人修的，就连黄河流到当代居然也成了罪河被人“河殇”。这奇谈怪论就源自改革开放后人们对“摸着石头过河”认识的偏差，源自对“与国际接轨”、“转轨”认识的偏差。
王小强从古今中外先贤圣哲的宏论中旁征博引，一本正经强调：中国的土地有租佃;市场经济缺德、商人低买高出永远食利、土地自由买卖一直在让小农破产、古代中国政府善于“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平抑市场”。对借着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反共声浪逐一进行客观回应和辩论的同时，更雄辩地证实，我们无需“补资本主义一课”。
王小强梳理历史，从秦汉到民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基本历史事实不容置疑。中国的土地在启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因为有产权集体化所有的底线，遏制了兼并，但土地上的房子完全上演着类似土地兼并的盘剥小农的市场化交易。“无地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小康梦’有买地的‘刚需’，无房的屌丝为了自己的‘小康梦’有买房的‘刚需’。先富一族看重的不是微薄的地租和房租，看重的是‘低买高卖’的投资效益。这才是‘肥田撂荒’和‘住宅楼黑灯’的原因。”[11]中国工薪阶层普遍把一辈子的劳动积蓄压在了一套房子上，任由地产商、银行持续盘剥。和过去的小农为了土地而奋斗“小康梦”任由权贵富商地主盘剥一样悲催。
我们的目标是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绝非资本主义一条路径。发达国家早已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先富群体也已现代化，但地球70亿总人口当中，只要有一人没实现现代化，就不能说全人类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是目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无非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手段不能成为目标。所以我们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我们迫切需要加紧现代化。我们的人民有丰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你不叫现代化也无所谓。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满是剥削、压迫、掠夺，甚至还有屠杀，这样的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过于血腥，更何况依靠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并没有让自己的所有国民都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必须是邓英淘所说的“多数人的现代化”。
大同之梦才是普世价值
— 读王小强论著有感(四)
许倬云把中国错失良机的责任推到了明清两代头上，这很有道理，明清要是把握机会，也跟着欧洲人去美洲分羹，有可能也能搞一点原始积累。但是杀人放火做强盗，实在不光彩。推责任于事无补，最关键的是要找脚下的路。
寻路工作从1840年以来，仁人志士一直在努力。是“五四”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五四”是黎明前的曙光，照亮了近代百年的国运。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中国难以招架，关键在民族不能独立。孙中山和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没有民族的独立，无法谈论民族的发展，无法谈论其它。也就是没有民权的独立，民主、民生只能是妄谈。国民党费尽心机，都没能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蒋介石经营了几十年，都没有从根本上改观国家由外敌内奸控制的悲哀局面。只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这一目标。
共产党人的理想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来都是充满挑战的。从莫尔的理想《乌托邦》到康帕内拉写下《太阳城》;从圣西门、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到欧文实践社会主义新城;从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到苏联、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求索一直伴随着血和泪。五百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为了理想，实践之路浮尸漂橹。
20世纪中期，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期，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号称社会主义;到世纪末期，全球称作社会主义的国家只剩下了寥寥几个。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坚守者，中国也成了资本包围攻击的主目标。西风早已压倒了东风。
《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李约瑟在〈中国社会的特征〉一文里也认为：重新调整内部结构远远比模仿外部世界更容易找到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远远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更能与中国的过去相一致，因而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并且它将产生出一批完全不同的更高水准的管理者。
王小强引述南怀瑾观点：“中国文化几千年，必定会产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现状也并不是结论哦!!”王小强梳理历史作结：中国人千古执著大同梦。
习近平阐释中国梦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大同理想，社会主义理想，两者殊途同归，都为了人世的平等。大同梦，中国梦。中国的使命，必当坚定大同目标，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美国将“民主、自由、博爱”作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销，伊拉克的死伤枕藉、利比亚重建无望、泰国的政争流血……美国指导下的“民主”实践满是灾难。在一个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价值观。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双重标准”过多地自呈了其推销“普世价值”的利益目的性。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大家共同富裕，充满和谐的社会，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在信仰沦丧的近些年，网络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阵地，网络里为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荣誉“刀光剑影”般战斗的都是些“自干五”。在主流旁观的语境中，王小强的发言充满了“自干五”的味道，“自干五”的牺牲和愿望，没有一分一厘的私利。王小强从改革开放初期为包产到户“摇旗呐喊”，到如今充满忧思从头问道社会主义，秉持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道义。与“自干五”相比，有些党员反党、党校教授反党、卧在体制内的公务员反党，实在龌龊。好在18大以来，党中央开始大抓意识形态，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反腐败、倡新风的政治气象正在重新聚拢。
当切·格瓦拉协助卡斯特罗夺取古巴革命胜利之后，迎接他的是部长办公室。他心中的理想地却是丛林，他心中只有继续游击。他用牺牲赢得了两个世纪的人类崇敬。或许更远。
当无产阶级队伍开进紫禁城，有人已经开始了比国民党还国民党般醉生梦死的生活的时候，毛泽东依旧穿着70多个补丁的睡衣在书房里不停地阅读着世界、不停地思考着人类。眼看着曾经敢于舍命的战友能走过生死关，但走不过享乐观，他悲壮地挥动手臂，挥别了老战友，寻找新的战友。他号召人们学会斗争，继续革命。而他的战友无法理解他不念旧情，无法理解他为何要将功高盖世的英雄们等同于什么也没做的草民。
当世界沦入物欲消费意识主导的资本强权时代之际，富豪的子弟本·拉登摒弃了优越的生活，钻入了阿富汗的深山沟壑。他以游击的姿态化身美男子。警醒了人类的21世纪。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与世界为敌的，因为这世界已经沦陷得太深。理想主义者正在孤独中煎熬。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戎马一生的邓小平作为共产主义者，晚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中国提出了行进的道路方向。而王小强涉猎古今中外先贤圣哲的论著摆事实、讲道理，回答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由此，王小强的文章是问道之作。王小强以“天下为己任”问道求理，一颗公心照耀黎民前路，至真至诚。梁中锋认为王小强的作品“设立了相当高的阅读‘门槛’。不关心民族复兴天理人心天下兴亡大‘道’者免读，没有一定学术素养且有恒心耐心者难读，向书中求诸‘黄金屋、颜如玉’的就省省吧。”我缺乏学术素养，不求“黄金屋、颜如玉”，唯有一腔向往人间平等的心愿，读罢王小强系列文章，自感理想沐身、前路更阔。
注释：
[1] 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一〉，《香港传真》No.2010~3。
[2]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1页。
[3]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32页。
[4] 吴敬琏：〈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
[5]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498页。
[6]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0页。
[7] 湖南省嘉禾县在实施珠泉商贸城房地产开发项目时，县委、县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进房屋拆迁，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降职、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等错误处理，并错误拘捕李会明等三人。(资料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4-06-04/ 20442719546s.shtml)
[8]“3月21号凌晨，山东平度市杜家疃村发生一起火灾。四名杜家疃村的村民在帐篷里居住时，所在的帐篷突然着火，这起火灾最终造成了一名村民被烧死，三人被烧伤。经过当地警方的调查，这是一起人为的纵火案件，幕后的主使者是当地的村委会主任和一名房地产承建商。这起恶性的暴力事件把公众目光的焦点聚焦在了平度的拆迁问题上。”(见凤凰卫视2014年4月3日《社会能见度》栏目。)
[9] 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62页。
[10]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册(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11] 谢小庆：〈权力和资本都需要被关进笼子 — 读王小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文章〉，《参阅文稿》No.2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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