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话语权，第二个是关于正义，第三个是关于进步中国。
关于话语权。先讲个例子。在去年一次与拉美班学员座谈时，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你们现在发展很快，有钱了，不应该对我们作一些补偿吗?
他讲完后，我方学员一片哑然。我想，我得说几句。我说，首先，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时成员已经达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15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后来的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东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对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帮助他?他最艰难的时候，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可当时的美国人、英国人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生厌恶曼德拉;美国支持当时的南非政权，就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曼德拉才被抓住，关了27年。美国当年支持的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和阮高祺，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的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美国当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跑来中国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上的学，这不是中国的支持?可以说，中国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说一些人后来跑去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支持的初衷和目的毫不相干。中国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无须道歉或补偿什么。那位哥伦比亚上校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晚宴时他过来握手，说很感谢，没有想过我讲的这个角度。
共产党人主持了人类的正义、社会的正义，这是我们话语权。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而奋斗吗?今天一些人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动摇，还要“忏悔”。甚至有的人觉得“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错误的=零，白活了”。还有一些人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我觉得，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力量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位典型人物是我们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最后倒在了讲台上。最近看材料，知道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哪像我们今天的一些人，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这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担当精神，必然是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
同样的，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用利益取代正义。我觉得，这是对党的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时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增长，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用钱来摆平一切，行不行?我觉得不行。
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原则性、失去坚定性。一些人主张要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某著名大学的一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居然可以登堂入室!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情景。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而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这是为什么?
是的，我们当年守住高地，只有两个连，而在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高地?还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看到仍然高扬的旗帜?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旗号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弃守高地，“告别革命”，甚至还有人提出“你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老百姓一边?”如果是到了这一步，那么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参加会议，一位领导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讲当时的地下党一些骨干腐化叛变、出卖组织的故事。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要求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了腐化问题，我该怎么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失去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同样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苏军战将朱可夫在二战胜利后担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期间，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就派他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的军衔、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只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自律和监督制约机制，特别容易出问题。同样，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危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能不能也向全世界提供精神产品?今天一些人在外面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并非严谨的书我们竟然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接地气地“山寨”别人的思想，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何谈掌握话语权?
关于正义。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他的家乡检讨自己的失败，他把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这是我们的对手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丢掉这些，只会丧失自己。香港回归时，一些人跑了，觉得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后来一看没什么动静，又都回来了。“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忘掉了“一国”。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是去殖民化。任何一个过去被人家统治、今天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地区，都要进行大量去殖民化的工作。你看看，印度、韩国，再看看老蒋到台湾后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德里、孟买、加尔各答这些城市，英式拼法全部改成印式拼法;老蒋到台湾后，日语教育取消、日本教材停用、日本名字不许再叫了。李登辉原来叫“岩里政男”，老蒋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李登辉了。而香港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都未触及。这是“一国两制”吗?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实行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的基本教育啊。一些人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这真是其他国家未曾出现的奇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是一些人对斗争主动权有意无意地放弃。今天不少党的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一些地方党委书记的重点放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掉正义，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什么思想没有啊，但没有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植根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问题的办法。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最有价值的工作，就做点燃人们大脑的火炬。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我们今天一些同志放弃了精神上的武装，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有谁愿意跟你走?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抗日战争期间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一位学者说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
关于进步中国。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1978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想筹5万美元都作难，银行费大劲才拿来;他1988年春节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朱镕基实实在在回答，还有30亿。小平同志说：好，我全拿走。朱镕基同志急了，说小平同志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小平同志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你看1978年、1988年我们的财政状况就是这样。你再看看今天，每年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这种发展、这种变化，毫无疑问是我们国力的全新起点。
第二，军力的全新起点。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啊!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长期在低水平循环。小平同志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时，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了。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达到小平同志当年设想的10倍多。毛泽东、邓小平当年设想的富国强军最终都没能实现，而今天正在实现。我们已经走过了军队建设的瓶颈，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到陆军、海军、空军、二炮部队看看就知道，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董事长林左鸣讲，我们以前与美国空军的差距叫望尘莫及，今天可以叫望其项背了。再用20年、30年，争取做到并驾齐驱。这是中国航空人的雄心壮志。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虽然今天中国社会各种的缺陷、弊端都存在，但进步是无可否认的。
第三，国际关系的新起点。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之一，国家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国内政策调整等等，深刻地影响世界。今年两会上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外汇管理局局长那场记者招待会，可谓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因为今天中国央行行长一句话会影响中国股市、影响全球股市。我们虽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要进入一个反斜面，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今天思想解放的进步，也是历史性的，过去我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
(本文为在《经济导刊》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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