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析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其中此次金融危机被称为全球资本主义第四次机体危机。此前的三次机体危机已经导致了资本积累或是法国调节学派所称的在调控模式制度下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它们都同时伴随着沿着民主化、去民主化和再民主化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转变，以及世界秩序的改变，后者包含激烈的国际紧张局势。由此而提出的第一组重要但也是最普遍的问题是: 新自由主义形式下的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的极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走出危机的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计划是什么?资本主义第四次机体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积累体制、资本主义监管模式以及世界秩序出现什么样的根本调整吗? 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特定回答不仅会形成全球左翼和社会主义政治议程将要出现于其中的政治框架，而且它们能够并将导致特定时空结构下的极为不同的社会主义战略。因此，为讨论并协调好社会主义战略，最重要的是要对全球性危机的性质达成共识。
本文主要关注欧洲和北美，关注全球资本主义中这些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展在更为广阔的全球政治经济相互关系中的意义和影响。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从“西方”和美国霸权中的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绿色新政是走出危机最全面且清晰的战略，而部分生态社会主义左翼提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绿色新政方式，以之作为基于社会“底层—中间”联盟的激进的走出危机计划。2008—2009 年的新国家干涉主义意欲导致一种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可事与愿违，“胡乱应付”危机的国家干预是为了重建新自由主义，为了大规模补贴银行和( 汽车) 工业使其回到原来状况。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不死的新自由主义”，只是显示了( 左翼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将新自由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市场意识”和取消金融控制，而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事实上的历史性转变的局限性，这种转变是建立在一种跨国和灵活的( 低劣的) 高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一种新自由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它包括了从西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向“熊彼特式的工作福利体制”的转变。因此，此次危机只是显示了在国家的作用，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精英在对待资本主义管理及其内在矛盾的总体上的实用主义方式等方面，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与实际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不一致。
总而言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新政在2010 年春夏时期已经失败，在美国，它被一种以出口导向增长为主的“再工业化”战略所取代，而在欧盟，它由被《经济学家》称为“不情愿的霸主”的德国主导的新中央化经济治理体系所推动的“内部劳动力成本贬值”战略所取代。由此而提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 如果绿色新政是危机中最为明晰的主导性计划和走出危机战略的方案，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其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向全球紧缩政策时代的转向? 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 1) 资本结构性权力的大幅加强; ( 2) 整体疲软，社会与政治的分裂，尤其是欧盟社会与政治反对派发展空间的不平衡; ( 3) 由此导致的强大的右翼民粹主义，对危机的“西方”政治话语表达，它强化了向紧缩政治的转变。
对全球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 反) 霸权前景的分析假定了一种对全球政治经济中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框架和积累一般条件的分析。由此提出了第三组问题: “西方”绿色新政的失败以及新的“竞争性”的损人利己政策( beggarthy-neighbor policy) ——它从 “国家竞争状态”的角度出发试图为自己在同一个( 萎缩的) 蛋糕中确保更大的份额 ——的经济后果是什么? 如果的确( 如英国首相卡梅伦所预言的) 西方会出现“十年紧缩”和由于西方数年乃至数十年的低经济增长而出现“全球性衰退”，它们将如何影响欧洲和北美政治左翼的历史和政治前景? 它将对阶级的历史和具体形成、消失和重塑，对工人阶级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分裂以及对统治阶级所需的分配空间产生什么影响? 以这个分析为基础，围绕应对跨越积累、生态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多层次资本主义第四次机体危机的具体且可操作的过渡性方案，可以建立哪类联盟? 对于这样一个观点最重要的具体挑战是什么? 它们怎样才能在危机的不平衡发展成为进步改革最大障碍的欧盟国家之间，以及在欧盟、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跨国的联系?
一、资本主义的四次机体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
资本主义当前的危机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第四次机体危机，具有全球影响。而此前的三次机体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显著变化: 1873—1896 年的大萧条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从 19 世纪的放任自由资本主义向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希法亭所描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转变，而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分裂，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解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政治上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信奉国际主义和革命思想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社会主义大众型政党的崛起。这转而引发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者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方式缓和社会主义的威胁。最终，这场危机导致将工人阶级“消极整合”进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走出战略中。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导致了三条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的继续( 它很大程度上不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欧洲大陆的( 法西斯主义的和其他去民主化的独裁政权类型) 道路;( 社会) 民主化的凯恩斯福特主义的新政式的美国道路。在欧洲从( 德国) 法西斯的战败中获得解放以及紧接而来的冷战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调控的福特模式在“美利坚帝国”的“非对称性超帝国主义”下在所谓的“西方”世界被普遍推广，它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与管理结合起来。
资本主义第三次机体危机期间，即 20 世纪70 年代所谓的“福特主义危机”( 从美国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规则到沃尔克冲击) 中，( 全球化的) 资本主义再次改变。包括1968—1973 年间西欧工人运动的一次新的“抗争循环”( cycle of contention) 在内的全球左翼进步运动在 1974—1975 年左右停止，并带来了一次对资本的( 反) 攻击，它引领了新自由主义理解的跨国高科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通过对反福特主义“左翼”的吸纳，新自由主义成为这一新阶段的霸权话语，并最终通过( 准) 社会民主政党——包括1993—2011 年克林顿总统期间的美国新民主党、1997—2007 年间的英国新工党以及施罗德总理时期红绿联盟政府的“新中间”——的“第三条道路”而被强势推广。
不久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开始被侵蚀。其政治上的主要表现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出现，西欧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西方以反恐战争为名号的高压管理和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以及“西方”新( 老) 左翼政党的建立或重建( 如法国的新反对资本主义党、德国的新左翼党、荷兰的社会党、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魁北克团结党、英国的 Respect 党等) 。2007年，资本主义陷入其第四次机体危机。我们又在目睹积累的社会结构及世界秩序结构的一次更为根本性的转变。问题在于: 朝哪个方向转变? 当前机体危机的政治和经济将如何影响资本主义重组? 对于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又意味着什么?
二、绿色新政的失败，“西方”的紧缩转变以及缓慢增长时代的前景
最初有人将绿色新政看作是应对资本积累、生态可持续、社会再生产以及重建美国的世界霸权等多重危机的最全面的政治计划，于是来自各个政治光谱的学者都一致同意新政是最好或许也是唯一能够走出此次危机的选择。但出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意料的是，迄今为止危机并未导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改变。奥巴马提出的“后泡沫经济”设想并没有实现。无论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北美，还是在西欧，新国家干涉主义并未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相反，凯恩斯主义的调控形式被国家用以重构新自由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管理呈现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新国家干涉主义通过对银行损失实行社会化的协调方式稳定了金融部门，这些刺激计划本身规模并不足够大，但却带来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新的增长模式。例如在美国，考虑到新的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国家层面的经济刺激计划被地区或地方层面的反向紧缩抵消。奥巴马政府危机管理政策与新政相比，其刺激计划主要有三方面矛盾: ( 1) 整体规模还不足以填补经济崩溃中 20 亿美元的漏洞; ( 2) 通过国家对绿色能源产业进行的基础创新补贴不足以启动“绿色”经济(刺激计划中“绿色”技术因素只不过占 3. 5%，而中国至少也有 5. 3%) ; ( 3) 与罗斯福新政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发展和恢复公共部门及公共部门的就业，相反却导致了美国二战后历史上公共部门就业的最大的回落和严重的公众服务危机。结果，在这一危机管理中，那些试图使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转向“绿色资本主义”——它以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作为新的积累动力和以高速铁路等作为加速资本周转的手段——的力量失败了。公共开支的居高不下加上“无工作的复兴”和持续的高失业率，其主要影响是强化了国家低效率的观念( 美国新的右翼民粹主义茶党运动表达了这一点)。2010 年春在多伦多召开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期间，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转向了一种紧缩政治，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及 70 年代资本家应对重大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做法。
第二阶段全球性的紧缩转变等于是奉行损人利己政策，它们试图通过削减内( 外) 部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恢复全球竞争力，奥巴马在 2011 和2012 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所谓的“再工业化”战略表达了这一理念。这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的美国增长和竞争战略，主要通过削减劳动力成本、自产能源和量化宽松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争取在 2017 年前将出口翻倍。相对于欧洲乃至中国，美国的劳动力和能源等生产成本都已大幅降低。但从美国左翼的角度来看，降低工资和自动化浪潮使得任何想要回归( 以高工资、高安全为标志的) 福特主义时代的就业幻想都会破灭。政治上，这意味着不仅任何的恢复都将是缓慢的并依然存在大规模的失业，而且还将强化( 而非缓解)美国劳动力的内部贬值和工作的不稳定趋势。美国的工人阶级从新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几乎一无所获。
欧盟的危机管理更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事实所决定的: 欧盟精英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欧元区的瓦解。一个基本的观念是欧盟的全球影响主要取决于欧元区以及一体化的加深。这也正是一些主张欧洲布雷顿森林体系( 允许货币贬值) 的激进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批评者们常常无视的: 有关欧元区未来的争论不是从经济意义上而纯粹是从政治意义上讨论的。欧盟( 以及在德国推动下欧盟主要成员国)在美国之前就开始推行紧缩政策。但由于货币联盟的关系，欧盟各成员国不能采取内部货币贬值的策略。与美国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不同，欧盟并非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缺乏那种经济治理能力和政治合法性。虽然通过欧元债券和转移性支付解决“欧元货币主义”道路上经济不平衡问题多少是必要的，但政治上却近乎不可能，这从目前德国中央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的斗争中可以看出。
在欧盟，一种“新的严肃纪律的新自由主义的宪制主义”——它要求欧盟委员会成员国在税收和社会政策协调问题上的一致——强化了“内部贬值”的战略，也对欧洲左翼提出了巨大的政治和战略挑战。这种专制的危机宪制主义( authoritarian crisis constitutionalism) 的主要目标是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深化欧盟一体化，并建立一种新的竞争性紧缩的经济治理。其主要机制是把银行亏损转嫁给公共部门，并在随后主要是在欧盟边缘地区国家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中使用休克疗法，以释放资本高于劳动的结构性权力。对欧盟边缘地区国家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构以及对劳资谈判结构的系统性的去集中化是剥夺这些欧元区边缘地区国家工会权力的方式，这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其进程包括:( 1) 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 ( 2)通过各种方式大幅实行劳资谈判结构的去集中化; ( 3) 使最低工资谈判变成全国性的，目的在于降低最低工资( 例如在希腊) ; ( 4) 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包括工作安全保障和失业救济金的减少; ( 5) 实行“征服”政策以及“剥夺式积累”政策，如提高退休年龄门槛。其结果是，20 世纪 80 年代南方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期间南方国家实行的那种结构性调整计划和90 年代在东欧和俄罗斯实行的休克疗法现在已经进入到欧洲中心的边缘地带。这种结构调整也已经从“欧猪”( the PIGS)国家( 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 发展到了“欧鱼”( the FISH) 国家(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 。
不过，从左翼战略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欧盟的这种新经济治理会走得更远。从统治精英的角度来看，其目标是深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并对欧盟制度体系实行经济治理的集中化，或者用卢卡斯·奥伯恩德费尔( Lukas Oberndorfer) 的话说是将“三驾马车机制推向所有领域”。因此，“欧洲 2020”战略寻求不仅在欧盟的边缘地带而且也在整个欧盟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结构。这是缺乏整体民主控制和责任的新宪制主义。首先，作为监管国家预算机制的“欧洲学期”要履行六个协定，主要通过所谓的“记分牌”测量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对新公共债务进行自动和强制性制裁。其次，欧元附加条约是对国家薪酬增长的直接干涉，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工资增长的限制增强内部贬值，它设定了赤字国的主要不平衡责任。第三，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正式谅解备忘录，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备忘录，以及与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备用贷款计划，相当于一个专制的经济休克主义和经济上的国家例外法律。两者都追求相同的目标，即削弱国家或部门的集体谈判结构，支持去集中化的集体谈判结构，并对劳动市场及福利国家进行重构。这相当于承认欧元货币主义的一体化方式的失败，而现在需要通过专制的危机宪制主义来予以加强。第四，2012 年 11 月出台的竞争力一揽子计划及其2013 年的扩展计划在欧美核心国家实行了劳资谈判体系和工资政策的结构性改革。无论如何，欧洲出现的不只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深化，更是一种激烈化，其中以新宪制主义形式表现的去民主化正在被一种以国家例外法律形式表现的去民主化所取代。这对于任何试图克服欧洲左翼以及欧洲社会主义未来面临的两个主要挑战的努力来说都十分重要。
三、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挑战
抵抗运动的时空不平衡发展和工人阶级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断裂是对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两大挑战。
欧美的危机以及迄今为止西方紧缩转变在政治话语方面是如何表达的? 这一历史事态对于社会主义左翼未来的政治意义何在? 尽管在欧美出现了一些反危机的抗议活动，但这些表面壮观的事件隐瞒了一个事实: 在美国以及在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 按照罢工活动和劳资冲突所导致的工作日损失来衡量的) 工人的战斗性降至低点。更令资产阶级评论者惊讶的是，在欧洲和北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主导了全球危机的政治话语表达。问题的关键在于，2010 年紧缩转向和随之而来的对公共部门工人的猛烈压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 2011 年全球反资本主义和反紧缩抗议活动相一致的，这并非巧合。导致这一系列抗议活动的并非社会媒体技术，而是新自由主义对大众利益的激烈进攻，它导致了对进攻者的反击。在美国，紧缩议程某种程度上是茶党运动当道的结果，它促使 2011 年春天在威斯康辛州的抗议活动和同年秋天“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民粹主义向左转变。类似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席卷了西班牙、希腊以及意大利部分地区，它们都是对欧盟三驾马车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紧缩措施的反应。来自左翼力量的新的大规模动员是否标志着跨大西洋社会主义左翼——它寻求一个超越目前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的社会力量的紧缩政策的光明未来——的新的开始? 这些历史性的社会动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与历史上的全球经验不同，尽管这些紧缩政策存在明显的经济无效率并导致人道主义的后果，紧缩在政治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合法性，但这些抗议者中无人设法对欧盟的进程和对其国家政府做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变。于是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构成了这个挑战?”第二个问题则为“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重大的挑战?”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姑且可以称为政治抵抗的不平衡发展，事实上无论多强大的政治运动只要不转化为持久的政治组织，最终都会瓦解，这可以解释北美占领运动的兴衰，那里的左翼大多缺少这种政治组织。但在南欧这类组织不仅存在，而且还在抗议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 尽管还不具挑战性) 的作用。面对大规模群众抗议和占领活动，南欧国家政府之所以还能够独善其身，原因似乎在于它们能够奉行一种“跳级”策略。对外部和跨国力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等) 的依赖抵消了国家层面遇到的挑战，结果就是合法性被广泛质疑的政府可以通过欧盟核心国家的支持保障自己的安全和政治统治。
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欧盟经济治理带来了重新国有化和对国家政府权力的剥夺，最近它导致了欧洲左翼力量内部支持欧元解体的力量与要求改革或重建欧洲的力量之间的激烈争论。这种讨论停留在经济和技术意义上，忽视了既存的欧盟权力关系和上述统治精英间存在共识的事实。对于统治精英来说，欧洲货币联盟的瓦解是决不允许的，这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的原因。欧盟和欧洲货币联盟是对抗美国和中国政治霸权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就是要运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民主的代价维持欧洲货币联盟，这也是资本重新进驻希腊和南欧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条件下，以激进左翼联盟( SYRIZA) 为代表的希腊左翼力量开始利用欧洲经济和政治精英对于欧盟和欧洲央行瓦解的恐惧，要求债务延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并不能真正威胁欧盟统治精英，使其到期不偿还债务并被驱逐出欧洲货币联盟。
人们常常认为，反紧缩抵抗活动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是由于缺少一种欧洲化的政治抗议。的确，欧洲的任何重建都有赖于这样一种来自底层的欧洲世界主义，它能够克服欧洲内部持世界主义的精英与持欧洲批评观的大众间的阶级分化。可现在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新的抗议活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各国孤立状态，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得到能够影响欧洲稳定机制的欧盟核心国家相应抗议活动的支持。由于南欧的左翼相对缺少选择的余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工人阶级不能等待德国的工人阶级。希腊和南欧的任何进步通常有赖于欧盟核心国家的力量关系转变。奥朗德当选总统的这一变化表明，在德国也必须发生这种力量转变。没有德国国内的力量关系转变，南欧工人阶级就几乎没有希望。缺少这一条件的政治抗议之声虽然很大但却是无效的。但这种持续性组织不能单靠政治意愿来创造，还必须有成熟的社会条件。由此而要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为什么一般来说在欧洲北部，尤其是在德国，反紧缩抗议之声总体来说如此微弱，为什么危机期间的这类抗议活动大多限于单一事务，如( 日本福岛核危机后的) 核能源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发掘德国或者其他富裕国家对危机的政治话语表达。在德国或者其他北欧国家，工会动员的缺乏有其自身具体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对德国工会的有关调查显示，工人对进步主义诉求的关注较高，但对社会团结方面的关注却相对较低，甚至不如对男女平等的关注。正是由于德国左翼工会人士所称的这种“社团主义模式危机”，危机开始后德国以及美国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抗议动员大部分都停止了。这种社团主义模式危机源自德国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特定政治格局，它把一些出口产业部门的工会整合进了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第一阶段的国家干预主义管理中。
同时，工业部门新自由主义的弹性化带来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两极分化。在美国，汽车行业以减半的工资雇佣新员工引发老员工与新员工之间的对立，而德国按照施罗德政府“2010 议程”实行的不稳定临时雇工制导致了核心工作和不稳定( 但同样报酬的) 工作之间的分化。这种分化导致了被研究人员称之为“排他性团结”( exclusive solidarity) 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重组和借助工作福利制国家( workfare state) 进行的“二次剥削”导致了出口行业的产业工人与日益增加的低工资服务业工人( 包括私人与公共领域) 之间在薪酬结构方面的差距。高工资与低工资工人之间以及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日益增长的分化正在欧盟核心国家和美国发展，有破坏工人的社会主义战略的危险，尤其是在拥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和工作谈判能力的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的独立工会出现以后。
四、经济停滞、资本—劳动关系的敌对和克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两大挑战的前景
欧美左翼克服反紧缩运动不平衡发展挑战和工人阶级分化挑战的前景如何? 左翼如何对这种挑战作出一致的反应?
第一个挑战显示为弥合工会运动和有组织工会工人与不稳定群体“自发”占领运动之间的鸿沟。
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紧缩将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而金砖四国的增长预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经济上的这一格局以及全球性衰退给左翼力量战略带来了重要影响: 全球性产业后备力量将继续增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些新的自动化领域还存在发展动力的条件下尤其如此。这自然会削弱( 尤其是西方国家但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 工会的集体谈判能力，并产生压低工资的压力。这种发展趋势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展。
美国和欧盟的紧缩转变使得国家及其人民呈现出一种敌对关系。根据尼科斯·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 的著名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力量关系的一种凝聚，其活动相对独立于两个阶级。但如普兰查斯在20 世纪 70年代的国家理论争论中所指出的，它之所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其所有重要的国家功能( 以及合法性) 都取决于它迎合私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服务，这些私有企业在国家竞争状态和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下行使着资本的时空权力。问题是社会主义战略如何将这种国家转化成非资产者的国家。
可在资本主义机体危机中，由于国家在再分配和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社会和政治整合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缺少了阶级中性，并更加强化了其特别的阶级性。如一些左翼学者所指出的，国家相对于社会阶级的自治只有在阶级处于一种大致平衡状态下才存在，而这种平衡形势只有在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作出特别妥协的条件下才能出现。由此来看，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有两个结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主要斗争领域是公共部门。由此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捍卫福利国家的公共部门的工会和社会运动将如何重新学习在以下条件下的斗争: 劳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而既有的社团主义制度结构和司法安排又限制了这种敌对斗争的能力。其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危机对国家再分配能力的侵蚀是否为特定社会的组成，为社会底层与中间阶层联盟——这是捍卫大众利益的普遍认可的前沿方式——的建立留有余地? 在南欧，通过劳动力量( 维护劳资谈判结构的工会和反对强占的民众) 与不稳定力量( 国际占领运动)的联合，这种联盟已经出现。问题是在全球衰退的条件下，克服北欧工人阶级分裂和重建 “底层—中间”联盟的前景如何。这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全球紧缩转变是否会释放“社团主义模式危机”，并允许反自由主义的态势重新复活。
初看之下，北欧的政治局势相当平稳。奥朗德领导的法国社会党在 2012 年 5 月选举胜利后的形势表明，没有德国国内的权力关系转变，欧洲能够实现的改变会是多么有限。而在德国，危机管理第一阶段国家干预主义中“社团主义模式危机”已经转变为默克尔总理目前所支持的所谓“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在德国，最低工资的实行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对左翼政党要求的一种吸纳。德国能够在国外奉行专制主义而在国内遵行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部分原因在于默克尔能够依赖施罗德政府时期( 1998—2005 年) 即已实现的内部贬值和竞争力恢复。
2013 年德国联邦大选表明了这种“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胜利。它体现了由保守主义领导的基于中上层阶级联盟的胜利，失败的则是那些边缘化和分裂的、往往也不参加投票的阶级。因此，一些研究认为存在一种阶级的分化，一方是那些有保障的、出口行业等领域的典型的稳定的雇员，另一方则是那些不稳定的产业工人、低收入的国内服务业工人以及底层不稳定无产者。“排他性团结”表示了同一个企业内部有保障和无保障雇工间的关系特征。在韩国，这种分化导致了一些不稳定雇员组成了独立的工会。但在德国这类的发展并不成功。比如，汽车行业非正式工人的合同谈判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结束，这也是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不得不介入并利用其制度性权力来为这些工人提供公平条件的原因所在。
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在紧缩过程中欧洲中上层阶级的联盟还不大可能破裂。首先，如果全球紧缩转变的结果是全球性衰退和长期经济停滞的话，那么很明显，在核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院以及在德国和美国，其分配潜力都将受限制。这可以从目前德国大选获胜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组成大联合政府的谈判中看出。社民党在竞选运动中要求增加对富人的税收。结果是他们失去了增加教育和社会再生产方面的公共开支的政治目标。经济停滞的延长加上来自欧洲竞争协议的财政保守主义的要求注定要导致国家以及地区层次上的紧缩。由此产生的问题( 也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是工人运动能否导致超越有保障和不稳定、工业部门与服务部门间的分化而强调所有工人的利益。其中的主要问题又在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正在收缩的典型雇佣工人、高工资队伍能够与其他力量联合起来。一个条件是不稳定工人作为一个新的阶级出现一种集体意识。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表达意志。对于工会来说，目标是必须停止工人阶级这两部分力量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一些研究认为，德国工人在“失业恐惧”的情况下会联合起来，但在德国工业领域的“就业奇迹”下，这种联合很大程度上也被破坏了。不过在德国，联合工人阶级两翼的是“对劳动能力退化的恐惧”，包括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工作引发的抑郁暴躁情绪等。通过这方面共同经验的借鉴，德国可以在工人阶级日益碎片化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潜在的联合。但重要的是左翼力量不可能仅通过表达一种突出不稳定和贫困化的“竞争底层”的辞令就能建立一个反霸权的“底层—中间”联盟，因为这些辞令只是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并不反映那些葛兰西称之为“生产性的社会集团”的经验，而没有后者任何社会主义战略都注定会失败。
同样的联盟也可以围绕欧盟的新经济治理建立起来。迄今为止，工会领导层依然只是在欧盟层面才接受他们在国家层面决不会接受的一些侵蚀集体谈判的协定。不过，在欧盟的去民主化和整个欧洲工会力量被削弱的新形势下，是有可能出现整个欧洲捍卫工人阶级地位的斗争的，尽管欧洲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再会认可重新国有化。因为欧盟在工资政策方面新的干预主义最终必然会引发有关欧元危机的讨论，而在 2012 和2013 年的选举运动中这些并没有讨论。可以通过“保卫民主”的方式来对专制资本主义发起攻击。的确如此，因为专制主义和去民主化定会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更加恶化。这与欧盟必须面对一个基本困境的事实有关: 现行紧缩议程的非法性和对它的集体抵制使得在欧洲以专制的方式实行一种新的危机宪制主义成为必要，但它同时进一步损害了欧盟精英的政治合法性，并在左右翼中都培养了反欧盟的政治力量。利用激进中产阶级的右翼对这种“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的回答是: 离开欧元区，重返民族国家。左翼也必须关注、突出这种对民主的侵蚀，并给出自己的政治答案，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是用保卫民主的语言表达，并自下而上地重建欧洲。(寇静娜 编译 林德山 校订)
(译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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