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发生了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1839-1842年和1856-1858年的两次对华鸦片战争、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等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十分关注，进行了持续的跟踪研究、分析和展望，期间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印度这类殖民地半殖民地东方民族国家“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阶级分析和展望。
这一期间，他们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如对于“中国革命”，有1853年5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7年3月的《俄国的对华贸易》、 1857年3月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857年4月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1857年5月的《波斯和中国》、1858年8月的《鸦片贸易史》、 1858年9月的《英中条约》、1858年10月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1858年10月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1859年9月的《新的对华战争》、 1859年11月的《对华贸易》等等。
而对于“印度革命”，同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写的文章也有数十篇，如：，1853年6月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7月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以及《印度军队的起义》、《印度问题》、《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起义的现状》等等。他们还专门用《东方问题》的题目写文章关注中印问题。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在这一时期对东方被压迫民族斗争的高度关注。
实际上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为发展他的经济学说，写作《资本论》而从事紧张理论工作，但同时就在这一时期，他们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对国际生活和欧洲乃至中印各国的一切重大问题做出反应。革命的政论作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个革命时期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两位无产阶级领袖正是利用它作为主要手段来对无产阶级施以革命影响，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阐明他们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以及他们在未来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中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今天我们关注他们对中印阶级状况的分析方法、中印革命的原因和展望，也是要从中得到这些经验和启示。
一、抨击殖民扩张成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字塔”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抨击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揭露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等东方民族国家推行殖民政策的方法。指出英国资本主义正是用公开的抢劫和暴力或者用收买和欺骗来实现它在亚洲大陆各国的侵略和掠夺，才建立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字塔”，取得了19世纪中叶英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垄断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英国殖民主义者所惯用的和典型的外交方法，不过是英国殖民扩张和侵略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常常给当地国家的政府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它违背了条约的义务或者没有遵守某些外交礼节上的无关紧要的规定。这些都被当做武装侵略、强占领土和缔结新的不平等条约以使这种占领及其他对英国侵略者有利的条件合法化的借口。
在分析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时，马克思指出，英国侵略者在基督教伪善的文化传播者的假面具下面，使他们所垄断的鸦片走私贸易成了他们发财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英国政府口是心非地宣布自己反对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在中国和印度推行并取得了鸦片生产的垄断权，使得向走私商人出售鸦片合法化。他指出：“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5.)。但是，因为“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0.)因此，贸易越扩大，越会助长走私贸易而损害合法贸易，而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
对于这种贸易的结果，马克思则嘲笑欧洲人在通过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条约后，由此便“幻想取之不尽的市场”，因而将鼓励投机事业，结果却是 “可能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元的时候，又加速酝酿一次新的危机。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不能迫使英国不用强制办法在印度种植鸦片和不用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那末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9.)因此，马克思预言，“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指太平天国)了”，这种“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45.)而在合法贸易受损、世界市场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缩小的情况下，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同样会加速酝酿。
当然，由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本性，使“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管是“文明”地还是“野蛮”地，都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推进，而这也就必然会遇到相应地抵抗。马克思在分析中国革命(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时，即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7.)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9.)这仍然反映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表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定要将“最野蛮的民族”也纳入到“文明”中来，进而从 “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当然，最初伴随这一进程的却是暴力、侵略和血泪。即资本主义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二、深切同情和支持东方民族国家反抗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资产阶级在东方殖民主义行径中暴行，指出了资本主义为了资本积累和垄断，一定会进行对外扩张和侵略的本性。“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8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鸦片战争的历史和说明它们的海盗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的和平居民横施的暴行，表达了深切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的态度。“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0.)然而“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这也表明了资产阶级宣传工具的虚伪和欺骗本性。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指出，在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在中国就 “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1.)
当然，斗争还需要注意策略的运用，如马克思提到，因为当时的咸丰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90.)，这也说明采取正确应对措施的重要性。
三、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因素互相影响的思想
从这一时期的文章可以看到，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就提出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东方民族国家“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与欧洲革命前景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的思想。
按照“两极相联(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规律，“当英国引起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9.)
对此，马克思指出，市场的扩大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则不可避免的将引起欧洲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0.)他预见到，“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2.)。马克思幽默地描述了这一“奇观”：当西方列强将 “秩序”送往中国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而对于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马克思也认为它牵制了英国的大量武装力量并加深了英国金融危机、激化了国内矛盾，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促使英国卷入即将到来的革命。
因此，在对待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他们要求欧洲的工人阶级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坚决支持波斯、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东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促进欧洲革命前景。
总之，在展望东方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景时，马克思指出：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取决于生产力是否为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
因此可以看到，从某种角度上说，“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而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两重性，指出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这就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用野蛮、暴力、和掠夺的方法建立“文明秩序”和“现代体系”，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顽强抵抗的拉锯战之后，人类终会在科学发展、和谐相处的前提下，共同进步的前景。
而对于“19世纪中叶中国革命”的前景，马克思则预计：“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己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EPUBLIQUE CHINOISE
LIRERTE. EGALITE. 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尽管这种预计今天看起来较为乐观了，但后来的实践仍然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发展趋势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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