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近代中日关系

　　王 柯 / 日本神户大学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这120年间，前半是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后半围绕是以应该尊重历史还是应该集体失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几乎一直发生着冲突。然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评论两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时不可忽视的前后顺序。

　　笔者一向认为，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历程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点。其一是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是汉民族，另一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许多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是通过日本(而并非通过其他国家)接受了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影响。这两点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革命家对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终演变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这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命的理论，恰恰是从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学到的。从梁启超在日本学到“民族主义”这个词汇的那一天起，中国人的原初的淳朴的民族主义就与建设近代国家和新型“国民”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作为老师的日本，却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变成了动员煽动国民参加侵略战争的工具，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对抗的舞台。所以，认识中国近代对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首先应该按照时代在中日近代关系的层面上对它进行梳理。

　　中国的海洋意识与甲午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摆出一副“以不变对万变”的架势，自我陶醉于传统的“天朝”体制之中。与此相反，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的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到“洋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终于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从“锁国”转向“开国”，1860年代开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性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近代民族主义之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膨胀，并且很快达到了1874年的“出兵台湾”、开始鼓励进行对外扩张的地步。

　　“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它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而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就会指向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昔日的学生变成今日的强敌，日本的侵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然而由于内外交困，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塞防论主张收复在1860年代的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的预算用到充实海防力量中。其实，不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然后将这个假想敌可能来侵的方向列为国家的防卫重点而已。“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假想敌。

　　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说明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摆脱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的思维。关于近代中国衰退的原因，人们常常列举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腐败、保守与自大，然而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缺乏海洋意识。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在中国的文明体系里，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中国人更愿意把从海上来的人们都看作是来“天朝”的“朝贡使”。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中国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到要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了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对中国以及北方民族政治传统的继承，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进一步发酵：在内陆方面虽然屡建“武功”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主权范围，但在海洋发展的方面却显得更加慎重，断断续续地实行以海禁，延续着锁国政策。

　　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为了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争相加强海军力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日本进攻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但水师海军建设一直阻碍重重。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海军力量终于凌驾于中国水师之上，从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甲午战争的结果长期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背景上依然可以看到有对甲午战争给予中日关系之影响进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

　　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民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成立而完成了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叶嘉炽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着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在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近代中国的“尊王攘夷运动”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直到1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最好教员。

　　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的抵抗的时间点(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而且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就是“以中华民族本身为敌”的战争。例如731部队将中国人作为细菌武器试验工具，就是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的证明。有日本学者揭露，由天皇直属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皇族)曾亲自对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下达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根据大陆命令第二四一号做出如下指示：1，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在其占领地区内的作战中使用芥子气(黄剂等特种资材)并研究其作战上的价值”，但同时又提出：“采取万般措施以隐匿事实，尤其是对第三国人绝不能伤害，同时要绝对对他们隐匿事实。”这也说明，上至皇族、下至“皇军”，普遍具有对中国民众进行民族屠杀无罪的思想。因此，挂着“皇军”名义的日本军队敢于屠杀中国人，而这种民族屠杀又自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仇日反日的民族意识。

　　1937年1月2日，在北京创办崇贞学院的清水安三带着夫人等，6名日本人一起拜访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日本来客的要求，胡适在名片上写下了“尊王攘夷”四个字相赠，而这让日本来客们感到非常不安。卢沟桥事变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与“尊王攘夷”运动时的日本社会形势十分相似，一方面是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分裂对抗，而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外国、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势力。然而，胡适之所以给来访的日本客人赠送“尊王攘夷”四字应该还有一番深意：尽管中国国内各个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间明争暗斗，各个地域、社会阶层之间分裂对立，但是中国人在对内处理“尊王”问题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要对外一致“攘夷”的重大问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帮助中国民众认清了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围绕“攘”的方法和“尊”的对象，国内各政党、阶层、集团依然存在深刻的对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认为：因为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中国的军力难以与日本相比。所以轻言抗战的豪言壮语将招致亡国，故而他们反对轻易对日宣战。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从1932年的淞沪抗战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连串的抗日呼声，证明中国民众在面临民族存亡之时，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言：“一个月之内解决支那事变”，但是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国的美梦很快落空。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国人表现出了“必死的民族抵抗”。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表明态度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民族大义面前，各个党派势力抛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因此也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中国近代的“尊王攘夷”、造就具有国家意识之国民的运动。

　　“同文同种”是一种鸦片

　　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是与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近代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分不开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战争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国家思想的启蒙。变法派以为中日两国国情接近，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清王朝所借鉴，因此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了戊戌变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则学到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想法又得到了抱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陆浪人、以及政界和军界的怂恿。长期对日本的政界及民间抱有极大期望的孙中山，将日本视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一直期待通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为了实现中国革命，后期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他在1915年2月5日与日本民间人士间签订的“中日盟约”中承诺给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过了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

　　从1896年起，清国内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日本留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原因可以列举出清朝政府的支持、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1904年)、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以及图谋通过接受清国留学生在大陆扶植亲日势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发出的邀请等。但不论是哪一种理由，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民众以及青年学子所接受，就是因为它与当时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中的“同文同种”的因素相通。

　　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为其极力推荐中国青年选择日本留学的理由作了充分说明，除了政治的考量之外，两国地理、风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来打动人的地方。而在留学生自己的叙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内容。然而，中国人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这种基于人种、文化上的主观认识，实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想象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过是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成立的。这种意识或者事实关系，在中国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时进行强调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日本产生侵略大陆野心时自然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当然在日本，也有像岩仓具视、樽井藤吉那样从“同文同种”的意识出发，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鲜)建立同盟关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来所谓唇亡齿寒的东洋同盟论，比起“同种”的意识来，更加重视的还是地理上的两国或三国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其收益的目的还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亚洲的入侵。福泽谕吉就是在看到东亚各国不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的前提下，看出了对于日本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无用，于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的。因为将一切为了日本当作唯一的目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实从最初就为日本定下了将亚洲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与中国人更希望把中日两国的关系放到人种和文化的联系中去理解相比，近代日本其实最初就是把两国关系放到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过的亚洲团结，最终也不过是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上述终极目标下的一颗棋子。在如何认识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会中全心全意地真正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仅限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个别“中国浪人”;而孙中山却不分朝野一直追求与日本的联合，直到1919年才开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然而，变法运动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学也好，不论哪一个其实都是在证明首先接受了西欧价值的日本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逐渐从崇拜转为蔑视。“秃子头的李鸿章，最后变成了秃和尚”，这个俗语很好地诠释了当时日本人看待中国人的心理，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社会里作为一种蔑称的“清国奴”开始普遍流行。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清国留学生，对此最为敏感。“在留学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对日观中，加入了留学生活的实际体验，从而使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扩大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第Ⅱ集，)。事实证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陆的亲日势力的清国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日后反而变成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先锋。

　　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日本人事实上在福泽谕吉的时代就已经抛弃了“同文同种”的思想，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一直难以舍弃“同文同种”的幻觉。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共产党，“同文同种”的意识一直都活在历代的对日关系中。蒋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会反复向国民诉说日中两国原本同文同种，本应互相提携成为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家，也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依然强调中日两国原是同文同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福传说”越传越广，甚至还在“下海”之处建起了徐福庙，包括许多对日本抱有成见的国民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徐福传说”对“日本人本是中国人的后裔”一说进行求证。

　　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文同种”的思想就像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鸦片。然而可怕的是，这种鸦片会带来剧烈的副作用：越要说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就越想证明日本与中国为“同文同种”;但是由于日本拒绝这一包含中国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祖国意味的思想，想证明“同文同种”的愿望越强烈换来的失望感也就越强。于是，在这样一种“同文同种”的语境中，能够出现的因素就只有中国的强烈“期待”和日本的极大“背叛”，而结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不得不承认，“同文同种”这个鸦片制造出来的幻觉，在以对抗反抗日益膨胀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迷惑中国人的兴奋剂的作用。

　　不断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温床的日本

　　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背景上，的确有清算近代史上所遭受的耻辱的历史成分。但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耻辱感之形成，与以侵略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时至今日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社会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不断蔓延的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又是不断刺激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膨胀的原因。

　　毫无疑问，近代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抗侵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它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社会稳定和再次把国家和国民推到战争边缘的因子。在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果还要把它当做是民族国家发展最高的唯一价值，就无异于是把自己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出去。而今天，对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可谓生死与共地步的中日两国来说，只有建立起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才能利人利己。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层次上，民族主义的影响都应该得到适当的控制。然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被侵略的历史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被动型的民族主义。因此，控制中国民族主义使其不再膨胀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自身，而在于有没有受到外部侵略以及会不会否认那段侵略过中国、并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巨大创伤的历史。

　　但是遗憾的是，今天仍然不停地揭开那块伤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谙熟投票政治游戏规则的日本政治家们为了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接二连三地否定侵略中国的历史，拿到了政权的政治家们则沉溺于玩弄国际政治的文字游戏：嘴上说着“并不否认给亚洲各国国民带来了痛苦经验的历史”，行动上却质疑村山谈话，质疑河野谈话，质疑东京审判，甚至公然以政府首脑身份参拜供奉着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言行，对于一个着重历史型的、被动型的民族主义来说，当然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因此不得不说：当年中国对外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教育和刺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今天这样一些政治家的手中，日本依旧是一个不断地向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提供着发酵条件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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