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
马克思主义与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当代中国美学乃至人文学科都应该重新面对和思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也是中国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中国的社会责任、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中的学理依据，当代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核心价值建构等等诸多问题，在我看来，都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美学的积极参与，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美学即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积极介入。当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和文化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思考“中国社会和文化有没有未来?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未来”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时，美学是一个重要的角度，而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是一种切实的理论资源，而且很可能是找到“‘真实’的希望”最重要的理论资源。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和文化走过了一条十分艰难的道路。美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特别是没有得到美学之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充分认识。为此，我们已经付出而且正在付出某种沉重的代价。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美学和文化批评一直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另一个是1978年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奇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从“五四”到“左联”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事实上都成为中国社会迅速发展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五四”到“左联”时期的左翼文艺思潮和思想启蒙运动，就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美学大讨论，就没有近3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是能够从思想史和社会学的角度证明的。
事实上，从1919年到1949这几十年的新文化运动中，左翼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的相关思想发挥了十分重要而且关键的作用，19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自1992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美学，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美学陷入低潮，出现了“西马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以文化理论形式出现的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多样化局面。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再担任第一小提琴，也不再演奏“主旋律”。我们面对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面临十分艰难而且百般交集的复杂局面，马克思主义美学似乎丧失了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丧失了表征和描述“未来”的能力。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美学在“国学热”的风潮中被某种民粹主义倾向的声音所遮蔽，也丧失了话语的公共性，或者说逐渐退出实践型知识分子的论域。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可以重新成为公共话语吗，就成为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极具现实性的理论问题。
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重新成为公共话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美学正在重返公共学术话语的中心位置。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早就指出，审美动因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动因之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很长一个历史阶段，经济的动因和审美的动因在社会中是互相矛盾的。大约在21世纪初，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结构中，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审美的动因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现象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感受到的。大约是受浪漫主义美学影响太深的缘故，我们一直把审美和艺术看作抵抗经济中心主义和异化现象的基本依托。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美学的立场和理论基础变得混乱而模糊。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或者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个被命名为“审美资本主义”的阶段，美学怎样回答现实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在艺术和时尚相结合成为主要潮流的情况下，审美活动还有没有独立性和批判性?审美的动因与经济相结合，审美经验中的乌托邦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审美经验中的快感和具有超越性品质的“艺术之韵”之间的区别是否不再存在了呢?如果这种区别仍然存在，那么，在今天的文化中，什么东西仍然在表征着与“被审美化了的日常生活”所不同的“另一种存在”呢?这是当代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美学要重新成为公共话语的前提。
从学理上说，康德在启蒙主义时代所提出和试图回答的问题与当代美学面临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同了。审美自由不是在主体的内部通过精神的纯粹化就可以实现和完成的。审美自由实际上是人性在现实经验中的某种表述，是现实中的乌托邦存在，是主体在现实的悲剧性冲突中呈现出来的人的特殊气质和生存境界。审美自由是一种崇高而不是优美，是现实的某种存在状态而不是某种心理形式，是现实性的、世俗性的，而不是虚构的和彼岸世界的幻象。文学和艺术是人类勇敢“直面”现实的方式，虽然在形式上是想象性的和感性的，但在实际上是“真实”的和形而上的。在对现实生活的意义等当代文化的关键问题上，美学无疑比经济学、社会学具有更多的“公共性”和理论上的正义性。康德式的美学，或者浪漫主义美学没有能力解释当代文化和艺术，更不可能为当代社会生活赋予意义。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发展中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以及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并没有在理论上一劳永逸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样一种理论或者这样一个学科。但是，作为一种不同于“康德式”的美学，不同于浪漫主义美学的美学思想和美学范式无疑又是存在的。自卢卡契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起了形态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美学”，到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的美学理论”，到英国雷蒙德·威廉斯创立的“文化唯物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美学事实上一直在发展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对现代文化的解释能力。应该说，在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直是一种公共话语，只是它以文化激进主义的形式存在罢了。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能否对当代文化和艺术现象做出具有公信度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重新成为公共话语的关键。
坦率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以我担任副会长的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为例，早在研究生时期我就参加这个学会的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学会当时汇聚了一大批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精英人才，学术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所提出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但是，近几年来，学会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对中青年优秀学者的吸引力都在逐渐下降。关于这种情况，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全球化的进程都直接相关。面对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杂志的编辑方针上，我们作了适当的调整。主要是加大力度介绍和引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研究成果，开展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和对话，刊物才得以逐渐提升其质量和影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面临的艰难局面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直接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社会对当代中国文化和美学问题的理论要求就越高，这一基本趋势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一种公共话语提供了可能性和巨大的理论空间。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不断实践，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的兴趣迅速上升，这就为中国学者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批判理论的各种观点交流与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学经验也需要得到理论的概括和总结。
如果用比较宽泛的观点来定义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已呈现出多样化甚至多元化的趋势，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美学、存在论美学、审美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生态美学等等不同的理论都在积极的发展中，初步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的新局面。目前，理论上的发展和探索主要局限在学术的领域内，一些重要的论域正在形成，但还没有成为公共话语。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不同的理论在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对当代社会价值危机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对当代文化低俗化现象(审美资本主义的伴生现象)的批判和理论解释能力的提高，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自身的进一步学理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就能够重新成为公共话语，从而担当起批判现实和改变世界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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