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说明了为什么人们有着持续不断的热情对历史进行解释和再解释。而在解释或者再解释历史或者历史人物的过程中间，应用什么样的“认识框架”去给事件和人物定位，是非常关键的，同时，以什么样的“问题关切”去期待历史解释的功能性作用，则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再解释因素。也就是说，对于历史解释或者再解释的关键有两个：一个是认识框架，一个是问题关切。
在1973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间，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再解读过程，纳入了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背景，涉及到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转型认识，客观上，在全社会集中而全面地普及了从孔夫子到秦始皇这一段历史的知识。这个时期再解释孔子的背后，所应用的解释框架是“五阶段论历史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里把孔夫子认定为复辟奴隶主阶级的卫道士，另外一个问题关切则是文革时期的继续革命理论，与这个问题关切相关的是：如何看待公有制社会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工农兵的政治化议题。
一.过时的认识框架为什么长期起作用
五阶段论作为中国古代史的认识框架，是在20世纪“社会史论战”之后，在三四十年代确立起来的，对确立这个认识框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主要有：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郭沫若和范文澜等人成为学术界的高级领导人，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虽然主要是研究员身份，但是其话语权也进一步上升了，综合后果是共产党政权确立之后，五阶段论成为一个更难于挑战的历史认识框架了。各项历史研究都笼罩在这个综合的框架之下，给出解释和再解释，最吸引史学界热情的研究主题是所谓的“五朵金花”——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等研究课题。“五朵金花”之所以成为史学界追捧的热点问题，投入海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别的原因，都是肇源于五阶段论历史观，只有在这个认识框架里，这些问题才具有中心性和重要性。
五阶段论认识框架能够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被广泛接受，主要是与“救亡保种”的问题关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晚清“边疆危机”到日寇全面侵华，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富国强兵，解决中华民族的球籍和生存问题，成为首要的问题关切。为此，中国知识界批判过孔夫子、鼓吹过全盘西化、最后把目光转向苏联，这个解释历史的过程中间，始终明确地要寻找一种文化或者一种制度，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实现富和强。守旧派文人钱穆对这个派别成为“革新派”，也只能不无嫉妒地承认：“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现实之工具。”。钱穆还尽其所能说了革新派的坏话，但是，这个嫉妒情绪无碍于他无意之中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最能够抓住读者和民众的头脑?显然，只有那些深刻地体会到民众心理深处的问题关切，获得了和读者之间的最大共鸣。不仅如此，五四之后很多浅薄学术和学者，都大受读者和民众的追捧，其内在逻辑是一样的：那些传播西化学术和海外政治经济状况的学徒工学者，无一例外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社会接受度，也一样代表了睁开眼睛寻找出路的国民诉求。
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关切笼罩下，一切价值关怀和守旧情绪都丧失了合法性，被悬置起来，最大限度地敞开胸怀和眼界，去寻找一种可行的制度、社会形态来解决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真正的打破一切旧框框和老本本，实现了真正的思想解放。这种逐步拓展思路和眼界的进程，维新变法时期的顽固派曾廉提炼得最为准确和贴切，他在《上杜先生书》中间说：“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这应该算是对知识界那帮子“用夷变夏”乱民，给予一个同情式理解。
在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的球籍问题已经初步解决，至少，世界上已经不再存在着用武力威胁中华民族生存权的军事力量，中国民众力量的集结和使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足以超越技术武器方面的劣势，打败美国这样的强大优势敌手，有效地建立起中国的威慑信用——对中国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将不再可能实现侵略者的目标。近代百余年来的首要问题关切，救亡图存、强国保种诸问题，不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确立的“五阶段历史观”却随着共产党执政，得到了巩固和强化，大批学者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使得这种解读历史的方式，变成不可挑战的理论范式，一些批评意见或者不同看法，统统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帽子，迅速取消了发言权。僵化的历史观，就这样脱离社会中间真实的问题关切而独立存在，要在这个由历史理论(积淀下来的理论家们的过时话语权产品)和理论家共同维护的僵化框架中间“输入”新的问题关切，毛泽东都难于做到。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支持戚本禹和姚文元批判那些僵化过时的话语权产品，还遭到党阀和学阀的共同围剿。
理解了学术场域的规律——历史观一经形成就很难挑战的事实，就能够理解到了1974年前后“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为什么必然地要以“五阶段论历史观”来给孔夫子定位，并据此作出框架性解释，从这个历史观出发，孔夫子被定位为“代表奴隶主阶级”“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二、文革期间新的问题关切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的新变化是，终止了解读历史人物背后的过时的问题关切，输入了新的问题关切。依据这个问题关切，孔夫子主张“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没有合法性的，需要进行对照性解读和批判。在这个新的问题关切中间，孔孟很容易被刻画为代表统治阶级对公共权力垄断要求的意识形态辩护人角色给予批判性审视。结果带来一个重大的遮蔽：在孔孟与历代儒生之间的巨大差别被选择性地忽视了。
今天回顾：历代儒生才真正称得上是地主阶级“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代言人，为此，宋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人、汉代站在桑弘羊对立面的“贤良文学”，坚决反对政权介入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输送链条。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评法批儒是一个重要的带有运动主题性质的学术批判活动，却忽视那些“官学两栖”的儒生与孔孟的根本性差别，未能揭示出儒生仅仅只是行使话语权时期，才采取先秦儒家的语言套路，而在思想实质上已经判然有别了，这一点王亚南用“孔子御用史”曾经梳理过。
文革时期的问题关切是共产党干部群体将会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一样，背弃多数人利益，并进而推动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判断这一问题无法在官场上通过体制内制度设计去解决，因此，必须把批判的武器交给普通民众，让工农兵都“政治化”，一句话：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存在着普遍的复辟倾向，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的外行——普通民众为此必须政治化，“精英阶层的变修和复辟问题”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关切，相应地群众就必须政治化，凡属于与这个问题关切不对路的——诸如主张精英阶层垄断权力或者反对群众参与政治的，都需要进行对照批判。
恰好，孔夫子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孟子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就有必要拉到历史的审判台上去示众和批判，批判刘少奇和批评孔夫子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确立群众政治化和精英阶层不可绝对相信的政治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间确立新的观念，输入新的问题关切。当时的一篇文章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提炼和类比：“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载《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第44页】
作为反面对照，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对于孔夫子的再解读，认识框架和问题关切都是存在的。
三、毛时代的熟人社会网络和德性政治实践
毛时代虽然工业化进程推进较快，但无论城乡多处于稳定就业状态，人员流动性较低，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往往处于一个熟人社会网络中间，较为注重自律，强制性的管理措施运用频次很低，干部多数从工农兵等第一线中间提拔，相当一部分是群众关系较好、能够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模范人物，更接近孔孟德性政治的理想。对于民众生活和干群关系方面有关德性政治的内容，毛时代晚期的批孔运动放过了，这是因为耳熟能详，结果视为理所当然，忽略掉了问题意识。正是在被那个时期批判所忽略的方面，恰好隐含了孔夫子真正的价值——能不能在工业化社会和城市中间，建立起真正的德性政治，毛时代因为稳定就业形成单位制和熟人社会网络的普遍化，证实可能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把传统思想资源应用成果最大化，最小化政府和强制性管理，使得民众和政府都感到方便，政府无须集中过多的监管职能，大量的治理事务(甚至包括一部分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例如枫桥经验)返还给熟人社会网络去执行。
孔夫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都不是强调管理手段，而是强调发自内心的认同起作用的那种机制。在治国和治吏理念上，毛时代强调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反对过分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主张以认同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提升路径，至少在基层面对面的管理层次，这些主张都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落实，象当年树立的劳模同时也是著名的基础干部陈永贵、王进喜，哪一个都是“十足十”的德性政治模范，恰好与孔夫子主张相一致。
如果召集一场辩论会，让毛泽东和海内外那些新儒家同台辩论的话，毛同志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这些所谓的新儒家不过是一些“小人儒”，对于德性生活秩序建设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切，仅仅关注儒家词句支持的话语权和职业利益。而毛同志本人则可以自得意满地宣称虽然没有完全到达“君子儒”的境界，如果达到君子儒要走一百步的话，毛同志已经走出了好几十步。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经”;《尚书》中间说“克明峻德、以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史”。“经”“史”结合起来，儒家讲述的是一种领导权产生方式和德性生活的建设方法，想想毛时代陈永贵大叔和王进喜这样的带头干部，就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首先影响了自己身边的人群，然后取得自上而下的领导权或者权威，把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内部的管理事务不经过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就业已条理化了，然后，通过共产党政权的媒体和行政组织进行推广，成为大范围的学习参照标准和样板，这是不是已经上升到了“平章百姓”的阶段了?
陈永贵和王进喜算不算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间的“立德立功”?还有充分利用文革时期的有利舆论环境，以及卫生部这样的官僚机构普遍垮台引发行业管制松弛的特殊状况，创造性地克服医疗制度的高成本问题，做实并在全国农村推广了合作医疗制度的覃祥官，算不算“立德立功”?为了降低医疗成本，覃祥官自己做表率，辞去公社卫生所里“拿工资”正式医生职位，回到大队里当“拿工分”的赤脚医生，这样的傻瓜行为应该怎么定位?在毛时代的领导方法中间，陈永贵和王进喜是全国的典型，层层都有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每个省每个县都有大寨式先进单位，经验的在地化和典型推广，是当时普遍性的领导方法。
孔夫子主张“君子不器”，但这帮子教授从方法上完全陷入“作‘器’自缚”的陷阱——试图把建立在丰富生活感受基础上的儒家思想表述，拆解成生硬的西方概念去适应僵硬的推理逻辑，结果是为了满足概念和推理工具需要，去损害思想本身。台湾有个黄教授就把孟子的某个说法称为“观念丛”——这种说法恰好揭示丰富的思想表述，很难化约为明晰单一的概念内涵，从而满足推理要求。那些号称新儒家的教授们，恰好就是要干这个活儿——用形而下的“器”去装“形而上”的“道”，装出来的那些话语跟“道”有多大关系，恐怕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一点很清楚，这群号称新儒家的话语经营者，基本上是各说各话，没有多少共识和共用的思想框架，使得整个话语领域呈现一种发散而不是收敛状态，这种状态说明：用西方话语重构儒家思想的努力，至今尚未在西式学术的轨道上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离形成共识提炼出圈子里共享的思想框架(共识和框架是学术呈现收敛态势趋于成熟的标志)，还有很长的弯路没有走完。
李泽厚曾经取笑、挖苦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以为这是毫无根据地对下层社会寄予过多的期望，从孔夫子仅仅只是“素王”(一介白丁却拥有文化领导权，因而号称“万世师表”)的事实，也许提示了这样一个很残酷的历史辩证法：有且只有产生于基层的“德性领袖”才能够起到与舜尧相比拟的社会作用。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多次说过知识分子具有敏感性，先知先觉但受到阶级本能的限制，充满着“投机性”，还说本来想要从知识分子中间选拔培养一批人，结果证明选不出来，很不理想。拥有较多文化资本拥有“立言”资格的群体，却往往与“立德立功”擦肩而过，不能够有所成就。这个投机性的普遍存在，也许要从社会结构中间去解释：处在向上爬位置上的人群，对于权力和利益怀有更高程度的敏锐性，因而也更多地受到这些外在诱因的制约，比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更难于超越和摆脱。法国学者布迪厄也说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间的被统治阶级，处于从属地位和候补状态是一个关键性的结构性和对照性位置，换句话说，立言的资格和结构性位置，损害了立德立功的可能性。今天回顾毛时代的制度成就，极左极右都与宣传(分属于知识精英的“立言”事务)有关，而实打实的建设成就，多数与基层先进人物的实践经验及其推广有关。
在今天中国统治阶级三个组成部分中间，知识分子的无耻程度受到公认，这说明知识精英比资本家群体和官员群体更少关注“保持自身形象”的必要性，资本家群体还往往需要关注各种“公共关系”，只有知识精英不太在乎自身形象还往往要把自己设想为“卫道士”和“监督者”——只针对别人。民谚中间的“新四害”是：“公检法、国地税，医生老师、黑社会。”在世人眼里，“无德”精英群体打起儒家卫道士的旗帜，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四、一个空洞的孔夫子符号能够代表什么
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术界过度追捧西方学术和制度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吻合救亡保种的问题关切。同时，现实对晚清王朝的失望和绝望，继而对民初各种逐鹿英豪的失望和背弃，整个社会心理逐步转向如何激发底层民众的觉悟和力量，为此，全中国那些有知识有头脑并且经过各路精英制造的绝望经验之后的耳朵，都爱听那些如何动员民众力量的偏方。共产党趁势而起，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做成了什么，1938年梁漱溟在延安向毛泽东敞开心扉哀叹“乡建运动农民不动”，毛泽东当即指出农民是要动的。直到1951年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参观川东地区土改，才真正领会到了农民要怎么样才会动起来的内在逻辑。他1981年在席卷全国的非毛化大潮期间，拿出自己的土改日记并作出这样的批注：建国后参观土改是他“智识上”的最大进步。
让农民动起来，与如何动员底层力量是一个等价命题，在经历了对晚清和民国各路豪强的绝望之后，业已成为救亡保种问题关切的唯一着眼点。不管一个人政治倾向如何，只要他真诚地关切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问题，而且头脑又不糊涂，不至于对各路统治阶级怀有幻想，显然，就必然地走到被动拥护“共产党的农村革命实践”——有且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能够在乡村建立起有执行力的政权，并能够源源不断地动员农民群众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抗日战争。而国民党作为合法政权，却依赖“抓壮丁”这样的强盗模式去补充兵力，抓壮丁的后果是一个家庭丧失了壮劳力之后就陷入再生产困境，威胁到所有家庭成员的生存。这其间的核心差别就是共产党能够组织基层乡村政权，给军属家庭安排代耕——结果当然是把壮劳力离开之后对再生产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经由根据地时代建立低成本高执行力农村政权的经验，充分利用了中国农村丰富的剩余劳动力资源投入建设，还夺取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群体手里曾经掌握并低效利用的经济剩余，更为有效地转化为工农业投资。一五计划期间总的建设投资数量达到766亿元之巨，相当于黄金七亿两，仅五年新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相当于旧中国百年积累的4倍。共产党和从前的统治阶级一样，面对的是同一个广土众民的贫穷国度，共产党作为政权组织，自己并不生产任何经济剩余，但是，共产党把从前集中地主富农资本家手里的经济剩余拿过来并进行了更为有效的使用了，如此而已。中国的超量人口也一直存在了近百年，但只有能够低成本建设农村基层三级政权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把这些看做是一种“资本”而不是“负担”。工业化事业和革命时代一样，也依赖于一个政府在低成本运作的条件下，有多高的执行力。更为高效地使用全社会潜在的“经济剩余”，同时能够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的组织作用来充分地利用剩余劳动力，这是共产党政权胜过一切旧统治阶级的地方：更为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去推进工业化事业，这是共产党政权打破历史僵局的关键。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首先是一场通过“讲故事”来控诉“精英阶层受苦”的伤痕文学运动，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在中国重建一个高度分化的统治阶级阶级社会。三十多年之后，不管是权力精英、知识精英还是资本精英的强大和实力，都是空前的，这三个互为关联的统治阶级所充分垄断的政治权力、话语权和资本份额之高，在全球都是极为突出的，一些在社会分化上努力了几百年的国家也一样瞠乎其后，艳羡中国统治阶级的成长速度和实力强大。问题也在于此：中国统治阶级业已垄断了过大份额的权力、话语权和资本，使得被统治阶级乃至于大部分候补阶层(小资白领阶层)所得份额，与他们付出的努力完全不相称，结果导致政治认同方面的巨大损失。也就是说，精英阶层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问题关切——如何有效地扩张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利益份额，业已与小圈子之外的普遍感受正面相撞。统治阶级内部的问题关切，在背弃多数人的感受之后，业已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困境：无法透过思想和意识形态建设来收获认同。而强制力量的运用不仅是高成本的，还往往引致强大的反作用，导致意识形态遮蔽效果的进一步下降。
伤痕文学虽然还顽强地要生存下去，但是效果已经非常可疑了，一位年轻的学者指出：“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呼唤，这是多年宏大叙事的一个声部而不是充分个人化的表达。诉诸这样的表达，与其说这是他们在向历史讨还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向现实诉求永无满足的现实权益和精神安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伤痕文学的精英意识形态特征。它是受难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回顾文革和前文革历史时的文学想像。在将这种特定人群的想像当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全部时，它掩饰不住文化精英和权力精英对回归优越地位的诉求和失去这种地位的情感体验。”【http://blog.sina.com.cn/dongbei1993】
对于精英阶层而言，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事情，问题关切缺乏读者的接受，就不成其为真实的问题关切，就不能够据以进行互换读者和民众共鸣的着眼点，强自言说的后果将是进一步远离读者，是真正的自绝于人民。
在问题关切上的失落，需要一种话语新方式上的弥补，结果是三十年来学术上全面引进西方学者的成果，如果只有几个人这么干，显然还会有一个不错的投入产出比，问题在于普遍地这么干，话语权的实现方式就一样要遭遇到非议，这不仅无助于提升学术界的形象，也无助于知识精英阶层履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功能，帮助确立统治阶级和制度的合法性，降低强制执行的成本和机会。另外一位青年学者不无讽刺地指出：很多人是“在中国研究汉学”。在五四之后一段时间，不管是知识界“言技”还是随后的“言制”和“言教”，在全社会共有的“救亡保种”问题关切之下，都能够很好地兑现。九十多年之后，同样的宣传却弥补不了背后的空虚和失落，结果导致统治阶级内部话语权的分裂和对抗，西化派与中特派的话语不兼容，结果当然是降低了对被统治阶级的共同作用。
可能有意思的是，今天官方重提孔夫子的背后，既没有解读框架，也没有问题关切，而是仅仅把孔夫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代表所谓的“中国性”，以显示与西方诸国的不同，与所谓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宣传运动结合起来。如果这个判断站得住的话，今天的孔夫子符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系而不食”的“匏瓜”。
以孔夫子名义在海外到处推广的“孔子学院”中间，教学内容通常包括“包饺子”“打太极拳”，孔夫子也就这样成了另外一个代表符号，与饺子和太极拳一起成为所谓的“中国性”的代表。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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