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一是经济发展，二是随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而产生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壮大，而目前西方国家经济的长期停滞与衰退，以及随之出现的中产阶级贫困化无疑是西方民主制度危机的根源。大多认为香港“占中”是一场颜色革命秀，实际上香港占中与美国占领华尔街等是如出一辙，与其说是民主运动，不如说是民主制度的危机，而这种危机都源于现代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危机，而现代社会经济结构或者讲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资本主义危机又源于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资本与分工的再分布，特别是加速发达国家与地区资本与产业的外流与转移，由此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停滞，失业率的上升，中产阶级的贫困化，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高工资，高税收与高福利体制的难以为继。所以，香港占中与美国占领华尔街都是这一危机与问题的表现，它们反映的都是人们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制度的一种迷失。
现代社会应该以资本还是应该以社会福利为中心?一般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因为只有资本投资，经济才能增长，经济增长才能推动社会就业，政府财税以及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事实上两者又是矛盾对立的，因为工资，财税与社会福利提高意味成本提升，利润下降，结果资本投资就会萎缩，资本投资萎缩，经济增长就会下滑停滞。反之为了吸引投资，政府就要控制成本，控制福利与工资，让资本投资有利可图。现代经济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与社会是建立在私人投资基础上的，而私人投资是建立在利润驱动基础上的，没有预期利润就没有私人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经济就衰退，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就会激化。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成本在不断提高，预期利润在不断下降，由此结果是私人投资的停滞，显然这是现代经济与社会陷入困境的根源。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够驾驭，而这种结构性的制约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农村化的结果，这是非常超前的现象，将可能在今后的25年中大体完成。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本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长期后果，这导致了生态的枯竭，这就使投入到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结果，它对公共开支不断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卫生保健和终身收入的保障上，这就使税收开支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对生产利润的结构性压缩，而且使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赢利。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是定义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体系的特征，但是以上三种制约使这一体系的最初动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的危机。
根据工资铁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不可能绝对提高，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生产成本比例是不断提高的，其原因一是由于工人的政治觉醒与不断斗争。二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一条改良主义道路以避免革命的爆发，所以马克思与列宁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最终发生。三是资本家认识到如果生产汽车的工人买不起汽车，那么我生产汽车卖给谁呢?他们认识到通过提高工资可以增加社会购买力，扩大内需。但是目前问题是工资上涨了，利润下降了，没有利润，资本家也就失去了资本积累的基础与投资的兴趣，或者他们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工资低的国家去，由此结果自然是不仅高工资难以维持，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瓶颈来自于成本外化或者讲环境破坏极限的制约，对于这个制约事实上我们也不陌生，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导致环境破坏的加剧。不错，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是发展总是有代价的，如果代价大于发展的好处，那么这种发展就到了极限，或者说这种发展事实上是一种破坏。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无污染的发展方式，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就存在由谁来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问题，是成本外化，让政府与社会承担还是应该成本内化，让企业公司承担。如果是前者，就要大幅度增加纳税，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会加大公司的利润压力，构成对资本积累的制约，最终结果往往是公司将工厂从城市转移到城市边缘，从城市边缘转移到农村，从农村再转移到欠发达国家。
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击来自于资本主义体制内政府功能的扩大与税收的不断增加，小政府，大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政府的功能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政府已经俨然成为社会的保姆，之所以产生这种反向发展趋势一自然是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功能的扩大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说成是为了驯服危险阶级而付出的费用，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思预见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自己改良了。二是由于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常性经济危机迫使或者不得不要求政府出手拯救，事实上资本危机往往通过政府之手，然后将危机转嫁于社会，由社会来承担危机的成本。而政府功能的扩大意味而且必然意味国家税收的提高，因为政府不是生产性机构，它没有钱，要钱就要增加税收，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那么，政府能够向谁征得税收呢?只能是富人，但是政府向富人征税，在达到一定水平时自然会严重影响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税收增加，利润下降，反之亦然，富人或者公司往往选择如何避税，逃税或者选择一走了之，于是政府不得不把眼光再转向那些留下来的富人与公司，直至最后一个富人。
从历史上看，西方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特别是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壮大显然是民主制度发展的基础。而目前发达国家与地区由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经济增长的停滞显然是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与民主制度危机的根源。谁掌控资源和生产资料，谁将决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以及财富的分配，无疑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是资本而不是国家和社会控制资本与生产资料。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控资本和技术，它们为了追逐利润，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整体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因为发展和增长是以牺牲国家利益和中产阶级贫困化为代价的，财富正以几何级数集中于全球少数跨国公司，它们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生产，70%的对外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掌控了社会财富的40%，由此正在把世界推向一个动荡和危机的时代，推向一个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代，公司已然成为世界和国家的幕后主导者和统治者。对此人们必须不得不反思何种制度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我们要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在经济和社会上也更公平的世界呢?所以，无论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还是香港“占中”反的正是资本以及政府对资本的软弱无力，本质上恰恰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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