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亨利•保尔森卸任美国财政部长前几个月，《外交》杂志8-9月号刊登了其一篇告别长文，题目是“战略性的经济接触”。保尔森先生在文中强调了中国融入美国经济体系的重要性：“美国、中国，事实上还有国际社会，都能从中国成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巨大利益”。他表示，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机会说服中国，中美具有许多共同利益，应尽可能地缩小双方的分歧。”1
从而，2006年初，在保尔森的领导下，小布什政府启动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这不仅为美国提供了榨取中国让步的平台，而且提供了说服中国加深与美国经济一体化的机会。其实现“借助于高层官员之间的对话，他们平等相待，从战略高度讨论问题”。1
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达成了许多实质性结果，但大部分有利于美国工商业。根据保尔森先生所说，双边航空服务协议是成功的协议之一，根据该协议，“到2012年，美国往返中国的客机将翻一番，两国的航空货运公司将享受行业全面开放，包括到2011年解除对飞行频率和价格的限制。”1因此，充满商机的中国市场将面临美国强大的空运公司的入侵，这对中国航空公司的影响有多大尚有待观察。这预示着中国航空业肯定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因为它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国激烈竞争。
根据保尔森先生所说，他努力“与中国政府最高层建立关系是美国政府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取得成功的关键。”1利用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有利地位，保尔森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开放市场、引进投资和“向自由化迈进”，对中国的增长是重要的。1
其实，保尔森先生的前任、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一直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实施金融自由化和浮动汇率制度。毫不奇怪，在2007年5月的第二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上，面对中国经济领导层的15位部长，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再次施压称，“中国重新平衡增长和改革其汇率制度，具有紧迫性。”1
保尔森先生还表示，为了实现“短期的无通胀增长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中国还需要灵活的价格体系，特别是灵活的汇率制度。”1保尔森把中国过度积累外汇储备归咎于“北京对人民币的严格管理”，1而不是美元霸权。正是美元霸权迫使中国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从而阻止了中国将出口收入用于国内发展，直接把真实财富输送到美国。保尔森的观点全是假话，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毫无疑问，中国实施金融自由化和灵活货币汇率的经济政策必定将造福于美国金融资本。但保尔森先生及其美国财政部的同事还是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灵活的货币汇率和金融自由化将允许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商占有中国人民的财富，近期的中国股市就是例证。这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体现得更明显，1000多亿美元的硬通货储备“(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被没收和转移到金融家私人手中。”4
显然，如此大规模的投机资本进入，肯定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中央银行在允许外资不受限地进入的同时，将不得不发行等量的中国货币。这就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从而稀释了中国货币的价值，提高了通胀。
对中国来说更为不幸的是，美国为了扭转次贷危机发生后其银行系统的金融崩溃，已经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结果，在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广义货币供应量(M3)达到了17%以上的年均增长率。2美国以这样的速度增加货币供给，不仅使本国经济通胀，而且把通胀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国通过自由化和与美国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这会使中国遭受美国金融过剩的重击，导致中国经济的通胀。
而且，快速印发新货币将稀释美元的价值，自1971年美元成为法定货币以来，美元已经丧失80%以上的价值。因此，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将遭到削弱，到一定时候将导致外国投资者恐慌性地抛售美元，从而迫使美联储把联邦债务货币化。当前，美国联邦债务已达到17万亿美元。若17万亿美元的债务成为流通中的货币，美元将变得毫无价值。最终结果是恶性通胀，“不是年通胀率为二位数或三位数，而更可能是七位数至十位数的通胀率”，正如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德国所看到的那样。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在金融和经济上与负债累累的美国一体化，不仅会丧失大量的美元储备——它们将变得毫无价值，而且会遭受恶性通胀。恶性通胀将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摧毁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就如60多年前的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情形。只有傻瓜才会接受本•伯南克和保尔森先生的说辞，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与破产国分享财富。正如保尔森先生所称，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虽然保尔森先生假扮中国的挚友，真切地关心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他公开承认，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获取中国让步的有益且有效的论坛。除上文提到的双边航空服务协议外，中国还将向美国环保企业开放市场，后者将控制中国国内的制造业。1最重要的是，作为华尔街出身的金融家，保尔森先生自然希望美国能够将金融产品和服务出口到中国，造福于美国的金融资本。
对于保尔森不幸的是，近期美国的次贷危机及随后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破产，完全暴露出美国金融体制的债务缠身、腐朽性和破产。
保尔森先生试图说服中国经济班子，“拥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为大量消费提供资金，保证不会遭受厄运，产生高回报的投资选择众多，中国家庭就会少储蓄多消费。”1然而，美国近期的经历完全驳斥了保尔森先生的主张。据《商业周刊》报道，证券市场走低让许多美国投资者痛苦不堪，特别是已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商业周刊》2002年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人声称，他们在2000年到2002年上一个熊市的股市衰退中损失了钱财。结果是77%的人表示，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退休计划，13%的表示，他们必须比原计划工作得更久。五人中就有一人担心，他们今后会支付不起医疗卫生和处方药。”3柯达公司一位退休员工在听信了美国蓝筹股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的建议后，在证券市场损失了一生积蓄，想去自杀。这种掠夺性的行为在美国金融市场非常猖獗，这种体制不值得中国效仿。3
然而，保尔森先生不仅对向中国输出这种金融体制感兴趣，而且“不断探索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部门的道路，包括允许外国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债券，允许外国证券公司扩大经营范围”。1他还分秒必争地商谈了一项双边投资协议，“保护美国在华的巨额投资，为美国投资者开辟新的机遇”。1自然，他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美国跨国公司正是通过知识产权的垄断，才能持续支配中国国内市场。
虽然保尔森先生自称是中国的朋友，与中国平等相待，但他反对中国追求独立的能源政策以锁定石油供应。若没有固定的石油供给，中国将被迫依赖于全球市场和美国公司，从而强化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提高美国石油巨头的利润。保尔森先生劝说中国无须具有安全的能源供应来源，其理由如下：“例如，中国在苏丹的投资败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德黑兰因为其核开发活动，一直倍受指责”。1讽刺的是，正是因为苏丹和伊朗敢于给予中国开采权，才使自己成为美国报复的目标。
保尔森是美国最大投行高盛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像他这样的华尔街金融家，过去在私有化过程中或扮演顾问角色，个人已经在同中国打交道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从而，他们自然要假扮中国的老朋友，满脸堆笑，满怀情谊地访华，但其真实动机和唯一目的是得到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让步，使美国金融投机者能够占有中国人民的更多财富。然而，他公开称，“说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权纪录问题……华盛顿必须直接和谨慎地发展美国的双边利益或在适当时发展多边利益。”1归根结底，保尔森先生只不过是再次露出真面目，他只是一个现代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采取经济殖民政策，同时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人们奇怪，为什么现代中国还会有领导人允许保尔森之流侥幸地成功实施如此不光彩的阴谋诡计，还到处散播中美分享共同利益的谎言。难道中国就没有捍卫本国利益的爱国者吗?
注释：
1. Paulson, Henry: “A Strategic Economic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August-September 2008.
2. Williams, John: “Hyperinflation Special Report”, Shadow Government Statistics, April 8, 2008.
3. Hovanesian, Mara Der: “Ruined by 401(K) Predators”, Business Week, July 14 and 21.
4. Chossudovsky, Michel: “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Global Research, 2003, PP. 3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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