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科大学 张志坤

　　前几天，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新鼓噪在各大媒体上甚为抢眼，这就是来自美国的一篇题为《美国必须直面中国挑战》的文章(附中国《参考消息》报道)。这篇文章宣称，美国对中国一直奉行着“容忍政策”(或者翻译为“宽容政策”)，但现在以失败而告终，今后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要勇敢面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将成为前苏联和极端伊斯兰主义之后美国的第三个同时也是更强大的敌人。文章写得是如此主旨鲜明、言简意赅，以至于国内许多媒体干脆就冠以“中国将成美最大敌人，对华容忍政策失败”这等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以报道了。

　　对此应该做怎样的评价呢?是不是果真如这篇文章所说，美国对中国一直相当宽容，而中国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终于惹怒美国了呢?

　　《美国必须直面中国挑战》一文列举了若干美国对中国的宽容的例证，如“2005年，时任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彬彬有礼地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当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希望中国认识到与现有国际体系合作最符合其自身利益”;又如“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中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主张采取和解政策，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似乎这两项事例就足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宽容”与“容忍”了，而中国对此的回应则是“更加咄咄逼人，更多地实施‘切香肠’战略，同时加紧实现军事现代化”，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实在是太客气、太大度、太姑息了，美国是如此这般地高抬其贵手，中国非但没有领情，反而却“更加咄咄逼人，更多地实施‘切香肠’战略，同时加紧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不是蹬鼻子上脸、欺人太甚了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耶，难怪该文要主张美国“要勇敢面对中国的挑战”了。

　　我们说，这这种论调，完全是霸权主义者不可一世蛮横心态的生动体现。

　　首先，这篇文章给中国所扣上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人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中国经常派遣军舰飞机经常到美国海岸边窥伺，还是美国经常派飞机军舰到中国沿海巡弋挑衅?中国与美国谁更“咄咄逼人”?中国切了谁家的哪根“香肠”了?难道因为与日本有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有南海诸岛争端，这就算中国切了别人的香肠吗?那些国家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区狂踩石油，并在所占据岛屿上构筑各种设施的，算不算“切香肠”呢?难道只允许他们“切”就不允许中国动一动吗?不错，中国是在“加紧军事现代化”，难道这也成为中国的一大罪过，也成了中国回应美国“宽容”政策的可恶的举措吗?

　　其次，这篇文章所列举的两个例证本身也不是所谓的“宽容”。佐利克提出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时候可能是彬彬有礼的，但不是为了宽容，而是一种战略设计，这一政策的用意是要用“负责任”这一概念来束缚与驯服中国，让中国听从美国的支配，在中国看来，就于是为中国挖了一个蒙着华丽辞藻的陷阱;坎贝尔主张采取和解政策，是高唱与中国“合作”、“共赢”的代表人物，这也不是宽容，而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具体运用，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上述这两项政策如同美国对俄罗斯的“重启”战略一样，根本就不是什么“宽容”，统统不过是战略上搞定对手的不同手法而已。

　　最后，这篇文章所谓的美国对华宽容政策根本就子虚乌有。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始终围绕“接触”与“遏制”两个维度而展开，有人主张“接触+遏制”，有人主张“遏制+接触”，还有人主张强硬“遏制”，所谓“宽容是两党的一致政策”是子虚乌有的捏造。《美国必须直面中国挑战》一文摆出一副曾经“宽容”的面孔，俨然以地球的主人自居，似乎这个世界就是美国的私有财产一般，中国似乎生存在美国的领地上了，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嘴巴搭在美国的锅沿上了，所以让中国存在就是成了一种宽容，否则很可能就要开除中国的球籍。这是多么蛮横而令人作呕的一种霸权心态!

　　事实上，与这种自诩的宽容相反，美国对中国始终遂行各种形式的遏制。美国在政治上遏制中国，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美国在经济上也遏制中国，压迫人民币升值、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以及阻扰收购美国资产等一系列事实可以为证;美国在高技术上更是对中国严加防范，冷战时期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至今仍对中国有效;至于军事上遏制中国，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都直言不讳，哪里还会有什么宽容呢?时至今日，稍有一头脑并具备起码公平公正心态的人都知道，尽管美国继续打着“合作”、“互信”的幌子来忽悠中国，但实际上美国早已经把遏制中国当做最核心的战略任务并为此竭尽全力。

　　可问题是，中国的复兴崛起远超美国的预料，这一崛起对美国是如此严峻，现已“演变成美国在今后数十年里面临的最重大和最伤脑筋的安全挑战”，这在相当程度上的确是美国的失败。但这却不是什么宽容的失败，而是遏制政策的失灵，因为遏制中国在根本上并不奏效，所以美国战略界的一些人士开始气急败坏地寻找替罪羊，他们绝不相信美国霸权并不能阻扰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要认定这是一些人无能或者奉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这一情形，仿与当年新中国成立而美国上下互相撕咬“究竟谁丢掉了中国”如出一辙。

　　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动向，因为奥巴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美国霸权集团对奥巴马团队不寄予多大的希望了，他们要为后奥巴马时代进行思维舆论准备和进行前期战略策划了，所以，不要以为《美国必须直面中国挑战》一文是什么学术研究，更不要以为这仅仅是部分人的鼓噪，联系到此前不久前北约司令克拉克要对中国动真格的叫嚣，令人不能不顿起警惕。正所谓风起青萍之末，这些新动向很可能就是中美关系严峻未来的先声。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所谓中美关系已经走向“成熟”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前些日子，中美外长在美国举行了会谈，中国的外交部长被邀请到了美国国务卿的家里享受了一场私人宴会。能得到美国高层如此青睐，中美高层如此温情脉脉，自然让一些人倍感受宠若惊，一时间，中美关系已经“成熟”的报道铺天盖地，这些人很可能指望美国在原来“宽容”的基础上再更“衷情”一些，这大概就是所谓成熟的涵义。但上述动向所预示的恰恰相反，中美关系的现有轨道都可能就要走不下去了，更遑论什么“成熟”了。

　　第二，冲突与对抗可能要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推到重来，现有的资产依旧，比如什么密切的经贸联系，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之类，但所谓“管控分歧”的神话将归于破灭。中美之间的分歧是很本性的，不能管控也无法管控，据说中美之间已经有了70个对话机制，许多人把“管控分歧”的希望寄托在这里，实际上毫无用处，别说70个，就算700个也没用，也管控不了美国霸权对中国的欲望与贪婪(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戳穿中美战略关系中的三个神话》等文章)。与此同时，冲突与对抗将日趋严峻，“合作”、“互信”的招牌将被新的战略暴风雨吹打得破烂不堪、相当难看，只好扔进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

　　第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有可能因此失败

　　任何关系都有失败的可能，包括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大概也确实有赖于美国的某种“宽容”，很可能就是一山二虎之意。佐利克与坎贝尔的那点“宽容”其实远远不够，还要在此基础上迈出很大的步伐，才能达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定义的那种高境界。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一些人已经连这点“宽容”都不干了，都叫嚷要改弦易辙了，难道还能指望更多更大的“宽容”从天而降吗?

　　当然，《美国必须直面中国挑战》一文也有诸多可取之处，并不都是颠倒黑白的污蔑之词，其中，该文有关中美两国的未来定位就深得我心，这篇文章把中国定位成美国的挑战，并认为，“该挑战之所以最重大，是因为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对美国的经济、生活水平、未来繁荣和其作为全球大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之所以最伤脑筋，是因为中国现在可以动用的资源令当年的苏联望尘莫及。冷战的安全较量耗费了美国颇多精力;中国的挑战至少会耗费美国同样多的精力(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段话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描述与笔者曾经的描述大体一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所谓中美关系是战略上“良性竞争”的神话也是一种可笑的梦话。这一点，笔者完全同意。

　　附：美对中国须接受四个严酷现实

　　参考消息网10月21日报道 美媒称，美国在今后数年要围绕中国考虑很多问题。只有极少数美国公众和主要决策者着眼于这一挑战。如果美国及其伙伴想要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0月17日报道，文章认为，美国决策者和公众必须勇敢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作为强国的回归势必会导致竞争，而这一竞争很可能演变成美国在今后数十年里面临的最重大和最伤脑筋的安全挑战。

　　该挑战之所以最重大，是因为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对美国的经济、生活水平、未来繁荣和其作为全球大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之所以最伤脑筋，是因为中国现在可以动用的资源令当年的苏联望尘莫及。冷战的安全较量耗费了美国颇多精力;中国的挑战至少会耗费美国同样多的精力(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中国的挑战是华盛顿的大多数机构避而不谈的问题，因为这一挑战的严峻程度令决策者和规划者感到极为不安。

　　不过，美国的决策者和政治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要勇敢面对中国的挑战。具体地说，美国必须迅速接受四个严酷现实。

　　首先，下一任美国总统及其顾问必须正视现实：目前已经尝试过对中国采取宽容态度，但以失败告终。宽容是两党的一致政策。2005年，时任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彬彬有礼地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当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希望中国认识到与现有国际体系合作最符合其自身利益。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中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主张采取和解政策，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世界史上频频出现的大国间的悲剧性冲突。首先尝试宽容态度是说得通的，然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宽容态度的回应很明确：更加咄咄逼人，更多地实施“切香肠”战略，同时加紧实现军事现代化。美国的下一个决策班子必须承认，宽容政策不是有效的对华政策。

　　其次，美国军方将领和规划者必须面对现实：由于中国正在全面开展导弹和传感器方面的革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传统作战概念(也就是依靠迄今为止安全、大规模和集中的前哨基地的短程飞机和火力以及在亚洲周边的海军特遣部队)已经不再奏效。鉴于中国的导弹储备不断增加，美国军方最近试图加以应对，部署了更多脆弱的短程力量，而这使得双方都有理由在危机当中率先发动打击，从而使危险进一步加剧。美国军方需要打破70年来形成的作战和采购习惯，而这并非易事。

　　第三，国会和军工行业必须正视为重建美国军事部队而进行的调整：核心是远程而非短程飞机，多倚重潜艇而少倚重大型水面舰船，各军种需要一批战区级导弹，而现有规划中基本不包含这些内容。国会和承包商不会乐于接受采购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但中国的挑战如今要求我们必须做出调整。不过，只要采取开明的态度，调整未必会很痛苦。

　　最后，美国公众必须接受一点：无论多么疲惫，都不能停歇。美国人民背负了超过40年的对抗苏联的重担，如今又投入了另一场打击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前途未卜的斗争。来自中国的挑战是下一个，而且从挑战者掌握的资源来看，很可能是最艰巨的挑战。使形势越发错综复杂的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存在极强的相互依存性。不过，尽管存在这些难题，美国公众仍然必须接受中国的挑战所构成的无期限的负担。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季将很快到来。候选人将如何评论中国带来的地缘战略挑战?他们是否会利用竞选来让公众了解即将出现的严峻挑战和美国在未来数十年间将要背负的重任(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的关键利益)?在理想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候选人应该把竞选季作为让公众了解即将出现的挑战的机会。宁可如此，也不要在2017年或者之后让公众大吃一惊。

　　因此，美国在今后数年要围绕中国考虑很多问题。只有极少数美国公众和主要决策者着眼于这一挑战。如果美国及其伙伴想要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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