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阅读：雅尔塔体制轮回沉思录(上)
雅尔塔体制崩溃对中华复兴战略的启示
作为美利坚帝国的存在基础的雅尔塔体制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就迅速成为一个历史的的过客，在人类史上的众多的大帝国的寿命排行中可谓相对短命之极。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雅尔塔体制的建立和崩溃的经验教训又能给中华复兴进程带来一些什么启示呢?
1、中华复兴的进程必须始终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大义的制高点上
美国的文明模式不过是西方商业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西方的商业文明兴起也不过是几百年的事情，其文明的特质在于一个“争”字，提倡生存竞争、自私自利和优胜劣汰，崇尚丛林法则，这种文明范式究其本质而言，漠视他人或者其他种族的生存，比如美洲印第安人遭灭绝性的屠杀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杀人如麻，在短短几百年中遭迫害和杀戮而死亡的无辜人数是人类战争史以来死亡人数的绝对多数。日本百年前脱亚入欧，学的也是军国主义，就有中国抗战时期3000多万人的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平民!用中国的古语云：有伤天和!二战以来大部分局部战争仍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策动或者直接发动的。西方这种文明阶段的极端发展实际上在挖掘和弘扬人的动物性或者兽性一面，肮脏和血腥伴随着这种文明发端和兴起，具有反人类的特征。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因为其世界主义思想倾向，极力推动二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的确立，其意图在于摧毁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列强的殖民体系，但是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客观上大大加速了越来越多民族的觉醒进程，促使这些民族对自身或者国家的生存经验与教训进行反思，这些民族主体的生存意识或国家利益凸显，而民族觉醒却反过来推动西方商业文明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丛林法则的被摒弃过程，其最具代表性和讽刺意义的是美利坚民族生存模式的失道寡助。
因此中华复兴首先应该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大义的制高点上，方能得道多助。作为硕果仅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内涵更多的体现在一个“和”字。几千年来的大帝国，都是斗而求和，和睦相处，民族融合，才造就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即使是战争杀人过多，也是被史笔谴责的，比如秦将白起的坑赵卒四十万。大诗人杜甫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欺凌，岂在多杀伤?”的诗句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华历史上的对外之战，北方民族多被驱逐或者融合，很少将其他民族灭族。当前的中华复兴进程，当然是重新发端于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复兴的文明基础仍然在于我们在全世界重新提倡和推广“和谐共存”的价值观体系。新中国以来，我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帮助亚非拉很多国家，是这种“和”的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即使和美国斗了几十年，也是斗而后和，包括苏联，都是迫使对方讲和!近年来我国推行“新丝绸之路计划”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同样是在恢弘我们古老价值观。这也是我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欢迎与合作的原因。
一种文化成果，首先是民族的，因为只有这个民族因为运用它，取得了优于世界其他民族的进步，能够改进我们的生存质量和条件，然后才是世界的，才会被世界其他民族学习和理解，并且认同和效仿。中华文化必须创造出人类最优越的生存方式，文化才能复兴。在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继承和发扬“和”的文明内涵，着手创立“和谐生存”中华民族的新生存方式和更优越的文明发展范式，为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样板和经验。
2、必须在文化与精神自立自主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国家战略
精神是观念和体验的升华。观念支配着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的不断反思和总结则推动观念的变迁。制度和法律不过是观念或者价值观的现象形态，也是一种观念的社会沉淀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因为制度也是人定的，人自然也能改变它。价值观混乱，制度也混乱。制度也折射的是一个族群的精神，对他们的行为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和衡量。只有文化自主，才有精神自立，然后才有制度的自洽。在此方面，我们目前面临两大历史任务。
首先，意识形态之争永远服从于国家利益之争。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是人类史以来的私有化的最高形态,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在人类生存资料的获得具有有限性、个体或者单个人群集体生存相对优先的意识存在的历史条件下还不会消亡。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不过是某一群人对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经验与教训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本质上还是为了国家治下的民族或者人群的生存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它们都是西方舶来品。在前苏联时代，斯大林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苏联国家的战略工具的加以娴熟运用，二战前以“输出革命”对抗全球的战略性围剿，即便如此，苏联仍然觊觎并最终在二战末期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二战后为了摆脱美国的战略束缚，推动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同样因为与多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冲突，中苏、苏南、苏波的国家关系破裂。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同样是为了对中华民族进行思想控制，思想控制只不过是战略控制一种最高形式，“上兵伐谋”和“致人而不致与人”，造成我国的社会价值观的内部结构相互矛盾和混乱，摧毁我们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对中华的重新崛起的努力和动力进行遏制和削弱。在我们国内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之争，都是西方进行文化遏制和观念灌输的产物。当然西方人给我们舶来的意识形态不止这两种。这些意识形态即使能够继续存留下去，也应当在文化自主与批判的基础上注入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新内涵。
其次是必须脱离西方的语义和概念逻辑环境。认识西方文化体系不过是为了超越这个体系，而不是以这个体系为准。因此重建我们的理论思维系统尤为迫切。目前西方的语义和概念逻辑环境很强大，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思维结果和行为对策逃不出西方的逻辑层面和战略演绎层面，换言之，在战略上能够被西方预估和早早应对，最高层次不过是在西方体系中成为一个被动的战略玩家。中华复兴的根基在于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复兴，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形成自己的国家战略，不是我们自己在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中找到和选择我们民族生存的未来之路，我们就会陷入盲动，中华的再度复兴也就无从谈起!只有跳出西方人的思维窠臼，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恢弘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和中华价值观，进行方方面面的理论建设，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体系，根除我们的奴性、迷信和其他思想误区，我们才算从精神上站起来了!一个民族只有哲学思想透彻并且有基于自身福祉的战略，才能够众志成城，不可胜之。
3、警惕资本控制国家的危险倾向
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美国设计并且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形成了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客观上而言，这种体制有着因为其思想的深邃与透彻，有着其天然的优点和优势，但是在战略上也不是没有破解之道，历史也是在多种“错误和意外”前进的。雅尔塔体制在短短七十年就走向崩溃，除了罗斯福的继任者们的战略愚蠢之外，美国资本对国家的控制也是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执行发生错误和偏差的重要原因。资本因为其属于个人或者私有者的联合体，有着自己的社会形态和构成，资本的利益和企图与国家利益与战略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控制国家的前提下，一旦资本的利益和企图和国家利益与战略发生差异和冲突，资本利益本身的狭隘性就必然地使国家战略的执行偏离其既定的合理的轨道。
在我们当前的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具有其天然的资本形态和结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个体，它们也是利益主体，也是一种个别占有的具体社会形态，同样区别于国家利益或者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因此保持国家对国有资本和其他资本的控制而不是反之，同样是遂行我们国家战略的前提。为了达成这一点，首先有必要运用新的价值观对国有资本进行改造，而不是运用西方资本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对国有企业进行所谓的私有化。所有制问题的核心，在于国有资本的利益和利润归属，其物质和财富积累通过现实的机制和制度惠及于全体人民，这是国有制的根本。要将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基础，逐步发展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且形成真诚而非虚伪、普惠人民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机制，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并稳定和发展这些制度和机制本身。其次，资本仍然是市场主体，国有资本要通过垄断夺回市场体系的控制权和定价权。资本的国家占有形式和体系同样是通过市场金融过程展开的，也就是资本的社会配置过程与方式，从而发展起一个个国有企业这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组织。所以，国有资本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极端重要性，主导和控制我国市场体系和经济的运行。
4、建设和慎重使用国家武装力量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略的运用,始终是围绕国家长远利益展开的。只要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存在，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组织的利益构成与边界，那么一个国家就会沿着多重的利益维度展开其国家行为，对它的能力或者力量进行运用。在这种运用国家力量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二战后的几十年的局部战争中，绝大部分的战争有美国策动或者直接发动，说明了美国具有迷信和滥用武力的倾向。“国虽大，好战必亡” 的中国古训在二战后的美国身上得到反复的演绎;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国在二战后缺乏真正的能谋国的战略大师，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家行为被商人们牵引，用于劫掠他国财富和扩张市场范围。这不仅直接消耗了美国国力，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在全世界人心渐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罗斯福的设计和推动形成的雅尔塔体制中，隔洋平衡欧亚大陆的战略要点在于，即使世界发生烈度可控的局部战争，也是发生在其他大国而不是美国自己身上，美国可以借力打力，力量制衡;但是后来的美国领导人抛弃了这个原则，反而与世界其他大国处于轮番消耗之中。美国的持续衰落直至雅尔塔体系解体也就成为必然。
我们回顾二战后美国的国家行为，还应该悚惕“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大国利益分歧和有可能升级为冲突的人类历史阶段，我们不能期望其他大国势力的国家领导层都是冷静理智的战略家，都具有调和国家利益冲突的足够智慧，都会慎用战争手段的选项;这一点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战争和珍宝岛冲突等等事件中得到反复证实;当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国防力量处于弱势并且具有自残思维的时候，战争的鼓点就会响起;最切近的离子就是利比亚和伊拉克。
其次，国家战略目标要与自身的国力相匹配。当一个国家战略为这个国家提出其国力运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战略野心的膨胀必然导致国力的无意义消耗乃至国家的灾难。新世纪以来，就美国与其他单个的世界性大国的力量对比而言，美国的确具有相对的优势。如果中、欧、俄三级势力合纵以共同应对美国遏制的倾向占上风，那么美国反而处于力量绝对劣势。在新世纪到来后，美国单边主义特征凸显的结果，就是与中国和欧洲连横的“G2”策略在不同程度上失败;欧洲在联合的基础上与美国渐行渐远，北约名存实亡;中国同样拒绝美国“G2”的战略倡议。重返亚太针对中国、两轮北约东扩针对俄罗斯、欧元危机针对欧盟的全面遏制手段的运用，必然导致欧亚大陆合纵倾向愈来愈必要和明显。美国在国力被无谓地继续消耗中遏制和对峙世界几乎所有大国，最终必然撑不下去，维持单极体制也就成为妄想。
再次，永远不要靠近另一个大国力量源附近的地方使用的本国武装力量。一个大国在靠近另一个大国力量源附近的地方与这个大国进行对抗的结果就是大幅消耗自己国家元气，换言之常常搞成“杀人一千，自损八百”。我们从雅尔塔体系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美国作为一个仅有两百多年的年轻国家，其国家生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和沉淀是缺乏深度的，其领导人对国家力量来源与本质的理解是肤浅的，对国家力量的使用具有草率与浮躁的特征。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累计消耗三千万吨战争物资，仅仅为了将军事势力线恢复在三八线。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在不敢越过中国毛泽东主席划定的北纬十七度线的情况下再次陷入战争泥潭。在新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仍然在靠近中国和俄罗斯力量中心附近使用武力。当然帝国的傲慢和野心的张扬不止发生在美国身上，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阿富汗战争中同样违反了这个原则而陷入麻烦之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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