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交恶，在后面的几十年中的一种倾向性的观点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关系上渐行渐远直至最后反目，是因为苏联要保持所谓“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地位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从而指责苏联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这种观点同样未看清苏联自立国以来一直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实质;六十年代初苏联提出共建中苏海军长波电台试图染指和控制中国国防力量，从中国撤走专家食言核武研制援助计划，削弱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独立自主性并逼迫中国成为苏联卫星国的企图，支持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在南疆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都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国力再次被大幅挥霍性地消耗，不仅使得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在战后的二十年中趁中美的消耗而稳定发展实力，苏联在国力鼎盛时期的工业产品总量一度达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美苏的力量对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度发生逆转，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受到苏联的强硬挑战。
在中苏日益交恶、美国遇到苏联越来越强大的战略压力的背景下，美国的国家战略无意之中部分回到了罗斯福当初设想的“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的轨道上。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所谓中美苏大三角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对美国而言不过是形势所逼。在中美联合对苏战略再平衡的过程中，中国当时分担了来自苏联的相当一部分战略压力，比如苏联在蒙古和远东驻兵百万，背上了越南这个战略包袱，在阿富汗战争中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陷入帝国的坟墓。美国只是在外部和花费极小战略代价的情况下对中国予以有限支持，策略不过是沿用了中国古老的连横术，因此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同时也显示了罗斯福“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威力的恐怖之处。
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伟大文化传统、民族凝聚力坚强、国民意志坚韧的大国的力量源泉的理解，苏联领导人比二战后的美国领导人并不强到哪里去，苏联在全球战略上的狂妄与二战后初期美国的表现同出一辙，同样也未能理解在意识形态战略工具外衣下，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个被斯大林称为“农民革命家”搞好关系的真正战略企图，自己动手拆散了中苏联盟，并且将中国推向自己的战略对手。
美国在战略上偶尔正确的幸运同样注定无法持久，之所以说中美苏大三角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只是美国部分回到了罗斯福当初设想的“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的轨道上，是因为在后续的美国通过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泥潭，直至推动苏联解体，这些继续消耗削弱苏联的战略意图的执行均无可厚非。而1998年美国通过导演和运作俄罗斯金融危机，席卷苏联数十年的财富积累，彻底搞垮苏联，则过犹不及了。美国霸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支柱就是欧亚大陆三股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机制和平衡体制。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如果能够容忍继承了苏联政治经济遗产的一个相对强有力的俄国存在，而不是彻底削弱，那么美国仍然有条件和机会回到罗斯福构想的雅尔塔体制的轨道，从而一个更长的时期维持美帝国的存在。
欧洲联合与中国崛起
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被彻底削弱带来的一个重大战略后果，就是中国面临的来自北方的战略压力消失，国力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增长。在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具备初步的工业基础，在国防上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且通过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恢复民族的创造力;在中美建交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国通过与西方国家缓和，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与经过基础教育的劳动人口相结合，通过百万大裁军转移和集中国家资源搞发展，工业化进程大大提速，综合国力迅速膨胀。不过在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中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台湾问题上给中国人民的伤害的记忆，却不是短短一代人能够轻易消除的，中美之间在基于国家战略上的暂时合作并不能掩盖相互之间潜藏的敌意和戒备，比如直到如今对美国岛链战略封锁遏制中国的认知在中国国民中具有广泛性，中国国民在国家民族大义上的思想沉淀的深厚性也不是美国对华文化灌输在短短几十年中所能够撼动。虽然相互之间的离心并不意味着对抗，但是美国持续对华遏制及其难以改弦更张，只会使得中美两国之间渐行渐远，走上追求各自国家利益而各行其是的轨道，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在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中会长期化。
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被彻底削弱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战略后果，就是苏联作为欧洲看守人被美国“消失”，导致欧洲碎片化局面的改变和德国披着欧盟联合的外衣崛起。1950年，法德等国开始实施欧洲煤钢联营计划。1957年，欧洲六国开始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以积攒实力。1969年勃兰特出任德国总理，正式推行“新东方政策”，与苏联缓和为德国从分裂到统一埋下伏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对曾经的战争认罪。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的历史节点恰恰发生在苏联崩溃之后。1999年6月，德国联邦众议院于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解除周边邻国对德国统一的戒惧，为欧洲最终联合铺平道路。1999年12月，标志着欧洲联合局面形成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其节点正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同时通过整合欧洲弥补了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德国的地缘战略的天然弱点。2004年，欧盟理事会成立欧洲防务局，披上了欧盟的外衣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只差临门一脚——如何将美国军事力量挤出欧洲。“俄欧新关系”在两轮北约东扩过程中构建和翻新。“哲学的德国”并不缺乏如何重新崛起的战略思维，在战后的国际变局中默默经营，因势利导，堪称实施韬光养晦战略的世界典范。尽管欧洲邦联体制具有不稳定性的弱点，比如英国对美国实行跟随战略以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仍在欧洲大陆的边缘游离;法国在自身实力远不及德国的情况下和德国争夺欧洲的主导权。但是欧洲老牌列强对雅尔塔体制的真实用心可谓心知肚明，渐渐去美国化和欧洲联合是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中争取话语权和自主、成为其中一极的唯一希望。回顾德国披着欧洲联合的外衣重新崛起，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个国家应该如何积攒和蓄养国力，而且还可以看到国家战略长期的精巧运用和因势利导。
美式金融“荷兰病”
罗斯福的雅尔塔体制的另一个基石就是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先全球。众所周知，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和国防，然后才是转向民用领域。罗斯福领导美国经过二战前和战争过程中的精心运筹，抓住了世界历史机遇成功登上霸权之巅，凭借的就是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二战时期美国具有“民主国家兵工厂”之称。即便如此，美国在占领德国后首先做的事情不是搬迁德国的先进工业设备，而是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和科研条件大肆搜罗德国的顶尖科学家队伍，使得美国成为二战后世界的科学技术中心，并且因为新一代科学技术在其工业领域的积累与运用，造就了美国战后的国力鼎盛时期。
然而与从大萧条时期到二战结束时期不同的是，美国战后的领导人远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政治权威，从而越来越无力控制国内的资本财阀集团势力，反而成为这些资本财阀势力操纵的木偶，这一点从肯尼迪被刺到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可以管中窥豹。在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孰先孰后的取舍上，美国的国家政策越来越被资本财阀的利益要求所左右，美国政府班子的走马换将成为资本财阀势力安排自己的代理人的“民主游戏”，资本控制国家或许就是二战后初期美国国家战略发生偏移、不知不觉中掉入斯大林设计的意识形态对抗陷阱的原因，这种原因和条件下的美国国家战略虽然在尼克松时期被无意识的有所纠正，却也一直蔓延到苏联解体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国内政治的严重保留与排斥。
资本控制国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国家利益反过来屈从于资本财阀利益，也就是美国国家行为商业化，美国对外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必须为这些财阀势力的利润目标服务，比如在操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中附加严苛的政治条款，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体系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美国资本的国际运动(资本自由化)拆除其他国家市场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特别是到新世纪以来，伊拉克战争的发动是为了美国军工财团和石油财团的直接商业利益，而次贷危机、欧元危机和去年的石油价格暴跌则是为了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利益。
近三十年来，美国经济金融化倾向也是以资本控制国家为前提的，美国资本财阀势力的张扬和罔顾国家利益的自行其是，必然导致美国资本占据全球资本循环体系的高端——金融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市场中的各个国别的资本被美国资本绞杀的体系——石油美元本位制和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与此同时发生的就是所谓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过程，美国的基础工业体系向海外迁移。这种体系运行的第一个成功就是“广场协议”后日本资本进军美国和“买下美国”，在短短两三年中被美国资本吃干抹净。这种体系随着墨西哥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最终确立。在资本控制国家的前提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在推动了美国国家行为的商业化的同时，美国金融资本与全世界其他国家资本的关系由相互依赖转为相互对抗，国家战略目标被财团的利润目标置换，从而为美国在新世纪后开始挑战全世界提供了新的利益动因。
与大英帝国在全球霸权最后几十年发生的“殖民地帝国病”不同的是，美帝国在新世纪以来患上了一种新的帝国病——美式金融“荷兰病”。这两种帝国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大大放缓。所谓的美式金融“荷兰病”，是指美国人从事金融及其他服务行业，从这些行业获得收入远高于从事基础工业行业而获得收入，从而实现一种高收入和高消费的舒适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再愿意去从事艰苦的科学技术研发和进行需要专门技能的诚实辛苦的劳动，而是躺在前人的工业成就上玩玩金融炼金术就能够活得更好。一代代工程师队伍和产业熟练工人队伍的保持，是在持续的工业生产过程中长期训练的，工业技能和技术诀窍需要一代代人反复操作实验和积累，这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所在!而近三十年来美国的工业传承已经暂时中止，造成美国工程师队伍和产业熟练工人队伍的断代。
美式金融“荷兰病”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美国战略思想界对国家力量源泉的理解的肤浅。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美国领导层的战略智慧退化和浅薄几乎成了一种定律。对那些拥有伟大文化传统、社会凝聚力坚强、国民意志坚韧的国家的力量源泉的理解远不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安排二战后国际秩序时力挺中国进入联合国五常恰恰说明了罗斯福的慧眼独具。在人类史上，大国的力量来源和基础在于一个国家治下的民族和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凝聚，还没有一个大国的强盛是基于一种寄生性和指望别国供养的赌场式的经济模式。换言之，美式金融“荷兰病”的出现不过是美国人在自行摧毁其国力基础，自己成为美帝国的掘墓人。
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梦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书中的预言结果似乎得到了实现，但是意识形态的胜利能够等同美国全球战略的成功吗?作为二战后美国在战略思维上似乎高出其他美国人一筹的总统，尼克松依然没有理解他的前辈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雅尔塔体制的全球战略涵义。新世纪以来的两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则与尼克松的差距同样不可以道里计，对全球战略力量结构的理解和对美国国家能力的运用，甚至连美帝国战略遗产的守夜人的角色都不能胜任。小布什在上台之后，天真地以为凭着美帝国依然庞大的战略遗产就能够“领导”世界，发动所谓“反恐战争”的狂妄不可一世恰恰证明了对大国力量生成和蓄养的近乎无知，因为大国力量的参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胜而不利，必然继续挥霍美国因为霸权体制所积攒的国力，在通过次贷危机暗算中国的同时出现了美国政治家们到全球推销国债的奇观，并且继续在离其他大国力量中心很近的地方的使用武力，上赶着跳进阿富汗这个“帝国的墓地”。奥巴马的全球再平衡战略和巧实力运用，实际演化成了对中国、欧洲和国力再度有所恢复的俄罗斯的集体遏制战略，也就落了围绕欧亚大陆周边骚扰的闹剧的下乘，反而坐实了“全球麻烦制造者”的恶冠。欧债危机、重返亚太和北约东扩的轮番上演也就必然促成欧亚大陆的三极力量的合纵倾向。在逐步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实际上在挑战几乎所有的大国势力。美国智慧不是美国人的脑子里，而是在美国人的拳头上;这种倾向在几十年来的美国国家行为中一再重现，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手中被发扬光大。
克里米亚作为一个历史轮回点
全球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及其利益结构构成的。在美国近年来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对欧亚大陆的全面遏制过程中，中俄两国在西太平洋的连续军演和连续举行纪念二战胜利的活动，不过是在拷问美国战略决策者们还是否具有足够的战略智慧，拷问美国主导确立的雅尔塔体制在东亚部分的变异版本——西太平洋安全体制的合法性。如果说在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雅尔塔体制已经解体的话，那么在美国再次在距离俄罗斯心脏地带很近的乌克兰使用国家力量进行挑衅的2014年3月，俄罗斯断然发动反击并且收回克里米亚，不过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战略决策者们明确宣示：美国主导的战后雅尔塔体制在克里米亚诞生，又在近七十年之后同样在克里米亚就此终结。
克里米亚成为美国霸权体制的轮回点,或许是一种奇妙的历史巧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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