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乌克兰不出所料地走向内战，近日来冲突日趋白热化，战线由东乌克兰延伸至西南部重镇敖德萨。此前，奥巴马在亚洲再平衡之旅中宣布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与菲律宾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剑指中国，以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维护美国霸权的威望，重获盟邦的信任。中国可能会顺势深化与俄准同盟，与日本“智争软战”，与美国灵活周旋，迫使美国在东亚和欧洲两线“作战”，首尾不得兼顾。
乌克兰的战略地位
乌克兰地处麦金德所言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也是亨廷顿所讲基督教与东正教文明“断裂带”，直接关乎西方与俄罗斯博弈的胜负。华约解体后，北约将对俄防御前沿推到捷克、匈牙利一线，而乌克兰若倒向西方阵营，北约就有机会将乌克兰、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连成一片，建立第二道防线。布热津斯基曾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无法成为帝国。北约一直觊觎乌克兰，视其为防止俄罗斯沙文主义复活的安全屏障，妄图将其锤炼成遏制俄罗斯的门栓。
东乌克兰是俄罗斯文明发祥地，恰如河南、陕西等中原腹地之于中国。若北约将东乌克兰纳入囊中，“大俄罗斯”的传承即正式断裂，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的结果，克里米亚入俄也不能平息他们的屈辱感。
鉴于北约和俄罗斯都强烈希望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欧洲均势而言，理想的状况是乌克兰仿效冷战时期的芬兰，在东西方地缘冲突中坚守中立，以此求得自己的独立生存和发展。然而，乌克兰缺乏理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国内亲俄亲美势力互不妥协，各自绑架国家利益，今年终于在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败于街头政治后，陷入分裂境地。
美国对外战略出现“大不列颠化”迹象
英国和美国在霸权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英帝国主动转型成为英联邦，在全球范围内有序撤退，成功地将前殖民地变成盟邦，并分而治之。1839年英国通过《达勒姆报告》，允许帝国内的移民型殖民地逐步获得自治权，于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等先后取得自治领地位。 1931年伦敦颁布《威斯敏斯特法令》，确认自治领不仅内政完全自由独立，而且在外交上与英国平起平坐，这标志着英联邦的诞生。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一落千丈，唐宁街被迫同意非移民型殖民地独立，同时争取这些新独立国家留在英联邦内，以英国的“软实力”影响和控制新兴民族国家。在英国有秩序的收缩过程中，伦敦坚定不移地将维持英美特殊关系视为对外关系的基石，支持美国在英联邦国家扩大势力范围，追求两国互赢，并通过价值观、国际规范、国际组织和同盟关系来制约美国。
美国的对外战略正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抛弃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推崇“巧实力”外交，改战略扩张为战略收缩，鼓励盟邦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面对国际权力日趋分散的国际现实，奥巴马政府允许它国分享部分权利，主张美国不再追求单极霸权，转而为世界提供战略性领导，充当国际行动的召集者而非全球事务的统治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部分原因在于鼓励他重视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推行多边外交，谋求大国之间的合作。
由于经济复苏缓慢，财政压力空前，奥巴马无力继续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白宫在3月初向国会提交了2015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下一个财政年度总国防开支为6230亿美元，其中基础国防经费为4956亿美元，低于2014财年，而最受瞩目的计划则是宣布陆军编制人数由911事件后的57万人降至44-45万人，裁至70余年来最小规模。
美国此前对俄节制实际上就是奥巴马外交战略“大不列颠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俄罗斯经济和军事的相对弱势，奥巴马选择对俄安抚政策，试图缩短双方利益鸿沟，从而移师西太平洋，以主要精力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同时，奥巴马挟超级大国之声威，拒绝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芬兰化，力图以价值观外交来同化和拉拢乌克兰等国，鼓励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多元化、安全北约化，借此遏制俄罗斯恢复昨日荣光的雄心。此乃当前乌克兰乱局的肇因之一。在政治强人普京看来，奥巴马如此作为，实因美国实力下降，无法在东亚和欧洲两线进取，更缺乏意志在欧洲与俄军事角逐，这无疑坚定了普京攻势战略的信心。历史无数次证明，软弱就要挨打，实力不足而主动地过分示弱往往会刺激对手冲锋陷阵。
奥巴马的应对
俄乌冲突让华盛顿的全球安全战略骑虎难下。 3月1日俄罗斯议会授权普京动武，华盛顿对此毫无军事准备，左右为难。奥巴马当天与普京通话，只能虚张声势，批评俄方违反国际法，侵犯了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威胁将采取一些无关痛痒的制裁行动，以此回应媒体和共和党人的压力。由于外交政策的失败，奥巴马已经被许多保守派人士讥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奥巴马对俄乌冲突最初的反应与其个人对国际格局的固有看法一脉相承，而乌克兰巨变有可能成为其“巧实力”外交的滑铁卢，迫使他改弦易辙。乌克兰局势与当年的阿富汗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颠覆美苏在中东的均势，标榜人权外交的卡特政府不得已只好改向，由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主义，转而强调扩大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实力。欧洲和中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远甚于亚太。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巩固其传统的南下战略通道，标志着俄罗斯卷土重来，再拾前苏联的势力范围，重新威胁美国在东欧、南欧和中东的核心利益。华盛顿唯有重新扩大在欧洲和中东的军力，阻止俄罗斯的扩张，才能重建均势，避免其超级大国地位迅速坍塌。因此，面对陷于内战的乌克兰，奥巴马恐怕要萧规曹随，采取类似于卡特政府后期那样的对俄强势政策。
华盛顿不会因乌克兰而在前苏联地区与俄罗斯短兵相接，但奥巴马恐部分师法里根的“新灵活反应战略”，重振北约在欧洲的威慑力量，强化对俄军事优势，以针锋相对的压制姿态和灵活多变的手法对付普京的扩张政策。奥巴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承认大国之间的冲突，承认美国军备必须加强。壮大军力，重点威慑，恐为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和中东不可替代的选择。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曾投书《纽约时报》，主张奥巴马不要与俄罗斯对抗，仍要集中资源遏制中国的崛起。米氏登高一呼，附和者甚众，代表了奥巴马决策团队部分人的想法。然而，此举实际上难以落地执行，并不可持续。米氏向来被视为反犹知识分子，其对俄绥靖路线损害犹太资本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在犹太人口中居多数的中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一直对强调群体意识和平均主义、排斥功利主义和重商理念的东正教怀有戒心，警惕“第三罗马”莫斯科的再次扩张。在数次阿以战争中，俄罗斯人都站在以色列的敌人一边。奥巴马在乌克兰的克制已经导致乌克兰反犹情绪高涨，一位拉比在基辅被刺身亡，而哈尔科夫犹太裔市长克纳斯遇袭受重伤，仍在以色列接受治疗。犹太拉比们既指责普京纵容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行为，也批评奥巴马的软弱。在下次美国大选中，犹太资本恐会主动发力，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要么共和党上台，要么民主党倒向对俄强势外交政策。
中国的选择
笔者对乌克兰乱局的判断是，俄罗斯将巩固合并克里米亚的战果，依靠地缘优势，强化其在东乌克兰的影响，牢牢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东乌克兰各州高度自治、独立建国都是可能的走向，甚至也不能排除俄罗斯在未来吞并东乌克兰这一前景。作为核大国，美俄不会直接兵戎相见，但双方的情报人员和特种部队都会卷入乌克兰内战，代理人战争会愈演愈烈，直至彻底撕裂乌克兰。
由于欧盟是俄罗斯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华盛顿制裁俄罗斯的关键是赢得欧盟的支持。不过，欧盟国家近30%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天然气几乎完全依赖东方邻国，欧洲国家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的能源供应方，因此，俄罗斯可以通过能源武器左右欧洲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制裁无疑会招致俄罗斯的能源讹诈。华盛顿许诺通过北美页岩气的开发来降低欧盟对俄能源的依赖，只怕是画饼充饥，远水解不了近渴。鉴于中国仍然是欧美的武器禁运对象，我们有理由拒绝加入任何对俄制裁行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者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现金，后者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技术，欧美对俄经济制裁只会将中俄距离拉得更近。
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本质是开出空头支票，借刀杀人，怂恿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当炮灰，方便美国纵横捭阖，“巧妙”地保存实力。不过，俄乌冲突让美国政界和学界公开质疑该战略的可行性。著名中美关系专家、曾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的卜大年(Dan Blumenthal)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存在逻辑缺陷，它认定中东和南亚的战事即将走向尾声，反恐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美俄关系在“重启”后处于稳定状态，不幸的是这些假设其实都不成立。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亚太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美国的“纸老虎”本性公诸天下，鼓励了普京对乌克兰的野心。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表示，亚洲再平衡政策不能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华盛顿应该在外交、贸易、经济等领域多管齐下，来孤立和惩罚普京，必须壮大北约，毫不妥协地保卫其成员的安全。
无论美国如何修正其对华对俄政策，都难以改变美国外交战略“大不列颠化”的大趋势，今后的国际格局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我们要坚持穷寇莫追的策略，尊重并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同时引导美国军事力量有秩序地淡出东亚，并准备以雷霆手段痛击为美国卖命的走卒。中国最好将自己清晰地定位为全球第三军事强国，沉着旁观美俄作为第一和第二强国作对碰撞，在中立的框架下维护中俄准同盟。在将来的中日战争中，美国无疑会与日本同舟共济，虽然主要会是装备、情报和后勤支援，但鉴于美日同盟在制造业特别是军工核心技术上的优势，中国需要得到军工强国俄罗斯的奥援。中华复兴最大的外部绊脚石仍是美日同盟，而中俄准同盟则是我们跃过障碍的撑竿。
在当前阶段，“智争软战”仍为对日上上策，以强大的军事威慑特别是核威慑为后盾，在经济、外交、话语权、规则权、影响力等领域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自年初以来，中国驻多国外交官通过国际媒体平台，大规模抨击日本右翼政客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在对日舆论战中表现出色，传播了中国声音，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国际公理，这其实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觉醒。在社会层面，中国各界须集体发声，大力支持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并通过全球媒体传播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根据国际法和惯例，《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放弃的只是中国政府对日战争赔偿要求权，而不是国民个人的索赔权。
来源：2014年5月9日《南华早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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