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1日，由北京马列毛学习联谊会主办的形势分析会在京召开，会期一天。会议上午由北京马列毛学习联谊会会长张勤德同志主持，下午由该会副会长马青柯同志主持。
与会的同志主要有：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仁祥、航天部预先研究局原局长李波、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清华大学教授李定凯、北京市委党校原副校长王子恺、原国家计委研究员刘日新、财政部原科研所教授项镜泉、北京日报同心出版社原社长肖衍庆、中美商学院副院长李新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典军、北京教育学院退休干部李树泉、《中国老年报》原副总编邱锋、中国毛泽东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任黎明、网站站长范景刚、文化学者秋石客、时评人郭松民、主人公网站站长顾金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徐亮、原二炮科研人员吕长堂、中科院人员桂根波、毛泽东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杨进志、原铁道部干部慕晋生、退休职工周靖冬、红色网友董建等40余人。
以下是郭松民同志的发言。
▲ 郭松民同志发言
知名时评人郭松民发言：
我想说一点，作为左翼，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想梳理一下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
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无论是苏联也好，还是中国也好，都是首先成立一个先进政党，然后通过武装起义，或者说长时间的武装斗争，然后来夺取政权。这个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实际上在革命进行当中，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是有一个契约的，就是我们夺取政权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某一个集团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大的社会契约。
我们看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确实是建立了一个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名字就叫人民共和国，然后人民在这个国家中享有各种各样非常重要的权利，包括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公有制，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建立起了这样一个人民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其实有个隐患，就是前段时间邓力群老刚去世，他生前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他当时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毛主席一起读书的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议论，这个议论我觉得实际上是点明了当时毛主席的忧虑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思考。当时主席提出一个问题，就说，我们这个，因为苏联的教科书里说，劳动者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包括休息的权利，工作的权利，获得报酬的权利，等等。但是毛主席当时说得很明确，说不是说别人掌握了权力，劳动者在这个政权下然后享有这些权利，而劳动者最大的权利，就是管理这个国家。如果说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那么劳动者其它的权利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毛主席发这个议论，我们能从中读出什么因素呢？就是实际上虽然我们建立起了一个人民的国家，人民能享受很多的权利，但是人民还没有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利，那么这个就存在着隐患。我们看到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他的一系列探索一系列思考，都是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要胜利，看起来是需要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中国来说，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然后推翻这种三座大山，然后建立起这样一个政权；第二个阶段，就是要把这个政权还权于民。如果人民没有直接掌握住这样一个国家权利的话，那么最后，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会出修正主义。他为什么说林彪如果上台，搞修正主义会很容易呢？因为人民没有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利。管理国家的权利，当时来说就是共产党在以人民的名义来管理这个国家。那么最后这个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共产党自己做什么。如果它愿意为人民服务，像在毛主席领导的那个时期，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人民的国家；而如果它还是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用毛主席的语言说呢，就会出现修正主义。这个历史的现实，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都已发生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进行到了一半，到了一个把这个共产党管理国家，走向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解决好，没解决完，主席去世了，然后这个过程就被中断了。那么我们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们把这段历史理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左翼目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应该是从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地方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要让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很多人对公民社会这个词非常忌讳，或者说不愿意用这个词，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不必去纠缠那么多。有些词资产阶级用过，无产阶级也可以用。简单点说，就是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公民自己的这样一个组织，包括我认为的各个红色网站，各个红色团体。其实都具有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性质。没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就不存在民间的左翼运动，也不存在民间的社会主义运动，那也就不可能重建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很重要。还有一个，我们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主张，这也是原来叫出来的一个口号，就是大众民主。但我们知道，大众民主和公民社会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你没有公民社会做依托，大众民主就没办法进行，我们要通过大众民主的方式来使我们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轨道。公民社会和大众民主这两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争夺文化领导权。这些工作，我在几年前谈到的，比方像重庆模式的出现，我觉得，这个一定意义上说，跟民间左翼，包括知识界的左翼长期致力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形成的文化氛围是有关的。如果没有知识界新左派和民间左派的崛起，是不可能出现重庆模式的，只有可能出现广东模式或者深圳模式。这个不是某个政治人物的个人选择，它跟大的舆论环境是有关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民间的左翼要有信心，要继续致力于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工作。
最后我想说一点的是，我们现在左派的主流，实际上是情感左派。我参加过许多左翼的活动，大家在一起，都是抒发自己对毛主席，对前社会主义时代的缅怀之情，这种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活动都是这样，但是我认为这种情感是非常可贵的，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但是我们要从情感左派逐渐走向理论左派，最后要走向实践左派。要有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来说，就是要有个理论创新的问题。
【海空 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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