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李西祥
当代西方著名左翼理论家欧内斯托拉克劳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拉克劳是一个自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拉克劳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怎样的关系，就是理解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至为关键的问题。按照拉克劳所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而解构并不是抛弃，而是变革，从而使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和适应时代发展。在此意义上，拉克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这一批判和解构，首先针对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其次针对着辩证法，而其核心思想是对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的解构。在此，我们通过对拉克劳一系列文本的解读，来澄清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只有澄清了这个理论问题，才能对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我们深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解构历史：拉克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历史观最为显著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这一段文字中，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必然的进程。马克思写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整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才收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拉克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客观性的总体历史观，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劳集中地对这种历史总体性理论进行了批判。拉克劳指出，这段论述与《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在《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宣布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阶级斗争不见了，社会历史发展完全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因而拉克劳的问题是：“这两种解释在逻辑上是如何关联的呢——一方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阶级斗争?”[2]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源于对这一矛盾的思考。与那些批判阶级斗争而坚持了历史的必然性、客观性和总体性的理论的思想相反，拉克劳坚决拒斥历史的客观性、总体性理论，并试图改写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拉克劳反对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理论，而试图将其改写为霸权斗争——为争夺霸权(主导权、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
概言之，拉克劳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历史理论是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的，其核心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这两对矛盾最终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的核心决定作用。这种历史理论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时代遭到普遍质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无对抗的矛盾。第二，传统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在劳动者(工人)和资产者(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对抗，但是，在拉克劳看来，这种对抗是不存在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是一种平等的买卖关系，因而不存在对抗，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无对抗的矛盾。这样，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错误的。但是，拉克劳并不主张简单的抛弃阶级斗争理论，而主张以霸权斗争予以取代。所谓霸权斗争，就是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斗争。霸权斗争是特殊性成为普遍性之代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纯全是由偶然性决定的。因而，历史并不是一个客观性的、必然性的过程，而是奠基在激进的偶然性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拉克劳指出，社会并不存在，即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并不存在。这样，拉克劳完全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总体性。第三，意识形态是使不可能的社会历史总体性具有可能性的外观。通过意识形态，社会将自身建构为表面上自身同一的虚假总体性，而这个过程就是霸权斗争的过程。
拉克劳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多样性的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斗争过程。例如，列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的改写。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国家建成，而只能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建成。但是列宁认为，可以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俄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斗争理论)不能解释列宁的理论，而拉克劳的霸权理论则可以解释列宁的理论。在拉克劳看来，传统意义的所谓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霸权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拉克劳指出，必须悬置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用霸权斗争的策略来全面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策略，拉克劳提出的霸权斗争指向激进民主。
二、解构同一体：拉克劳对社会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事实上，拉克劳的霸权策略的依据就是客观的历史进程的不可能性。不仅如此，在拉克劳那里任何一个同一体都是不可能的。拉克劳的社会不可能性的命题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根本立场。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把社会比喻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在卢卡奇那里，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概念则成为其革命的辩证法的支柱。但是，在拉克劳看来，这是结构主义的社会观。结构主义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结构，一个关系整体。它是一种总体性社会概念，而社会总体性概念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概念，在拉克劳看来，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概念并不正确。拉克劳认为，社会乃是“差异的无限游戏”。拉克劳写道：“今天我们倾向于接受社会的无限性，即任何结构体系都是有限的，其总是受到难于把握的‘剩余意义’的包围;这样，建立在自身部分过程之上的、作为一元的、可理解对象的‘社会’，就是不可能的。……结构主义带来的巨大进步就是认识到任何社会同一体(identity)的关系特征;其局限性在于这些关系向系统的转化，向可辨的、可理解的对象(即向本质)的转化。但如果我们坚持任何一个同一体的关系特征，并且抛弃系统中这些同一体的固定化，那么必然把社会认同(identify)为差异的无限游戏，也就是说，认同为严格意义上我们所称之为的话语……”[3]
这段话阐述了拉克劳社会概念的基本要点，通过这段论述，我们基本能够把握其“社会的不可能性”这一论断的主要内涵。拉克劳对社会的界定包含以下要点。首先，在这里，社会的不可能性并不是指经验意义上的社会不可能，而是指作为一种理论上的社会——符合理论定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即建立在自身部分过程之上的、作为一元的、可理解的对象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原因何在?正如这段话所指出的，社会是无限的，它并不是一个有限的结构体系，总是有一个难于把握的剩余。换言之，我们在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可视为整体的确定的对象时，总是受到某种剩余的、不可把握的东西困扰，而这个剩余意义破坏了它的总体性。因此，拉克劳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社会概念，认为结构主义正确之处在于认识到同一体的关系特征，而其局限之处在于把社会的理解向系统的转化，向可辨的、可理解的对象(即向本质)的转化。所谓可辨的、可理解的对象，即是具有一个本质的、统一的，可以实证的对象。拉克劳认为，这种对社会的本质主义的、可以实证的对象的理解，是错误的。
其次，正确的理解方式是保留结构主义将社会看做关系的正确做法，而抛弃其将社会看做系统整体的错误做法，即坚持任何一个同一体的关系特征，并且抛弃系统中这些同一体的固定化，将社会视为差异的无限游戏。在拉克劳看来，根本不存在固定的同一体，任何确定的同一体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同一体又是必要的，必需的。这就是说，同一体既不可能，又是必然的。拉克劳在另一篇短文中清楚地指出：“体系的整体是一个既不可能又必然的对象。不可能的：由于等同与差异之间的紧张是难以克服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实际对象与那个整体相符合。必然的：如果没有那种对象，任何意指过程都不能发生。”[4]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同一体(整体)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虚构，是意指过程发生的必要，而在实证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同样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作为确定对象的社会，社会只能是差异的无限游戏。
第三，社会即话语。拉克劳继续提出了一个论断，即应该把社会认同为话语，认同为他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话语概念。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话语概念?在拉克劳那里，话语决不仅仅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话语等同于社会。拉克劳以砌砖为例说明其话语概念。例如我要砌砖，向同伴要一块砖，这是语言行为，而将砖砌到墙上，则是超语言(extralinguistic，语言外的)行为。但是，二者都是总体性的砌墙行为之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话语。拉克劳写道：“如果这一总体性包括了语言与非语言的成分，那么，它自身则既不是语言的，也不是超语言的;它本身先于两者之间的区分。这一自身既包括语言，又包括非语言的总体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5]拉克劳还用踢球为例说明其话语概念。“如果我在街上踢一个球体，或我在足球比赛中踢足球，物理事实相同，但其各自意义却不同。一个对象成为足球的前提是：只有它与其它对象之间建立起了关系系统，且这些关系并非仅仅由对象实指的物质性赋予的，而是由社会建构的。这一关系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6]在这种对话语的理解中，拉克劳将物理意义上的事实排除在其讨论范围之外，将科学事实(自然事实)归之于话语事实。他写道：“自然事实也是话语事实。……把某物称之为一个自然对象，就是某种思考它的方式，即该物是建立在分类系统的基础之上。”[7]把社会认同为话语，具有什么意义呢?话语是无限的差异游戏，是一种关系系统，但却不是封闭的关系系统，就是说，它并不具有确定性，它是活的流动性，随时随地在发生着变化。把社会认同为话语，就意味着，作为一个确定的封闭体系的对象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流动着的、不断发生着变化的社会。由此，作为总体性的社会就被拉克劳解构了。
当然，拉克劳对社会不可能性的分析不止于此，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拉克劳认为，我们所理解的社会是在不可能的基础上建构的一个可能性的假象，而这个建构社会的途径是通过意识形态。这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拉克劳指出，认识到社会的不可能性，仅仅是第一个方面，问题还有第二个方面，第二个运动。第一个运动意味着确定意义的不可能性，而第二个运动则是试图使这种不可能性变为可能的，换言之，建构可能性。“第二个运动则是试图达到使最终不可能性确定化的效果。社会不仅是无限的差异游戏。它也试图在一个秩序的有限性内来限定这一游戏，来驯服和包容无限性。但这一秩序(或结构)不再具有社会潜在本质的形式，而是试图通过不稳定的、危险的定义，管理该社会，统治该社会。”[8]换言之，通过一个秩序的建构，以有限性包容和驯化无限性，把自身建构为整体。拉克劳并没有完全抛弃社会总体性的概念，而是解构社会总体性，正如他所说，解构不等于抛弃。他力图达到一种新的总体性,一种新的社会总体性的理解。“社会总体性问题在新用语中就被提了出来：‘总体性’并没有通过把‘社会’有限性转化成一种确定对象(即‘社会’)来建构社会的有限性。相反，社会总是超越试图构建社会的有限性。然而，与此同时，‘总体性’并未消失：如果弥合的企图最终是不可能的，那么，通过节点(纽结点)的制度化，还是可能达到社会相对的确定化。有关那些节点及其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以永恒的形式’(subspecie aeternitatis)是不可能被确定的。每一社会形态都有其自己的规定性及其相对独立性，它总是通过多元决定而制度化，因而它是不能被先天建构的。”[9]这段谜一般的话语，其根本意图无非是说，社会总是超越建构社会的有限性，因而，建构有限性的社会即把社会建构为确定的对象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通过弥合的努力，达到社会的相对确定化，换言之，将社会建构为一个相对确定的对象。社会的确定性，或者说社会的可能性总是相对的;或者不如说，社会是一个偶然性的霸权建构;它绝非是可以被先天建构的东西。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社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不可能性所建构起来的不稳定的、危险的、随时会遭到颠覆的可能性。
事实上，拉克劳的《社会的不可能性》这篇短文的题目甚至可以改成《意识形态与社会的不可能性》，因为该文基本上是围绕着意识形态与社会建构的关系来论证。在拉克劳看来，社会是不可能的，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恰恰是使之成为可能，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作用即通过一个幻象建构，把原本不可能的社会建构为一个自身完满的整体性的实体。拉克劳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视域中，主要存在两种理解意识形态的路径。第一种理解意识形态的路径是将意识形态看做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的社会总体性中，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层次。第二种理解意识形态的路径是将其理解为虚假意识。在拉克劳看来，这两种理解意识形态的路径现在都陷入了僵局，不再具有真实性。拉克劳的理由是，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理解的有效性的基础被解构了。把意识形态看做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社会是一个总体，社会具有总体性。把意识形态看做是一种虚假意识，也有一个前提预设，即存在着一个确定的社会行为主体同一性。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来看，这两个前提都是不存在的。关于社会的不可能性，前面已经做了论述，在此不再赘言。关于第二种理解，拉克劳指出，这种社会行为主体恰恰是一个虚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主体。拉克劳写道：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差异的流动表明：当社会行为主体的认同性和同质性是一种幻觉时，社会主体本质上都是非中心的(离心的)，它的认同只是不断变换的关系结构(positionality)的不稳定的链接，此时，社会行为主体的同一性(identity)越来越受到怀疑。相同的意义剩余，我们在社会秩序领域发现的相同的危险(不稳定)的结构特征，在主体性领域也可以找到。但如果社会行为主体是非中心化主体，如果在我们试图确定其认同之时，我们发现的只是千变万化的差异活动，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主体误解了自己?”[10]这就是说，主体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内在一致的identity。实际上，拉康精神分析的基本成就就是解构了本质主义的主体概念。这就瓦解了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的方法之前提。这样，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解意识形态的两个前提预设(社会的总体性、社会行为主体的同一性)都已经不成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就要取消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拉克劳的答案是否定的。拉克劳写道：“因此，看来使意识形态具有意义的两个概念框架似乎破碎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应当根除该概念。然而，我认为这并非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并不能脱离误认(misrecognition)这一概念，其真正的原因在于：如果不引入这一范畴，就不能形成这一判断，即‘社会行为主体的同一性和同质性是一个幻觉’。”[11]误认不可消除，只有通过误认这一概念，才能理解主体本身作为一个同一体是一个幻觉。在拉克劳看来，问题在于保留意识形态概念，而对其进行新的解释。它不是虚假意识，不是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所谓新的意识形态概念如何呢?拉克劳解释说：“意识形态并不包括对实证性本质的误认，而是恰恰相反，它包含了对任何实证性危险(不稳定)特征的非知，无知(non-recognition)，对最终弥合(和谐，统一)的不可能性的非知。意识形态包含了这样的语境形态，通过这一语境形态，社会试图将自身建构在一个封闭的、意义固定的、对差异的无限游戏非知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是任何整体化话语的“整体性”意志。如果没有意义的固定化，没有封闭的话语，社会则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论，必须把意识形态视为对社会而言是构成性的。只有当徒劳的使不可能的对象社会制度化的时候，社会才是存在的。乌托邦是任何交往和社会实践的本质。”[12]
仔细研读这段话，不难看出拉克劳对意识形态与社会建构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意识形态对社会而言是建构性的，换言之，一个确定的社会得以可能，则必须靠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意识形态并不是对现实的误认，而是对社会不可能性的无知、非知;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通过遮蔽了社会的内在裂隙，内在不可能性，作为差异的无限游戏的社会，而将其建构为封闭的、内在一致的、有确定意义的、对差异的无限游戏非知的社会整体。这就是说，社会是不可能的，而意识形态恰恰是遮蔽这种不可能性，使社会得以可能的东西，由此社会就由不可能变为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就没有社会的建构。可见，意识形态并不是必须加以消除的东西，而恰恰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运行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拉克劳将这一观点推进到任何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认为“乌托邦是任何交往和社会实践的本质”。这就是说，即使最简单的社会行动，也必然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为前提。由此我们看到，拉克劳提出的激进的社会不可能性命题，并非要彻底瓦解社会之可能性，而是试图在不可能的基地上，建构社会的可能性，因此，意识形态就成为社会建构的基础和工具。
拉克劳所论述的以意识形态来建构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夺霸权的过程，是拉克劳的霸权逻辑在社会建构上的实现。关于拉克劳的霸权逻辑，我们以后再展开详细的论述。
三、解构辩证法：拉克劳对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在拉克劳看来，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间接地批判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在此我们对这一艰深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个概要式的论述，因为拉克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构成了其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逻辑的哲学基础。
拉克劳对黑格尔的理解在大部分时候都是隐蔽的，但他对黑格尔的批评却是一贯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拉克劳看作阿多诺的继承者，和阿多诺一样，拉克劳把非同一性(非同一体)作为建构其理论的基础。拉克劳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是对其辩证法的批判，包括对其历史观的批判。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拉克劳他的反黑格尔的辩证法做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后来在其与齐泽克的论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应该指出的是，齐泽克和拉克劳对黑格尔的解读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这里我们无暇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只能集中在拉克劳对黑格尔的理解。在拉克劳看来，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倾向是无法消除和无法避免的。在“同一性和霸权：普遍性在政治逻辑建构中的作用”一文中，拉克劳针对齐泽克对他的批判做出如下的回应，极为简要地对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写道：“重要的问题在于完全接受下列观点：绝对精神没有自身的客观内容，它仅仅是全部辩证转化的连续，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建立一种决定性重叠的不可能的连续——这些转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整个黑格尔的规划(与他事实上做的相反)的泛逻辑主义特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13]
拉克劳对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形象的主要论据有以下几点。第一，黑格尔致力于构建一种无预设的绝对哲学(presuppositionless philosophy)，致力于一种绝对的理性，这意味着非理性的环节将被消除;意味着所有范畴不再是康德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范畴目录，而是互相之间可以完全推论出来;意味着全部的规定都是逻辑规定，甚至非理性的东西也必须被理性所收回。第二，如果体系是没有任何预设的，就是说，不以任何预设为基础而建立，适用于这一体系的方法和内容之间不可能是相互外在的。第三，作为全部规定的体系的绝对理念是一个封闭的总体性：超越它，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从一个范畴向下一个范畴的辩证运动排除了一切偶然性。因此，逃避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乃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点的结论是困难的。[14]应该说，以上拉克劳对黑格尔的论述是传统哲学对黑格尔主义的经典看法。一般而言，我们确实是把黑格尔看做一个理性主义者，其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既是其体系的出发点也是其体系的归宿，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确实是一个封闭的转化运动，从一个范畴可以直接过渡到下一个范畴，一切都是必然的。这样一个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乃是为拉克劳所拒斥的。因为拉克劳的霸权理论不可能从黑格尔那里推出来，因为拉克劳的霸权理论所赖以存在的偶然性环节在黑格尔那里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并不存在。拉克劳写道：“这表明了为何霸权关系不能被辩证转化所吸收：因为尽管概念地把握霸权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特殊和普遍之间的不可通约——被辩证逻辑所满足，但另一个条件——二者之间的偶然性特征——在辩证逻辑中并不能获得。”[15]
拉克劳对黑格尔主义的拒斥主要就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拒斥。在拉克劳看来，只有全面的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达到霸权逻辑，因此在拉克劳的整个理论建构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拒斥实际上构成了无处不在的深层基础。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本质主义的，而拉克劳的霸权逻辑就要颠覆这种本质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性主义的，拉克劳的霸权逻辑也是反对理性主义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矛盾的辩证法，对立的双方之间是可以转化的，是内在的封闭系统，而拉克劳的霸权逻辑的却是对抗的辩证法，强调建构性的外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定之否定，而拉克劳强调的是绝对的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处于同质性的空间内的辩证运动，而拉克劳的霸权逻辑却强调异质性的准先验性存在对霸权建构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说，拉克劳的霸权关系是完全颠覆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在某种意义上，拉克劳的霸权逻辑实际上也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改写，我们完全可以把霸权逻辑称作霸权的辩证法。
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对抗和异质性成为拉克劳区别与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的关键概念。在拉克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对抗和异质性成为他批判黑格尔的主要理论范畴，我们对此应该做进一步的探讨。异质性是对抗的基础，对抗是异质性的结果，因此，异质性概念居于拉克劳的霸权建构理论的最隐秘的核心处。在此，我们通过拉克劳在于齐泽克的论战中对齐泽克的回应的论述来看拉克劳的异质性概念。
何谓异质性关系?拉克劳有一个简短的定义：“我们把存在于不属于同一表象空间的要素之间的关系称为异质性关系。”[16]要理解异质性关系，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同质性关系，或同质性的空间。相对于异质性关系，同质性关系即是处于同一表象空间中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拉克劳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的表象空间就是一种同质性的空间，其要素之间的关系乃是同质性关系。拉克劳写道：“首先，这样一个空间的统一性可以是辩证中介的结果——就是说，它是要素之间的一种联系，以便我们在每一个要素中拥有可以逻辑地转向所有其他要素的所需之物。在A与非A的二元性中，每一极本身都为另一极的纯粹否定所穷尽。因此辩证转化不仅与矛盾相容，而且必须依赖矛盾在同质性空间中作为其统一体的条件。在辩证的矛盾中不存在任何异质性的东西。正因如此，辩证转化只能在一个饱和空间中发生。任何不能被整体辩证掌握的偶然性经验剩余都将使整体陷入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掌握的因素的偶然性就使整体同样变成偶然性的，并且，正是这个辩证中介的可能性将被质疑。”[17]实际上，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质性空间，一个饱和的封闭空间。但是就是在这个同质性空间中必然出现不和谐音，即所谓能被整体辩证掌握的偶然性经验剩余，它是一种无法掌握的偶然性，它使这个辩证的空间遭到了颠覆，这就是异质性因素。索绪尔的语言学中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一个差异系统，而差异并非异质性。那么，异质性何时显现呢?拉克劳写道：“只有当表明了正是总体性逻辑——辩证法的或语义学的——由于某些在总体性结构原则之内不能解决的难题(aporia)，在某些点上失败了，异质性才进入了游戏。”[18]
看来，异质性就在同质性空间不能维持之时，在这一总体性结构原则被证明失败之时出现。那么，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是否内在地含有这种异质性因素呢?如果有，就说明这个同质性空间是虚假的，A与非A的辩证转化就应该遭到质疑。拉克劳认为，这个异质性因素在黑格尔那里是存在的，以黑格尔的历史观为例，黑格尔的历史观显然勾勒了一幅绝对精神或绝对理性的内在发展的历史观，但是在这幅图景中存在着一个盲点，就是无历史的人，它不能被辩证转化的历史所整合。正是这一存在玷污了整个辩证图景。拉克劳写道：“这种非历史的呈现，仿佛将玷污了一瓶蜂蜜的一滴汽油一样，因为这种溢出了历史辩证法的偶然性剩余使辩证法也变成了偶然性的，并且因此，作为内在一致的整个历史图景也至少陷入了危险。”[19]那么这个异质性的要素和同质性的空间是什么关系呢?拉克劳给出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上述引文中的一瓶蜂蜜中的一滴汽油，一个是引自拉康的残渣，实验后的剩余物。这两个例子实际上说明了一点即异质性相对于同质性空间而言，乃是一种在内的外在，或者说建构性的外在，它颠覆了内在与外在之间的传统认识。拉克劳曾经写道：“异质性居于同质性空间的中心。历史不是一个自我决定的过程。某种难以复原的‘外在’的不透明性总会玷污所界定的‘内在’范畴……任何内在性总会受到异质性的威胁，异质性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外在性，因为它寄居于内在构成的逻辑中。反过来，某个外在的可能性将总是会因为同质化的逻辑运行而被短路。”[20]
实际上，拉克劳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发展也是一个客观过程，是符合辩证法的，但是拉克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样被一个异质性所穿透。拉克劳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流氓无产者的地位就相当于在黑格尔历史观中的所谓无历史的人。广而言之，拉克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整个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他的辩证法批判与其社会(同一体)的不可能性观点是紧密联系的。拉克劳激进的颠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构起自己的霸权的辩证法。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矛盾辩证法，那么拉克劳的辩证法则是对抗辩证法。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同质性空间内的辩证法，那么拉克劳则指证了这个同质性空间的虚假性，指明其总是被异质性所穿透，因而拉克劳的辩证法可说是异质性的辩证法。
拉克劳如此激进地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拉克劳是否从不认为自己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任何理论?并非如此，拉克劳认为，他所持有的话语概念的方法就是来自于黑格尔。当然，在我们看来，反对黑格尔本身并不能就是对黑格尔的完全脱离，在某种意义上，拉克劳的霸权辩证法也只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改写和补充，或者说是颠覆和解构，这一颠覆和解构深化和提升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应该说，拉克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是一种主流的理解，在齐泽克看来，拉克劳完全误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拉克劳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批判、对社会总体性的解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都具有一个隐秘的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背景在支撑着，因此，我们可以说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改写了的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413页。
[2]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3]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09页。
[4] 拉克劳：《意识形态与后马克思主义》，陈红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5]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6]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7]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8]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9]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0]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11]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2]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3]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14]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译文有改动。
[15]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译文有改动。
[16] Ernesto Laclau：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Critical Inuqiry 32(Summer,2006),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7] Ernesto Laclau：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Critical Inuqiry 32(Summer,2006),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8] Ernesto Laclau：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Critical Inuqiry 32(Summer,2006),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 Ernesto Laclau：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Critical Inuqiry 32(Summer,2006),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 On Populist Reason，Ernesto Laclau，Verso,London,New York,2005,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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