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刘小枫最新文集《百年共和之义》收录的首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本文原为在《开放时代》学刊2009年年会上的发言提纲，在新书出版之际进行了修订改动。
刘小枫
这个发言题目不是我选的，而是会议主题的设计者非要我讲的。坦率说，我并不愿意讲这个题目。但议题设计者是朋友，而且我没法反驳他的理由：他说我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的确，我做过一点儿研究，但我不愿意谈，因为自己的研究还不成熟。而且，如今一谈这个题目，如果你不从自由派角度来一通批判，就会被看作“新左派”。不过，最终促使我还是决定谈这个题目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有这样的顾虑。我并不担心民主派文人的围攻，而是忧心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教条主义会有碍我们研究“毛泽东与现代中国”这个题目——我们需要摆脱的恰恰是这样的教条主义。
有人马上会说，你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着眼点——没错，我有兴趣尝试的是，从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来看毛泽东与现代中国这一大问题。我先用两个例子来简要说明什么叫做“古典学问的着眼点”，然后马上转入正题。古希腊罗马的伟大纪事作家，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到撒路斯特、塔西佗，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政治哲人，他们的纪事作品(如今称为“史书”)都是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他们绝非仅仅在纪事，而是以一种如今可以称为“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认识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我想尝试的是，用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我自己经历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其次，我们知道，晚清学人意识到，中国如今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这场变局的实际含义关键在于两点：1.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晚清学人——尤其廖平、康有为面对这一变局的思考，无不以中国传统古典学问为基础，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他们并未掉进后来从现代西方涌入的各种“主义”的陷阱。1898年7月，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康有为给皇上进呈了一篇“法国革命记”，在进呈“序”中，康子一上来就说：
昔孔子读《诗》至“殷士肤敏，灌将于京”，乃掩卷而叹曰：“大哉!天命无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页308。)
按照施米特的看法，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开端是法国大革命，这意味着：第一，西方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二，拿破仑的征战拉开了西方国家也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帷幕。由此来看，中国学人面临这一局面并不太晚，但康有为的问题感觉仍然来自孔子，如今我们会觉得实在过于迂腐。可是，仅凭这一句，我们可以看到，康子用孔子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来对应法国大革命，何其切中肯綮!
如果要研究毛泽东与现代中国这一大课题，应该以晚清学人的古典意识为基点——邹谠教授的长文“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就以康有为1895年的上书起头。(参见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毛泽东面临的中国问题明显承接自晚清志士，这就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制度挑战和国际政治格局。可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志士谁个不是如此，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特别——当毛泽东进入领导中国革命的位置时，他以诗词这一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想象，这就是著名的词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中国”(据说在六十年代才改为“一截还东国”，理由是“不能忘记日本人民”)。
中国是亚洲最早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然而，早产的民主宪政把中国带入军阀割据的内战状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针对的是所谓伪民主宪政，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孙的革命破坏了已然建立的宪政秩序，断送了第一共和。事实上，随后出现的军阀割据乱局以及日本帝国乘机蚕食中国，都是二次革命导致的结果，甚至为“汉奸”论提供了现实依据：汪精卫宣称，日本人是来帮助我们结束内战，因为我们自己没法结束内战状态。值得对比这样的史实：第一次欧战爆发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已经面临介入国际冲突的抉择问题，并最终选择了参战——派出了数百人的工兵部队，人数虽少，国家角色却不小。然而，第二次欧战爆发时，中国却处于内战和外敌入侵的双重煎熬，气都缓不过来。
《百年共和之义》书封
毛泽东在内战状态中仍然不忘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表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要整合已然分裂的中国。完成中国的基本统一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如何定位的考虑成了他首要的政治关切——七十年代初与美国的和谈因台湾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战略重点的转变，在我看来始于差不多六十年前朝鲜半岛上爆发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现在已经清楚的是，这场战争并非毛泽东所愿的，他的当务之急是统一中国。美国强势介入使得战争态势突然发生逆转后，毛泽东决定积极介入的决心越来越强。(参见师哲，《在历史伟人身边》，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一次战役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片欢腾，东德总理跑上大街，把自己的帽子抛向天空。朝鲜半岛战争之后，毛泽东的两个大举动实际都与他对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的想象有关：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超英赶美”，这是晚清洋务派就曾梦想过的目的;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支援所谓“世界革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1965年3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决志发动“文革”之前，在武昌梅岭闭门1月，首先审度的是国际局势——打破“冷战”格局的战略意图就在这里形成。(参见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中国当代出版社2006，页10—14。)
所谓“冷战”绝非仅仅是美苏两个“雅尔塔协议”的最大受益国之间的直接对抗，而是苏联操控或挟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家集团与美国操控或挟持的“联合国”集团之间的国际对抗。面对这一政治格局，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他的内战战略原则基本上一脉相承：第一，跳到外线作战，自主开辟新的战场;第二，农村包围城市变成了贫穷国家包围富豪国家——支援亚非拉。如今学界所乐道的毛泽东为中国打开的新世界格局，的确与这一重大战略行动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属于这一战略行动的直接战果之一。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来了：毛泽东在成功建立第二共和以后的两次与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有关的行动，都以建立“公社”为直接的政治诉求——而“公社”作为政制理念恰恰是现代西方的政制想象，而且与法国大革命有实质性的内在关联。让我们把视野重新拉回清末民初，或者说用清末民初康有为的问题意识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我们可以问这样两个问题：首先，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战化解了吗?第二，中国在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从皇权政制经民国宪政(第一共和)和内乱及外敌入侵，毛泽东成功建立起第二共和，并不意味着制度挑战得到化解。否则，不仅中国政制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将一笔勾销，第二共和的建立者的抱负也被打上了一个大问号——我们不能忘记，第二共和建立之前，毛泽东曾经以古典方式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毛泽东替中国找到的位置是：划分三个世界，然后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现在看起来，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阶级冲突政治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翻版。当时的处境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实际政治利益的强权国家正在继续角逐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毛泽东的实际政治战略继铁托的南斯拉夫之后突破了意识形态外衣，从冷战外线切入国际政治战场，其战略意识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立诉求。冷战结束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强权国家分享政治领导权的政治格局解体，新一轮争取政治领导权的国际冲突格局开始形成。可是，冷战格局被打破，不是美国的强权压过了俄国的强权，而是中国在毛泽东带领下争取民族国家自立打破了冷战格局。民族自立是强有力的政治原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形成竞争格局。
冷战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自由经济运动和政治民主运动的确是东方阵线崩溃的内在原因之一，但这一内在原因的原因，又恰恰是为了国家真正能够自立，尽管表面上看，似乎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使得苏联丧失了国际政治的领导权。民族自立原则是关键，但是，这一原则的运载工具却是马克思的政治原理：民族自立作为“国家理由”与一种普世主义的解放理论结合在一起。在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时刻，毛泽东的阶级冲突政治论历史具体地表现为具有民族风格的政治哲学。毛泽东强调的阶级同构型是政治的潜在因素的偶在形式。毛泽东的大量著述具有历史处境性质(康有为何不如此!)，如果不把毛泽东政治哲学中潜在的和偶在的要素划分清楚，就不可能恰切地理解毛泽东。如果不理解所谓“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过是其历史偶在形式，就不可能懂得他为什么要发动国内的“人民战争”或党内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激发我们重新思考清末民初的中国问题意识：政治与伦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自由民主与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关系。
毛泽东最终赋予中国的“国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与新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康有为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用来对应第二共和建立后的两次革命行动(大跃进和“文革”)恰当吗?这是我给自己出的思考题。会议主席说，我的发言已经超时，只能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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