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挑战：对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赵月枝
正如我所假设的，毛泽东正确预测了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的艰难曲折。一切似乎都很明显，动力正在积聚，它将激活“文革”结束后阶段的阶级斗争。
——达拉斯·斯麦兹 (Dallas Smythe) 1981，247
我不会把赌注押在中国的任何特定结局上，但就它的发展方向而言，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乔万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 2009，84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它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又强调其社会实践性。作为这一领域的最重要奠基者，加拿大知名学者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不仅发起了在本领域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盲点争论，” 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中有关如何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和劳动价值论这些核心问题的持久讨论，而且以一位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身份考察并力图以自己的政策建议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传播实践。后一点，体现在他一篇题为《自行车之后，还要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的文章中。正是这篇并未在他有生之年作为学术文章发表的中国考察报告，使他在批判传播学界成为传奇人物(Guback 1994，227)。倘若“盲点争论”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内部北美政治经济学者与英国同行之间的一场学术砥砺，那么，斯麦兹在中国的经历则使得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政治实践联系了起来。这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者共有的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更预示了这两者之间从一开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斯麦兹于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期间到中国研究有关意识形态和技术哲学方面的问题，彼时，正值中国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夕。这一融入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和中美关系的正式突破作为序曲，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发展战略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而达到高峰。斯麦兹通过对科学、教育、媒体等不同领域中官员和学者的访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这些领域好像都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但 “我们共同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遗产”继续阻碍中国学者去理解技术的政治本质(Smyth 1994，238)。斯麦兹本能地感觉到，这可能会成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并且这还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层面的问题。为此，斯麦兹向中国官方提交了他的考察报告，作为一份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位忧心忡忡的“家庭”成员的友善批评 (Guback 1994，229)。在报告中，斯麦兹讨论了技术的社会性与西方消费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希望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也即有自行车之后——能把社会发展的重点放在公共物品和普通民众的需求的满足上，而不要走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老路。尽管中国政府从未对此直接回应，但是，对于“自行车之后，还要什么?”这个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间接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回答：“当然是汽车”(以及私家车所体现的一切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时至今日，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正在面临着由中国的世界历史性转型而带来的“中国挑战”。本文要探讨的是，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扮演着上升角色的中国会为21世纪的传播学提出什么样的理论难题?若干年前，我曾试图超越该领域的欧美中心主义从而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贡献一己之力 (Chakravatty and Zhao 2008)。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中国挑战”置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中来检视。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国家性质，阶级、民族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历史与文化的问题，而后，作为结论，主体以及备选方案。
西方、其他国家与中国国家的核心地位
“就像一个巨大的油罐，世界正在发生转向。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已经出现在南方和东方。全球化曾经属于西方，然而现在，这个榜单正在逆转。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其他世界崛起’的时代，”社会学家彼特斯(Jan N. Pieterse)这样写道(2009，55)。但是，是什么让“中国崛起”如此引人注目?是中国的人口总量，领土面积，还是复杂多样的各种族裔和身份?这些都未能给出一个充分的答案——毕竟，印度次大陆，这另一块大范围的新兴力量中心同样拥有上述一切特征。其实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在于：“现代印度国家……从未拥有像中国那样的政治大一统历史遗产和列宁主义国家的近代经验”(Cheek 2006, 13)。
国内的主流学术和媒体论述惯于把“经济落后”的毛泽东时代与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改革时代两相对立，以致于习近平主席2013年初关于不能把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割裂开来的说法显得非常富有新意，事实上，在美国汉学界，从谢淑丽到迈斯奈这些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早已从不同角度指出，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在改革时代所取得的惊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行政、工业以及社会基础 (Shirk 1993, Meisner 1996)。来自菲律宾的威尔登·般罗(Walden Bello,1999)则从比较的视野进一步阐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活力“离不开如下一个重要事实——该事实正是诸南亚国家发展史上所缺少的，即发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为消除土地和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而开展的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切为7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好了准备”(Bello, 1999)。
般罗的观察对媒介与传播这一关键领域的意义尤其重大。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论及，中国的列宁主义与毛泽东遗产恰恰在这个领域仍保持着特别的影响力(Zhao，2011)。伴随着媒体商业化以及国家在意识形态与媒体产业“制高点”方面的双重掌控，中国国家在信息与传播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崛起”故事的关键部分，并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南半球的其他国家。基于此，新西兰学者布拉第(Ann Marie Brady,2008)甚至以颇具新冷战色彩的框架，将后1989时代中国国家在宣传工作中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公共关系和公众劝服等西方技巧的做法，描述成“营销独裁”的奥威尔主义(Orwellian case)典型。
中国国家在当今全球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包括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否决权，以及灵活应付美国霸权的独特的实际或潜在的能力，而使它在“南方”新兴大国中获得一种“自联盟”位置。彼特斯(Jan N. Pieterse,2008, 712)曾指出，对于美国霸权，不同国家大致采取三种回应策略：(1)持续支持：这是基于美国市场的吸引力、美元的角色，甚至对“美国的自我修正抱有一丝希望”;(2)软平衡：从策略性不合作到建立替代性机构等多种策略;(3)硬平衡：这是一个“仅有少数国家能够承担其后果的策略”，它们要么已经与美国树敌而再无可失，要么“他们的谈判能力允许他们还有回旋余地”。中国政府在不同领域分别采取过这三种不同策略。
中国在战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来之不易。这是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从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所发动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所获得的最初战利品。随后，中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在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权，而且赢得了在联合国代表由中华民族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资格。这不仅因为它在与国民政府的内战中夺取胜利，更来自于它对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早期承诺。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为争取民族自主而一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时期加入联合国，离不开众多非洲后殖民民族国家的手足情谊：“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因此，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回应中国底层社会特别是农民阶层对平等正义的热切渴望，为其国内政权奠定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国际上，该政权对南方受压迫民族的平等与解放事业也有历史性债务，而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更平等的国际秩序的热望则体现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及其后兴起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中。
现代中华民族的历史深受对外与帝国主义抗争以及对内进行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双重过程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历史遗产表明，中国如要融入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领导人希望作为跨国资产阶级中备受尊重且有机融合的一员，而非感恩戴德的低级合伙人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Harris 2005, 9)。另一方面，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历史遗产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领导层能否在不失去他们统治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前提下，公开抛弃其共产主义外衣并把自己构建成跨国资产阶级的成员?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同经济领域间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有关中国国家性质的问题便由此凸显出来。
首先，在中国学界，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因其教条化弊端，而遭遇口诛笔伐;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是许多最强烈的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者，固执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已与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观点，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坚持了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该立场的坚持者无视或根本不愿正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包括中国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历史遗产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调节与抑制作用。
同时，无论一般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未能贡献出必要的理论资源以解析当代中国。在西方社会理论界，早期试图发展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可谓内外交困，他们被湮没在各种消解国家的理论范式中：一方面，全球化理论唱衰国家角色;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学术焦点从“国家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以及身份形成的问题上”(Jessop 1991, 91)。这两种思潮共同导致了国家理论的“日渐式微”(Panitch 2002, 93)。传播学科里，有关后殖民民族-国家的理论盲区同样显著，这不仅体现在一般的发展传播学理论上，也体现在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诺登斯顿(Kaarle Nordenstreng,2001, 155)曾指出，在早期理论家所提倡的文化帝国主义范式里，国家这一概念一直未能得到充分解析，这实在令人遗憾;阿汉森(Amin Alhassan,2004, 61)也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某些关键性文本，在民族国家、民主、公民权利以及主权等概念的阐释上，实在语焉不详，暧昧不明;斯巴克斯(Colin Sparks,2007, 193, 203–4) 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家提出更加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没有把1991年之前的美苏冲突理解为“不同的帝国形式的斗争”,对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一直缄默不语，以及把发展中国家中的国家集权式的解决方案视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替代，而非补充。
不过，斯巴克斯的批评也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事实上，并非所有西方的批判学者在阐述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中，都本质化地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民族文化，并把它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资本主义文化机械地、去历史化地对立起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早期批判关注后殖民社会的“统治阶层”如何“被引诱、被施压、被协迫，有时被贿赂去打造本国的社会体制，使其适应、甚至推广现代世界体系统治中心的价值与结构”(H. Schiller 1976, 9 斜体为原文所加)。因此，这一批判“接近——[虽然]事实上一直没有成为——跨国阶级斗争理论”(D. Schiller 1996, 101)。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1996, 101)所阐述的，这一理论立场与著名的第三世界反殖理论家法农(Franz Fanon)的一贯坚持交相呼应。法农认为，新独立的国家完全有必要时刻提防与遏制新生资产阶级以及特权阶层的产生。恰恰正是在此情境下，我们才能理解缘何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斯麦兹会被“无产阶级政治”的宣传说辞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挂帅”地位深深吸引，并冲破冷战藩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播问题。他不仅试图理解中国国家内部“走资派” 与“走社会主义道路者”之间的斗争的实质，并试图分析在中国发展道路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官员与学者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这一阶层在技术的社会性及知识与权力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和理论素养。
今天，要探讨中国对当代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挑战，首先必须分析信息资本主义时代下中国国家的本质。如上所述，中国国家在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坚持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斗争中锻造而成，而且，如拉莫(Joshua Cooper Ramo,2004) 所言，近年来中国国家已在国际舞台上积聚了“不对称的力量”。如果中国的国家权力使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积累时代一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那么也正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崛起”对于不断演进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而言，显得如此令人不安。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中国国家抵抗全盘新自由主义化的能力——或言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精英因为中国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遗产而未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最大规模地、全面地实现新自由主义化这一事实，已将中国推向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如前所述，这个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以其标榜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尽管官方一直抱持“不争论”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社会斗争却从未中断过。虽然官僚阶层、资本阶层和管理阶层在国家中的权力不断上升，但是，随着底层大众希望通过抗争“重新找回他们阶级权力的独特形式”，领导层也试图重构文化领导权，从而赢回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因此，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积极推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促使中国的“上层建筑”与业已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另一方面，全盘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改革被颠覆的危险依旧存在。如哈维引用李静君的研究所言，中国的底层社会抗争的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希望共产党“实践其自身的革命纲领，反对外国资本家、私人利益和地方官僚” (Harvey 中译本2010:173，译文稍有改动)。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精英与大众传播政治，需要被理解为一场正在展开的斗争的一部分，而这一斗争，既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阶级基础和国家的性质，也围绕中国变革的未来方向，这两者是双面一体的关系(Zhao 2008a)。
毫无疑问，部分美国主流精英对中国国家的性质与未来方向深感不安和忧虑。任易名(Elizabeth Economy)和史国力(Adam Segal ,2009)这两位外交关系委员会 的分析家曾直言不讳地阐明中美之间“不匹配的利益、价值与能力”，并指出，美国应当把“世界其余部分”都并入其箝制中国的中心辐射式(hub-and-spoke)战略中。这种论调似曾相识。正如冷战问题专家瓦斯塔德(Odd A.Westad)所指出那般：“对美国精英们而言，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从1917年就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遏制替代现代性的各种形式” (2007, 25)。尽管美国在冷战中赢得最后胜利，但它始终耿耿不寐，隐忧如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崛起或许能够兑现苏联曾经允诺的“一种可替代的现代性”的历史诺言，即贫穷与受压迫的民族无须复制美国模式,也能改变他们的生存现状(Westad 2007, 17)。
阶级、民族、帝国与国家：中国及全球维度
如上分析已清楚地表明，中国国家的阶级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转变中的角色，是任何有关“中国挑战”的讨论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议题。当然，有关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议题同样重要，因为大多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争论最终都落在关注国家间不平等的问题上。“民族”概念很少被充分地理论化。更遗憾的是，这一领域的最新前沿，特别是莫斯可(Mosco，2009)所描述的诸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女权主义以及劳工立场在传播分析中的发展，仍旧忽视国际斗争、民族与民族主义等问题。德塞(Desai，2008: 398)更一针见血地指明，以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文化研究，同以阶级中心主义、围绕国家与国际发展而展开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无益的学术劳动分工。“中国崛起”昭示如下现象：一个贫穷的国家在国内阶级不平等情况加剧的同时，成功地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崛起;同时，这还是一个拥有着难以想象的民族、性别、城乡与地区差异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海外移民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无可匹敌，何况这些移民或多或少还与中国保持某种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在传播领域直面“中国挑战”意味着，我们要对中国国内外复杂交互关系中诸如阶级、民族、地域以及身份差异等文化传播问题，进行批判性检视。
正如林春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发展主义在历史上紧密相连。更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人属于民族主义者。考虑到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里中华民族的“阶级”位置，“中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而后才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可能相反”，并且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如果社会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利益必须让位于民族利益” (Lin 2006, 40)。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在宪法中依旧被定义为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民族主义拥有一份牢固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遗产。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国旗由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颗星围绕着一颗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五角星组成，它恰恰强调了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人民——的阶级特性，而并非民族文化或者“民族”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并参与“第三世界”历史性自我认同运动，立基于被压迫民族的国际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 nationalism)，它完全迥异于欧洲民族主义。如果国旗图案突出了这个国家国民的阶级性，那么，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对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恰恰是作为立国原则的“国际民族主义”的最好表达。1 帕莎德(Vijay Prashad)认为，“如果欧洲民族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一个民族(或许也被称为一个‘种族’)只有在一个国家的组织动员下，才可能成为他们的民族”，那么后殖民民族主义者则创建另一套民族理论，“这套理论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他们与殖民主义抗争的历史;一是他们实现正义的纲领”(2007, 12)。李北方有关“我们如何叙述中华民族”的如下论述用通俗的语言印证了帕莎德的观点：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是中国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主动学习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产物。正是列强的欺压，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感受到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团结起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迫切需要……。 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将民族视为一个文化实体的思路不同，中华民族一开始便是作为一个政治的和历史的概念提出来的。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属于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而在新疆和西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为伊斯兰文化和佛教 文化，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被纳入中华民族的范畴，原因正在于此。
从理论到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直到1949年才完成，对于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意识也是建国后才真正逐步确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仍然是政治的：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等平等政治的实践，各族人民才切实地体会到融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的感觉;也只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会有“翻身农奴把歌唱”，才有可能出现库尔班大叔执意要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感人故事(李2013).
总之，不但“作为一个自觉实体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而且，“这里的革命是双重的，既包括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以实现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说，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华民族就无法被叙述，甚至这个概念本身都不能成立了” (李2013)。
同时，现代中国的“民族”概念也受到中华帝国的政治统一与民族文化融合的悠久历史的制约。汪晖的研究(2004;2008) 早已清楚地阐明，从拥有民族融合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中塑造出一个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过程，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章太炎到孙中山，早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最初都致力于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汉民族中国政权，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将导致中国的瓦解。因此，建立于1912年的现代中国国家的第一个化身，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样，受到列宁的民族自决观念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曾试图仿照欧洲的民族国家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然而，通过革命斗争他们很快发现，中国照搬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尤其在长征期间，大部分汉族革命者在与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密切接触中发现民族融合的现实性。因而，在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权的阐述中，民族融合的悠久历史以及对超越民族文化身份的阶级友爱被突出地置于优先地位。这一做法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绝然不同于现已解体的苏联和南斯拉夫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正如汪晖在论及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两个范畴的关系时指出：
在第一次世界后各大帝国在“走向共和”过程中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或加盟共和国不同，辛亥革命在“五族共和”的口号下通过“大妥协”完成了清朝与民国的主权转让，主权连续性成为此后国内政治博弈的规范前提。在苏联崩溃后，中国是前20世纪农业帝国中唯一一个将这种连续性维持至21世纪的国家(2011)。
今天，尽管中国主流话语“容忍甚至迎合了”中华民族叙事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和将中国革命污名化的立场(李，2013)，中国国家政权不仅一直警惕着西方世界“西化”中国的企图——即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强加给中国，还同样警惕着其“分化”中国的野心——即通过支持台独或者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分裂中国。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阶级与民族认同关系的重新勾连，也象征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阶级本质的根本转变，以及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文化政治的发展及其对阶级与民族关系问题的再定位。信息与传播技术和商业化的媒体——以电视为核心，电脑和手机很快紧随其后——在这些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Zhao and Schiller 2001; Hong 2008)。如果说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动员底层社会阶级，捍卫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并领导了共产主义社会 革命，那么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则依靠国家的技术精英，利用跨国资本主义，重构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进而发动一场至上而下的“数字革命”。这最终导致了一个由中国的政府官员、新兴的国内城市中产阶级、跨国资本家、外国政府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共同组成的霸权集团的实际形成(Zhao 2003, Schiller 2007)。随着中国成为贯彻执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信息与传播技术驱动的发展”策略的带头模范，中国社会日益变得碎片化、两极化，并且因为阶级、区域、性别、民族以及其他社会和文化分野的深化而高度分化。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就已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指数(基尼系数指数以0.001至1的范围测量社会不平等，其中，1表示绝对的平等)已从1981年的0.28分增加到0.458 (Anagnost 2008:498)，这表明，依然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比美国(0.408)更加不平等，并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2005年联合国对131个国家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90位 (Manthorpe 2006)。在最新的有关中国基尼系数的不同报道中，财新网引述西南财经大学一份研究称，2010年中国这个指标有0.61之高(Shen 2013), 而新华社的报道则称，中国2012年的这一指标是0.474(Xinhua 2013)。无论如何，我们与其谈论“一个中国”，还不如将中国理解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更有意义：由超现代化以及高收入的北京、上海和深圳组成的第一世界，由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以及收入极低的农村地区构成的第四世界(胡安钢等，2001,167)。信息与传播技术在构建中国不平等发展中的角色，与媒体在重新勾连阶级与民族的新自由主义文化政治中的角色，可谓“花来两朵，各表一枝”。
首先，一整套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强有力的媒介话语体制有效地将发展问题去政治化了。对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阶级关系定位问题、媒体的商品化问题、以及对嵌入商业化媒体服务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严肃反思被压制，底层抗争的传播渠道被堵塞，激进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文化条件被打压，这一切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所谓“比较优势”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传播与意识形态基础(Zhao and Duffy 2007)。一方面，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倚靠工资生存的劳工阶层。据官方统计，2008年末该阶层人数已高达2.25亿人，其中1.4亿由被称为“农民工”的流动工人构成——由于制度性的城乡隔离，加上农民工的性别、出生地与他们所怀揣的那种拥有一块地和随时可回农村老家的情感、以及这些因素在他们身份认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他们难以作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在物质上和文化上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 (Ngai, 2005; Hong, 2008) 。例如，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危机迫使上千万的流动农民工回到农村。作为阶级形成(分化)的另一面，虽然很多共产党员成为资本家，并且共产党将新形成的资本家和管理与买办精英统统吸纳进党员队伍，但是，共产党透过限制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闻自由的充分享有，通过禁止私人资本进入传媒系统的核心领域等方式，持续阻挠中国资产阶级从“自在”向“自为”形态的转变(Zhao 2008a; 2008b)。
其次，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获得更好的待遇，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主流媒体在与美国进行的谈判中，仍然有选择地征用反霸权言论进行社会动员，刻意凸显中国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与文化特质，借此凝聚公众向心力，支持其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项事业。随着中国试图将自身由第三世界反帝国家中的一员重新定位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Wang 2006)，中国文化价值观及其象征性符号，甚至一些非常本土化的信仰与实践，例如对“幸运”数字8的崇拜，均得到国家的高度认同。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8分，由张艺谋执导的拥有高科技文化奇观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盛况便是数字化新自由主义时代下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终极版本。在这里，文化被高度本质主义化和去政治化，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的叙事被阉割。
随之而来的中国民族政治的空间文化结构重置也是意义深远的。一方面，中国国家诉诸于大中华民族主义，或曰“现代中国的跨国主义”，这既能支持她收回香港、澳门、台湾主权这一未竟事业，也能支持她沿海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诉求有效利用了生活在这块领土上的“炎黄子孙”，以及海外移民及华裔组成的“无根基帝国”(Ong and Nonini 1996)所蕴藏的巨大财力和人力资本。正如孙皖宁 (2002)所论，改革时代的中国媒体，尤其是中国电视，深度参与了移民文化政治与中国跨国想象的构建。另一方面，不对称的资本主义融合策略与区域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对中国内地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需求的忽视。1980年代初，为吸引境外资本、尤其是海外华人资本启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建立起了“经济特区”。在此情形下，海外华人社区和港澳台地区在改革时代的大中华文化想象中便顺理成章地占据了中心位置。相较之下，境内少数民族聚集的各“自治区”则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从而加深了区域不平等的鸿沟。虽然国家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西部发展战略，区域不平等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由阶级矛盾、民族差异、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阐释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全面失效而引发的意识形态空白与身份认同危机、市场关系的扩张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冲击(汪晖，2011)等等因素，以复杂的方式彼此交错，导致了国内日益严峻的社会与文化冲突。正是在此情境下，我们目睹西藏种族/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藏族人身份政治的深刻变革，这种发展是由全球化、现代信息技术和诸如西藏文学在线论坛之类的全新文化场域共同促成的(姚新勇，2009)。正如姚新勇指出的，这是改革开放时代下中国政府及其失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一文化层面上的失败，却往往被中国政府“鸵鸟式”的处理方式——即把“西藏问题”仅仅归咎于达赖喇嘛和西方国家的干涉——所掩盖(2009)。2009年7月，新疆爆发的那场更加剧烈、破坏性更大的民族冲突进一步突显该问题的严重性。
第三，媒体放弃了毛泽东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之后，又重新拾掇起“社会阶层”的话语，并致力于“中产阶级”的打造;在国内媒体话语体系里，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被视为“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民族工程的一个重要标志”(Anagnost 2008, 499)。尽管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及其具体构成依旧模糊不清，有关这个阶级可能占据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也众说纷纭，但在“社会阶层”这套话语中，“中产阶级”俨然成为一种宝贵的政治文化资本，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甚至还可能成为中国民主的“必然推动者”。这套新自由主义话语模式强调公民身份。但是，在这套话语里，“公民主体不再作为集体主义政治团体中的平等成员来定义，而根据他们趋近中产阶级地位的个人进步程度来定义”(Anagnost 2008，499)。于是，我们见证了中国文化政治中最大的反讽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相对公平，可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却被推向其本质主义的极端;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不断加速，但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却被完全压制——或许，阶级话语的被压制正是阶级分化的必要语境。国内媒体对“中产阶级”的贡献抱以殷殷期待，并不遗余力地促成“中产阶级”的形成，与此截然相反，工人、农民这两个毛泽东时代最具价值的阶级标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依然认定的领导阶级与同盟阶级，则以“社会弱势群体”的形式重现在官方话语里。当下情境中，不平等早已不构成一种结构性问题或具有阶级属性的政治议题，相反，它已被去政治化，并被阐释为“一种国家归属感层次中的文化差异”(Anagnost 2008, 497)。农民不再是富有革命性和生产能力的国民主力，相反，他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民族征程中的负担。最好的情况是，他们需要提升自己的个人“素质”，凭借个人努力，如此，他们或许能够跻身中产阶级行列。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注定成为中国实现其“民族大业的“牺牲品”(Zhao 2008a, 318)。中国农民对医疗和教育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而他们不计其数的劳动力客观上补充了中国流动工人的社会再生产需要(例如，通过在农村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在此情形下，2009年2月起，中国农民得到政府补贴，大规模购买美国消费者无法再贷款购置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与其它电器产品，由此克服生产过剩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中，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中国农民曾经作为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中国革命的坚强后盾，如今却在国家发动的“家电下乡”项目中被集体动员，充当起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机器的引擎，甚至替代美国消费者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消费者”的新角色拯救它于水火之中!
当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生态公正，以及如何处理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与多元文化身份等一系列难题。正如林春(Lin, 2006, 223)所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一方面需要在市场动力机制与个人激励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凝聚力与公平正义之间取得平衡。2002年以来，共产党领导层认识到1990年代的发展道路不可持续的本质，希望通过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上述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回应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与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观念，并打击具有跨国背景的西藏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持续压制阶级话语，另一方面不得不回归其革命叙事，在宣传中重续与藏族同胞的阶级情谊。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将3月28日设立为西藏“农奴解放日”，这一举动可谓意味深长。官方媒体将之描述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9年3月10日镇压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改”而“悍然发动的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以及“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从而“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的纪念之举(新华社 2009)。在这里，中华民族的叙事好像又找回了本文前面论及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内核;而这里的“民主”宣称显然也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话语所能包容的。
接着林春(Lin 2006)的观点，我认为，当下仍有必要讨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人民主权”的合法性同“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持续相关性。林春(Lin 2006, 136)曾指出，“倘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人民深感失望，结果都证明不是因为她违抗了西方政府和它们殖民扩张的模式，而是因为她背离了她自己当初的远见卓识与对民主的承诺”。以此衡量，那种以为“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通过自由、公平和竞争选举而产生，那么她就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的观点，显得不知所云。相反，“不能忽略中国社会主义任何真正的民主元素，并从这个国家未竟的民主事业的角度，历史性地看待这些元素”将更加切合题意(Lin 2006,197)。虽然新兴“中产阶级”被视为中国民主潜在的推动力量，并受到大量关注，但正如席勒 (Dan Schiller 2008)提醒我们，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在国内和全球层面的政治文化影响，迫切要求传播学者给予高度关注。如上所述，这个过程在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半无产阶级化而非完全的无产阶级化)、性别与区域分布等维度上，同典型的英国工人阶级截然不同。此处，席勒的比较世界历史框架凸显了我们正讨论的智识挑战所具有的广度与深度：
在英国，大约从1500年至1800年的几个世纪里，几百万人卷入了资本主义运动，这些人成为了——或者他们将自己变成了——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工薪劳动阶级。这一发展在政治文化与社会政策方面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不仅仅限于英国，而是遍及早期现代欧洲并延续至今。那么我们又能从被压缩至短短三十年的间隔中，从大约两亿的工薪阶级规模中期望出什么呢?(Schiller 2008, 413)
一些传播学者们只是现在才开始致力于对这一过程的多方位研究(Zhao and Duffy 2007, Zhao, 2008a; Hong 2008, Qiu 2009, 2010; Sun 2009)。可以想见，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型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国内外阶级和民族关系的重构。中国政府实施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策略，不仅积累巨额的国家财富，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冲突。李民琪 (2008)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挫败，以及以农民工为形式的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之上。同时，廉价的消费品、低通货膨胀率以及中国政府为华盛顿“反恐战争”间接提供的资金(通过其对美国的债务融资)，使得美国减轻了因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可能引发的国内阶级矛盾。倘若中国的底层社会阶级在受到政治经济压制的同时，又深受中国在世界成功崛起的民族主义话语的鼓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言，美国工人阶级在他们与资方的讨价还价权力受到被跨国资本动员起来的大量廉价、健康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中国劳动力后备军严重削弱的情形下，是否一方面得到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提供的沃尔玛廉价商品和拿铁咖啡消费主义的安抚，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美国文化政治优越感则在美国媒体所讲述的有关中国如何控制媒体与网络、践踏人权、以及在西藏推行“文化种族灭绝”等故事中一再得到强化?倘若“反恐战争”削弱了美国公民的自由，包括美国公众的传播自由——从美国新闻界“嵌入式报道”实践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对新闻机构和对电信和网络监视的不断增强(Schiller 2007)，这后者被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在2013年6月初的惊世揭密所证实，那么当前的全球化危机以及中国为了促进国内消费和社会底层阶级福利而可能做出的发展政策调整，是否会导致美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近期中国激化的社会斗争和环境冲突以及领导集体的新思想和政策显示出，没有中国底层社会阶级的崛起，所谓的“中国崛起”不可能在政治层面上得到真正实现，“中国梦”也绝不可能是“美国梦”的翻版。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哪怕中国政府实施更加严格的媒体审查制度，都无法再遏制中国底层社会阶级的声音，更无法压制有机知识分子为了社会正义、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一条更加公平的发展道路而发出的声音(Zhao 2007, 2008a, Zhao and Duffy 2007)。正是在这一情境下，李民琪甚至乐观地(2008, 92)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量产生，及其不断增强的谈判权力与组织能力，将不仅“使全球权力平衡再次有利于全球工人阶级”，并使资本积累愈加困难，最终导致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度的“终结”。如果地球的生态容量不能容纳以西方消费资本主义为样板的“中国崛起”或者“世界其余部分的崛起”，那么斯麦兹在《自行车之后》一文中，对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以及转变其科技创新制度的必要性的激进坚持，在今天就显得更加迫切与中肯。这不仅为了中国，更为了全人类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这反过来又向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个紧迫的问题：当商业化的媒介系统因作为命脉的广告收入减少而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时，民主传播的挑战与机遇又会是什么?鉴于美国主流媒体不仅不能对种种经济泡沫起到应有的“制止”与监督作用，甚至或多或少地盲目支持“反恐战争”，我们有理由担心，在支持同中国展开“即将到来的冲突”，进而再次动员美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取代国内阶级冲突的道路上，美国媒体究竟能走多远?哪种媒体结构、实践和文化情感有助于美国以“非灾难式道路”来处理它不可避免的衰落问题(Arrighi 2009, 83)?在全球秩序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中，美国媒体在描绘“中国崛起”时，能否超越其反共产主义与反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吗?在报道西藏以及其他民族独立运动时，西方媒体能超越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的遗产吗?
不仅如此，为了克服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增加中国社会底层阶级的福利来刺激国内消费，另一方面向南半球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非洲，出口过剩的资本、生产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技能。这里我们有必要追问，这样的发展又将如何重构非洲的阶级、种族和国家政治的结构呢?在中非媒体关系这一领域，已经产生一些有意义的研究(Franks and Ribet，2009)。中国资本是如《人民日报》所声称的那样，要在非洲的发展中创造一个“中国传奇”，甚至培养“无国界的爱” (阳雨，谢光军，2009)，或者如西方媒体所声称的那样，正在推行“新殖民主义”?亦或比这两种情况更加复杂?非洲在欧美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成为“被遗忘的大陆”后，中国能否成为“帮助非洲实现大跨越良性转变的发展动力”吗?亦或这个过程正在发生(Friedman 2009, 19)?“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无论受到何种磨损，它会在当前中国与非洲、阿拉伯以及拉美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的实践与话语中扮演紧要角色吗?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更多东-南、南-南金融、科技和文化流动逐渐形成，而一整套复制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中心辐射式”权力关系的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显然难当重任——事实上这种思路一直存在缺陷。
最后，在全球政治经济经历巨大转型以及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在南半球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政治不稳定的情境下，有论者已经提出，“南方各国相互合作，改变游戏规则，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由此很可能产生出一个“新万隆”，并且，在这样的“新万隆”中，从前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仅具有政治和道义上的权威，更具有挑战西方经济的影响力(Palat 2008, 721, Arrighi 2009中文版)。如果2009年6月16日召开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领导人的首次峰会标志着“新万隆”的初见雏形，那么，2013年3月26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5届金砖国家峰会不仅因为有南非的参加以及加强非洲合作的主题而具备参与的广泛性，也达成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工商理事会等更具实质性的共识。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理念与实践，在20世纪70年代谋求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运动中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当前信息资本主义的时代，信息传播对各种地缘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分界线进行定义或重新定义，进而在阻止或促进可能的“新万隆”，或者更可能是许多“小万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1970年代不同，当下，南方世界的媒介与传播业已将自己融入到跨国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网络之中。这一事实会不会使得他们在致力于维持新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中与西方垄断媒体串通一气?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北大西洋中心区域的“大众传播民主化的抗争” (Hackett and Carroll 2006)会对此产生何种影响?西方、南半球以及全球的传媒民主化运动的潜在关联与亲合性又是什么?在这些正在进行的斗争中，政治经济学家们如何自我定位?冷战时期，斯麦兹等西方政治经济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自主发展和抗击资本主义等方面曾抱以不切实际的希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又有许多传播学者把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发展的希望不切实际地寄托在“跨国公民社会”身上——在2003年和2005年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发展中国家几乎成了“跨国公民社会”反对信息控制的防范对象。2 当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破产，“跨国公民社会”业已去魅，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又如何定位自己与社会变革以及媒体民主化主体间的关系?
历史、文化与中国“软实力”：在新“文艺复兴”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间？
莫斯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优先考虑社会变革与历史转变。然而，莫斯可也体认到，政治经济研究“主要建诸于一种元叙述之上，这种元叙述将学科研究牢牢植根于西方白种男性智力活动的典型模式中”(2009，3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殖民扩张的开始视为它的历史“时间零点”。然而，至少两股知识流派挑战了这种时间观在理论层面的充分性，并对解释“中国挑战”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第一种挑战来自世界体系理论家，譬如弗兰克(《白银时代》,2000中译本) 以及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009 中译本)等人。这些学者要么分析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经济，并把东西方的中心——边缘关系颠倒过来(弗兰克)，要么详述被殖民前中国的国家与市场的政治经济情势，阐述东亚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阿瑞吉)，他们共同致力于去本质化地认识资本主义。紧要之处在于，他们力求避免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扩张(而这正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对“全球化范式”的回应3)，因为他们坚持，有可能实现非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2009 中译本)所言，全球化非新鲜事物，更非魔咒，而是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宏大、影响更加深远的世界历史过程。意识到这一点，想象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国际主义新模式，或者“批判性世界主义”才具有可行性——后资本主义全球化或“批判性世界主义”应是比“移动消费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Murdock,2006)更令人满意的替代性愿景。
通过把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区别，阿瑞吉为有关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方向的讨论打开另一扇窗。在阿瑞吉看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的本质不是由资本家的存在与否决定的，而是由从属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以及在追求外国领土与市场的过程中这一国家权力的军事化所决定的，后者把欧洲的发展道路定义为资本主义，把中国明、清早期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定义为非资本主义(2009 中译本)。诚然，中国当前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融合使它如今的市场经济制度与明、清时期的市场经济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仅仅这一差异无法消除如下可能性：即“权力的领土逻辑”(无论是中国国家亦或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群体)或许能使“权力的资本逻辑”居于从属地位——从而结束哈维声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2009 中译本)。尽管阿瑞吉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不是衡量社会现实的可靠指标”(2009 中译本, 8，译文稍有改动)，然而，中国国家政权继续阻止私人资本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并继续调用社会主义话语以使自己合法化的这一事实，依然是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我曾指出(Zhao 2008a)，社会主义话语为中国的底层社会阶级及其有机知识分子在挑战“剥夺积累”时，提供了强大的话语资源与意识形态合法性。就解决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而言，这一话语相对于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哈维(Harvey, 2009)曾不无幽默地指出，在美国，“哪怕有关国家干预的最暧昧的暗示都能导致政治骚动，更不用说国有化”。相反，在中国，尽管“由更富裕的党员和新涌现的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出现”，但“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最贫困的社会群体的政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绝对不存在任何障碍……而把这谩骂成‘社会主义’，或者更糟的‘共产主义’，只会让人当笑料” (Harvey, 2009)。当然，哈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实际拥有的主导地位的认识，有不少不切实际之处。 斯巴克斯(2009, 111)则更进一步指出，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再分配政策的出发点是“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而不是挑战这个制度。” 这也许是对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动机就否定这些重新分配政策的效果，更不能因此否定社会主义话语对社会抗争运动的意义。毕竟，社会权利需要一点一点地赢得，甚至还有可能经历得而复失的曲折过程。正如我曾论述(2008a, 343)，“不仅官方的社会主义口号本身，还有这些口号被各种中国社会力量的挪用，以及不断展开的使国家和市场从属于劳动人民社会需要的社会运动，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的要义所在”。
与世界体系理论家几乎同步，后殖民学者则从文化角度挑战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深度。曼德尼(Mamdani,2007)曾阐述，假若没有“知识范式”的转变，或者“知识去殖民化”的过程——即从殖民地时期与前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深度来重新审视现在，政治去殖民化的任务将无法彻底实现：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不幸趋势在于，它易于把可用的过去简化为殖民时期。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后殖民世界里的不同形式的本土主义——从种族化的黑人民族主义到种族化的民族主义再到宗教穆斯林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即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叫做‘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东西——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指责那些自我标榜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是殖民统治者的苍白翻版。他们强调了连接起各自社会历史的必要性。但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把殖民地时期当作人为强加和对真实历史的背离而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便忽视了殖民主义的制度和知识遗产在当下是如何被复制的而无法充分理解当下(Mamdani 2007, 95–6)。
也就是说，曼德尼一方面肯定了本土主义者呼吁全面把握历史的诉求的重要性，同时也察觉到，这一诉求因本土主义者对“真实性”的本质主义理解而遭遇严重扭曲。因此，“不是要回避本土主义者的批评，而是要以恩格斯在他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批评中如何理解扬弃黑格尔的方式来扬弃它;同时，不仅要在批评中考虑什么是相关的、有效的和有力的，并要摆脱对起源和真实的偏见”(2007, 96)。
若要理解中国国家如何选择性地利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曼德尼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参考框架。一方面，作为欧洲启蒙运动和五四中国现代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坚定不移地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时代中，中国文化差异性再度得到国家与社会层面的肯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有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能力”的文化政治宣称最恰切无误地表达了这一情形。诚然，这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存在一定的保守或反动倾向。某些举措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高度兼容。正如德里克所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生存不仅直接依赖于对差异的调和，更仰仗于透过再现技术将差异转变为同质性内容的策略，这一“融合”策略只瞄准那些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相容的差异化实践活动(Dirlik 2002, 21)。中国不再仅仅满足于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大刀阔斧地采纳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并通过媒体和文化机构努力使中国走向世界(Sun, 2010;Zhao, 2013)。2007年10与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将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列为党的政策目标 (Hu 2007)。毛泽东时代, 中国输出革命思想;当下，中国在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同时，中国的媒体产业也正在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下向海外市场扩张。
在更广阔的文化思想领域，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有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能力”的文化政治宣称也反映出一种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国“能够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勃勃雄心。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于2009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发表的题为《“迎接新时代的‘文艺复兴’》的评论文章，正是这一话语的直接体现。认为，虽然西欧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到了今天，解放了的“人”的“过度膨胀”及其“对自然过度开发”和对“社会为所欲为”，导致了“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争斗越演越烈”，同时，“‘人’对‘人’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次贷危机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和恐慌。”因此，时代“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必须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进一步指出，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要求。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涵盖了新的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内涵——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自觉地因应着新的时代要求，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叶，2009)。
值得注意的是，通篇文章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难觅踪影，阶级分析更消失无踪，只有对人性沦落的泛泛批评之词。无论我们把这视为文化自信的必要表达，亦或在社会主义话语受贬的情境下一种争取国内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性话语退让，又或将之视为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掩饰与迷惑，甚至是中华文化本质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的表达，它都是21世纪跨文化政治经济分析在理解“中国挑战”时必须面对的新文化政治。
当然，中国官方话语也没有完全埋葬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例如，曾发表呼唤新“文艺复兴”评论的同一《人民日报》专栏就在2009年5月30日刊发了外交专家吴建民涉及这一传统的文章。该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在增大”，在有关“世界向何处去”的讨论中，“我们中国人必须一方面坚定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人类的共同利益，占领道义的制高点。” 在吴建民看来，西方大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追求本国或者一部分西方国家的利益的做法“已经碰壁，” 相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立意很高，它不仅考虑到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且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要“解放全人类”。尽管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能需要继承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既考虑中华民族的利益，也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我相信，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崛起不仅会造福于中国人民，也会造福于全人类 (吴，2009)。
更引人注意的是，作为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的辩证回应，甚至毛泽东时代的激进话语也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上开始复兴。2012年中共18大召开前围绕“重庆模式”和薄熙来的政治与传播斗争中，左翼网络网声音受到国家权力的严厉打压 (Zhao, 2012)。然而，扑朔离迷的是，18大后，不仅官方话语没有如右翼知识分子所愿，在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上狂奔，激进左翼意识形态在中国民间又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态势。
在斯麦兹于1971年至1972年间对中国的研究中，他试图向他的东道主解释西方模式的电视系统如何嵌入消费资本主义的威权社会关系之中。他建议中国设计一个更民主的“双向电视”系统，作为另类选择，并将这一系统设想为“电子大字报系统”，一个“大字报”的新版本，毕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大字报视为实践“大众民主”的重要传播方式。本文开篇引言曾指出，为了实现中国改革时代经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斯麦兹甚至提到了“第二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这一点令那些遭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和精英知识分子深感恐惧。在中国官方话语中，更加平衡与客观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依然属于禁忌，即便如此，中国激进民主实验的遗产却在一个更加多变和多元的中国传播体系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例如，2008年6月，胡锦涛访问人民网“强国论坛”，并声称他的领导集团一直关注网络声音，一些网民很快将他的访问描述为毛泽东式的“大众民主”在数字时代的体现。在这些网民眼里，在由官僚、商人和精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铁三角”集团所主导的印刷和广播媒体机构之外，网络为自下而上的大众传播开辟了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在线论坛与博客颇有争议地重新激活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导致了某网民将其描述为“文化革命的新形式”(吾将上下而求索，2008)。另一位网民(苏，2008)更认为，这是一场远比40年前第一次“文革”“更深刻、更广阔”的文化革命，它的目标是“探讨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批判修正主义祸害”，“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探讨继续革命的问题”。虽然这一新形式的文化革命依然处于严密的网络审查下，许多在2012年的政治斗争中被强行关闭的左翼网站如今仍未复活，而“文革余孽”依旧是政治打击的致命话语武器，但是，斯麦兹的在天之灵或许会因以上的网络左翼言论的出现而感到一丝欣慰。
社会主义失败论之后是什么？或者，重新从头再来吗？
接下来是什么?显然，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以弱肉强食为法则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下一个霸主的预测不具备吸引力，尽管这或许是中国某些政治经济精英和中华沙文主义者私下怀揣的梦想。同时，马克思也并没有绘制出一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清晰路线图。不过，正如我在田野调查时遇到的一位广东电影经销商所言，只要社会不公存在，共产主义观念就永远不会过时。4 这一立场不一定有代表性，但这位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非共产党员能持有这般观点，不可不谓是共产主义观念在中国难以被轻易抹去的印证。
正如共产主义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个回应真实世界的对抗性社会运动，同样，传播政治经济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解放性的实践。齐泽克(Slavoj Zizek，2009: 53–4))指出，资本主义中有四种对抗性可能阻止它的无限扩张与延续：“生态灾难将要降临的威胁;所谓的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的不正当性;新科技、尤其生物遗传领域中新科技发展的社会——伦理含义;最后也最关键，社会隔离的新形式——新围墙和贫民窟。”在此情形下，“新的解放政治将不再是某一特定社会主体的行为，而是不同社会主体力量的爆炸性组合。与无产阶级‘除了锁链，一无所有’的典型形象相反，把我们团结起来的，正是我们正处于失去一切的危险”。然而，齐泽克坚持，前三个对抗性与文化“公共财”和人类的内外自然相关，而第四个对抗性，“指涉被社会排斥的人，无疑表明共产主义这一术语具有合理性” (2009: 54)。正因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在2008年以后的加深，以及世界各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99%民众抗争的风起云涌，从《共产主义观念》(Ali, 2009;Douzinas and Žižek, 2010)到《共产主义假设》(Badiou, 2010)再到《共产主义地平线》(Dean, 2012)，西方学术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讨论持续升温，连深受反共冷战思维影响的传播学界也不甘落后，出版了《马克思回来了》特刊(Fuchs and Mosco, 2012)。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平等的条件下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努力与斗争，产生了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中国崛起。这已经引发恐惧情绪，激发了左翼犬儒主义，甚至失败论的声音，但在西方学术界，一种不断壮大的声音表达了对中国的希望，阿瑞吉就是其中之一。他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分析，并希冀“以自我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无剥夺积累、人力而非非人力资源的流动，以及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等”传统，有可能使中国“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联邦的出现作出决定性贡献” (2009中译本, 392,译文稍有改动)。另一方面，如果这一转向失败，阿瑞吉担心，“中国很可能成为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中心，这将促使北方国家重建四分五裂的全球霸权的努力，或……协助人类在与冷战世界秩序的清算相伴的暴力升级的恐怖(或荣誉)中燃烧”(2009中译本:392，译文稍有改动)。
阿瑞吉也强调指出 (2009, 79)，“中国农民和工人有着在全世界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千年抗争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以及中国在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不堪忍受的发展状况，首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正由于这种传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公与令人发指的恶劣条件，引发各种各样社会主体的抵抗在各个领域中频频出现：工人罢工、农民抗争、民族骚乱、环境冲突、法律挑战、民主游行、地方选举纷争、类宗教挑战、甚至大规模自杀(Perry and Selden, 2003)。这些错综复杂并相互渗透的斗争采用多种传播形式——从工人用博客反对私有化到农民在反非法征地中把录像带传给外国记者，再到农村老奶奶用扩音器呼吁维护乡村选举的公正性 (Zhao 1998, 2003, 2007, 2008a, Zhao and Duffy 2007)。正如齐泽克(2009, 55)提醒我们，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侵入社会政治空间的名义正是“民主”。在中国，这始于一系列革命活动——它导致“人民主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础被正式确定下来，未来，这一“民主”还将在争取中国未竟的民主事业的斗争中继续。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论述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特质的学术性思考发端于斯麦兹。而今天，理解“中国挑战”已变得更加急迫。同时，从传播视角研究中国的知识群体也迅速扩大，他们的研究模式也多种多样。四十多年前，斯麦兹只能靠阅读官方文件并通过翻译采访精英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今天，研究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已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工作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有趣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参考文献：略
(本文发表于《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总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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