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艾跃进同志《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一文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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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一生持之以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之所在。

　　坚持无产阶级的正确方向就是认真实践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思想，“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是艾跃进教授用他精彩的演讲全面的、完整的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思想表述出来的又一力作。今天，我们几个网友自发的组织起来，承担起将艾跃进老师生前视频讲座的文字整理转化工作，并以此缅怀位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无产阶级战士。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主讲：艾跃进 2013年1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

(第二集下)

　　常识归常识，推理归推理，我们拿事实说话。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中的重要讲话。得拿东西(资料)出来。1959年2月27号，“郑州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记录。5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新到的十二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我讲着你们听着，你们分析。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我要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坚持不可。你们如果不同我一起‘右倾’，那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看到了吗?

　　这段话说明两条：第一，毛泽东“纠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我一个坚持右倾到底”。第二，反映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进行的不太顺利。“我一个人坚持”，看了吗，“我有什么罪?”。

　　我们再来看一下毛泽东1959年4月29号给全国六级干部，一直到生产小队长以上共产党员的一封信。我们先来看这封信的背景：“郑州会议”之后某些同志仍然不把主席的话、主席的批评当回事。眼看春耕在即，为了避免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庄”之后发生的粮食减产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心急如焚，在党报和正式刊物不会刊登或不会原文刊登文章的情况下，只得采取“特别手段”，在1959年4月29号“党内通讯”一个极小的刊物上发表了这份信。那这封信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主席这个人是遵守党纪的。既然党中央定出了一线二线。是尊重一线主持工作的同志。你不让发就不发。我给你们透露个小秘密：主席当年要想去外地视察去，得找书记处，得向书记处报告，得安排车，书记处不同意去，他就不能去。这是个遵守党纪的同志。好，我们来看写封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看见了吗?注意啊!这“上级”是谁?谁规定的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看到了吧!主席后来讲我是农民，你说一亩地出一万斤你骗谁呢?这封信就是证明。)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你只要学习就会发现，谁提出的亩产万斤，谁搞浮夸?谁我不说，我就告诉你不是毛主席。我们今天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谁我们也不追究。我们就说你别把这些事搁在毛主席身上。是谁就是谁，要是毛主席咱就说就是他的，那跑不了。不是他的，要实事求是嘛对不?)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上级机关是谁?某些是谁?)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看见没有?你别下高指标，谁下的高指标?是谁我还不说。是毛主席吗?所以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显然不是毛主席。)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省略)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省略)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你听听)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事实胜于雄辩啊!你说主席搞浮夸，搞高指标?这封信看看。是谁压出来的，是谁头脑发热。)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我想这封信能说明问题吧!

　　1960年10月21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同志手上。三天后李富春将调查报告上报毛泽东。信阳地区发生了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的情况触目惊心。毛泽东看后沉思了两天，26号把调查报告批给了刘少奇、周恩来。批示原文是：“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事后，中南局的王任重、陶铸和国家纪委的李先念等同志会同公安部、粮食部、监察部等部委负责人前往调查。最后由少奇同志率公安部副部长徐守庆到信阳去做处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动用野战军，一次抓捕了十八万名干部。毛主席接到的报告是：要杀两万人。主席批示：一个不杀，绝大多数人不抓，立即放人!这就是史称《信阳事件》的真正的背景。

　　少奇同志都去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还敢抓十八万人。河南省委书记吴志浦因此次事件被撤职。1976年主席去世后，不久被平反。由于毛主席批示“一个不杀，立即放人。”使得许多信阳的干部保全了生命，免遭牢狱之苦。在这种抓捕基层干部的行动到1960年底还在进行。对待基层干部和整群众的这种做法，一直坚持到“四清”、“社教”，乃至文革初期。也使得主席和少奇同志的分歧公开化。

　　接着，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主席本意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会，是交心会。可是某些同志在会上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在把责任推向党中央，推向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主席呢根据这种情况顺势把交心会变为出气会。白天开会出气，晚上看戏顺气。结果扩大到县的书记都来了。要不怎么七千人呢!就让大伙谈。这就是大跃进，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饿死人真正的背景。

　　接下来彭德怀事件，“反右倾”。

　　那有人说“主席是报当年毛岸英之死之仇。”太小肚鸡肠了，你小人之心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1955年还能授予彭德怀元帅军衔?还能任命他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其实要说主席想报这个所谓“私仇”那是有理由的。在美军飞机轰炸的前一天，主席已经将苏联情报机关转给我们的中国情报告诉彭德怀赶紧搬家，美国飞机要来轰炸。彭老总没听，毛岸英的死他是有责任的。主席没有这么小气，没有!只说了一句：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所以你现在说拿毛岸英这事，说主席要报复彭德怀不胡说八道吗这是。那么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应该说这个人是一个脾气很耿直、很正直的同志。本来“庐山会议”是要”纠左“。结果彭德怀这一出来一说，又写信，过犹不及。把会议方向给变了。为什么?其实，彭老总写完了信，主席也看了也没什么，打上箱子都要走了。本来主席都要走了。吵吵吵吵几个中央常委进来说“主席不能走啊!那彭德怀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得解决啊。”这么着又给拉回来了。可见不是毛主席想整彭德怀。那彭德怀干了什么让这些人还要把会议又开下去呢?我前面已经说了，从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是一线的同志在主持工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彭德怀所攻击的大跃进中的问题，他是有所指的，他不是指的毛泽东。那这些同志也不干。再加上此前一年1958年彭老总在军队内部整军队的“教条主义”，也得罪了不少人。粟裕、刘伯承不都那时候整的吗!都有意见。而彭德怀这个人脾气还特别犟。一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坐前排主持。他那天他不坐，找个地方在最后，还剃个大光头，那意思准备我坐牢。而且在跟常委们在对话的时候还说过这样的话：你毛泽东在延安什么四十天娘，我三天还不行吗。其实毛泽东跟彭德怀私人关系特别好，只有彭德怀能够推开警卫员阻拦直接进毛泽东卧室，只有他。但凡事不可过。主席是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因为已经定了少奇同志是接班人就得维护他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是为了维护中央的团结最后处理了彭德怀。注意，是毛主席主动提出要保留彭德怀同志政治局委员待遇的。后来彭老总自己主动从中南海搬出来的，没有人让他走。而且到了六十年代，主席重新启用他去西南主持“三线建设”。这都是事实。也恰恰是中央有的负责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谁的反都能平，就是彭德怀的反不能平。”这都说明一个共同问题：不是毛泽东在整彭德怀。你怎么能把彭的这件事说毛泽东在做的。所以你得还原历史真相。

　　然后进入到“四清”。

　　“四清”、“四不清”，年纪大的同志都知道。有个”桃园经验”，主席的意见是不要针对基层，关键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有些同志要整基层的干部，要抓基层的贪污犯，要整“地富反坏右”。要整走资派，这是关键分歧。可以说这个分歧导致的文革。

　　那文革是什么呢?文革的动机是“防修反修”。什么是“修”?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修”。“修”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种比资产阶级更加恶毒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主席讲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而且比资产阶级更厉害是法西斯。其实“修”就是腐败，简单的说。因此，文革的动机是要使人民的江山不变颜色。这一点小平同志都是肯定的。

　　有人说文革十年是内乱、是浩劫。我们刚才说了：毛泽东为建立这个国家牺牲了六位至亲，那他愿意把这个国家搞乱?这符合逻辑吗?同理，文革被他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第二件事，那他想把他搞得这第二件大事给他搞乱?希望出现打砸抢烧?让文革失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其实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三个月结束文革。只是由于党内不统一，甚至一直在顶着使得一直拖拖拖。我记得主席在1974年有一次讲话时说：文革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这句话说的他也嫌长了。实际上“九大”就标志着文革结束了。后来结束不了啊!对吗。那么谁最希望文革乱呢?关键看文革是针对谁的!针对谁的?如果文革乱了谁能受益呢?这不自然就推出来了吗!不用多说这句话。你再查查第一批红卫兵是谁?“西纠”、“联动”是谁?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现在有很多文章：北京什么十大附中，副校长被打死，谁打死?这都有很多(文章)，对吗!

　　因此总括来说，文革初期出现的那些问题后来都有总结四个字：“形左实右”。表面上左，是极左，实际上是右。用著名作家丁玲同志的话说：“当年说我右的，现在又说我左。”你看这句话最典型了。你就理解了什么叫“形左实右”。

　　有人讲：文革时候是封建专制，独裁最厉害。如果发动群众容易搞独裁，那为什么古代的皇帝不发动群众去推翻官僚体系呢?哪有发动群众搞独裁的，有吗?全世界搞独裁都是依靠警察、官僚体系。还没有听说过发动群众砸烂自己的官僚体系，包括公检法去搞独裁的，这是不合逻辑的。搞独裁是用官僚体系镇压人民，不可能发动人民去砸烂自己的官僚体系。这很正常的思维。

　　文化革命的关键是这个“文”字。主席反复讲“要文斗不要武斗”。那谁要武斗呢?对吗?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掌握权利、掌握社会资源的时候，我们前面说了腐败就随时都有可能性。如果你腐败了，你不就是资产阶级吗?刘青山、张子善不就是我们党内在建国后第一批走资派吗!说白了不就这么简单吗!对吗?因此在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由自己专政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革命。如果不继续革命，原来的共产党就可能在掌握政权之后为自己谋利益，这不就是资产阶级。因为对资产阶级就需要继续革命，就这么简单。这些理论阐述就这么简单，没有多复杂。你再看看现在，你除了成克杰之外，你这些个贪污犯哪个不是党员?哪个不是共产党高官?对吗?

　　那有人说：毛主席搞文革是为了整刘少奇。刘少奇在“十一届十一中全会”问题就解决了，那后面可以不搞了。所以我多次讲过主席要想“废了”刘少奇不用搞十年，凭他的威望开个会就够了。主席和少奇同志的分歧在于路线分歧，这一点王光美同志是承认的。我觉得王光美同志还是很实事求是的。我们说毛泽东没有私敌，和马克思一样没有私敌。其实坦率的说，主席对刘少奇不薄。五九年少奇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后，那毛主席不干了，你干，培养你(刘少奇)。主席主动提出：全国不要光挂我的像，少奇同志的像也要挂。那一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是两个主席的照片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过去说“一国不能有二主”，看主席这胸怀了吗!不薄!到了少奇同志犯了错误，主席最后一次同他见面，送了他两本书，一直把他送到电梯口。后来还跟光美同志说：主席对我很好。但遗憾的是少奇同志还是没看主席给他的那两本书。一本是国外的，一本书大概是先秦或者是汉朝的一本书。两本书的意思是一个：要实事求是看问题，不要唯心。

　　在这次见面中，少奇同志一见面就跟主席讲：“我辞去现在的所有职务，包括《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我都辞了。我带着老婆孩子去延安，或者去井冈山，或者回家乡种地。”主席没有接受，没同意说：“你还是看看书吧!”少奇同志接着说：“我赶紧下，不要因为我再使党内这么多干部都受到冲击。”少奇同志到最后都还没明白主席搞文革是什么意思!要如果想让你们不干了，撤职不一句话，一个会议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你还认为是因为你不下才使得这么多干部受到冲击。恰恰是包括你在内这么多干部都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是防修反修，是防止变颜色，是我们党内、国内的一次思想教育。都认识不到。这是他最关键的分歧，这是认识局限性。

　　“炎黄春秋”在去年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少奇同志去世之前到底是被破坏致死，还是毛主席、周总理派了医疗组积极救治。两个主任医师，其中有个姓黄的说：“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亲自看了我们对少奇同志的抢救记录，最后表示很满意。感谢我们说：‘你们工作做的很好。’”白纸黑字写着了。所以你说什么悲惨死去啊什么等。你在渲染什么?历史是历史，真是派了救治组去的。

　　那么，主席和少奇同志在文革初期一个关键的交点是工作组。主席去南方之后，按照惯例少奇同志继续主持中央工作。这时文革已经开始起来了。对吗!那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出工作组到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就抓了一万多师生要打成“反革命”。如果这个路子继续下去的话又是第二场“反右”。还是针对下面。这才有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年还有一句话，叫“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那赫鲁晓夫什么问题呢?赫鲁晓夫除了反对斯大林，他还一个问题：他动用军队解决党内分歧。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军用飞机把外地中央委员全部运来了。本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现在我们政治局已经决定了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他动用军队把外地中央委员全部接来开个中央全会，把政治局的中央主席给否了。把那些人给解决了。这动用军队解决党内问题，这是非常恶劣的，这叫“枪指挥党!”请同志们想一想，中国的“赫鲁晓夫”。有些事我们不能说的太明，你们还可以去学习，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肯定有类似行为才叫中国的“赫鲁晓夫”。至于后面又动用军队，解决党内问题，党内矛盾。因此陈云同志说：“下不为例!”为什么这么说?这枪指挥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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