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姿妍
编辑 | 屐松松
美编 | 黄山
相当一部分中国左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左派”的内涵才具有不容忽视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有的人轻易将国家主义与中国左派等同起来，甚至将自称“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周姓写手与左派等同起来，不仅是以偏概全，更是思维停滞在上个世纪的表现。事实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国家角色的转变，中国左派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也在悄然改变。此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便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与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思想的对垒中，一些知识分子被划归到“新左派”中。不论汪晖、甘阳、王绍光、崔之元等人的思想差异有多大，他们确实都在论述中提出了对市场化、资本化改革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针对国内不平等，也针对资本主义国际世界的霸权关系。
当新左派在《读书》、《天涯》和《二十一世纪》参与论战，老左派们也创办了《中流》与《真理的追求》。新老左派们虽然行文风格大相径庭，具体观点也相差不少，但他们都共享一种批判的立场：质疑改制下岗潮、教育医疗产业化，质疑签署世贸协议，认为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农民的处境，而“与国际接轨”则加速了国企私有化的进程。甚至还有人认为，许多产业将被外资所控制，使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在他们看来，政治自由化无疑会加剧这一过程。
从1996年以来，汪晖、黄平执掌《读书》后，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重点包括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图片来源：网络
这种观点的背景，是刚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国所处的环境：在分为“核心-半外围-外围”三级的世界体系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无疑属于外围国家，即受剥削、压榨最深的一类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上处于低端，有大量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外国。据经济学学者李民骐的计算，中国2006年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被转移走了四分之一的社会劳动时间，化为了核心国家的企业利润与公民福利。
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不只有经济关系，还有国际政治的权力关系。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撞机事件，均体现了美国肆无忌惮的霸权行径。以《中国可以说不》等书籍为代表，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被强烈激发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老左派“反霸权主义”的立场必然呈现出民族主义的色彩。
《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都曾在市场大卖，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图片来源：网络
在世纪之交，当局一边大刀阔斧地推行市场化改革，一边着手意识形态的更新换代。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绩效合法性。尽管这样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两极分化与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的极度弱化，但物质生活整体水平毕竟提高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宣传自然不能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而应当强调民族、国家、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身，终于在1997年被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概念也横空出世，资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被一笔勾销。有学者甚至获得了某种支持，掀起了推翻劳动价值论的声浪。
在如此高强度的权力意志下，老左派们遭到了停刊，他们不得不将阵地转移到互联网，新左派们也试图在这里打开一片天地。2003年，“”、“毛泽东旗帜网”诞生，这意味着左派思潮的发言权不再集中于干部群体和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界造成影响，却能在此大受欢迎。这同时也意味着，“左派”群体的构成将更为复杂，彼此的侧重点可能愈发不同。
质疑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批判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是这些左派的共同之处。不过，许多左派将精力放在抨击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叙事上，这样的行动在2011年万人起诉茅于轼的签名活动中达到顶峰。在这些左派的话语中，革命历史叙事往往同民族主义叙事难舍难分，“汉奸”便成了最常使用的词汇。2007年，老左派喻权域就针对“为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辩解”的言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汉奸”一词也被用在对社会矛盾性质的评判上，张宏良在2006年写道：“右派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所组成，……中国人民同这个集团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目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大动荡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
可以看出，张宏良的话语是“阶级”与“民族”、“激进”与“保守”的奇异结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左翼群体中激起的共鸣是巨大的，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保党救国派”的影响力。对“民族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的强调，使这些左派要求维护现存的或建立更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便是所谓的“国家主义左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国家主义左派其实离国家并不近，他们所表现出的批判性也远非如今的国家主义左派可比。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下文将有所展开。
中国崛起：“这盛世，如你所愿”
在2008年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感的变化，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缩影。一部分西方媒体在“西藏3.15事件”中的不实报道，直接催生了Anti-CNN网站，即四月网的前身。圣火传递被干扰、被境外舆论攻击的屈辱感再次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汶川5.12地震”后转化成了“中国雄起”的呼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带来了更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这种感情在北京奥运会上进一步发展成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完成了从愤怒、悲情到自豪的转换。
四月网(www.m4.cn)，是中国大陆一个带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新闻评论网站，其前身是anti-cnn。图片来源：网络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种转换更来自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连续十几年GDP增长8%以上的“黄金时代”，使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中国资本得以进占部分高端产业，从智能手机到高速铁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在对外投资方面：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0978.6亿美元，所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1年17位，2013年11位)。
伴随着中国从外围国家上升至半外围国家的进程，城市中产阶层的规模也显著扩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的研究是个很好的佐证，他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得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结构，而到了2010年，中国社会则初步呈现出“土字型”结构的特点，中产人口比例达到了20%左右——尽管其中大多数属于焦虑的“中产边缘层”。这些小业主、白领职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不仅仅是提高了物质生活的绝对水平。
面对“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国家主义官方叙事，他们更容易代入自己的角色，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程度紧密相关。他们在国家的强大中获益，因而害怕在国家的动荡中失去，他们似乎与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就好像是“国家整体利益”的象征者!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他们对“这盛世如你所愿”、“此生无悔种花家”等话语的认同，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
“这盛世，如你所愿”是在2015年9月3日大阅兵所发微博，截至当日晚上8点，转发量达93万，评论、点赞量达79万。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但必须注意，“大国崛起”的国家主义，与“民族救亡”的国家主义，纵然时常相互呼应，其对现状的认识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后一种认识尽管不切实际，却强调了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存在。毕竟，“民族救亡”的国家主义者主要是由退休干部、下岗工人和非主流知识分子构成的。比较两种国家主义的群众基础，一个是日薄西山，另一个则是朝气蓬勃。不过，尽管已“日薄西山”，其在左派内的影响力却依然强劲，意识形态毕竟存在滞后性。
两种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在事实上遵从了被制度所维系的政治权力关系，都将所谓的“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置于阶级主体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之上。作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大国崛起”国家主义者的政治取向我们不难理解;而对于“民族救亡”国家主义者而言，其取向则既可能是出于现实中与权力的依附关系，也可能是依赖、迷信父爱主义国家的精神遗留。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种国家主义者都未必自称左派，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太多左派都是实质上的国家主义者。与左派并无关联的国家主义者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左派的话语，说什么“(反华)资本控制媒体”之类，然而他们却几乎没有反思过资本作为支配性的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存在。有的左派却相信，国家主义者凭着这些只言片语——被切割、装饰过的左派宣传——再加上社会现实的教育就能转向社会主义，因而乐于与国家主义媒体合作，好像是自己“利用”了国家主义，而不是恰恰相反。
驾驭资本：“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我们不能仅仅重视国家主义的群众基础，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发展造就了强大而政治倾向保守的资本，不仅包括国家资本，还有一些私人资本，乃至于替华尔街金融家打工的买办资本——如果认为中国的买办资本总会站在国家权力的对立面，可就大错特错了。即便是属性相同的资本也未必是铁板一块，经济关系的许多具体因素，以及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不同认知，会使其产生不同的取向。
同样的，国家权力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相互博弈的许多块。资本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任务，就是为自己找到一块铁板，并让这块铁板变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硬。于是，这些人格化的资本——以金融资本为主——全都试图将自己的认知和意志注入到意识形态的政治剧场，将上述群体的力量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源。就这样，一个个网站、刊物、基金会出现在了世人面前。从这些政治势力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意图就是要否定阶级主体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将“主导亚洲”的资本利益，描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最为露骨的帝国主义表述是由某位周姓写手做出的：“总结就是：中国要想彻底去除污染，国家就必须要下定决心顶住压力，继续完善工业化水平和掌握制造技术的制高点，同时利用强大的工业体系来打造一支全球最强的作战部队，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具备转移和转嫁污染型企业的资格。”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左派的半粒儿原子。
相比之下，有些人就要斯文多了。他们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仅仅是将他国作为能源基地或商品销售地，也要为他国建立工业体系和奠定现代化的基础而努力”，因此包含着突破“中心—边缘”模式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是在旧殖民主义时期，建立殖民地的工业体系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问题不过在于是否有利可图。对外扩张中不平等的程度是与资本积累的条件和需求相适应的。当中国资本的利润压力不断提升，对外关系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带来的矛盾冲突真的不会愈发加强?只有当本国经济首先抛弃了资本积累的逻辑，才有可能推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平等的新体系取代。
问题在于，国家主义者并不打算抛弃资本支配劳动进行增殖的生产关系，他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限期地延迟这一任务，要么干脆发明一套“恩格斯是企业家不是资本家”或者“社会主义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胡言乱语。
在他们的论述中，资本可以存在，但不能由资本家垄断，而应由国家资本来垄断——这就是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劳资政三方谈判”是社会主义，员工持股是社会主义，养老金投资基金是社会主义，淘宝店也是社会主义。然而基本上，这些举措都没有改变劳动者在生产领域被资本所支配的生产关系，该出现的矛盾依然会出现——从北大建筑工，到清华保安，再到广州大学城环卫工，哪一起劳动者权益受损事件中的主角不是“国家资本”？即使能有所改善，也仅仅是资本容纳范围内的改良，一旦遭遇利润率危机就可能被放弃，特别是在工人毫无政治力量的条件下。当人大代表、政府高官纷纷扬言修改《劳动合同法》，我们又能在哪儿找到工人的声音?
诚然，不少学者也意识到了工人政治权力的丧失，但尽管他们口口声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却从未把工人阶级视作可以也必须“自己争取自己解放”的阶级主体，而认为必须由一个超脱于劳动者与资本的“第三方”式的存在来协调劳资关系，来动员工人实现被其限定的需求，来决定工人的命运。然而，这样的“存在”其实根本不存在。协调劳资关系的国家机器要么服务于工人阶级消灭资本的过渡阶段政策，要么服务于资本积累，想以此抑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事实上国家机器否定了消灭资本的必要性，那么它显然就属于后者。
我们不难发现，宣扬国家主义的机构的成员重合度相当之高。除了一些青年学者，不少人就是当年的新左派。与老左派的毫不动摇相比，学院里的新左派华丽转身，投向了资本与“大国梦”的怀抱。不仅如此，随着官方宣传口径的转向，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成为了官方新媒体的座上宾。当资本对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介入进行了数年，权力机器才幡然醒悟，但为时不晚，因为它们收获了新左派这批梁山好汉。
至于体制内老左派，生前极力揭露“修正主义”的老干部魏巍、李成瑞等人，已一个个去世了。民间的左派则发生了一次分化：始终寄托于“健康力量”，却又使劲批判“修正主义”的，在2012年被关站，击碎了一批人的幻想。同时，却又有不少人声称接受了某种“信号”，开启了新一轮期盼，尽管他们已无力再恢复“”往日的风光。无论如何，富有激进性的“民族救亡”左派衰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人对国家主义话语的摒弃，以及另一些人对国家权力的愈发亲近。
告别国家主义：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国家主义左派对打破政治秩序的担忧并非没有来由。有人认为中国应当谋求在世界体系中更核心的地位，因而需要稳定的秩序，这种实质上的帝国主义主张，我们不做过多评价，因为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中国资本的扩张也不会由于人的主观愿望而带来平等。
更值得回应的是这种想法：一旦政治秩序变动，国家就会分裂，民族、地域矛盾就会激化，右翼保守势力也会夺取权力。维护国家秩序，就是维护国家利益，或者说就是维护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种主张最致命的问题在于：难道照现状发展下去，我们就不会面临民族、地域冲突加剧和“中华保守主义”当政的危险了吗?无产阶级必须无力地等待灾难，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试着解决问题吗?
只有团结各族各地人民的无产阶级社会运动，才能真正地阻击右翼保守派，只有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才能与排外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大汉族主义者的群众运动抗衡。
对于宗教极端势力，主流国家主义的问题在于，光靠优惠政策与反恐力量，是无法消除极端思潮的。恐怖主义是一种群众运动，“反穆”也是一种群众运动，其参与者大多在阶级关系中处于受支配的一方，而他们所受的生存压力则被转化成了对其他群体的怨恨，必须靠无产阶级运动消灭这一根源;其次，国家的基层控制力一但由于经济危机而衰弱，极端运动将无法被权力遏制，这时也只有无产阶级运动才能与其抗衡;最后，只有在联合了各族人民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先锋队获得了群众基础与政治信任，才能更好地在各族群众中推行性别平权、尊重包容等进步理念。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西藏和港台问题。光琢磨对港台的优惠政策以及反分裂宣传、威慑，而不去思考当地的阶级关系、团结那里的劳动群众，是绝无可能实现各地人民的真正统一的，反而还可能加剧对立。而要团结当地的劳动群众，首先便要求内地劳动者起来争取政治权力。我们难道能指望一个压制自己工人的资产阶级，去帮自己生意伙伴的工人谋幸福吗?
我们绝不能否认国家体制内存在着积极力量，但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前进的还是无产阶级有力的团结斗争。为争取前者而压制后者，是彻头彻尾的舍本逐末，是国家主义立场的产物。
正如《劳动者赞歌》所唱的那样：“我们的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得。共产主义者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员，而不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
新工人艺术团的《劳动者赞歌》传唱较广，“我们的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这句歌词表达了劳动者的心声。他们于近日又发行了新的专辑《红五月》。图片来源：网络
左派对国家主义的告别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着，面对资本与权力的介入，是时候加快步伐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第二国际就不会在一战中解体，我们只能一起加倍努力。我们相信：“那么多人终将走到一起，火红的五月，只是你我新的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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