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决不会”。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对他的唯物史观作的精辟的概括，经常被人们引用来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寿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景的依据。
然而不得不指出，人们对“两个决不会”这一原理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岐，由此对在目前条件下资本主义会不会灭亡、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也产生了不同的判断。
例如，有人这样理解“两个决不会”：一种社会形态，只要经济还能够发展(不管经济是怎样发展的)，它就不会灭亡，也不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他们根据这种理解，再从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有所发展(有时还比较快)这一事实出发，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仍具有活力，马克思说的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这一判断，为时过早，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条件至今还不成熟;
相应地，他们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为地搞出来的，是“早产儿”，因而注定早晚要垮台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演变就是一个证明。
由此还必然得出一个他们往往不愿直接了当地说出来的结论：由于中国的生产力比俄国还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比苏联还差，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是人为的，更是必然要垮台的。
对“两个决不会”作这样的理解以及由此推论出的政治结论是值得探讨的。
一、“两个决不会”的实质是指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是不是增长来解读
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说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是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律性，它的实质是指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必须把“两个决不会”与同一篇文章里的另一段话统一起来理解。在同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在“两个决不会”这一论断的前面，还有一段也是人们熟知的、经常引用的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
马克思称这一论断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3]
这一段话的意思与“两个决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是正面的用肯定的语气表述的，一个则是用否定的语气表述的。这两段话都强调一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进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由人们主观的意志、愿望实现的。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会灭亡的，也不可能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已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就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而且这种取代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就已经具备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
不能从经济是否增长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两个决不会”，仿佛只有经济一点也不发展了、甚至出现了倒退，现存生产关系(进而现存社会形态)才会灭亡;仿佛只要经济还在增长，新的生产关系出现的条件就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是这样形而上学地看待社会形态的更替的。
他们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社会的生产过程，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各种生产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国民经济。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经营是由资本家自行决定的，以他的意愿为转移，社会产品也归资本家个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与占有形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形式起来反抗占有形式，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使占有形式适应生产形式，按照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
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同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
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5]
这同经济是否还在增长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还在发展，这一点，他们是看到了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这一信念。因为他们是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而不是从经济发展的停滞或倒退中得出这一结论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几次改变对革命形势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但从未改变在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物质条件已经成熟的观点。
马克思是在19世纪中叶作出这一论断的。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作出这一论断以后100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无论发生什么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相反，更为广泛而尖锐了。
例如，人们经常谈论经济全球化以及在此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以此说明资本主义还有活力。
然而，这种各类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和流动的趋势，表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和掠夺进一步加深了。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越出了一国范围而扩大到了全世界，而且更加尖锐了。就世界范围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提上日程。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物质条件就是具备了的，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还在发展。
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场社会革命，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只是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此外还需要有革命的形势和成熟的革命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辩证地指出上层建筑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反作用，论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互作用的观点。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针对社会历史观领域盛行的唯心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对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谈得比较少。这样做，对当时是必要的。[6]
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人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宿命论和德国一些青年用个别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剪裁社会生活的简单化倾向，着重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7]
因此，社会形态的更替不能简单地用经济这一种因素来解释。
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动力，是“归根到底”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的实现会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对于某个国家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分析，必须考虑到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下“经济是决定性因素”就完事。
第二，历史是各种因素的合力创造的。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各种单个的意志的背后是经济的状况。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各种要素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总的趋势。分析每一个历史事件时，停留在一般规律的叙述上是不够的，必须具体考察影响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因素及其合力。
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突破的科学论断。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俄国、中国等一系列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能不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伟大的创举还是历史的迷误?这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围绕这一问题，历史上有过激烈的争论，现在仍然使某些人感到困惑。
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制订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
当时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
列宁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
到了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
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
这种社会主义早产论，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正确回答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因为当时没有建立这种新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具有了社会的性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的必要物质条件。
在沙皇俄国、解放前的中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也就是说，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而不是违背“两个决不会”这一论断的。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中国的某些人就是用这种错误理论来反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严厉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
邓小平同志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8]
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么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9]
那么，为什么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呢?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而社会主义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即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有其它的主客观条件。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分开来。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但具备这一条件的地方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爆发革命。“革命是政治行为”，[10]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发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释就像解一个一次方程式那样简单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势。
列宁总结了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指出“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11]他具体地指出革命形势成熟的标志是：
“(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
(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
(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12]
但单有这种客观形势还是不够的。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并不会自行到来，还需要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13]可见，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建立。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才能出现。“薄弱环节”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旧制度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越是丰富，统治地位也越是巩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难。
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还有活力，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而是因为这些国家里还缺乏革命的形势，还缺乏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三、苏东剧变是执政的共产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曲折，而不能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又是合乎规律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会出现政局急剧变化、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现象，甚至出现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呢?苏东剧变是不是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物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诞生的“早产儿”，因而必然要垮台的?
这涉及到认识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更替不是直线的，而是在曲折中实现的。
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都是客观的，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是它们的共性。但是两者的实现过程却有着原则的不同。自然规律是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实现的，不需要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因而其实现过程一般是不会发生曲折的。社会发展规律则不一样，它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它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由于人们的利益有差异，他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往往会发生差异。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利益差异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差异。阶级利益的差异使得不同阶级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期望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的影响，阶级力量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必然会发生曲折。
社会历史发展充满了前进、倒退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等等复杂现象，原因就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但是，不管出现多大曲折和反复，由社会规律所决定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漫长、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最终得到实现。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决不是几年、几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且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这一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出现反复和曲折。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历时上百年，经历了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社会主义作为与以往所有的剥削制度根本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更不可能是直线的，发生曲折以至严重的挫折是难以避免的。在世界范围内，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这种发展情景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我们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
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问世时，共产主义还只是个在欧洲游荡的幽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许多国家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相继出现了革命的形势。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飞跃，它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进攻苏联，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巨大凝聚力战胜了法西斯的进攻，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战后，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其间虽然出现过由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全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但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力挽狂澜，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回击了这一思潮。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并在世界范围内跌入低潮。应该看到，苏东剧变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东欧国家党的领导者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并执行一条错误的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所酿成的恶果。苏东剧变不能证明直到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恰恰相反，它说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同时，我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嘱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的堡垒不仅依然屹立在东方，而且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良好态势成为吸引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面旗帜。
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苏东剧变只是这一规律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曲折，这种曲折是由于执政党领导集团的叛卖使得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所造成的，而不能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4]
四、必须警惕有人把对“两个决不会”的错误解释用作反对或逃避革命、改变改革的政治方向的挡箭牌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研究历史(包括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的基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认为，
第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客观地使得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存在这一矛盾(而不管经济是否还在增长)，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就是具备了的。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根据，就在于此。
第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中实现的。其中不仅有经济因素，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社会主义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因此，它首先在作为各种矛盾集合点的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环节爆发是符合规律的。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可以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的根据，就在于此。
第三，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在阶级社会里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由于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的结合，阶级力量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而社会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一些曲折，一定意义上也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但这种曲折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们经历了像苏东剧变这样的惊涛骇浪，仍坚信世界将沿着十月革命指引的航向驶往共产主义彼岸的根据，就在于此。
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以后，有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出现了“革命低潮综合症”。他们形而上学地解释“两个决不会”，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还在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就是还不成熟的，从而把“两个决不会”当作反对或逃避革命、改变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挡箭牌。他们主张，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不需要进行群众工作，也不需要加强党的建设，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只要经济还在增长，做这些工作也是白做，因为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能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经济还在增长的情况下，只能消极等待。如果这时还提什么革命的口号，做什么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工作，那就是冒险主义。
殊不知社会主义革命是等不来的，这种消极等待、无所事事的态度，只会葬送革命事业。应该看到，当前在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关键是要做好工作，一旦出现革命形势，就可以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他们主张，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主动退到资本主义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搞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还能够发展，社会主义搞早了，那么，晚退不如早退，被动退不如主动退。与其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被别人推翻掉，还不如自己主动回到资本主义去。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应该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像俄罗斯那样，在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化。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
这两种主张，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是“革命低潮综合症”的反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往往有人或者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曲解马克思主义，以迎合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要正确理解“两个决不会”的原理，科学地解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这是一项十分现实的任务。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
[5]《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
[8]《邓小平年谱》第223页。
[9]《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第202页。
[13]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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