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马克思归来》为一本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这些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传播学理论，对国内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保马今日推送吴畅畅老师的文章《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马克思——评<马克思归来>一书》。对该书整体轮廓进行了概述，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了介绍，认为面对“新经济”，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依然行之有效。并且，从商品化与数字异化两个角度进行描述，认为在传播理论中需要“重新嵌入关于商品和商品化的研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重新阐述和理解“劳动”、“剥削”等理论，惟其如此，才能看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的悖谬和矛盾，看到“新经济”造就且巩固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现象。
尽管赞同该书存在缺乏“社会主义经验”等不少问题，但同时也认为该书的批判性与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去思考。
感谢吴畅畅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马克思
评《马克思归来》一书
吴畅畅
1977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达拉·斯迈思在题为《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文章中指出，欧洲批判传播研究更侧重于传媒的意识形态建构，而忽略了媒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基础性的经济功能(例如商品化)。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不少传播学者如麦克卢汉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者“难以理解新媒体的活力”。另一方面，随着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社会，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成为拯救历经1995-2000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方”，如文森特·莫斯可所言，马克思“实质上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盲点”。
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根本矛盾的洞见与预言重新受到关注，2014年皮凯蒂因《21世纪资本论》声名鹊起。对此，诸如《纽约时报》等西方报刊相继撰文指出，马克思将再次“流行”。马克思在金融危机后的“流行”这一背景下，西方批判传播学者开始系统性地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内容生产、劳动与雇佣制度，以及阶层分化，重新分析大众传播尤其是通信产业与互联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复杂功能，并最终借助马克思主义学说重构传播学理论，由此应用在社会实践与变革中。出生于奥地利的年轻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与资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共同合作，通过网络刊物《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向全球学者征文，最终在2012年出版特刊《马克思归来》。这本文集的以年轻的传播学者为主，资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并不多，但总体上呈现了当代西方左翼批判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与思考深度。
该文集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该主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为擅长的分析领域：传播商品化，其中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网络结构的剥削关系、数字化与资本积累的几篇文章，尤为出彩。第二部分是《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一部分不但承袭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更与时俱进地将这一框架应用在当前关于“酷”文化、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上。第三部分题为《马克思与媒介使用》，主要关注媒介使用问题和受众研究，不过这一部分只收录了两篇文章，相对比较单薄，这也体现了当前西方批判传播学较少涉足于经验主义传播学所侧重的效果和受众研究。最后一部分是《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和社会斗争》。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梳理和分析基于社交媒体的抗争行为、知识劳工的社会斗争，以及数字自我的异化与跳脱出这一困境的可能性，则是这一部分的关注重点。本文主要从商品化与数字异化两个角度，对本书进行整体轮廓的描述，通过对相关观点的介绍，以此带出当前西方批判传播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工人阶级能否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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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与加剧的不平等现象：马克思对数字资本主义失效了吗？
美国已退休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教授丹·席勒曾于1999年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以反思国内对数字网络与产业所寄予的解放生产力、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观点。在他看来，数字资本主义虽然成为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推动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历史性飞越。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潜在的经济危机从未消逝，如大卫·哈维所言，危机“只是四处流窜而已”;它具体体现在日渐加深的“数字鸿沟”及其社会不平等现象。这表明，面对倾向于信息通信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主义体系和“新经济”，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剩余价值、商品拜物教、异化劳动、金融资本与信用货币等一系列理论，依然有效。
《马克思归来》一书提醒我们：首先，在传播理论中需重新嵌入关于商品和商品化的研究。尽管没有直接使用“商品化”术语，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创造的M——C——M′与C——M——C公式，从劳、资两方分别直观地演示了商品化的具体过程：即对象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并进入市场流通，从而对象转化为商品并由货币体现出来的过程。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功建立，离不开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的商品化过程;但资本主义的运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内部循环过程。相反，它仰仗于长途贸易以超越既有的市场范围，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边缘”依附体系的形成，保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虽然1970年代斯迈思已提出西方传播批判研究里所存在的理论盲点，即忽略传媒的商品化过程，直到1990年代后半叶文森特·莫斯可才得以厘清传播与商品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表明，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对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的深入渗透，使商品化过程的持续深入及其出现的矛盾深刻影响了作为社会实践的传播。
那么，如何讨论商品化的一般过程同传播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马蒂耶丝･艾克曼、伊安･费舍尔等人的文章表明，任何商品化过程起始于资本对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的购买，也就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成本投入，应用于媒体领域，则各自表现为媒体内部的人事制度、薪酬待遇等劳动力再生产机制，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扩张、以及资本对相关设备的成本核算与控制。劳动关系的商品化、资本和广告商的增值逐利需求，构成了乔姆斯基意义上的西方媒体“过滤器”，推进了内容生产与产品流通的商品化过程，例如市场新闻业的发展或者媒体的娱乐化趋势等现象。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两国粉墨登场，更加剧了传播与媒体产业的私有化、商品化与全球化。这意味着，伴随金融资本逐渐渗透进传播组织之中，媒体的日常实践、生产范式和价值取向，更有可能服膺于大卫·哈维所说的“剥夺性积累”逻辑。这一关系的形成，依附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变革以及媒体的全球化扩张所导致的在流通领域内“时间对空间的消灭”或“时空压缩”现象。《马克思归来》的编者之一福克斯就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媒体和传播技术在跨空间协调生产以及加速信息传递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帮助资本不断拓展其商品化领域。
承接关于传播的商品化与商品形式的论述，我们需要把“劳动”置于传播学研究中的核心位置。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已经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从杜威、李普曼到后来的行政研究的美国传播理论，正是在欠缺对生产性劳动这个概念的前提下，开始发展;而忽略技术劳动的文化研究从1980年代通过美国流传至全球，恰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出现并巩固其霸权的时期，二者在时间上的耦合，很难说是凑巧。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进行重组，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即弹性积累体制转变。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里“物质劳动”与“精神生产”的分离也开始出现。这种分离观表现为，既然劳资之间的对抗形式、生产过程与组织形态都发生变革，那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便难以解释“后工业时代”下消费主义与娱乐活动，也无从阐释通信、文化、信息技术与服务业以及白领工人等经济现象。
对此，以奈格里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在总结1960年代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并丰富了拉扎拉托所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意涵: 它包括“涉及智力和语言的劳动”与最为重要的“情感劳动”。然而，文集之一年轻的博士罗伯特·普雷在其文章中，一针见血地点出奈格里与哈特的劳动概念，并未与“帝国”内在地关联，前者被认为脱离于帝国而实现自治;这种将单一的外部因果力量隔离出来的做法，无疑犯了片面的本质主义错误。要纠正这种错误，用席勒的话说，有效的方式则是回返整合的概念，重新定义生产性劳动：它不再是某种具体的劳动内容，而是一种既蕴含于“智力”追求又内在于“经济”生产的雇佣关系。如此看来，当我们在讨论新媒体行业的知识劳工或通讯产业的白领工人时，是否应当将承担生产、物流、运输等作为新媒体或通讯技术的物质基础建设的蓝领工人与之相关联?当我们在讨论西方文化创意产业或互联网公司里的“创意阶层”时，是否遗忘了驻扎在第三世界的各大工厂里那些经常被社会性别化和种族主义化甚至被无产阶级化的普通工人?曼德尔提出的“全球工人”理念，与席勒这一统合性的智识努力前后呼应，跨行业、跨地区的全球商品链的形成与延伸，构成上述两者的物质性基础。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正是商品链，将分布在世界各处、似乎互不连属的劳动力连接并“动员”起来，将个体劳动转变成“合作整体”的一部分，并将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底”。
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要重新激活传播学研究的批判性，需要我们直面美国传播学发展的行政与商业导向、文化冷战背景、媒体和技术中心主义以及实证主义方法论等问题。这也正是《马克思归来》一书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将包括新媒体与通信在内的传播/产业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探讨资本对公共财产的剥夺、传播领域内雇佣劳动与劳资矛盾、传播的排斥与容纳机制及其导致的阶级分化、传播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传播产业所有权的集中/多元化程度等现象。其次，我们要厘清传播与新媒体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的各种表现形式，例如国家和市场、资本在传播资源配置等领域的社会倾向、国家与资本以及社会的关系、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社会传播力量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等。最后，我们必须追溯与勾勒传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国际关系，尤其是金融资本与风险投资的全球扩张，文化霸权的形成、新媒体环境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再次建立的可能性以及媒体民主化工程等。这恰好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分篇” (即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生产的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市场和危机)在逻辑上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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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乌托邦主义还是赛博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二律背反
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对人类社会“信息化阶段”的设想(彼时，中国正在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到尼葛洛庞帝未来主义式的预言即《数字化生存》的流行;从卡斯特式的去等级的、扁平化结构和充满民主想象的理想主义网络社会理念，到近年来舍基的《未来是湿的》宣言成为互联网经济或“新经济”的圣经，全球(包括中国在内)已经由上至下地、迫不及待地拥抱信息社会的到来。与此同时，杂糅了产消者、文化消费和去政治化等话语的个人英雄主义、成功学、消费主义，在倡导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训的新自由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作为内核主导并形塑着信息社会的主体与主体性。
关于这种主体性，莫洛佐夫在《网络幻像》里有过精辟概括：信息乌托邦主义与互联网中心论。前者强调新媒体与民主化的必然性关系，后者则忽略技术的政治情境，着力凸显其所激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信息乌托邦主义者坚信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将促进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对此，海外媒体记者、观察家以及政府智库研究人员也持相同的立场——它们应当为现实生活与政治公共领域中既有的社会或群体性事件提供“激进化策略”的可能，推动吏治改革。另一方面，持互联网中心论，或言之，技术决定论的知识分子或媒体人，倾向于认定互联网所形成的大众生产、群包或众包等生产方式与分享经济，能够推进私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民主化，甚至能够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设想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活动，晚饭后从事批判”这一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图景。
针对上述两种主体性叙述，《马克思归来》向我们呈现的一个自下而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路径，可以有效地中和有关信息社会的想象过程和意识形态霸权，由此揭示出“信息社会”这一政治——学术——工业联合体所推动的计划所蕴含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维度。首先，关于扁平化社会的论述，起源于卡斯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网络信息三部曲。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勾勒，建立在他区分生产方式与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在文集普雷和迈克·韦恩看来，对发展方式的过多着墨，特别是对生产者之间水平关系的放大，容易使人产生“网络社会代表了一种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新的生产方式”的错觉。实际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网络社会中依然呈现为最根本的劳资双方的垂直关系，以及资本与资本之间动态的水平关系。从中观的层面上看，詹姆斯·库兰向我们揭示了谷歌内部并非实行平行结构，而是自上而下的营运权力和战略控制——这些等级结构和发展战略旨在使公司资本积累最大化;所谓平行、开放和连接一切，只是它的商品流通和销售模式。从宏观的层面上看，互联网经济所奉行的长尾理论对二八定律的颠覆，最终催生的，依然是资本积累的最大化，以及垄断集中局面的再次出现，例如几乎每个互联网大型应用领域都由一到两个新媒体企业(即独角兽公司)所主导。这说明，所谓的新经济并非独立于旧经济之外，反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等级结构，造就并巩固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现象。而近年来出现的平台经济或者说互联网平台的“圈地化”现象，按照胡凌的看法，更有可能将传统的看不见的手转变成黑箱算法中看不见的手，这样一种“数据计划经济”的形成加剧用户与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最终在“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上向私营资本主义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要理解这种根本性的“垂直关系”和“水平关系”，《马克思归来》的撰稿者使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重新诠释网络社会中“产消者”、大众生产以及众包等新型劳动概念。他们重新梳理从电视到社交媒体，受众的闲暇时间、消费行为如何延续了劳动时间，如何被占有和私有化进而转变成剩余价值这一微观层面的过程。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说”尽管被批评为庸俗的经济还原论，但他突出了“受众作为用户其行为被媒体商品化之后进入资本流通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对于Web2.0时代下的社交媒体或“维基经济学”而言，该事实依然成立，甚至更具指向性和指导性。用户在“社交媒体——用户—— 广告商”所形成的互惠互利的三角关系中，因其同时所享受到的社交媒体使用红利和参与式消费，与“用户生成内容”，自发而非自为地转变为“产消者”阶层。文集中不少学者关于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的经验主义研究，已经表明，这一“产消者”阶层的出现，代表了新经济模式下资本与劳动的新的关系的形成。“产消者”或者“产用者”的“免费劳动”内容被资本挪用，或者数字和通信技术成为更精确地提炼和归类用户数据的工具等一系列事实，不仅帮助生产者消化时间和开发成本，在富克斯看来，更使得“产消者”似乎变成“传统工业劳动的一个被剥削阶级”。甚至有学者(例如安德烈亚斯･维特尔)激进地指出，用户从重新圈地化的云端或闭合平台“选择性退出”所付出的诸如社交自杀、失去工作机会等代价，可以与出卖用户自身所有的信息和活动给资本和广告商以获得的参与机会相互抵消。这导致社交媒体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潜在剩余劳动领域，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
《马克思归来》一书中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劳动、剥削等理论的重新阐述，辅以经验材料和田野调查，不仅佐证了信息社会所提倡的“非物质信息”、“无纸化办公”背后的唯物论基础，更揭示了开源运动与知识产权、经济分散与资本垄断，及其背后的信息乌托邦主义与赛博新自由主义并存的矛盾性，这正是内在于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之中的二律背反：历经2008年次贷危机，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正急于寻求新的途径，数字与通信产业对用户的“实质吸纳”，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商品化进而纳入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和新自由主义逻辑之中。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正日益实现对日常用户(“产消者”)的生命体验的占有，杰瑞米·里夫金将这种所有权称之为对用户“时间和精神的使用权”或“近用权”。这对应着不少批判学者如格拉厄姆·默多克或安卓耶维克所提出的“双重剥削”、“剥削2.0”现象，它们有助于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资本剥削与异化劳动等现象只存在于工业生产过程，还是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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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断裂：
马克思归来，停留多久？
彼得·戈丁和默多克四十余年前就已致力于发展一套整体性的传播理论框架，并列举三个层面的分析步骤：关注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层结构之间的同构性关系、大众传媒对社会不平等的合法化过程以及彰显社会抗争和冲突。这三个层面，恰好与《马克思归来》所总结的媒体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四种角色相互对应：商品化、意识形态与受众接收，以及另类媒体的使用。《马克思归来》所实现的对传播和媒体现象的批判，已经跳脱出康德主义式或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政治的批判，而成为解剖当下现实问题的一把利器：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理论已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不过，这本书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失误在于，文集名为《马克思归来》，却唯独缺少来自中国学者的文章或者关于中国互联网或传播问题的反思，即吕新雨在此书的读书会上所提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的不存在”。这也导致本书在回应、处理和分析当前信息工人、网民或者社交媒体用户的各种抗争行为时，只能采取“可替代”媒体的解决路径，而基本上忽略了中国或拉美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抗争形式。
尽管如此，此书依然为中国与西方在市场化层面上的“接轨”而产生同构性的传媒与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理论被引进中国，信息、传播、受众、效果、反馈等概念和基于实证的各类传播模式逐渐取代工具论、喉舌等党报党刊理论，价值中立取代某种前设的价值观或道德哲学。随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媒体行业相继启动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和资本化发展战略;相应的，传播学界借助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科，大规模地展开媒体经营和管理研究，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媒体经济学(而非媒体政治经济学)项目堂而皇之地占据传播业务的主流。与此同时，遵照美国传播学科的内部划分，国内传播学也有意将自身的研究领域一分为二：传播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不过，批判一词似乎无所不包，尤其当“集中于传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社会实践”这一原本的批判旨趣转变成某种被掏空所指或去情境化的文本游戏时，反而让传播学的主体性失去意义。在中国与全球“接轨”的市场化逻辑下，在中国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和网络金融的大环境下，《马克思归来》作为国外学者对新媒体与传播问题进行反思的文本，一定程度上能够启发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维度上重拾“批判”之意，重新考虑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互联网发展迷思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进而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层面重新明确中国传播研究的前提、对象和方向。
此外，在数字资本主义情境下，《马克思归来》一书所具有的另一种启示性是，要重新激活传播学研究的批判性，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开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认识论断裂”：即作为一个动态而开放的过程，信息或数字革命的发生只有超越现有的“经济人”和市场关系叙事，才成为可能;而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过程注定存在着社会抵抗、阶层冲突或城乡/社会性别/种族差异，不会也无法建成一种无阶级的、扁平的、非政治的赛博空间。马克思的归来，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在全球范围内，信息社会如何基于社会平等、经济民主和数字革命的原则进行建构，一如乔蒂·迪恩对传播资本主义或丹·席勒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式分析，而非单一地在资本逐利、全球市场融合和产业转型的前提下想象信息社会。只是马克思的归来，这次会停留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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