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更年期话语的建构 ——从医界、大众文化到女性自身的叙述
摘 要
女性更年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女性走向衰老的开端，无论从医界、大众文化到女性自身，尽管关于更年期有各种不同侧重和细节的叙述，但在这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文章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对这三个方面建构更年期话语的过程和方式进行梳理和分析，考察其背后蕴含的性别理念如何影响了有关更年期的判断和叙述，从而导致女性更年期在大众文化中的问题化与妖魔化;与此同时，这种话语反过来又如何影响女性自身在更年期阶段的遭遇、体验以及自我认同。文章认为，更年期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女性生理现象，不如说它是社会文化的性别化建构的产物，体现了女性身体化趋势在大众文化中的加剧。
更年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或医学概念，通常意味着人走向衰老的开端。尽管从医学上看，有关男性更年期的说法和研究近年来成为一个新兴领域，但如果综合医学和大众文化，更年期更多时候仍指向女性生命历程中的特殊阶段，甚至成为一种特殊性别文化的代名词。然而除了医学领域的相关讨论之外，女性更年期对女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关它的话语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种话语又对女性自身以及家庭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尚缺乏研究。本文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和身体理论出发，对医界、大众文化和女性自身关于更年期的不同叙述进行梳理，分析其中的性别意涵及其起作用的方式，并讨论更年期话语如何最终影响和复制了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及其身体政治。
一、女性更年期的含义及其问题化
围绕着女性更年期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更年期?女性更年期是如何问题化的?
1.更年期的一般界定
更年期特指“女性卵巢功能从旺盛状态逐渐衰退到完全消失的一个过渡时期，包括绝经和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又称“围绝经期”。现代医学一般指45-55岁之间的女性，由于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而导致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被认为是女性走向衰老的开端和过渡期。
与更年期紧密相联系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更年期综合症”，又称“围绝经期综合症”，是指更年期内出现的困扰女性身心健康的一系列程度不同的症状，常见的包括月经紊乱、潮热盗汗、心悸失眠、胸闷头痛、情绪不稳、腰酸腿疼、记忆力减退，等等。通常认为这些症状主要源自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卵巢功能减退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性功能减退、钙质流失、免疫力低下等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理和心理问题。
可以看出，这些界定主要依据医学上的基本判断而做出，但又不止于医学描述。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关于女性更年期的性别衰退的生理源头描述，二是与之相关的身体衰退并发表现，三是这一过程中伴随的与文化相关的女性心理与社会感受。这些不同层面的融合，可概括为女性更年期总体上的问题化。
2.女性更年期的问题化
从医学上看，更年期从一开始提出就是一个问题化的概念，它是作为女性一生中身心容易出现失调的特殊问题时期来界定的。现代医学除了强调以内分泌紊乱为主的更年期综合症的一系列症状之外，还注意到女性在这一阶段妇科肿瘤的高发性、心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骨质疏松和消化系统不适、以及精神心理方面可能出现的障碍，等等，因此更年期被视为是女性身体各大系统和器官开始全面进入衰退阶段的高风险时期，需要时刻警醒并及时对症治疗。中医则将更年期综合症理解为“经断前后诸症”，是由于女性肾气不足、气血不和导致阴阳失衡的结果，主张通过调理滋补以达到保健康复的目的。
然而，更年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概念。在大众文化中，更年期从一开始出现就完全是个饱含性别文化意涵的负面概念，它由女性生命周期中一个特定的阶段，引申为含有负面品质的女性人群，包含了诸如喜怒无常、唠叨不停、敏感多疑、不可理喻、无法沟通、不像个女人等等说法，其核心基本上可归结为“不正常的女人”或者“不正常的人”，所以甚至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指责或辱骂某人或者某些人群的一个贬义词。
在流行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中，更年期的这些所谓负面特点往往被漫画性地夸大为造成个人和家庭喜剧或悲剧结果的一个重要元素。例如更年期被妖魔化为女性一生中最令人恐怖的阶段，“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被认为是家庭生活的灾难时期，也被认为是婚姻出轨、家庭出现危机的高风险阶段。大众文化一方面告诫朋友家人要对这一时期的女性小心提防、多加关爱，另一方面又告诫女性自己要注意身心调适、保持乐观开朗，共同度过更年期这个“多事之秋”。在这种文化浸润下，女性自身对于更年期的恐慌有时比他人更甚。
总而言之，女性更年期无论对社会、对家人、对自己来说都被视为问题，这种问题化与污名化，与更年期话语的建构方式有关。
二、更年期话语的建构及其背后的性别理念
更年期话语的建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医学界、大众文化以及女性自身。它们在共同的性别理念中相互胶着与融合，造就了关于更年期的流行叙述，成为加诸女性身体的权威注解。
1.医学界的叙述
现代医学的理念是通过规范治疗程序寻找病因、祛除病灶、扼杀病源、延长生命或减轻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更年期是现代医学中相对比较忽略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根本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疾病，而只是代表了女性中老年过渡时期疾病易发的一个阶段而已。与之直接相关的医学上的术语只有一个：围绝经期综合症。可以说，实际上医学界在更年期问题上的叙述是缺席的或者零散的、不完整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生命衰退在女性身体上的自然表征，而在具体临床实践中讲究的只是对症治疗，无不适则不治。
然而考察与更年期相关的医学实践，还是可以看出国内医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基本态度。现代医学设计中与更年期症状治疗相关的门诊科室主要是妇科与内分泌科(或者还有妇科内分泌，简称“妇内”)。当更年期女性出现月经不调或者与此相关的许多妇科疾病时，最早寻求门诊治疗帮助的通常是妇科。这一科室的诊治主张一般是立足于妇科疾病的应对性的治疗，以针对性药物、手术检查以及切除病灶或器官为主要手段;而内分泌科的思路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更年期的疾病症状归根结底是由于卵巢衰退导致的雌激素下降引起的，因而消除或者缓解这些病症的一个可行办法就是激素替代法，主张通过积极补充雌激素来达到减轻病症、延缓衰老的目的。这两种思路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也有相互交叠的部分。它们共同关注的都是生命的延续、身体特定方面疾病和痛苦的消除，而在选择具体治疗方案的过程中，又都表现出其背后共同的性别理念。
国内妇科的门诊医疗实践中，对于更年期常见妇科疾病的治疗方式，切除手术是常见的选择。比如对于更年期最多见的月经紊乱或功能性子宫出血(指不规则出血不止)，一般的治疗程序是询问病史、妇科检查和常规化验，包括触诊、验血、性激素六项测定、阴道B超检查等，以此观察子宫内及其附件有无异物、子宫内膜厚薄，寻找出血原因。如若一切正常，则继续观察，使用止血剂、激素治疗或中药调理等方法来止血;如若发现子宫内膜厚，就要行刮宫术、取活检，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吃药或酌情手术，实在无效就切除子宫;如若发现有子宫肌瘤、息肉及卵巢囊肿等异物，一般的方案是视病兆大小和身体症状，或坐等更年期萎缩，暂不予治疗，或当即行手术剔除病兆，对有反复者干脆切除子宫;如若发现有子宫、宫颈及卵巢相关恶性肿瘤，则一律用切除全子宫或者附件的办法。
可以看出，对于更年期妇科疾病，妇科医生常用的手段是切除子宫或卵巢，把它作为行之有效的最终治疗方法，这种范式事实上可能导致了大量的过度治疗。其背后的理念是：反正更年期女性已经不再生育，留着子宫反而多惹麻烦;性生活对更年期女性来说已不重要，子宫及其附件切除不影响夫妻生活。也就是说，在医生眼里，女性主要作为生育工具和性工具而存在，由于这两个角色功能逐步走向衰退，更年期女性的相关疾病治疗就形成了这种去性化(切除器官方案)的简单化思路。而内分泌科医生的治疗则可以归结为是一种性别化(补充雌激素或者配套的孕激素方案)的思路，表面上看二者之间是对立的两极，其实结果都加重了女性更年期的性别认同危机。
西方女性主义曾对现代医疗体制存在的弊端有过非常严厉的批判，其中包括医学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生活的渗透所导致的“社会的医学化”，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医生和医疗体制的过度依赖所导致的医学对于个人生活和身体的控制关系，现代医学实践中偏重应急治疗而忽视疾病预防和保健的倾向，以及从业者当中特别是妇产科医生以男性为主所导致的在女性健康和治疗问题上的长期垄断、压制甚至误区，还有医生与病患之间的权威模式所带来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等。[1](PP602-653)美国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妇女健康运动中，编写了著名的妇女健康宝典《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性地让妇女抛弃男性权威，了解和传播与身体有关的知识，掌握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她们还批判了现代医疗制度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把医疗制度中的问题与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自己同医生的关系看做是性别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2]从中国医界有关女性更年期的话语以及诊治实践中，也能看出这种性别化的权威体制带来的弊端以及给女性自身的身体认知及其遭遇带来的影响。
2.大众文化的叙述
在大众文化中，更年期被视为女性生命历程中的问题时期，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被视为问题人群而被界定为“不正常”。
首先是作为“不正常的人”。即女性更年期阶段表现出诸多生理和心理的异常，从而导致多病多疑、情绪失控、沟通障碍、失眠抑郁，等等，给女性自身以及身边的朋友家人和交际圈带来程度不同的困扰。尽管这些症状在不同个体身上会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大多数女性症状非常轻微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更年期综合症在主流文化中仍被扩大化和极端化，并常常被用作影视文学作品中一个带来人物和故事戏剧化冲突的元素。所谓“平稳过渡”被视为这一阶段女性自身和身边人的共同目标。
其次是作为“不正常的女人”或者“中性人”。即女性更年期阶段所表现出的身体、外貌和性特征上的变化，比如肥胖、皱纹、容颜渐失、女性特征消逝或性欲减退，等等，不再吸引异性的目光，由此可以看到女性作为生育和性爱对象角色在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淡出。从市场消费走向和商家广告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趋势，处于更年期的女性不再是消费市场和商家青睐的宠儿，而是被划归为老年消费市场中的特殊群体，顶多作为亲情故事中的母亲角色出现。
因此大众文化中关于女性更年期的“不正常”，一方面着眼于女性身体和性角色淡化所带来的性别身份的否定;另一方面也着眼于作为个体的人走向生命末端的转折的开始：出现健康警报、衰老迹象，智力、体力整体下降导致反应迟钝，等等。于是女性更年期的身体退化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性别的衰退和身体的衰退。身体由此进入一个需要特别关注和调理的阶段，更年期女性因此成为媒体养生栏目和商家推销保健品的重要对象。
与此同时，大众文化中有关女性更年期的叙述还常常与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揣测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理解，当女性进入更年期阶段，正值家庭生活进入一个调整期：孩子进入青春期或者长大成人离开家，夫妻关系进入疲劳期或者家庭面临空巢期，伺候老人或隔代小辈的任务加重，女性自身的社会交往减弱或边缘化，与男性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拉大了夫妻之间的距离，加上更年期女性在容颜和性特征上的衰老，等等，这些都加大了婚姻出轨的风险。因此女性更年期被认为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脆弱期。
这种基于女性家庭与社会角色分工现状的分析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将中年女性的这种特殊社会境况归结于更年期身体和性的特殊状态，就有了大问题，因为其背后的依据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概念以及女性的身体化。与大众文化叙述中更年期的妖魔化相伴的，是各种预防、治疗或延缓更年期的方法和秘籍的传播与流行。例如所谓更年期饮食、保健、保养的偏方盛行，有食疗、药补、激素调理、美容整容、减肥塑身，等等，不一而足，目的就是为了留住青春、推迟更年期，或者让更年期女性容颜焕发、活力依旧，这也给商家开辟了一个庞大的更年期商机和市场。
3.女性自身的叙述
受医学主流话语和大众文化话语的影响，女性自身对于更年期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类可以用“恐慌”二字来形容，另一类可以称之为“顺其自然”的态度。
恐慌型的女性根据不同的表现形态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更年期症状严重、迟迟得不到康复的类型，这在女性更年期人群中占少数。由于身心折腾明显，她们不得不整天跑医院，在医学主流话语的挟制下身心焦虑而形成恶性循环，无法正常生活，甚至导致跟周围人关系紧张，带来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的人际危机或变故;另一种是由于太在意更年期到来而惶惶不可终日的类型，这在女性人群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依恐慌程度的不同而在行动取向上有所差异而已。许多女性从年轻时开始就将养生保健、美容养颜、打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项长期不可怠惰的核心工作来做。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许多更年期前后的女性生怕自己衰老得太快，希望通过各种身体的滋补和调养手段，将更年期延后或者保留逝去的年轻容颜和活力，但结果不一定能够如愿。
这些对于更年期的恐慌和焦虑，包含了对生命衰老、性别退化、社会边缘化以及消费市场隔离等不同方面的恐慌。原因在于由医界和大众文化建构的更年期话语，给这一年龄阶段的女性传递了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信息，事实上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更年期歧视。这种歧视不仅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很少对40岁以上的女性开放，还表现在消费市场除保健品之外很少提供针对这一年龄段女性的服装服饰或娱乐休闲产品。与此同时，大众媒体和文化还一再地明示或暗示，更年期女性是个问题化的群体，需要从身体到心灵接受抚慰、关怀和自我矫正。
然而恐慌并非女性对于更年期的唯一态度。介于上述两种恐慌型之间，一种主张“顺其自然”的态度在当代女性群体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知女性群体中越来越得到认可。她们将更年期更多地视为一种与女性身体相关的生命的自然历程，而不赋予它更多的性别或文化含义。例如在我访谈过的几位受过高等教育、几近更年期年龄的女性中，一位从事中医门诊治疗工作的女医生只是将更年期视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滋阴养血”、注意饮食睡眠等生活习惯的一个阶段而已，“没什么可怕的”，因为“衰老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另一位中学女教师同样将更年期视为女性到一定年龄的正常现象，认为“更年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很正常”，所以她不主张吃药，认为“没有必要”。当谈到更年期的感受时，她用一句话概括为“就是有一种感觉，做女人结束了”，由此想到“人这一辈子其实也很短”，因此要“快乐每一天，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觉得“有些事情要抓紧做”，在尽了为人父母和子女的责任后，“要给自己活几年了”。可见更年期在她们这里更意味着一种开始新生活的分水岭。
一位接受访谈的大学女教师在回答如何理解更年期时，直接答复“从中年往老年过渡”，并表示对于期间的生理变化并不害怕，“只是怕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接近死亡”。但她并不主张去医院，也不打算吃药或吃保健品来使更年期延后，而是希望通过自我调整来摆平身体，“实在忍受不了”再去看医生。她认为更年期是“自然规律”，因此要“顺其自然”。问及如何看待媒体和影视作品中关于更年期的负面说法时，她认为那些说法“有点偏激”、过于“戏剧化”、太“夸张了”，因为“家庭有问题的好像在更年期之前早就存在了”，婚姻要出轨什么时候都可能出轨，不能将所有问题归之于更年期。
另一位已经进入更年期阶段的被访者也是大学女教师，她在出现症状后已经吃了一年半中药，但依然认定更年期不是病，而只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所以认为只有感觉不舒服时才需要去医院咨询医生，然后只要“遵医嘱”，平日里“中药调理感觉舒服就可以了”。但总体上她还是主张更年期“当然最好能延迟几年”。对于更年期这个词以及负面含义，她道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即“不到更年期被别人扣上‘更年期’的帽子好像有点儿贬义，现在到了更年期反而是个好盾牌：别惹咱们，咱发火有理，还不用负责任”!提到社会对于更年期女性应该提供怎样的帮助时，她指出了两项：科普和健康咨询，因为她相信“知识消除恐惧，知识提高自信心”。
以上的访谈叙述虽然只来自部分高知女性，但是不难看出，国内女性关于更年期的知识建构基本上来自两条线：一条是以医学话语为基础的所谓科学线，另一条则是来自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所谓文化线。对于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她们所具备的知识修养让她们更容易接受前者并对后者有一定的免疫力;而对于更多来自底层或者农村的妇女来说，医学话语还未普及渗透到她们周遭的生活环境，因此她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后者的影响，对于大众文化所描述的更年期话语更缺乏免疫力。然而这一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原因就在于作为权威者出现的医学话语，与流行中的大众文化话语之间，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事实上遵循着共同的性别理念，都是在男性中心文化的框架下将女性的身体化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对于医界流行话语的追随和权威认同，并不足以使当事者对大众文化中的流行性别偏见具有免疫作用，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还会相互扶持，形成一个关于女性更年期的流行而不失权威的解读。
三、更年期妖魔化的性别意涵及其身体政治
从宏观的社会变迁背景来看，女性更年期话语的建构及其妖魔化，浸透和复制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性别意涵及其身体政治。
1.性别话语的多元性及其认同危机
女性更年期的妖魔化，可以说与现时代主流文化中性别话语的构成和变迁模式有关。中国进入市场化、全球化时代之后，过去那种以国家主宰的平等神化为特征的性别话语发生了转型，被新的市场导向的性别话语所取代。由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三种力量相互交叠、合作与制衡而形成的多元化的性别话语，打破了原先国家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中“市场原则与性别主义兼顾的话语，是这一时代性别话语的主要特征”。[3]在这种新的话语体系中，国家平等话语的撤退、以“素质”为关键词的新的叙述方式的流行，以及效率为先的市场竞争话语和传统父权制话语的结盟，恰好迎合了现代消费文化中的性别时尚和感官取向。女性进一步被物化或身体化，即便她们跟男性一样要在职场上拼杀，依然难以逃脱在家庭中规定的贤妻良母传统角色，以及在大众文化中与身体相关的被消费地位。这种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为表现形式的性别话语的多元性，可归纳为“素质话语”与“身体话语”之间的冲突与转换，它一方面给女性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与可能，另一方面也给女性传递了全球化时代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导致她们在性别认同上的危机和困惑。[4](PP272-293)
进入更年期的女性由于身体上的衰退，成为性别文化中被抛弃和嘲弄的对象。更年期综合症中最核心的焦虑，就是由于性和性别特质的退化所带来的女性身份认同的危机感。比如上述提到的一位大学女教师虽然一再强调“更年期女性最能给予自信的东西”是“知识、修养、阅历”，是“对自己的充分肯定”，是“由内而外的美丽”，但仍然认为“身体外貌对于各年龄段的女性都很重要”，因而坦陈也会担心身体发福，其原因一方面怕发胖对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另一方面更担心的则是身材漂不漂亮的问题。这是因为“消费主义的性别文化强调女性作为身体和性的特殊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仅体现在家庭这种私人领域的角色分工，还被推向两性关系的公共市场，并通过大众传媒和广告时尚产业的迅速传播影响人们的消费嗜好、时尚标准和审美取向。市场话语与传统话语的结合，使得每位女性无法逃脱这类来自新的性别消费时尚的压力”。[4](PP272-293)因此女性更年期面临的挫折感和危机感，除了跟生命的新陈代谢联系在一起的生死恐惧和考量之外，也跟作为消费时代基础的身体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具有独特的性别意涵。
2.更年期的妖魔化与消费时代的身体政治
无论从医界到大众文化，有关更年期话语的建构都将女性简单归结于作为生育者和性爱者的身体角色，并以之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这种身体化倾向自然而然导致更年期的妖魔化。
更年期的妖魔化也是消费时代身体政治的体现。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消费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身体越来越摆脱所谓“自然”而受到外在科学力量和技术力量的侵入。这里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还包含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针对身体的“社会技术”，即“身体越来越成为一种我们必须去‘塑造’而不是简单接受的东西”。人类通过对自身身体的干预，以特定方式来改变其外表特征或者功能运作，[5](PP210-211)例如美容整形、饮食控制和减肥，等等。也就是说，身体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与此同时有关身体形成了一整套标准化的健康和审美规范，强调通过对身体的自我调控和管理，让自己变得更加性感、苗条和长寿。身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区分不同阶层、年龄、性别和品位的重要标志，因而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那里，对人的身体形式的管理，成为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的一部分。[6](PP3-35)
福柯在有关身体的叙述中最先引入了权力概念。在他那里，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学校、医院、监狱等权力机构都成为现代社会身体规训的手段和牢笼。他关注的是身体如何被话语所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话语暴力对身体的惩戒和干预, 权力在反复地改造、制造和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身体，身体被规训为合乎规范的、有用的东西，成为驯服的对象和标准化产品。[7]女性主义在对流行女性杂志进行分析后指出，这些杂志乍一看都是以帮助女性处理有问题的身体为宗旨，其实一开始就将女性的身体建构为有问题的，是在以大众文化方式推行一种“身体的标准化”，让女性在男权文化的标准化凝视下完成自身对于身体的一种自我规训与驯服。而随着身体的技术化手段的增长，通过技术干预改变女性自身的身体、使之更加符合流行的完美身体标准，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8](PP17-23)
因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身体政治，它牵涉与身体相关的权力关系及其抗争。他们认为，重要的不是追问“我们能改变自己的身体使之更容易被接纳吗”，而是追问“我们可以改变影响我们身体的话语吗”?坚持“身体是一种话语建构，并不是否认作为具象的身体，而是坚持我们关于身体的理解必然与我们言说身体的语境有关”。这种观点的长处，从实践的层面上说，并非试图否认身体所体验的具象肉体，而是重点在于否认身体的稳定不变性。[8](PP17-23)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而那些加诸女性身上的来自社会和文化的种种间接暴力，都是将女性物化或客体化，剥夺了她们的身体自主权。
对于更年期“不是女人”“作为女人结束了”，是“中性人”继而不是“正常人”的恐慌，构成了女性主义所说的“身体政治”的一部分。对更年期女性来说，无论医界主张采纳“去性化”的手术治疗方案抑或是性别化的激素替代疗法的不同诊治思路，还是女性自身采取回避身体抑或是拯救身体的不同态度，事实上都落入了性别主义的圈套，让女性身体陷入某种难以逃脱的羁绊之中，成为被控制、被凝视的对象，因而无法对更年期这一人生的正常过渡阶段泰然处之。
3.在流动的性别观念中淡化更年期话语
更年期问题的症结在于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在更年期妖魔化的语境下，女性想要获得身体的自主权，就要将自我从被他人凝视的身体里解放出来，让身体不仅仅是权力规训的结果，也成为福柯所言的权力反抗的载体。为此对于更年期话语既不能强化，也不能回避，而是需要在一种流动的性别观念下使之淡化。
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所谓性别只是建立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法则，它通过规范和表演，书写出具有性别特征的我们的身体，从而建构出我们的主体。事实上不是话语创造了身体，而是没有话语就无法进入或谈及身体，这意味着身体的所有参照物都会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身体的建构。因此所谓性别身份不是固定的，性别认同是通过不断表演来实现的动态过程。[9]这种流动的性别观为建构一种淡化了的更年期话语提供了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女性更年期与其说是一种生理现象，不如视其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性别化建构，体现了女性身体化趋势在大众文化中的加剧。然而性别的生理性与社会性之间从来不是断裂的，就像具象身体归根结底取决于身体话语一样，更年期话语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身体来叙述。因为没有纯粹的所谓身体，任何与身体相关的东西，都以某种方式构成了身体。因此更年期妖魔化的突破点，就在于从女性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身体体验出发，修正医学话语中的性别偏见，重塑关于女性身体的知识与传说，推动大众文化的方向，建构一种来自女性自身的、真正“顺其自然”的崭新的女性生命史和更年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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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4期，第87-94页。图片来源于网络。感谢授权海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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