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 100872)。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标志，当代一些社会与人文理论，出现了否定人类理性和认识的真理性追求的趋势。它们否定对历史、文学、社会等各类现实与非现实文本的确定性阐释，以去中心、去本质、去客观化、片面推崇理解和阐释的无限开放与任意结果为主潮，呈现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倾向。从理论上看，这种虚无主义思潮，除了继承由柏拉图美诺悖论提起，到休谟、贝克莱怀疑论传统，由叔本华、尼采再次扩张，再到海德格尔、德里达最后实现的解构主义高潮牵动以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上世纪量子力学的生成与深化，特别是海森堡的旧不确定性原理的确证，它们为当代虚无主义理论生长与传播开凿新的路径，推动虚无主义思潮不断扩大，几近成为当代西方思想与理论发展中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立场。本文拟从对不确定性原理的确定性阐释开始，对人类认识的基本目标、理解和阐释是否具有确定性追索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不确定原理的本质意义
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种非确定性认识，并以此否定人类理性的确定性目标，一个主要根据或借口，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以及由此上升概括的认识上的不确定原理。毫无疑问，量子力学的发展，特别是其中不确定原理的发现与确证，在物理学意义上说，是对传统牛顿力学思维方式及认识方法的深刻革命。在微观领域下，不确定关系彻底改变了宏观物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构建和展开了量子力学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通俗地概括，在经典力学概念中，宏观粒子(质点)沿一定轨道运动，如果质量为m的粒子所受力及初始条件(t=0时的位置和速度)已知，则它在以后各个时刻的位置和动量原则上都可以得到求证，并可以此预言未来的无限过程，精准确证宏观尺度下的因果关系。但是，在微观尺度下，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对一确定粒子，由于其粒子性与波动性的双重性质，观测者对其进行精确度量时，不能同时得到确定的相关结果。对此现象，上世纪2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从对单狭缝电子衍射试验的分析出发，推导测不准关系的数学形式：△x·△p≥ h/2。量子力学发展的历史证明，这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形式，是微观世界的一条重要物理规律。此形式精准表达：“微观粒子不能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如果粒子的位置精确地确定了，即△x→0，则△Px→∞，即粒子的动量完全不能确定。反之亦然，如果精确地知道了动量Px，则我们对位置x就一无所知，粒子在x方向上的位置完全不能确定。如果同时确定动量和位置，它们的确定精度由不确定关系给出限制”;“量子力学还可以严格证明，在能量和时间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关系：△E·△t≥h/2”。虽然这个定理可以通过大量同类粒子的单缝实验，从系综统计上予以确立，但是，这种不确定关系并不必须与测量相联系，也就是说，这种测不准现象并非由于仪器的不精确或测量技术的不完善所造成，也不存在所谓隐变量的作用，而是微观粒子的本性所致。正是基于这一点，物理学家们把测不准关系上升为不确定原理。这个原理经过实验和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量子力学的一个确定性原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众所周知，对于不确定性原理，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引起各方面的激烈争论。最典型、最有影响的是，以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等为代表以决定论为信念的科学家，与玻尔和玻恩等为代表以非决定论为信念的科学家之间，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至今也没有最后结论的激辩。爱因斯坦以“上帝不掷骰子”的著名口号为武器，对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提出强烈质疑;玻尔以“我们不能命令上帝去作什么”为答，坚定地予以反对。爱因斯坦设计了多种思想实验与玻尔展开激烈交锋，一问一答，成为量子力学史上的精彩篇章，但终究没有形成共识。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去世，双方依然坚持各自的观点。从总的线索看，这场历史性的论辩，支持了哥本哈根学派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论，测不准关系及其理论阐释为各种实验所反复确证，并在工程技术上得到广泛应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测不准关系的确定，是不是就意味着如许多人——特别是物理学领域以外的有些人——所理解和认定的那样，它本身是一个认识上的不确定原理，它的表达与推广，最终判决了人类理性与认识上的确定性追求是非法的、不可能的?对这一点我们还是回到量子力学不确定关系的本来意义上进行讨论：
第一，从海森堡的数学定义看，所谓不确定关系，是指对同一单个粒子，对其具有共轭关系的物理变量不能“同时”测准：测准了位置，就无法测准动量;测准了动量，就无法测准位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这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结论。经典力学的传统方法，可以同时测准一对共轭变量，而在微观粒子的尺度上，则只能精准测定其中一个变量，不可能同时测准两个。这是确切无歧义的，没有丝毫的模糊。正是这个结论使得上世纪量子力学的构建与展开成为可能，并为本世纪新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要谈到的所谓新的不确定原理就是证明。从逻辑学的意义上讲，肯定性判断是确定性判断，否定性判断同样也是确定性判断。不确定关系描述了“不可能情况”，其判断是否定的，但这种否定判断具有完备的肯定意义，即在微观条件下，同时测准某一粒子所具有的共轭变量是不可能的。很明显，此判断的意义是确定的。
第二，从量上定义，我们必须注意，测不准关系由一个不等式表达。这个不等式规定了它的有效范围。它有两重含义。其一，同时测定微观粒子的共轭变量不是完全不可能，而是有精确度限制的。“我们如果试图把量子力学的对象q和p解释为‘位置’和‘动量’，从而用经典术语来解释运动，则在指导‘位置’和‘动量’所能达到的精确度方面会有一个基本的极限。”毫无疑问，这依然是一个确定性判断。其二，从应用范围上说，就位置和动量的关系分析，公式(△x·△p≥h/2“给出的极限来源为h不为零这样一个事实，但从宏观尺度来看h非常之小，正因为如此，在经典力学中这个极限就完全可以略去”。也就是说，测不准原理在普朗克常数以上的宏观尺度中无效。这也是确定的。因此，把测不准原理推广于宏观领域，甚至在人类理性价值与意义上推广应用，不具合法性。
第三，测不准关系的数学表达的本质含义有，在任一指定时刻，要以任意高的精确度同时测定共轭变量是不可能的。这里的核心是“同时”。其要害是，在一个确定时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变量的精确描述，而不能“同时”得到另一个变量的精准表达。仅此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变量不可以和不可能在另外的时间框架下被测准。同时，这种测定一个变量，且有此变量的精准结果，就为准确测定或理论假定另一个变量提供了可能。本世纪初，有人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以任意精度测量粒子位置之前以任意精度测量其动量，然后我们可以在(光子对粒子的)动量产生影响之前以任意精度(虽然我们仍然不确定它在测量后的动量)确定其位置和动量”。最近二十年来量子力学的发展，特别是量子纠缠的理论结果与应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确定关系只在不能同时的意义上是有效的，离开这个限定无限推广是无效的。
第四，根本的一点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本身，可以给出诸多重要的确定性结果，以实践证明自身的确定性意义。譬如，从电子的波动性出发考虑，我们可以运用不确定关系式解释“原子为什么稳定而不离解或电子不进入原子核内”，并由此确定“在微观世界中，粒子的静止概念和轨道概念不存在，它们与波动图像根本不相容，因此，谈论半径为a的圆周轨道运动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因为它纠正了过去人们对原子内部结构的错误认识，深刻揭示原子内部的运动规律，是人类对微观世界认识的重大进步。不确定关系和原子的定量研究也是一个很重要证明。不确定关系破除了玻尔轨道概念全部物理上的真实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不确定关系确定原子的稳定性，估算氢原子大小的数量级和它的基态能量。可以说，“正是依靠不确定度关系，人们才理解了原子的稳定存在”。这似乎有些反讽的味道：不确定原理，确定了原子的稳定性。因此，以不确定原理证明科学及人类认识是不确定的谬论不攻自破。另外一个有趣的实例，是不确定关系在超导现象中的应用。众所周知，最早的超导现象是由荷兰物理学家昂纳斯在1911年发现的，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经典电子理论只能解释绝对零度状态下金属超导现象的原因，但却无法解释在绝对零度以上某个温度时，金属的电阻为什么会突然消失。直到1956年，美国科学家库珀运用不确定关系，创立了所谓“库珀对”概念，提出了关于金属超导性的量子理论，即BCS理论，完全解释和描述了所有金属超导的实验结果，并因此而获得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充分证明不确定性原理以其实践的力量，表明它自身的确定性意义。
我们回到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的论辩。在量子力学发展的历史上，爱因斯坦的地位和作用极为特殊。一方面，他对量子力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极伟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量子力学。另一方面，他对量子力学许多新的进展和成果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这集中在他对包括海森伯在内的哥本哈根学派理论的批评。特别是在著名的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的三人论文中，对量子力学理论的完备性提出深刻质疑。当时的爱因斯坦是少数派，他的所谓“量子佯谬”，被驳斥得体无完肤，而他又拿不出更新更有说服力的实际成果战胜对手。直至进入新世纪，2003年有人提出第二次量子革命，量子信息研究和应用的最新成果，把爱因斯坦的佯谬变成一个量子力学的事实。对此，现代科学史有过如下评论：“从20年代开始，爱因斯坦拒绝接受量子力学，认为它不过是对自然界的‘权宜’性说明，从而使得爱因斯坦与整个物理学界产生了分歧。爱因斯坦反对的主要观点是，新物理学引进几率思想作为它的基础缺乏经典的因果性和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描述自然界的不完备性。”
时至今日，面对这段历史，我们对旧的测不准原理，对爱因斯坦的猜想和判断，有了具备事实根据的新认识。根据吴国林的介绍，美国M.Berta等学者，根据量子信息理论和技术研究及应用实践，对不确定原理做出开拓性研究，并给出了定量描述。这个结果表明：
在观测者拥有被测粒子“量子信息”的情况下，被测粒子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依赖于被测粒子与观测者所拥有的另一个粒子(存储有量子信息)的纠缠度的大小。原来的经典的海森堡不确定原理将不再成立，当两个粒子处于最大纠缠态时，两个不对易的力学量可以同时被准确确定，由此得到基于熵的不确定原理，此理论被称为新的海森堡不确定原理。
吴国林进一步指出：
熵的不确定原理最近首次在光学系统中被验证。可见，原有的不确定原理与量子信息没有联系，而量子信息的引入，特别是量子纠缠的引入，就可以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当两个粒子处于最大纠缠态时，被测粒子的两个力学量可以同时被准确确定。
我们无力预测这个结果的最新动态，也不能断言新不确定原理还需要多少更新的证据可以被最终确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证的是，到目前为止，量子力学所揭示的微观世界的基本规律，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在这些实践面前，对量子力学的确定性所抱有的任何怀疑都是没有根据的。科学的因果论和统计决定论，被量子力学包括新不确定原理所证明。要特别指出的是，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长期论争的要害，不仅在量子力学本身，而且是在对人类理性认识目标和结果的最终判断，即理性认识的追索与目标是确定的还是非确定的。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视角看，作为量子力学理论根基的不确定关系，是否意味着量子力学本身是以所谓测不准和不确定为最终目标和结果，进而认定科学认识和人类认识的目标，无论是对自然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要以不确定性为宗旨和归宿，进而把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作为人类理性和认识的基本原则，人类理性认识将永远满足和停滞于模糊和非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对不确定原理的如此阐释与发挥，以及它对量子力学的歪曲，是哲学史上一直存在但从未占据主导地位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不确定原理和量子力学以及人类理性追索的误解和歪曲。正如约翰·厄尔曼所指出的：“量子物理学的情况是最奇怪并且是最困难的。普通量子力学在某些观点上比牛顿力学更确定，比如量子力学可以解决一些由解的非唯一性或解的崩溃导致的牛顿决定论的失效。但是量子力学中决定论的命运最终依赖尚未解决的解释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驱动力是解释量子力学如何能说明准确的实验结果或者更一般地，经典世界表面上的确定性——这很讽刺，因为量子力学是最精确的物理理论。一些对这种解释的挑战性的现有回应可能会埋葬决定论，而其它回应则给了它新生。”
二、主客体的纠缠与界线
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不仅对物理学，更重要的是对哲学，尤其是对主客关系的认识影响极为深刻。由于量子物理学深入到感觉不能触及的微观世界，对量子现象的探知和认识，必须依靠测量仪器对量子的观察和记录来实现，因此，“在量子现象的分析中，本质上新的特色却在于引入了测量仪器和被研究实体之间的根本差别”。同时，因为测量本身是由观测者的主观需要而进行的，测量仪器也由主体观测的需要所决定，主体通过观测和试验仪器与量子对象本身紧密缠绕在一起。更进一步，量子对象本身因为观测的人为扰动所产生的新的行为，其最后动因是主观授意还是客观结果?在这个论域下，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还有没有界线?客体的实际状态是不是可以为主体的知觉活动所创造?“有些哲学家，还有些物理学家，认为海森堡的陈述乃是知觉主体影响其知觉对象等传统哲学观念的物理证实。他们反复地提到这个观念，以为在海森堡原理中可以看出这样的陈述：主体不能同外界严格分离开来，主客体之间的界线只能随意划定;或者说，主体在知觉活动中创造出客体”。为说明和分析这个现象，我们从主客体之间相互紧密缠绕，在观测、处理以至阐释上难分你我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主客体的纠缠态”，来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厘清它们之间的界线。如此命题，有两个方向的表述。一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二是主体知觉活动对客体的主观创造。
第一个问题，即在量子观测过程中，所谓观测主体与作为观测客体的量子对象，它们的相互纠缠之间有没有明确的、相互区分的界线，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消解是否可能。在宏观物理学的框架内，观测者与观测对象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我们所指认的所谓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认识而客观存在的。但是，在量子物理的微观状态下，由于其观测行为本身对观测对象的刺激和扰动，观测主体与对象客体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异动。玻尔的看法是：“在经典物理学的范围内，客体和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略去不计，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设法将它补偿掉，但是，在量子物理学中，这种相互作用却形成现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在原理上，真正量子现象的无歧义的说明，必须包括对于实验装置之一切有关特色的描述。”惠勒则明确认为，在经典世界中，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隔着厚厚的玻璃，原则上，观察者可以获得对象的全部信息。而在量子世界中，两者之间的玻璃被彻底打碎，观察者成为实际参与者，与观察对象构成一体，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纯粹客体，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观察对象之外的纯粹的主体。正是因为如此，有人判断：“主体不能同外界严格分离开来，主客体之间的界线只能随意划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对确定量子对象的具体观测中，观测者主体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和工具，去观测量子对象的存在和运动。因为量子对象小到普朗克常数以下，其独立存在状态以外的任何观测都将对它产生不同程度的扰动。主客体之间以设计制备和观测工具为媒介而产生的相互纠缠，直观地表现为观测主体与被观测客体状态的共生共存，难以切割。这种现象让人们产生误解，以为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线因此而消蚀，主体与客体共同失去自身的独立存在。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从客体的角度看，微观的量子世界是物质世界。无论单个量子对象自身多么微小，总是以其确定状态客观地存在着，并由此发生无限的组合变化，构成宏观的物质世界。从主体的角度看，人作为理性的物质体而存在，其意识是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人的认识通过实践而发生，并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相对于主观以外的世界，理性的人类也是独立存在的。在量子物理学的观测体系中，主体与客体通过手段和工具构成一个统一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彼此就没有区分，其间隔性、独立性就此消失。观测者有意识地观测量子，量子对象无意识地被观测者所观测，这本身就确定了一种毫无歧义的主客体关系。正如赖欣巴哈所断言：“量子力学的全部陈述无需引入观测者便能作出。观测工具的干扰——这肯定是量子力学所断言的基本事实之一——完全是一个物理事件，在任何方面都不涉及作为观测者的人所发生的影响。”不确定关系的出现，是由于量子世界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与观测者及观测本身没有关系。无论观测者怎样干扰了被观测对象，后者的独立存在都是客观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人要这样讨论问题，并作出荒诞的结论?除了对量子力学的误解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借量子力学，主要是不确定原理，来表达一种后现代的也是形而上的观念，即所谓主客体之间二元对立的消解。可惜，无论怎样强烈的主观愿望，主客体之间各自独立的存在，以及两者之间的形态与存在方式的差别，是无法消解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个深度纠缠的问题，即所谓“知觉主体影响其知觉对象”，“或者说，主体在知觉活动中创造出客体”。在旧不确定原理发现者海森堡那里，这个问题就已经尖锐地提了出来。他认为，量子观测“就像我们已把一个主观论因素引入了这个理论，就像我们想说：所发生的事情依赖于我们观测它的方法，或者依赖于我们观测它这个事实”。赖欣巴哈表述更加直接：“假定我们看到一棵树，然后我们把头转开去。我们怎样知道这棵树在我们不去看它时仍旧在它的位置上呢?”也就是说，一个客观事物，它的存在与非存在，不是由事物本身的存在而决定的，相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或者说由人的知觉活动所决定的。你看它，它则在;你不看它，它则不在。很显然，这是极端的唯我论的观点。从对微观量子的客观性看，量子客观不是人的直观体察能够认识的。它之所以能被人所认知，是量子理论推理的结果，是所谓“佯谬”被否定或肯定的结果。量子客观存不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再具体一点，它到底是粒子还是波，或者是波粒二象性，从牛顿到惠更斯，从普朗克、爱因斯坦到玻尔、费曼，一直争论不休且无定论。有的论者认为，你看它是什么，你用什么手段观察它，它就是什么。主体消灭客体的自在性，主体的意志安排，决定客体的状态和性质;客体与主体一样，有意志、有选择，预先了解主体的愿望，按照主体愿望呈现自己。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纠缠极致于此，在宏观世界几乎为疯癫的描述，在量子世界似乎确实为真。众所周知，杨氏双缝试验证明了光的实在性。光子双缝实验与分光实验，证明了我们的测量方式对被测量的事物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更要害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普林斯顿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专题研讨会上，著名物理学家J·惠勒提出著名的“延迟选择试验”，这个思想实验可以验证：1.光表现为粒子还是波，取决于在什么时间、观测工具放置在哪里;2.这种选择同时可以改变光子到达以前，包括几亿光年前它存在的状态。对于前一点，惠勒说：“延迟选择，即我们在实验的最后一分钟才决定我们用左下的探测器，抑或用右下的探测器”，“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作到在光子已经完成它的旅程之后，才决定它到底是经过一条路径还是两条路径而来的”，也就是说，实验的参与，人的参与，决定了光子的未来到底是粒子还是波。对于后一点，惠勒说：“在延迟选择实验中，根据我们采取的实验方式，光子的过去的行为将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尽管光子的这个过去是在宇宙中还没有任何生命的时期!”也就是说，人后来的参与决定了光子以前的状态，决定了宇宙的状态。更进一步的解释是：“被我们称之为过去的那个时空，过去的那种事件，实际上是由前不久的过去以及现在所实现的选择测量来决定的，由这些决定所实现的现象，可影响到过去，直到宇宙之始。”这的确是一个实在而又玄妙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对惠勒的延迟选择的理论及其实验结果，我们没有能力评论。我们只是提出如下疑问：
第一，光子的性质是由实验发现的还是由实验决定的。光的波粒二象性早有定论。关于这个发现的历史无须赘言。惠勒的延迟选择实验不过重新证实了量子的粒子性与波动性不能同时存在而已。迄今为止，无论什么样的试验，无论怎样延迟和选择，关于量子的基本性质只有这两种结果，而无其他。惠勒说：“测量行为还对电子的未来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不管愿意不愿意，观察者都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参与者。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参与的宇宙。”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参与是可能的。但参与只能通过对客观世界的精确认识和把握，通过实践，改变物质存在状态，为人类进步服务。单纯的人类意识，仅仅依靠意识，无法改变物质世界，哪怕一丝一毫。那种认为试验可以塑造量子的性质，人的意志可以改变量子的原始存在，是认知谬误。确切的表述应该是，试验决定了量子以有限方式呈现自身，不论它是粒子还是波，都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自在性的显现，而非人类干预的结果。我们可以试问，人类有什么手段可以塑造量子以粒子和波这两种方式以外的第三种方式存在?在惠勒的思想实验中，观测者选择在什么位置放置半反镜，决定了光子呈现的状态，这本身已经证明，是实验的干扰使它呈现了它应该呈现的状态，没有更深的出人意料的认识论上的意义。
第二，延迟选择是否能够决定或改变被测光子以前的自在状态和性质。试验表明，在时间选择上，放置半反镜是光子到达指定位置以前。在此之前，光子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并运动着。从光子发出到其被观察之间，在此过程中，如果没有其他意外因素干扰，光子将固守自己的量子性质，并且可以用几率幅或波函数进行描述。但是，这种无法确定的状态，是光子本身所固有的，而非人的意志所赋予。惠勒的猜测，认为光子从初始状态出发，一直到被观测时是一种状态，一旦观测实现，则是另外一种状态;更重要的是，观察它现时的状态，将决定它被观察以前的存在状态和运动形式，甚至于宇宙诞生之际光子初始存在的状态，都由当下的试验所决定并改变。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意志，人的观测选择，不仅决定量子当下的状态，而且决定它以前的状态，无论它来自哪里，曾经以什么状态存在和运动。比如，一光子以粒子方式从某天体发出，运行长达5万光年，到达地球后进入人类观察系统，并碰撞到一个人工放置的波动性装置时，不仅它立刻呈现波动状态，而且把过去5万年一直呈现的粒子状态，瞬间改变为与当下一致的波状态。事实是不是如此，宇宙是因为我们的参与而创立，在人类生成以前，宇宙在还是不在，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须与惠勒言说。但是，关于量子现象，惠勒自己有个一般说法：“基本的量子现象只有当它被观察到时才是一个现象”;“在量子物理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基本现象是一个现象，直到它是一个被记录的现象”。按照这个观点，延迟试验没有、也不可能观察，更没有记录被观测量子运行5万光年期间的全部过程，惠勒又如何确定它曾经的存在状态和运动方式的呢?就延迟选择试验本身看，当光与一个粒子性装置相碰撞时，它显示其粒子性;当光与一个波动性装置相碰撞时，它显示其波动性。也就是说，光子当下的行为，是人工干预以后的行为，人工干预只能决定光子未来的行为，且只是光子固有本性中两种状态中的一种，而不能改变它过去的、曾经的状态，也不能创生它本身没有的状态。用测量后的光子行为去推测光子过去的行为，在惠勒那里就是自相矛盾的，没有任何逻辑根据。
现在回到主客体的纠缠问题上。上述两个现象以及对它们的阐释，特别是在人类理解和阐释的原始意义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在主客体关系的分割上，我们坚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线是分明的。主体作为理性认知的基本存在，相对于客体位居认识与阐释的主导位置。基本事实是，客体作为人类理性的对立面，是理性认知和把握的对象，它的存在和运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面对未知的客体，主体认识和阐释的理性追求及其实践，是主体存在并生长的基本理由和基础条件。否认了这一点，人类精神与理性将不复存在。包括否认主体和理性意义的人，都是站在主体的立场，以理性的名义而有所作为。我们赞成，把量子测量系统理解成一个包括观察者在内的整体，但是在这个整体内，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也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两者的界线是清晰的。所依据的一个事实是，被观察的量子客体经过主体的观察以后扬长而去，留下的无言轨迹和印痕，由主体以各种立场作出理性的分析与阐释。其中正确的为实践提供指导，改变和顺从其特性与规律为人类服务;错误的为实践提供教训，开始新的认知的探索，直至得出最后正确的结论。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主体的能动与客体的被动，无论主客体之间怎样纠缠，此界线永远不会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的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永远不会消蚀。关于主体知觉对客体的创造问题，我们坚持，人类只能以自己物质性的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那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我主观意念的产物，世界的一切事物及他人均为“我”的表象或“我”的创造物的观点，那种以为仅凭知觉就可以改变客观事物本质和状态，把世界视作为个人感知的结果或者个人精神创造，那种以为只有自我及其意识才是唯一真实的、本原存在的观点，都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和荒谬的唯我论。对量子世界的认识，尽管有无穷尽的未知等待我们探索和认识，但是，量子世界作为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会改变。海森堡说：“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并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惠勒自己也说：“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宇宙是观测者能与的宇宙)，我们必须谨慎。首先要注意，意识和量子过程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在这里所处理的是一些具有明确涵义的事件，即用不可逆的作用和不可改变的观察所记录到的事件”，意识及其作用“不能与量子现象相混淆”。赖欣巴哈指出：“我们不要错用了量子力学，企图兴起一场哲学空谈，那是不符合物理语言的明晰性和精确性的。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只能根据科学的哲学得到解答。”这是一个绝好的批评。
三、阐释的神秘主义
在对量子现象，特别是对观测现象的理解和阐释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广泛的论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看到科学智慧的涌现和重要思想的提升，也看到许多非科学、非理性的臆想和诡辩，给量子力学的研究乃至人类理性及认识的进步带来的恶性冲击。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应该是在思想领域屡遭驳斥却又不断弥漫和扩张的神秘主义阐释。诸如前面讨论过的，“主体不能同外界严格分离开来，主客体之间的界线只能随意划定;或者说，主体在知觉活动中创造出客体;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客体只是表观的事物，而事物本身则是人类知识永远把握不住的;或者说，自然界中的种种事物在它们能够进入人的意识之前一定随某些情况而变化了，等等”，赖欣巴哈统统称之为“哲学神秘主义的说法”，且“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在量子力学中都是没有根据的”。应该指出，所谓神秘主义的认知倾向，从古希腊开始就已盛行。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人类对未知现象的恐惧和好奇而产生的非理性认知行为，其产生和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旧的未知被认识，新的未知又更大范围地出现，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客观现象的理解和阐释，更进一步，对人类科学认识结果的理解与阐释，也成为一种未知，被人们以神秘主义的立场与姿态加以理解和阐释。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辨识能力的普遍提升，神秘主义会以更精致、更“理论”的方式孽生蔓延，从而具有更大的迷惑力和煽动力，持续扰动科学的理解和阐释，以及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目标。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譬如，上个世纪中后期，有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阐释牛顿经典力学产生的心理动因，就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曼纽尔评论，“万有引力是对牛顿潜意识结构的有意识的复杂表达”。他认为，牛顿能够发现万有引力，有两件事情发挥了作用。一是牛顿从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也没有在自己的母亲身边长大，万有引力“是牛顿与母亲之间的奇特关系——她(几乎)总在那里，但牛顿却无从‘触及’——所造成的精神产物”。二是牛顿出生于圣诞节，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隐喻上的上帝之子，“一名由上帝特别赋予才能的英才并且注定要提示上帝的秘密。牛顿得到了某些神启，他认为这些神启就是理解实在的关键所在”。类似这样的阐释，我们认为就是一种神秘主义的阐释。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他的生平、学历，以及家庭传统可能会产生某些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一重大发现是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共同推动的结果。从认识论的意义看，“牛顿是一位有助于完善科学方法的伟大人物，他所使用的方法是从事实概括中发现万有引力”，而“不大可能仅仅是以一种弗洛伊德的方式诠释的牛顿幼年或童年的经历”，更不可能是神秘主义的阐释者所暗示的那样，万有引力的发现是恋母情结的结果。
神秘主义的阐释不仅游荡于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科学方面，以吸收量子力学研究成果为借口，更被该领域各方面的学者广泛推广和应用。特别是伴随20世纪中期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神秘主义成为诸多学科攻击以至放弃理解与阐释的确定性的根据。意大利著名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创始人之一安贝托·艾柯就提出：“作品的开放性和能动性要求确立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这样的概念，这也正是量子物理学的一些概念，与此同时，这些现象又显出爱因斯坦物理学的某些情况所具有的启示性形象。”美国著名后现代诗人奥尔森提出：“作家或诗人需要采取一种创造性的立场，这就是物理学的立场，他们必须要对事物做出测量，然而他们只能获得近似值，或者测知事物的速度，或者测知事物的位置，二者不可同时兼得，这也正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所阐明了的’。”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说，这些理解和认识是对不确定原理的误读和曲解。当然，这里也有难以识别的一面。从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及数学表达看，量子的观测及其理论阐释，在诸多方面与读者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阐释过程极为相似。这表现在：
其一，在主客体的关系上，阐释主体与文本对象之间的界线似乎可以被简单消抹。从文学阅读的一般意义上说，读者是要在文本中找到自己，以阅读个体的情感和体验为“前见”，下意识地把文本中的故事和人物，紧密地贴附于自己，正如普鲁斯特所言：“事实上，读书时每个读者都在读自己。作品不过是作家提供给读者的一个类似于光学仪器的工具，它能让读者见到自己心中那些无此书他便很难见到的东西”;“对于伊赛尔这样的批评家来说，阅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产生更深刻的自我意识，促使我们更加批判地观察自己的种种认同。这就好像是，当我们努力阅读一本书时，我们所‘阅读’的其实一直就是我们自己”。毫无疑问，如此阅读方式和过程，很容易被常人特别是被理论家们，譬如英伽登，发挥为“文本与读者融为一体，主客之分失去作用，于是意义不再是一个需要定义的对象，而是需要体验的效应”。就如同神秘主义对量子力学的测量方式和结果的歪曲一样，在一个观测系统中，观测主体与客体无法区别，两者之间的界线完全消失和融解。类似的意思，在伽达默尔那里表达为，这种消解首先起步于主体融于客体之中，也就是阐释者进入文本，在文本中消灭自己。其标准语言为“置入”：“历史理解的任务也包括要获得历史视域的要求，以便我们试图理解的东西以其真正的质性呈现出来。谁不能以这种方式把自身置入这种使传承物得以讲述的历史视域中，那么他就将误解传承物内容的意义。就此而言，我们为了理解某个他物而必须把自身置入于这个他物中，似乎成了一个合理的诠释学要求。”我们认为，对伽氏的置入理论要作两个方向的评论。一方面，从积极的意义上看，理解和阐释的基点在文本，在阐释的客观对象上，阐释主体必须立足于对象，也就是“回到事物本身”(胡塞尔语)，我们才可能得到可靠、确当的阐释。另一方面，从批评的意义上看，主体无论如何置入文本，主体的独立意义不能被否定和消解。主体对阐释对象的依赖，只能以文本为出发点、立足点，这是全部阐释的最基本、最可靠的根据。以为了理解文本，就要消解主体本身，把主体与客体混为一体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赞成“为了理解某个他物而必须把自身置入于这个他物中”，不赞成因为理解和阐释而消解主客体之间的客观区别。
其二，在阐释主体对文本的阐释上，是否有阐释再造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读者理论走得更远。伊瑟尔的空白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对此观点有人概括：“文学对象既不是客观文本也不是主观体验，而是一个潜在图式，一个由空白、漏洞和不确定因素构成的潜在图示(类似于某种程序或乐谱)”;“一切文本都含有大量不确定之点，比如说断层、空缺，需要我们通过阅读来修复和消解”。也就是说，现代的文学文本，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定的，有意制造和留下诸多空白和空隙，留给读者去想象、扩张、填补。譬如，女主人公的形神，只有令人赞叹的美及飘逸，却不著一字，任由读者去描画，年轻的恋者们可以按照自己恋人的形象去填补，并告知对方你就是她，或者她就是你，从而落下文本最后一个标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是由读者创造的，读者操控了文本，文本的意义由读者而非决定。也就像有人对光子行为的解释一样，光子的行为不是光子所固有的表现，而是人的理解所决定的。从语言论的意义上看，任何一个词语的能指可能都是多项的。不同的时代，同一词语的能指将发生很大变化，读者是不是可以任意地指令词语的意义，甚至生造出新的能指和所指?更深入一些的还有意象、反讽一类文学形式与技巧，它们的能指和所指是否也由读者无限给定?譬如，我们是否可以根据陶渊明的一句诗，认定陶老先生有生理残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以证明诗人是“斜眼”，为什么面对东篱，而双眸却定睛或游移于南山，这是不是有道理?接受美学还有其他一些论点构造和支持对文本的强制阐释，构造和支持主体对客体的无限霸权。但是，有人提出疑问，“伊赛尔许给读者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是我们还没有自由到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因为一个解释要想成为这一文本而非其他文本的解释，它在某种意义上就必须受到文本自身合乎逻辑的制约。换言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读者对它的反应，不然批评就会陷入全面的无主状态”。伊格尔顿同时质问：“如果文学作品不是一个包含某些不定因素的确定结构，如果文学作品中的每种东西都不确定，都有赖于读者所选择的建构作品的方法，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在解释‘同一部’作品呢?”所谓“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千个哈姆雷特哪一个或哪几个是莎士比亚的，如果都是，还需要哈姆雷特，还需要莎士比亚吗?一千个物理学家，一千个量子行为的阐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神秘主义的个人主观阐释，实践早已证明这些解释是错误和荒谬的。
其三，文本自身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且以不确定的阐释为阐释目的。在这个问题上，解构主义的文本观似乎走得更远。德·曼提出：“如果我们不再认为一篇文学文本可以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具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或一整套含义，而是将阅读行为看作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的无止境过程，那么，在文学史中经常运用的一些流行的方法就不再适合了。”这段话的含义非常清楚，它表达了如下一些文本观念：首先，文学文本，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独立客体，不会也不应该有确定不变的意义，更不要说完整意义。文本的意义完全经由阅读者根据自己意愿随意指定。它没有理所当然的意义，但读者的任意指定却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文本的理解永远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正确与错误本身的对立，也是一种不合理的二元对立，必须予以破除和消解。所谓“真理和谬误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就是在谋求证明真理和谬误没有区别，不要企图以确定的标准察明谁是谁非，没有所谓正确的理解与阐释，当然也没有错误的理解与阐释可言，任何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都是平等的，同价的。再次，阐释无止境。同一个历史文本，不同的时代和人群，完全可以根据当下的主观需要，作出完全不同以至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更确切地讲，永远没有判断和结论，只有各不相同的感受和理解，这些感受和理解可以立刻被新的东西瞬间代替，不能把文学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立足于确定意义的探索和聚形上。传统的或者说过去所有被视为行之有效的方法都要抛弃，唯有这种思无定所、自我肢解、自我颠覆的解构性阐释才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再次回到神秘主义的话题。伽达默尔论及象征，认为现代的象征概念如果没有它的“灵知性的功能”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说：“‘象征’这一词之所以能够由它原来的作为文献资料、认识符号、证书的用途而被提升为某种神秘符号的哲学概念，并因此而能进入只有行家才能识其谜的象形文字之列，就是因为象征决不是一种任意地选取或构造的符号，而是以可见事物和不可见事物之间的某种形而上学关系为前提。”德·曼在批驳“我们坚信有可能达成可信的阐释”这样一种倾向时说：“一方面，文学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其指称意义可以被完全破译出来的明确的单位被人们接受”，“另一方面，——这是真正神秘的——不管文学形式主义的分析能力如何精确和丰富，如果没有表面上的分解，文学形式主义永远不会被允许产生。”斯图亚特·西姆在论述混沌理论及批评时说：混沌理论认为“自然系统(例如天气)受着被称为‘奇异吸引子’的神秘力量的控制，因此，这样的系统同时既是随意的又是先定的。这一结论威胁了我们的话语所一向赖以依靠的逻辑法则。”所谓幽灵批评就更加直接，庞特指出：“人们不断认识到，阅读行为具有神秘特性，我们在此行为中所实践的‘交谈’类型必然也是‘反常的’，当阅读以为自己在支持着任何‘交谈’的‘常规’惯例时，它其实是起了阻碍作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于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弥漫的神秘主义，安贝托·艾柯有过极为清醒和深刻的批评。在1990年的丹纳讲座上，艾柯对源于古希腊诺斯替主义的神秘论依然影响甚至左右当代理论，包括文艺理论的弊端，作出深刻批评。他总结了当代文论中神秘主义的七种表现，认为各种主义的阐释者，之所以热衷于神秘，在其意识深处就是以为“秘密的知识就是深刻的知识(因为只有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才能永远保持其神秘性)。于是真理就被等同于未曾言说的东西或隐约其词的东西，它必须超越于文本的表面之外或深入到其表面之下才能得到理解。神以一种隐秘难解的方式‘言说’(现在，我们不说神言说，而说存在言说)”。神秘主义扩张和蔓延的结果是什么?那只能是“诠释成了无限的东西。那种试图去寻找一种终极意义的努力最终也不得不向这样一种观点屈服：意义没有确定性，它只是在无休无止地漂浮”。我们冷静地回头检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诸多学派、理论、方法，譬如上面举证的那些理论和观点，是不是神秘主义的光荣遗产，或者说是诺斯替主义的当代形态?
我们从似乎远离当代文论的量子力学说起，经过有些漫长的叙述，落脚于对神秘主义阐释的评论，其主旨是说，对未知事物的确定性认识，是人类理性和科学的根本性目标。世界在变化，视域在扩大，未知事物无限膨胀，人类理性的真理性追求也将越来越艰难。我们深刻了解和认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也深刻了解和认识人文科学的特殊存在状态及其发展的复杂性。但是，从人类理性的本质说，真理性、确定性的追求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科学终将为自己开辟通向真理的道路，以科学的形态和结果呈现人类理性的力量。一切反理性、反逻辑的偏向，一切对理性的力量表示轻蔑，一切自称具有某种超理性的经验，并以为这种经验能使他人们经由一种幻觉过程得到无误真理一类的神秘主义，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阐释本身是人类理性行为，超越于表层的感性、印象，以及各种各样的非理性范畴，它必须以确定性、真理性追求为己任，为对自然、社会、人类精神现象的确当理解和认识开辟广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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