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辩证法研究
本文：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2期
吴晓明教授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发表于1923年的论文集，以《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为副标题。这部著作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理解，突出地将辩证法把握为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本质根据。立足于这样的本质根据，卢卡奇不仅使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案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依这种地位而被课题化，而且试图由之开展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毫无疑问，这部著作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并开启了积极的思想成果。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提这部著作并阐论其辩证法研究，是因为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真正把握与分析根本不可能匆匆越过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它的辩证法，但在马克思哲学的整体立场上全面地阐述辩证法这个任务却并没有完成。如果说在辩证法的主题上不同的本体论立脚点还仍然处于外部对立中，那么，与此相关的通常情形是：辩证法仅仅是作为一种形式方法而被外在地加诸特定的内容之上。这样的方法至多在表面上是“辩证的”，其实质是全然撇开事物的实体性内容本身——它的自身运动及其具体化;由之而来的只能是外部反思，亦即将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为了重新敞开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主题，回顾并讨论《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将是重要的和有益的，因为无论是它的优点还是缺点，它的成功还是失败，都将给我们以积极的推动和启示，从而在思想已成为当务之急的时代条件下，再度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地开展出来。
卢卡奇
一、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本质根据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明确指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这种特征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它是一种方法，即辩证法，是一种以“实践批判”为主导定向的辩证法，并因而成为引导和敦促革命阶级行动起来的思想武器。这样一种鲜明的观点首先指向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当时掌握着对马克思主义“正统”阐释的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尤其是所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按照他们的理解方案，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许多论点，这些论点构成一系列基本原则，而由这些原则集合组成的体系便现成地制订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标准。与此不同，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体系的核心乃是革命的辩证法，那么，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那种理解方案本身就是背离辩证法的;因为上述所谓“正统”的标准清单就意味着脱离社会历史内容的抽象原则，意味着对于这种原则的外部反思的运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式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正是针对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①
很显然，这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但同时也是一种及于根本的说法，它强调了方法对于个别论点的优先地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灵魂乃在于辩证的方法。在卢卡奇看来，当马克思的种种论点被凝固为抽象的原则，并仅仅被当作“正统”的标准来把握时，在这里丧失的正是作为这一学说之灵魂的辩证法。而这就意味着：那不断生成变化着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内容变得完全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东西只是抽象的原则本身。当这样的原则不再辩证地进入到现实之中并成为把握现实的方法时，它们便马上转变为恶劣的教条或公式。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草创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他们的原理只是一些科学的抽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换言之，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提供的只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指南”。这里立即显示出方法问题的绝对重要性，因为所谓“指南”和“公式”的根本差别恰恰在于：那些作为科学抽象的一般原理究竟是被持续不断地加以辩证运用，还是始终滞留于无内容的和自我封闭的抽象性之中。
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真正要害在于对辩证法的严重忽视和误解。这是一种哲学基础理论上的根本薄弱，它不仅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而且表现在本体论上。例如，梅林(他被称作党内“唯一的哲学通”)声称：“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③至于普列汉诺夫，他可以算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中关于辩证法最为擅长且谈论最多的人，然而在卢卡奇看来，他的努力“也未见成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普列汉诺夫把辩证法仅仅当作形式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就像知性科学以及科学方法论主义所理解的那种方法一样。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也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却可以作为形式的方法而外在地附加到这样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正是由于对辩证法的严重误解，“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不仅在哲学上完全丧失了原则立场，而且在科学上不得不屈从于实证主义以及以主观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知性科学。这样的混淆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梅林的下述说法中看出来。他写道，马克思和马赫(E.March)一样专注于科学而拒斥哲学。“在这方面，马赫完全与马克思相一致，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④
正是针对这种理论上的混乱与妥协，卢卡奇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哲学方面，尤其是集中到辩证法这个主题上，因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内容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因为卢卡奇清楚地意识到：辩证法乃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生命线，而他与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对立就在于：是捍卫还是割断这一生命线。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试图在实质上避开哲学尤其是避开辩证法时，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否立足于辩证法，在“实际认识”方面将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一种迄今为止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有其“哲学上的”前提或预设。因此，自以为稳固地立足于自身之上而拒斥任何哲学的“实际认识”，只不过意味着它对于自身的前提或预设完全无知，意味着它无反思地进入到时下通行的知识样式中去罢了。卢卡奇由此指出：正因为完全忽略了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和科学上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是机械唯物主义、经济宿命论和实证主义，并因此而完全无批判地顺从于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基本前提的知性科学了。卢卡奇不无理由地把这种现今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样式——即知性科学——称之为“资产阶级科学”，因为这种科学样式正是伴随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成长起来并在其本质的范围内展开活动的。很显然，这种科学的成果、意义以及历史限度正应当根据这一社会基础本身的历史进程来获得规定;只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强势掩盖，它才获得了所谓“一般科学”的外观。
当“庸俗马克思主义”由于放弃辩证法而完全无力抵御这种“资产阶级科学”时，卢卡奇试图依据辩证法——首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批判地揭示这种知性科学本身的限度。限度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知性科学在本质上乃是主观主义的科学，因为其基本方法乃是黑格尔所谓的“外部反思”。外部反思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不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以外部反思为本质特征的知性科学，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理想根据乃是康德式的哲学;而这种哲学的性质，就自我意识不可能把捉事物自身，就人类知识不可能通达事物的实体性内容而言，不能不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这种知性科学乃是非历史的，并且只有在完全排除事物的历史性时才能使自身成立。它似乎立足于最为可靠的和毋庸置疑的“事实”之上，但它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无论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且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解释了;也就是说，“事实”已从其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和历史联系中抽取出来，被置放到某种理论或方法中去了。“所以，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因此，“为了能够从这些‘事实’前进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必须了解它们本来的历史制约性，并且抛弃那种认为它们是直接产生出来的观点：它们本身要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⑤在这里，卢卡奇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成为对知性科学之形而上学前提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是以阐述辩证法的科学意义为基本立足点的。
二、总体的观点或总体范畴
在正面阐述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科学意义时，《历史与阶级意识》首先突出地强调了“总体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形式上的表述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或总体对于各个部分无所不在的优越性。而这一观点在实质上的意义是：真正的科学必须深入到作为总体的现实之中，并将触动和把握现实的总体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知性科学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而滞留于孤立化的抽象概念和局部领域中，与之相类似，“马克思模仿者的教条唯物主义”则重蹈使总体瓦解的覆辙，从而使自己的方法僵化为一种“机械的—专门学科的庸俗经济学”。正是针对着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卢卡奇把总体的观点阐述为辩证方法的基石：“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ger)。”⑥
就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而言，所谓总体范畴，只有在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被把握住的地方，才是可能的(如斯宾诺莎的“实体”);所谓辩证的总体范畴，只有在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能动关系和中介过程被把握住的地方，才是可能的(如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因为这个缘故，卢卡奇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设定在辩证方法论的中心地位。⑦知性科学在哲学方面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隔绝为前提的，因而它在放弃主体通达事物自身的可能性时便拒斥总体的观点；而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无条件地屈从于这种资产阶级科学时，同样不能不遗忘或背离辩证的总体观——经济决定论正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来理解“总体”呢?更加确切些说，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总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历史与阶级意识》很明确地把辩证方法中的总体性理解为“现实”(Wirklichkeit)，或“社会现实”。在卢卡奇看来，辩证的总体观“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⑧。但“现实”并不像通常的理解那样，仅仅是通过知觉能够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即“事实”或经验的“实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整体同部分的关系问题构成由“存在”到“现实”的辩证过渡。因此，“现实”一方面被表述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另一方面被表述为“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⑨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总体的现实既不可能经由一般的直观来达到，也不可能通过以外部反思为特征的知性科学去获得;而只有辩证的总体观，才可能真正把握住现实，亦即把握住实存中的本质性和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
因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谓总体，也就是社会历史之现实。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总体，另一方面表现为历史的总体。关于前者，按卢卡奇的说法，当知性科学确信自己找到了万物中最具体的东西时，它恰恰最偏离了作为一个具体总体的社会;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和全部学说的宗旨，正在于把社会作为总体来把握，因此马克思的科学乃是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⑩。至于黑格尔在社会总体观点上的开展，只要举出一例就够了：他的法哲学把抽象法和道德(主观法)的本质性统统引导到伦理的领域，亦即引导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领域中去了。关于后者，也就是关于历史的总体，卢卡奇给予了更加充分的强调，因为它尤其关乎辩证法之批判的和革命的性质——恩格斯曾经用“凡是存在的，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一语来提示这种批判性。在卢卡奇看来，正是黑格尔把伟大的历史原则赋予了哲学，从而使现实的问题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展现出来：生成乃是存在的真理，过程乃是事物的真理，而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11)。唯物史观同样继承了这一历史批判的原则，因而“它首先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而也必定是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12)。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科学”中，历史的事物被固定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因而这种科学的全部智慧就在于论证并祝福当下社会的永垂不朽。
辩证总体的观点意味着把握普遍者所具有的决定意义，意味着把这一普遍者理解为社会历史的总体，亦即理解为社会历史的现实。然而卢卡奇也意识到，马克思和黑格尔正是在“现实本身”这一问题上分道扬镳的。当黑格尔把现实的本质性置放在客观精神中，而客观精神又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找到其真正的哲学证明时，他是把现实本身神秘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总体固然意味着某种普遍者的决定意义，但其本质性却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因此，社会历史的现实便被把握为具体化了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被把握为在人们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社会变动结构。卢卡奇指出，无论是资产阶级科学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它们之所以拒绝辩证的总体观，都是由特定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因为按照“永恒的自然规律”和永远有效的“形式范畴”来理解现存的社会制度，恰恰属于这一社会制度的自我辩护;而这种自我辩护从根本上来说属于现实本身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13)甚至晚期海德格尔也指证了现代性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强势掩盖，从而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主题上的优越性。他说：现今的“哲学”只知道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完全误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14)
三、辩证法视域中的异化问题
为了明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本质，特别是为了充分揭示这一现实本身充满对立、冲突和矛盾的本质，《历史与阶级意识》突出地指证了所谓“物化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性分析——这一指证和分析后来以“异化问题”的提出而闻名于世，其影响所布，遍及西方整个思想界和知识界。从理论方面来说，卢卡奇在读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该手稿发表于1932年)，便尝试对这一主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发挥，可以说是卓有见地的。然而更为根本的是，无论是这一理论上的阐释和发挥，还是它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都是由特定的时代状况来定向的。只要我们还记得，那是一个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并且为十月革命所刺激的时代，就不难理解异化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哲学争论的中心了。“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15)正如卢卡奇后来回顾时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异化问题是自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了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对问题的阐说又从方法论的根基处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由于异化问题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以至于该书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将异化混同于任何一种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也极大地助长了它的成功与影响。(16)
从理论史的方面来说，在黑格尔去世以后，他试图通过其概念立场来调和理性与现实的哲学方案已经开始动摇了。黑格尔辩证法中依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不再是一切对立物的调和、和解，而是异化本身——即客观事物同主观精神相遇时的对立性和他在性。“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整体不再表现为精神，而是处在它顽固的现实中，或者用一个日常的词说，是处在它的不可理解性之中。可以想一下以下这些不可理解的现象，如货币、资本以及由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我异化概念等。”(17)如果说异化问题在理论史中可以较为早出，那么，这一问题的广泛酝酿恰恰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行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重新提出异化问题之后，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问世(1927年)，它几乎成为各种思想和争论围绕着旋转的枢轴了。
由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未发表，卢卡奇主要是根据《资本论》的提示来对异化问题作出阐述的。他指出，商品形式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统治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才真正出现，才使商品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而对“物化的基本现象”所作描述的要点是：(1)商品形式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2)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因此，(3)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就其本身来说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却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在这里得到表现的是一个“结构性的事实”，它意味着：“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8)正是从这一异化劳动的观点出发，卢卡奇不仅批判地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合理的机械化、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工人活动的直观态度以及时间的空间化等等，而且批判地考察了“物的个性”的异化(毁灭一切物的真正的物性)、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以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并具有同构性质的法律和国家(现代官僚制)，等等。
然而，物化(异化)不仅表现在客观方面，而且表现在主观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的经济结构，它也产生出一个包括整个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结构。“近代批判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19)与生产过程的合理化相适应，近代思想的基本特点乃是理性主义，而且是这样一种形式体系的理性主义，它要求将一种形式塑造为普遍适用的范畴，从而成为认识整个存在的普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原则的必然相对性问题就取得了一种决定性的、溶化、瓦解整个体系的意义。”(20)这种情形在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奇特而矛盾的意义中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从一个方面来说，由意识的物化结构所规定的知性科学之所以是形式主义的，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界乐于接受敌视生活的“存在机械论”和“科学形式主义”，而是因为这种科学有其社会的根源、起因和必然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现代哲学同样作为意识之物化结构的思想理论表现，不能不从根本上陷入一种二律背反之中。这种二律背反较为切近地起因于该思想类型之纯粹形式规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必然相对性，并表现为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现象和本质等一系列的二律背反，尤其突出地表现为自由和必然、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二律背反。(21)
因此，资产阶级科学之所以从根本上归属于“纯规律的宿命论”和“纯意向的伦理学”，庸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最终成为“经济宿命论”和“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改造”，是因为这样的立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切近地起源于意识的物化结构。这样的物化结构一方面要求世界在理论上采取“永恒自然规律”的形式，另一方面要求一种完全内向的行动，即在人本身的内部改变世界(伦理学)。意识的物化结构表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在方法上具有“一种绝对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联系”，而康德式哲学只要在意识的物化结构起作用的地方总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例如，虽然在理论上可以主张经济宿命论，但“任何一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提出行动问题，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要求伦理学上去”(22)。这是因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同样从属于意识的物化结构，而意识的物化结构本身包含着如此这般的二律背反。
位于匈牙利的卢卡奇铜像
四、阶级意识与历史运动的辩证法
为了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彻底异化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必须在思想上摆脱意识的物化结构，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行动上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两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卢卡奇指出，在哲学上能够真正引导并把握这种统一的，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的原理揭示了先前德国古典哲学的严重错误和最终局限，但他只是通过概念立场和神秘的“主体—客体”瓦解了自由和必然、纯意向的伦理学和纯规律的宿命论之间的二律背反;而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总体的主体乃是在历史过程的现实中生成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现实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才能借此确立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的真正统一。《历史与阶级意识》试图表明：正是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思想的主体，才从历史的现实性方面打破了自由和必然、伦理学和宿命论之间的二律背反困境。
然而，无产阶级并不是现成不变的东西，也不是按机械“规律”向前进展的;毋宁说，无产阶级同样经历一个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的辩证过程。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的确切标志在于获得它的自我意识，亦即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不是“纯粹意识”，它的现实形态就是“党”。一方面，只有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才能形成自己真正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只有获得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真正的即自为的阶级。而这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只有这一阶级意识才标志着自为的无产阶级，才显示这一阶级的真正本质和真实形态;并且只有在这一阶级意识中才达成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是其“解放斗争的经济必然性辩证地变为自由的地方”(23)。
《历史与阶级意识》颇为详尽地探讨了阶级意识的本质与特征，其要点包括：(1)阶级意识并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2)阶级意识是与社会整体本质相关联的，它是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典型地位的理性反应，或“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3)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是由阶级意识所决定，这意味着阶级意识对于推动并造成历史的行动具有关键意义。“最终决定每一场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什么阶级在既定的时刻拥有这种能力，拥有这种阶级意识。”(24)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尤为重要但也尤为艰巨。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地形成，大体说来，工人群众的自发意识倒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仍然内部完全稳定的时期，工人群众在意识形态上会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另一方面，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夺取政权必然是“早熟的”，亦即是在无产阶级仍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之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下被迫夺取政权的。(25)然而，尤为严重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薄弱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前提已经充分具备的情况下，仍然使得革命的趋向没有能够变为现实。卢卡奇把这种状况称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它一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客观上的濒危处境仍然可以在无产者的头脑中保持其一如既往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党和组织总是力图使运动非政治化和原子化，从而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停留在“相对资产阶级化”的一定阶段上。(26)
正是这种状况(卢卡奇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特别意识到的状况)使得《历史与阶级意识》突出地强调阶级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和意义，强调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之总体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强调很明显地诉诸辩证法及其批判的和革命的方面，诉诸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并不是自行造成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人的行动、通过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社会主义尤其不会“自动地”、由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性产生出来，就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可能在“直接既定的历史现实”中得到发展一样。在这样的意义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然是超越的——它超越既定事实的直接性，超越眼前利益的局限性，并且超越自身意识的自发性。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激进阐释立即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形成尖锐对立：“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这一主要观点，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方法论的——起点，因此他们就使自己处在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27)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哲学上的宿命论、机械论以及由之而来的无为主义，他们就必然无视意识(包括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所具有的重大的和独一无二的功能，就必然割断把无产阶级理论和无产阶级行动联系起来的纽带。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步调一致地抨击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正像柯尔施驳斥其“对意识形态的先验蔑视”一样，葛兰西颇为深入地探讨了所谓意识形态“权力”或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世界局势，又由于十月革命的空前成功，卢卡奇似乎感觉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转折正在快速地酝酿和形成中;这一转折所需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业已具备，全部问题取决于革命阶级的决定性行动，而这种行动的主脑则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然规律”只是导致一次次的危机，只是以盲目的力量冲向死亡;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28)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不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是使无产阶级获得其阶级意识并行动起来的武器;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认识不必过渡就将导致行动。
五、《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辩证法研究的理论得失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和探讨，对其要义进行了提炼和阐述。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的发展史上，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要的划时代著作。它标志着由第二国际理论家所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阐释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并且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史意义上的真正开端。而所有这一切，又是和20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处的时代状况密切相关的。
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试图从根本上和实质上恢复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决定性地位。为此，卢卡奇不仅一力指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唯在于方法，以及方法对于一切观点和原理来说的优先地位;而且坚决地以辩证法为基地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直观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展开全面论战，并且把这一论战扩大和加深为对知性科学——“资产阶级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批判。就此而言，卢卡奇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或者遗忘辩证法，或者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形式方法时，马克思学说之深入现实并把捉其实体性内容的能力便丧失殆尽，并从而使这一学说本身跌落到抽象原则之外部反思的运用中。这意味着庸俗马克思主义全面地屈从于知性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亦即屈从于以资本主义世界为根基的现代性意识形态。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经历这样的命运并不是偶然的，它植根于现代世界本身之内在矛盾的现实中。“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不过是这种内在矛盾的理论表现，因而维护这种二律背反(自由和必然、宿命论和纯意向伦理学、抽象的经验主义和同样抽象的空想主义，等等)便成为现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坚强本能。正是由于这种本能，康德学派的哲学由于其基本性质而始终被奉为楷式并受到推崇，以至于伯恩施坦甚至要用它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同样是由于这种本能，黑格尔(其辩证法只不过是从概念立场上超越上述二律背反)就会一次次地被“当作死狗来打”，正像马克思在1873年便已经提到过的那样。
必须从这样的原则高度上来理解和评价卢卡奇试图恢复辩证法之批判性的努力，来把握他不遗余力地追溯马克思学说之黑格尔渊源的工作。因为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无头脑者热衷于使马克思的学说直接衔接康德并得到康德式的解释。这种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无非意味着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彻底排除黑格尔，而这一排除又意味着排除辩证法，排除社会—历史的本质性及其全部实体性内容。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学说当然就在一个方面成为局限于外部反思的知性科学，而在另一个方面成为“伦理社会主义”了。正像前者从不真正涉及特定现实的具体内容一样，后者同样是摆脱了一切社会—历史内容的单纯“应当”，即纯粹主观的“道德命令”。这种理论状况完全从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从属于意识的物化结构，从属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立足其上的物化(异化)的现实本身。卢卡奇坚决而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这是他的重要功绩。我们因此不再会把例如马克思学说的渊源问题，仅仅看做是学术史内部的、纯属个人意见分歧的问题;此间所包含的思想斗争牵涉到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并且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
但是，在理解和阐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时，《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存在偏差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偏差。这种偏差概括地说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戴着黑格尔眼镜”的；第二，是倾向于黑格尔哲学的主体方面即“自我意识”方面的；第三，整个偏差根源于本体论(ontology)基础上的薄弱。例如，“总体的观点”确实可以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的辩证观点，但这个本应叫做“实体的观点”——社会—历史之现实及其实体性内容的具体化——却只是作为“总体的观点”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即总体对于各个部分无所不在的优越性)。这样一种形式上的强调使得关乎社会—历史之实体性内容的具体化显得不再重要，而且也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实体”本身的根本分歧变得不再重要。这样一来，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本体论基础的阐明就被疏忽和延宕了。因此，当卢卡奇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时，“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29)。
更加重要的是，当“总体”本身的本体论性质被模糊和空疏化时，“自我意识”的无限制扩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如果说这种情形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费希特哲学以及黑格尔以后的鲍威尔哲学中，那么，卢卡奇对无产阶级之自我意识的突出强调同样表现出这种主观主义的趋向。就此而言，卢卡奇后来的自我批评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诚实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概念——“实践”——被主观化了，它是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它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毋宁说更接近于一种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接近于一种费希特主义的行动主义。(30)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的实践概念固然可以是非常激进的和批判的，并且表现为对异化现实的坚决拒斥和不妥协(就此而言，卢卡奇从来没有像当时以及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总是战战兢兢地怀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但这种批判和不妥协由于其单纯的主观性，由于缺乏真正的现实基础而终将归于浪漫主义之空疏和虚弱的本质，就像我们在鲍威尔等“自由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末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
这样一种被主观化的实践概念不仅影响到对阶级意识的阐述，而且同对无产阶级本身的哲学理解密切相关。《历史与阶级意识》试图把《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构颠倒过来，从而声言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意识中成为历史上真正同一的“主体—客体”。但是，正如卢卡奇后来意识到的那样，这种同一的“主体—客体”决不比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构造(即绝对者)更真实，因为黑格尔“健全的现实感”只是使“同一”作为一种哲学要求出现，而从未以具体的方式表明它已被达成。“因此，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31)这样一来，卢卡奇过度夸张的实践概念便开始走向其反面，即“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这种直观与费尔巴哈两重性的直观具有类似的构造：一方面是高级的哲学直观，它把无产阶级设定为同一的主体—客体，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设定为无需中介的直接的革命行动;另一方面则是普通的直观，在这种直观中，正像工人群众常常把革命行动不是看作一种解放而是看成一种负担一样，他们在思想上实际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与阶级意识》未能真正克服这种矛盾，而只是在这两重性的直观中紧张地来回奔波。
问题的根本方面在于本体论的基础，在于如何真正阐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就突出地强调马克思学说的辩证法及其批判的和革命的方面而言，就立足于辩证法的能动本质而开展出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多重批判而言，《历史与阶级意识》不仅是功勋卓著的，而且其影响所被也是成果丰硕的;但是这部著作却仍然使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滞留于晦暗之中，确切些说，使之局限于主观性的偏至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是：如果说马克思的“实践”纲领对于其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具有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意义，那么，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还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都在这一根本之点上陷于混乱。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纲领和费尔巴哈的“实践”说辞完全混为一谈时，卢卡奇却构建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本体论上只是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处于外部对立之中;而且表明，马克思学说的本体论基础在上述两种对立的阐释方案中从中间“爆裂”了——它的一端立足于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而另一端则趋向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费希特因素”，就像黑格尔去世以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再度分裂一样。
在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卢卡奇很明确地意识到《历史与阶级意识》在理论上的某些弱点，而且也很明确地把这些弱点归咎于本体论基础上的缺陷。在该书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明确表示：由于对“经济”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由于偏仄地主张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致使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劳动”被遗忘了，致使“自然的本体论客观性”被祛除了。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与的主观意图相反，它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32)我们知道，卢卡奇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方面做了很多进一步的研究，并就此撰写了篇幅很大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其间所包含的问题并未最终解决。因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已变得极为必要——已成为开启思想的当务之急，那么，对这一辩证法之本体论基础的阐明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并理当成为我们重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历史与阶级意识》距离我们已将近一个世纪了，但它的思想影响至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照样发人深省。无论是这部书对辩证法研究的创见和优点，还是其偏颇与不足，都构成一份弥足珍贵的理论遗产。它把对现代世界的批判性意识有力地传承给我们，把深入阐说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敏锐观点和理论勇气积极地启示给我们，并且还把切中社会现实和把握当今时代的思想任务庄严地托付给我们。
注释：
①[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4页。
③[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④[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60-161页。
⑤[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4、55页。
⑥[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6页。
⑦参看同上书，第50页。
⑧同上书，第58页。
⑨参看[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5、300页。
⑩[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7页。
(11)参看同上书，第268页。
(12)同上书，第100页。
(13)参看[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8-59页。
(14)参看[法]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载《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1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7页。
(16)参看同上书，第16-17、19页。
(17)[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47页。
(19)同上书，第177页。
(20)同上书，第181-182页。
(21)参看同上书，第180-197页。
(22)同上书，第90页。
(2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95页。
(24)同上书，第107页。
(25)参看同上书，第349、354页。
(26)参看同上书，第401-402页。
(27)同上书，第127页。
(2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29页。
(2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页。
(30)参看同上书，第12-13页。
(31)同上书，第18页。
(3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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