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缺少了什么——纪念《资本论》发表150周年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 330013)

　　按语：该文曾经以“专论”形式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后收入《保卫资本论》，作为该著第一部分(“行动的语境：批判和建构统一形态”)第二章。《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是探索“事的科学”的学术专著。据此观之，对历史过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乃是进行“历史认识”的前提。这是任何解剖学的方法所达不到的，解决途径只有是马克思说的“我的辩证方法”意义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的实质内容是“历史过程研究”——历史研究和过程研究的统一。这样有可能把《资本论》之“保卫”和21世纪之“新资本论”进行巧妙地比较，充分彰显马克思《资本论》的时代影响力与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的具体优长。在这当中，我们也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时代引领作用。例如说，历史唯物主义既是批判的理论观，同时又必然是革命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地基上前进的，这个路线的得出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工作的结果。为了有效配合和支持马克思的人类史的研究，恩格斯一头扎进自然科学领域，经过艰苦卓越的工作努力，实现了对自然过程的“自觉认知”。这个方法论整体是用来实现“改变世界”的理论目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的‘新唯物主义’从认识论角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区别于把客体只是当作直观对象而构思出物质世界的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参阅鲁品越：《深层生存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人民出版社，2011，第42页)这种唯物主义是统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唯物主义”。从而实质是一种“历史过程分析”。如对于劳动而言，需要认识到，它同时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过程。这种内在联系的过程分析在商品生产体制下即定格为“二重性”视野的历史生产劳动(规定)。这些分析的规定性是《21世纪的资本》以及推崇中文版《21世纪资本论》的理论工们所不能明白，也不愿意接受的。他们自豪于“我从来没有真正读过《资本论》”，摆弄着他们自以为聪明、理性的“研究的狡黠”，执迷于现象学的认识构图。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要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基本定律”。它们被分割成认识解决各自不同问题的“会计公式”或者“经济指标”。它的意义是把“分配”重新拉回到经济学的中心位置，不足之处是缺少了“历史过程分析”。这导致皮凯蒂不认可“价值范畴”。它不可避免带来错乱和颠倒性认识。对其进行“拨乱反正”同时是建立“辩证叙述”的条件。

　　正文如下：

　　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

　　——皮凯蒂

　　每一本时代畅销书都毫不迟疑地给自己烙上时代印记。《21世纪资本论》作为洋洋大观的历史题材经济著作，以无以伦比的论述笔调和行文气势宣告着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合璧。其引发21世纪的热议，主题看来锁定在使收入分配重回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就这个意义项看，其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固有传统与研究领地。但说：“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眼里，本书是部经济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4页)这本书的成功日渐毋庸置疑，致使“责难”似显多余。并且，其立论仅针对于“库兹涅茨曲线”，是对“倒U形假说”的反动，使问题具有躲避性。可要说《21世纪资本论》是21世纪的“资本论”，人们借机可以遗忘掉《资本论》，固然是虚妄之语。其出现不在于诋毁或取消《资本论》，倒是相反，根本是彰显了它的价值性。因此摆在面前的任务诚然不是制造“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在于坚持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了的研究路径。从事实的规定中提炼出价格分配现象的分析，从而在马克思业已确立的工作地基上前进，难道不就是皮凯蒂作品的意志吗?“我从来没有真正读过《资本论》。”这种新古典式样的陈词滥调显示了皮凯蒂“研究的狡黠”。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皮凯蒂的一大贡献是立足长时段取舍历史数据，通过弥足珍贵的国民账户资料，从中取出可用指标，赋以“会计”、“统计”历史内涵，建立起用于分析收入分配的实战性指标体系。可见，从历史视角直接进到现象生活的做法会提供无比深刻工作效果，激活了历史数据，使它们一贯起来，以至于形成直观可比性，具有了工作逻辑。①客观地说，这是典型的历史比较分析。不足之处是缺乏过程的根基和分析规定的内置。②一些分析看起来连贯，实际缺少“历史过程”作为铺垫，这样导致数据的无根性，势必依赖了会计报表的工作语言和分析逻辑，过多地依赖解释性原则。例如，全书的重点集中于对单一指标体系即β(资本/收入比)的工作解释。这和的雄心——“它的唯一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通向未来的钥匙”(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6页)——是不相称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从时代要求看，根据《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研究与整理《21世纪资本论》，正是这个作品本身所提供出来的命题。这种研究价值在于重建21世纪的批判经济学，赋予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工作含义。这是对该作施行方法“纠偏手术”的根据和工作抓手。

　　过程分析之一：α→β→r

　　皮凯蒂的贡献是立足经济的现象域，以长时段统计数据序列为据取出反映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两个分析性的等式，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我们的分析顺其思路从“第一基本定律”(α = r × β)开始。

　　这是一个会计恒等式。依照皮凯蒂，“该等式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尽管皮凯蒂的说法有些夸张③，但其作为“定律”，确实从会计恒等式的定义域中获取，是“定义的定律”，即逻辑的理论公式。这一理论公式有何意义呢?要义在于：“该定律阐释了资本存量与资本收入流量之间的关系。”(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52-53页)其实，皮凯蒂最初想到这个定义式是为了从资本收入的国民收入占比(即α)的决定的分析中有效地引出资本/收入比的决定的分析，寻求其历史的均衡值。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实际上，资本收入比重的稳定性(假设这被证明是正确的)绝不会确保和谐：它反倒与极端的资本所有权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相伴相生。而且，与一些普遍的看法相反，资本收入比重的稳定性绝不意味着资本/收入比的稳定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很容易呈现不同的数值，特别是，资本所有权实质上存在国际不平衡。”(同上，第222页)皮凯蒂表述在第六章的分析，说明他希望用β的决定倒过来说明α的决定，以及说明与之相关的资本收益率(即r)的决定。与其说寻求β和r变化的相互关系(根据替代弹性状况的不同)，毋宁说他试图建立一个动态的标尺，即以β的历史动态演化数据为中心综合衡量α/r的变化：β和α同向变动、β和r反向变动。此处分析的一个恰当之处在于：同时打破了α和β“绝对固定”的想法，——无论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

　　任何的猜测均无济于事，让我们进行历史逻辑条件下的事实推理，从头开始分析。起点是α。皮凯蒂从反击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需要出发，认定α和β是非固定的数值，并且在长期内具相当的灵活性，这是基本正确的，经验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但要说α是随意变化的，甚至是社会波动的，没有任何规律可遵循，则一定是谬说。查明问题在于弄清问题的性质。α并不是一个定义的变量，而是一个历史生产方式的制度参数。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一阶级斗争的经济参量，依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状况，具有历史稳定值，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是“一定的”。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处理而言，α一定是分析的起点，在数值上可视为一小幅历史波动的变化区间。分析的要点是确定可能的上下限范围，于这一范围内规划出它的成长轨迹。因为这些工作本质上是对分配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进行系统研究和规范，在依据“历史对象”处理数据和建立模型的过程中，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例如战争，就需要予以删除④，或加以特殊考虑⑤，同时，也需要剔除经济危机的断裂地带(经济分析的非正常情况)。

　　特别地，皮凯蒂的分析指涉两种社会要素对抗模型，其理解上的逻辑锁钥落入马克思锁定的绝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分析区间。整体看，这是一剩余价值率的历史取值过程。在缺少形式维护的单纯靠延长工作日的绝对剩余的早期生产阶段上，剩余价值率是取值不稳定的、波动的，阶级斗争是直接性的，不是社会范围的，但是，力量的对抗仍使得它是社会确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方面使这种斗争常态化，另一方面巩固了斗争基础，使生产的阶级的斗争转化为生产的经济的斗争。这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是原始积累基础上的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再生产机制开始起作用的社会过程。剩余价值率是内生出来的变量，以至于被看作“固定的”，例如可取值100%。这一数据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进程中是“稳定的”，是在历史平均的意义上来说的，试图对阶级斗争关系进行平均趋势的描摹，但绝不排斥其在个别场合和个别国家的或高或低的现象。⑥因此，在抽象意义上，α可以视为一较为恒定的值，例如m´=100%的情况下，α = 50%。可见，m´的确定是发生在事件β背后的过程，而β恰恰是这种“确定”的历史显像，或准确说，担负了实现机制的功能。这是β权力体系建构起来的进程。具体地说，β是α通向r的中介，是权力体系自我实现的手段和途径。β是资本积累起来的权力。由于这个体系的成长和起作用，资本从本有到本己，逐步地有效实现自己的社会权力。于是，r被设定了，r是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是分配了的权力：r = α / β。但这不过意味着按照权力的规则，资本以存量摄入社会流量，一句话，资本实现自身运动。

　　α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分配率，意味着社会收入中的一定部分按照确定的意志归于资本。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制度体系的分配率，是按社会规则行事的系统性变量，因而有历史规律可遵循。可这样一来，才有条件探索它的实现的道路——机制和形式。这种联系即是《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所描绘的那种联系：社会剩余价值等于社会利润总额。基于上述意义，我们可以写出“定义恒等式”：

　　，或，或

　　尽管皮凯蒂含混使用各种的资本定义，但显然从公式中的第一形式和第三形式⑦的意义上来加以综合运用。即利用历史数据说明α和r的不固定性(其中，一为事物的本质，一为事物的现象)，以此引申出对于β的历史不固定性的深入讨论。总体看，α分解为β和r两个指标体系，是资本的“理性的狡计”。此外，只有坚持从生产层面，从而由价值角度看待社会收入的分割，才能彻底看清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因为社会阶级的国民收入份额根本地决定于生产过程中的“角色”，这一社会角色最终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各种比重。就分配谈分配，终归是无稽之谈。

　　过程分析之二：s→g→β

　　“这里的基本观点是，长期来看增长率的较小变动可能会给资本/收入比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在深入解释上述现象之前，还必须对若干概念和理论要点进行更准确的描述。”(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70-171页)

　　作为一条长期定律⑧，对于β的讨论，它的事实起点是g的发生和成长，这就是皮凯蒂指认的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假设任何“零生产率”，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说明的是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同步发展的社会现象，因此否定了皮凯蒂的说法：“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建立在长期生产率增长为零的严格假设之上。”(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0、28、172页)

　　马克思实际上也把资本积累视为是有条件的，同样是一种“有限积累”。这就是对g的内在形成机制的探索。用一个总公式表示(以γ代表资本积累率)，即：

　　g = γ × p´

　　马克思阐明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依然是解答皮凯蒂“困惑”的一把钥匙。皮凯蒂说，“马克思没有使用数学模型，而且他的文章并非总是清晰明朗，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要解读他的思想，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办法是考虑β = s / g这个动态规律及其增长率g为零或无限接近零的特殊情况。”可见，如果说二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则马克思不会像皮凯蒂一样依从西方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生产率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总和。⑨并且，由于马克思同样没有把储蓄率一般看作g的基本动因(因为这个指标并未考虑收入中v和m的区分，也没有和再生产策略一般地联系起来)，也就不会把储蓄率的提高或下降视作是g下降或接近零的主要原因。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增长与否直接原因在于p´这个指标(利润率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引擎)。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皮凯蒂关心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自然严重忽略这一点。抛开对于g的社会分析，皮凯蒂得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储蓄率s为正数……那么资本/收入比无限增加。更一般地说，如果g接近零，那么长期资本/收入比β = s / g会趋向无限大。而且如果β非常大，那么资本收益率r必然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于零，否则资本收入比重α = r × β最终会吞噬掉所有国民收入。”(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231-232、582页)

　　皮凯蒂明显地把越来越庞大的β视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恰恰是倒果为因了。其实，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历史进步之处在于，并不主要地依靠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主要地依靠积累率的社会存在性(资本家积累和持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完成对劳动者的统治，实现牢不可破的社会强制关系。这才是β保持增大了的水准的一个内在缘由。只是因为剩余价值率的相对稳定，而又由于资本积累的累积型增长，资本的社会价值构成注定趋高。这就是利润率的减低，它带来了现象上的低水平经济增长和高水准资本/收入比的并存。

　　这里面有一个不同表述的问题：积累率和储蓄率。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总条件而言，一定的积累率即是资本积累的“根据”⑾，而作为社会表象的储蓄率的行为则属于与上述根据匹配的“实存关系”。按照“理性的狡计”，储蓄率在作用机制上必然进一步分解，在表象的形态上就形成“g × β”的形式。因此，所谓正的储蓄率只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经济增长的枢纽性条件乃是p´这个关键性因素，即伴随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商品的社会生产价格配置资源的运动体制开始形成，分配关系不仅和生产关系接轨，同时和流通关系、交换关系接轨，一句话，经济增长状况一般地由p´的状况所调节。

　　从γ出发，p´决定着经济增长状况(本身又是资本构成不断高度化的社会发育的一个过程)，这就把公式“g = γ × p´”写作资本主义第二定律公式背后的实存的规定，即属于基本表象关系。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看，储蓄率无须视为能“异常变动”的数据，而应被看作能够“保持稳定”。一定的储蓄率⑿与促成越来越庞大的β的数值并不直接关联，后者的原因如上指出是低的经济增长水准，根本原因则在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我们亦不能否认就实质意义而言，一定水准的社会储蓄乃是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发挥作用的一般构成条件。

　　过程分析之三：r>g

　　这应当归属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总体推理。“r在长时期内都高于g，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21世纪资本论》的同时声明：“这里的阐述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事实，而并非作为逻辑上的必然。”(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62页)为什么呢?为了免除逻辑必然性?其实不然，乃是唯物史观论证基础的缺乏使然。他力图把“第二定律”看作是基础，以此说明第一定律的“定义状况”。所以他相反地谈到：“我的看法是r > g这一不等式应该被视作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而不是绝对的逻辑必然。它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一方面，经济增长率g结构性地偏低(一旦人口结构转换完成，国家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而创新步伐相当缓慢时，g的数值通常不高于1%);另一方面，资本收益率r取决于很多技术、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4%-5%的收益率(不管怎样都大大高于1%)。”(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70页)这种态度使其和历史内在进程的总体分析失之交臂，对象被作为自由散漫的过程集合体加以考量。解决困境的途径是克服因素分析的被赋以“神秘色彩”，建立现象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关系。

　　皮凯蒂试图把历史定律和历史规律严格区划开来。犹如他本人坦言：第二定律不同于“会计规律”，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经验规律。它仅用来解释“s = g × β”这种公式现象，从而说明一个较高水准的β和一个较低水准的g的历史均衡态共生的统计现象。这就使得逻辑的理论公式和历史的理论公式的一致性内涵遭到破坏，并从分析程序上予以工作脱节。

　　其实，如同第一定律的基本结构，第二定律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具有的一种趋势性现象和发展上的诉求。这说明了资产负债结构的历史形成——生产资本和社会资本共享利润，说明一个终极的现象：存量(结构)说到底由流量(结构)所堆砌而成。在这之中，皮凯蒂力图忽略“c + v + m”和“k + p”的逻辑关系，在排除v的条件下考察资本构成，就不能认可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尤其强调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历史预言，尽管这其中确实包含了有趣的直觉判断。”马克思是以“总剩余价值=总利润、总价值=总生产价格”为背景性的约束条件来考察分配关系的社会成长的，但皮凯蒂整体地忽略这一点，而努力隔开p´和r的分析，使后者独立化。他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利润率’，我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收益率’，由于利润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的资本所带来的收益，同时‘利润率’这个概念经常被含混不清地使用……”他的声明表明他只愿意在现象领域考察利润率问题：“无论如何，资本收益率衡量了一年内资本以任何法律形式(利润、租金、分红、利息、版税、资本利得等)带来的收益，以占投入资本价值的百分比来表示。因此，资本收益率的含义要比‘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含义更广，实际上它包含了以上两者。”(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53、607页)

　　皮凯蒂的声明表示他希望用一般利润率的表象形态来直接代替其本体形式的工作过程，这样，他就不屑于考察利润率的发生，以及把利润率的发生和利润率的表象相区别。既然在第一定律中，“利润率”(资本收益率)一般地被视为和资本/收入比现象并立，那么在第二定律中，就没有必要深入探询它的发生来源了，这造成《21世纪资本论》对于g的分析总体上采取“自然主义”态度，而把“低增长”的制度的罪魁祸首归结于“反作用”因素。“从全球来看，在21世纪，资本/收入比完全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这一水平。储蓄率现在约为10%，如果增长率长期保持在每年约1.5%的水平，全球资本存量会增加至6-7年的收入水平。如果增长率降至1%，资本存量会升至10年的国民收入之高。”(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236-237页)

　　从本质上看，p´是趋向下降的，因为它的定义式是：，或者写为形式，c´为资本有机构成。从现象领域看，r不见得是趋向下降的，乃是一总体稳定并趋于下降的数值，取决于β和r的“此消彼长”，因为它的定义式是：α / β。二者是关联着的。这表现为m´历史确定和c´提高过程的同步，而在外表上显示出社会积累结构体系的庞大化和发展，对应一个缓慢的、动态复杂化的“资本收益率”变化轨迹。这是从现象学的工作观察上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我们发现，资本收入比重α的总体演进过程与资本/收入比β一样，都是一条U形曲线，虽然这个U的深度不太明显。换言之，资本收益率r好像平缓了资本数量β的演变过程：β较低的时期，r就较高，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204页)

　　r的历史下降趋势归根结底由p´趋向下降规律决定，但由β所中介，而β的工作含义中又内含了低速增长的命题思想。β是整个指标体系的理解枢纽。这样，我们才能整体说明r > g(所谓资本主义第三定律)是什么含义。取皮凯蒂和马克思的共同说法，积累的机制条件可概括为：(1)社会经济增长率大于0，这是一历史发生学支配过程;(2)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这是一系统发生学支配过程;(3)刨掉可变资本的社会物质和金融资本的收益率，最终会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是一现象发生学支配过程。第一个条件是说再生产的可持续性，支持了第一定律;第二个条件是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强行调整过程，支持了第二定律;第三个条件则说明了资本社会强权的永久性，所谓的“拚搏”不如“拚爹”支持了第三定律。再生产的条件和形式→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形式→社会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总合起来即构成资本再分配的规律性现象，所谓“拚爹资本主义”说法的由来与根据。r > g显像在现象领域，伴随着资本再分配社会规律的发挥作用而发生。统一机制条件可以写作：，或

　　左边形式的经济含义是很明显的，即s不超过α的数值水平。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对资本系统而言，积累总归是资本的积累，所以完成在资本收入占比的限度之内。这是一个长期化的现象约束条件，也是资本主义摆脱不了的一个“盲目现象”。右边形式补充了发生学过程分析，恢复了“系统性原貌”。具体含义包括：(1)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根据是利润率下降，进而深度地引发一般收益率下降，从而不可能存在伴随有利润率持续上涨现象的社会再生产体式，但不妨碍资本乘机扩大地盘，巩固自己的社会势力;(2)现象域内的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在数值水平方面原则上并不直接关联，但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乃是经济增长率趋低的最终根据，这是非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实质性虚弱的表现;(3)历史现象的经济增长率水准是受“规律”规制的水准，即在0和r之间的范围浮动。这意味着什么呢?乃是伴随资本构成变迁的增长，乃资本的经济增长率也。“累积增长定律在本质上等同于累积收益定律。累积收益定律的含义是几个百分点的年收益率经过数十年的叠加，会自动引起原始资本数额的巨幅增长……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77页)这种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一个逐渐庞大起来、稳固起来的β体系的发挥作用)本质上是无法改良的，走剥夺“剥夺者”的道路仍然无可避免。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进行剩余价值生产，我们可以为之安排两个分析性指标：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积累率。稳定化的剩余价值率的现象特征就是α的获得，背后过程自然是工人阶级围绕工作日和提高工资水平的斗争;资本积累率的现象特征是s的存在，这是扩大再生产的启动条件。因此，《21世纪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现象特征的讨论。

　　《21世纪资本论》以观点的尖锐性以及有分量的主题研究，完全有资格跻身本世纪以来最为伟大的著作行列，堪称经济学作品中的一个“极品”，尽管工作性质可圈可点。包括以下内容：(1)对会计报表数据处理的可取与不足，(2)对历史对象的把握与未把握，以及(3)解释性规则的是否有效，等等。这些问题说明其现象学工作特征：从“确定的”历史对象中提取有关于这个对象总体性质的数据用于社会现象分析，是该书最有价值之处。不足是在历史典型比较之外，未建立有逻辑足够强大的合理的历史过程分析，“历史+事实”的工作流程所强化者，仍然是“实证主义”。所以尽管关切历史议题，但生产与分配工作一体等诸问题，并不会引起《21世纪资本论》的应有重视。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与《资本论》有关的方法论或逻辑问题。皮凯蒂在许多场合公开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意，同时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与之区别开来。但是，这些“言语”不足以作为评价他和马克思之间工作关系的凭据。分配和生产本身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高度关联着。为此，我们认为从《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关联的“逻辑实质”(例如，价值转化)这一特殊角度提出看法，更加能够彰显该种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价值与不足。

　　总而言之，其方法上的可质疑性仍然在于对“价值范畴”的删除。对《21世纪资本论》的近乎散漫化的“点评”没有冲淡本书的主题。该书的长处首要在于现实指向性。皮凯蒂揭示资本收入一直远超劳动收入的历史趋势的分析性现象，一举粉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动达到均衡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神话。既然如此，其理论指向性同样值得关注，如上面提到的对于价值转化问题(总计二等式成立)的事实指涉。⒀这些当然亦是《保卫资本论》的关切之处，所以尽可能地提供全方位、多视野的考察殊为必要。并且，该书至少已经有意或无意地保持了和《资本论》进行工作对照，而能做到结论上的一定程度的正确性。瑕不掩瑜，这种科学探索精神无疑是从“经济学内部”传出来的一缕曙光，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让我们为阅读《保卫资本论》的读者提取该书中最富有启迪意义的皮凯蒂语录：

　　我不喜欢“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这一表述，为其中的极端傲慢感到震惊，这是因为它暗示经济学获得了比其他社会科学更高的科学地位。我更喜欢“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表述，它可能显得有些过时，不过在我看来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根据其所谓的科学方法来自我定义。实际上，那些方法往往过度使用数学模型，它们常常不过是一个借口，为的仅仅是占领研究领域以及掩盖内容的空虚……今天的经济学家对基于可控实验的实证方法充满热忱……新方法经常导致研究者忽视历史，也认识不到历史经验仍然是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我们从历史(尤其20世纪的研究)中得到的不完全的经验和教训，具有无法估量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可控实验永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要想学以致用，经济学家必须首先学会在方法论选择上更加务实，要利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从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紧密地合作。(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592-593页)

　　【本章附识】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他不赞成《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论断，更不赞成《资本论》为此所做出的科学结论。不过他的资本研究是非常独特和富有时代感的。综合本章的论述，毋宁说，皮凯蒂是通往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就理论渊源而论，皮凯蒂的论说整体上的确非常接近于法国调节学派，这使其在忽略资本主义内部体系的矛盾分析的同时，仍旧以极大理论热情关注了客体研究体系的资本主义结构——尤其不平等结构的问题。这些关注是大国治理的有益元素。作为延伸的一个讨论，我们特别强调指出：皮凯蒂在对“时间过程”严重漠视的同时，却巧遇了空间的“有机哲学”(把世界过程看作事件之流)。此种理论研究的不自觉性正是皮凯蒂对马克思误解的根源所在，导致了“小资产者的偏见”。于是沿着理论自觉之路径，贯彻“事物即生成”思考方式，资本利润必然被视为相互作用的“过程单元”，被作为整体表述的状态来予以考察。从而必然认识到，“利润率下降”事件驱使资本加深了对于自然力的社会汲取，驱使资本的现代殖民性形成(以各种形态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渗透)，并诱导实体生产的加速资本化、虚拟化，产生向虚拟经济整体转化的不竭动力。皮凯蒂根本忽视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性质差异，是由其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

　　【历史寄怀之二·望岳(登泰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注释：

　　①一种有价值性的观点认为：对象=事实的规定，研究对象=历史+事实的规定。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室把对象建立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则在历史的进程中把对象建立为研究对象。

　　②上述观点首先可能遭到康德的责难：事实的真理并不在显露出来的事实本身，物自体是落入在先验领域内的，例如感性的直观(它形成杂多)、先验的想象力(它形成表象)、统觉的能力(它形成感觉的统一)均是“天生的能力”(时间和空间的继承禀赋)，这些元素均可能构成“纯粹理性”的来源。所以，对象并非就是事实。其次，说“历史+事实”构成研究对象，仍然是试图建立事物间的外部联系，对统一事实的内部过程的研究尚且付之阙如。这里亦有必要举出新科学实证主义(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做法：第一层次是把握内在的对象;第二层次是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层次是研究对象的动态化。似乎是一种周延的考虑，但如此“综合”，仍然是自作聪明的研究方案，目的是“掩人耳目”，设计意图在于把对象科学逻辑化罢了。因此无论是把对象直接当作“事实”，或是作为“对象有机体”，均免不了严重地倚靠历史比较分析，把“比较的本身”当作救命稻草。归纳起来说，其中的真正的要点在于：是否切实区分了对象和研究对象，以及是否在规定上以此为基础把对象提升为研究对象。反过来说，此是对象能够被正确把握住的路径，舍此别无他途。

　　③令人惊讶的是《21世纪资本论》的这些言论：“我们可以认为上述定律同样适用于奴隶资本……归根到底，这种计算很明显只有在奴隶社会才有意义，人力资本在市场上出售是永久性的和不可反悔的。某些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近期的‘国家财富’系列报告的在内，曾用劳动收入资本化的办法来计算‘人力资本’的总价值，年收益率采取的是较为主观的标准(4%-5%)。这些报告得出的令人吃惊的结论是，人力资本已经是21世纪多姿多彩世界中的主要资本形式。在现实中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可能在18世纪同样成立。因为无论何时总有超过一半的国民收入是归劳动者得到，而我们在对劳动收入进行资本化计算时采取的是与资本收益率相同或接近的收益率，因此从定义中就能知道，人力资本的价值肯定高于其他资本形式之和。对此根本没有必要惊讶，甚至也无须借助资本化的理论假设来得到这个结论，光比较一下流量就很清楚了。”(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64-166页)

　　④因此，“如果放眼1910-2010年或1870-2010年的整个时期，我们会发现资本/收入比在全球的变化可以很好地由第二定律来解释：β = s / g。尤其是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在长期始终高于美国，这与两个地区在过去这个世纪的储蓄率，特别是增长率上的差异完全一致。”(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91页)

　　⑤例如，“18、19世纪直至‘一战’前夕，财富极端集中的状况一直是整个欧洲而不单单是法国的现象。”而“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财政和政治冲击对资本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战争本身。”“总而言之，关键的事实在于美国在20世纪的资本/收入比相对于欧洲国家稳定得多，这或许是美国人比欧洲人对于资本主义更亲近的原因。”(参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49、156、352页)

　　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成长过程中，剩余价值率是稳定后阶段提高的。我们在《保卫资本论》第十七章“金融工厂”的讨论中，明确了金融资本对于该种数值水准的实质性影响，视剩余价值率的普遍提高现象为资本主义金融控制和虚拟资本运作在微观生产体系中的坐实。

　　⑦我们用大写字母Y、K表示收入和资本，并试图用会计意义的社会经济利润(剩余价值总额)与Y对应，是尽可能地表达皮凯蒂的原意。即国民收入来自会计账户的汇总，而资本则广义地是在市场上能实现所有权交换的所有非人力资本形式的资产——现实资本+虚拟资本(这个“Capital”显然不是指《资本论》中的“资本”，而是一个无限接近“资产”的概念)。通俗地说，皮凯蒂意义的社会总资本是包括不动产、企业库存、设备、基础设施、银行账户、专利以及有价证券在内的诸种形式的资产的会计总和(即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总之，是一“国民财富总值”(国民资本)之笼统概念。

　　⑧皮凯蒂言明：“只有当资产价格的变化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大体相同时，第二定律才成立。如果房地产或股票价格涨速快于其他价格，那么即使没有任何新增储蓄，β(国民资本的市场价值与国民收入年流量之比)也能达到很高水平。”

　　⑨皮凯蒂实际上认为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唯一的“自然存在”。皮凯蒂也只是为了这种自然主义情结，而轻率地断定：“马克思隐含地假设了人口和生产率零增长。”且又自相矛盾和天真地认为——他认为这是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家积累越来越多资本这一无限欲望的最终结果，而这最后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

　　⑩就像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数据提取限于物质产业领域，这个指标实际只与实体经济有关，且落在与产业资本直接相关的社会资本的计算范围之内。这和皮凯蒂使用一个极为宽泛的、一般意义的收益率的概念显著不同。后者适合各种资本，是从各种分布的资本形式中，从其现象波动中努力提取出来的一个单一数值的代表性水平。

　　⑾积累体现为剩余价值再投入生产，最终呈现为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分析不会排除那种投入规模不变，而资本构成结构发生变动的资本积累情形，因为它同样会导致社会生产规模的增大。

　　⑿s是社会数据，由社会积累率决定。

　　⒀如果以收入分配关系为对象，《21世纪资本论》自觉追问收入不平等的“如何来”“为什么”，最后集中说明其“是什么”，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研究总体上落入生产关系对象的范围之内，属于对如何研究生产关系的一个有益探索。让我们回忆一下《资本论》的构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最后一者包括了实在史和思想史的两方面内容)。如果我们把“W = c + v + m”视为生产关系，第一卷是关于这个公式的“如何来”研究(第一定律落入的领域)，第二卷是关于这个公式的“为什么”研究(第二定律落入的领域)，第三卷是关于这个公式的“是什么”研究(第三定律落入的领域)。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和“死”已经写就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的历史特质，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运行(W = c + v + m的社会存在方式和形式)是实现这个特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运行是具体化这个特质。无疑，皮凯蒂的研究线路与之是有默契的。

　　载《保卫资本论》2017修订版P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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