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资本之于民主的关系是比较民主研究的传统议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当前资本主义民主危机的讨论使得这一议题重新兴起。综观既有文献，可以把资本之于民主的关系概括为三种竞争性观点：一是和谐论，主张现代民主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二是条件论，强调资本促进还是反对民主取决于资本与民主相互适应已达成妥协的能力，并受到多重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境的影响，是政治主体行为博弈的结果;三是冲突论，认为资本与民主虽然存在“偶然和谐”，但实质上存在本质矛盾，资本逻辑的扩展与侵蚀是导致民主衰落的根本原因。系统梳理和分析资本对民主的复杂影响，是破除西方民主话语模式的需要，也可以为我们发展适合本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民主提供理论支持。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主宰了西方世界关于资本与民主关系的理解。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双重扩展，人们由此认为资本与民主是一对孪生物，民主的转型与巩固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基础条件。但是，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曲折经历却表明，资本与民主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资本既可以选择与民主政体结盟又可能拥护威权体制以压制民主力量的发展，这取决于社会阶级力量博弈的诸种条件。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危机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在逐渐兴起的“民主衰退”研究热潮中，一些西方学者重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解剖了资本与民主的深层次矛盾关系，将“民主衰退”归因于资本逻辑之于政治的支配关系。显然，关于资本如何影响民主的认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它与民主政治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也为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
一、资本与民主的“和谐论”叙事
在现代化理论的叙事模式中，作为经济因素的资本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一直被视为两种互补的体系。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前，民主的名声并不好，它被看做是一种不良的、需要提防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民主重新进行了理论改造，使它既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逻辑相适应，又能够保证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民主从而摆脱了长达千年的恶名，成为现代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基本价值来源。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从近代民主的发生学出发，论证了民主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性。更为重要的是，受到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传统的长期浸透，这种认识逐渐内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印象。正如迪特里希·瑞彻迈耶等人所言：“资本主义与民主携手并进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的确，在西方政治话语中，这可谓老生常谈。报章评论和政治公告经常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即相互竞争中由资本利益所驱动的经济发展，也会带来政治自由和对政府事务的民主参与。事实上，民主和资本主义经常被视为几近一回事。”针对这种社会印象，我们需要结合历史和民主理论的演进来理解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
1942年，二战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遭受生死考验，民主的未来也晦暗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熊彼特在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了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中出现。”而在谈到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时，熊彼特明确指出：“历史清楚地证实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现代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和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而从民主实践上看，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在我们竞争领导权理论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主持了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过程，资产阶级利用这个过程重新塑造它占优势前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并依照自己的观点加以合理地改造。民主方法是这场重建工作的政治工具。我们知道，民主方法也在某些非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运用，而且运用得特别好。但现代的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成功地运用民主的方法缩减了公民政治决定的范围，限制了国家权力，结果就是确保了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把民主改造为与资产阶级精神相契合的政治工具。
与熊彼特历史地考察民主观念不同，同时期的哈耶克等人则从自发秩序理念出发论证了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哈耶克认为，社会民主只能产生于一个高度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面对各种针对资本垄断的指责，哈耶克坚持认为，资本垄断只是一个“小问题”，对公民自由和民主只造成轻微阻碍。与此相比，国家干预会对民主形成更为严重的威胁，因为干预破坏了社会民主的前提——经济自由。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是一致的，而且政治民主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自由。在这一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明确指出：“多元民主制毫无例外都是存在于市场体制之中，并且以企业制度为基础。……两者有共同的根源，即立宪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拉多斯拉夫·塞卢奇接受了“哈耶克-弗里德曼假说”，指出：“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外，我们还不知道普遍的政治自由在何时何地曾存在过。”约翰·齐泽克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是民主的朋友，自由宪政体制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背景下才能得以兴起。”显然，自由主义试图阐释并传递一种观念，即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自由民主制，这就意味着资本与民主在本性上具有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政治学研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实证化。受此影响，那种基于价值判断而展开的关于资本与民主关系的总体性研究已经无法与政治学科学化的趋势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与民主关系的研究议题不断分化、细化，诸多研究从探讨民主制度得以产生和维系的经济条件入手，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社会结构分析等多种研究范式，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之于民主的促进关系。与熊彼特、哈耶克等人明确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同，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为了避免价值偏向的嫌疑，进行了叙事模式上的升级，借用“市场”、“发展”、“现代化”(与“资本”相比，这些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淡)与民主关系的研究，强化了背后隐藏的、实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神话”。
关于现代化与民主的关系，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瓦尔特·罗斯托在其1958年的作品中指出：“如果整个社会向现代化推进，最开始的弱势集团很可能随着识字率、高等教育、政治上的成熟、媒体的使用以及组织恐怖主义和游击战活动的能力而上升。弱势集团的上升很可能要快于统治集团，因为前者可以吸收利用较先进集团已经掌握的技术储备。”根据罗斯托的理解，现代化导致迈克尔·曼意义上的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增长，即弱势集团获得更多的有效制约强势集团的资源和手段，并由此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平等化，这就为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准备条件。罗伯特·达尔也认为，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体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着密切关系。简单来说，人均国民总值和其他与人均国民总值有关的“现代化”越高，多头政体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其随后的著作中，达尔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民主现在而且一直都是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即使今天，每一个由多头政体治理的国家里，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都是‘私有的’。相反，在生产资料主要国有或者(如南斯拉夫宪法一样)‘社会’所有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多头政体治理的。”
无独有偶，几乎与罗斯托同时，政治学家西摩·李普塞特在1959年提出了著名的“乐观方程式”，认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李普塞特假说”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随后，一大批定量研究论文以检验李普塞特的民主的“经济门槛论”为问题意识展开研究。在这些作品中，虽然李普塞特的观点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大多数学者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李普塞特的结论。罗伯特·杰克曼、肯尼斯·波伦、罗伯特·巴罗、达龙·阿塞莫格鲁等人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李普塞特的观点，使得强调现代化与民主正向关联的现代化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这些理论主张的核心在于论证民主制度离不开资本主义，或曰经济的发展。因为，一方面，现代化理论指出，民主化的基础动力在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因素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抽象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相联系，内在地认为“经济现代化的一般趋势就是以企业家阶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业以及后来的个人发展。……这种取向不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逐步扩展为对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新的、广阔的政治框架和标准的要求”。为此，体现自由主义价值内核的资本与民主和谐论通过现代化理论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来，试图强化这一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性和说服力。
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还从比较历史研究的维度论证了资本发展对于民主化的积极作用。历史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是这一研究路径的鼻祖，他在1966年的一项关于政治道路形成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19 世界第一波民主化国家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功地支配农村农业部门，使之产生资本主义化的演变，并以此实现了社会阶级结构变迁的民主化。简言之，即“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作为摩尔传统的现代版本，瑞彻迈耶等人运用三组广泛的历史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岛国家——检验了摩尔的结论，他们指出，虽然工人阶级也经常扮演着亲民主的角色，但是民主制度的形成主要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功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两种结构性效应：一是它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其他从属阶级的力量，削弱了大地主的力量;二是它导致资产阶级权力的提高，资产阶级的首要经济利益，就在于建立和确保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基础。
综上所述，现代化理论从研究民主制度形成的经济条件出发，将民主制度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需求和必然产物，构建了自由主义本质的民主理论大厦。这种“民主资本主义”理念论证了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并逐步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哲学，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机制演化为政治学“常识”。但是，这一理论所立基的历史经验是狭隘的，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正如亨廷顿所言：“他们主要关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正因为如此，资本与民主的“和谐论”既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曲折经历，也无法为我们理解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西方民主危机提供答案。
二、资本与民主关系的“条件论”：民主转型的复杂过程
资本一定会支持民主吗?澳大利亚政治学者约翰·基恩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西方民主理论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论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即试图寻找走向民主以及使民主巩固的某种内在规律，似乎这些统计性和比较性的知识可以严格地应用到其他任何地方建造和改善民主制度。但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即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永远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出生、发育和毁灭的。“不论民主以何种形式生存或发展，都取决于各种具体的不确定性：特定环境下不可预见的作用力、谨慎的计算、灵机一动的决定，还有就是永远也不要低估的、结果不可预料本身所产生的变幻无常的影响力。”基恩的这种认识事实上正好应和了现代化理论所遭受的范式诘问，即现代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产物，是“关于特定选择得以发生的限制条件的研究”，忽视了历史情境、政治主体的选择以及国家与社会的深切互动对于政治转型的影响。在民主化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在事后解释为什么某个政权‘不得不’垮台，却没有在事先这样预测——各种关于东欧的著作也说明了这一点。社会科学并不长于整理出深藏着的结构原因与促发条件。根据结构条件作出的解释在事后看是很让人满意的，在事前却是无用的”。
伴随着对于结构主义的民主转型范式的反思，现代化理论所隐含的基本结论——民主转型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变迁——也遭受质疑。吉列尔莫·奥唐奈和菲利普·施密特将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引入到民主转型研究中，强调不同阶级精英基于多种情境所产生的行为互动过程对于转型结果的影响。他们借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民主的实现实际上是不同阶级在利益博弈基础上的妥协过程。“重要的是，在转型期间，不同阶级之间必须达成某种妥协，一方面向资产阶级保证他们的财产权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威胁，另一方面向工人与其他受薪阶级保证他们对薪资与社会正义的要求终究会满足。”胡安·林茨和阿图罗·巴伦苏埃拉同样认为，经济结构的变迁并不构成民主制度形成的充分条件，决定民主是否稳定的关键在于政治精英能否在相互冲突中学会如何进行广泛的磋商以达成协定，以及构建宪政框架。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的生成并不取决于资本所有者的阶级结构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一种阶级博弈达到均衡的状态。
从行为者中心范式出发，民主理论家提出了与现代化理论不一样的相关解释和基本结论。根据普热沃尔斯基的研究，二战之后资本主义民主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阶级妥协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坚固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资产阶级面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压力，感觉到必须要让渡足够多的经济利益，这就为政府干预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追求分配公平的社会民主党也意识到保留生产工具的私有权，与资本家合作而不是完全抵制它，也有利于雇佣劳动者经济基础的扩大，因为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条件下，资本家的利润被预期为被保存、投资和转化为生产能力，并且有一部分是作为收益分配给其他群体。另外，资本主义危机对雇佣劳动也是一种威胁，因为经济危机的负担必然会落到劳动者身上。所以，普热沃尔斯基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与私人资本的基本妥协，是促进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前提条件。
不难发现，行动者中心范式的优势在于动态地展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相互调适的基本过程，从而打破了结构主义预设结论的范式局限性。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情境下，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达成妥协的能力和意愿存在明显差异，这就使得资本与民主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关系模式。对于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和世界战争的重大挫败之后，为着资本主义的复苏必须要借助社会民主的力量化解紧张的阶级关系。而社会民主也认识到，通过选举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一传统的阶级斗争策略已经在政治上行不通，而且还要承受严重经济后果，因此一种可选择的策略就是放弃全面抵制资本主义，通过支持资本主义民主来改善利益福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妥协并不是稳定的，达成这种妥协的条件是多种因素相互支持的结果。詹姆斯·奥康奈就指出，资本主义通过福利国家来化解工人阶级的不满，长期来看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过渡状态，因为这种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难以克服国家财政危机的困扰，从而也无法消解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
在后发展的转型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达成和解的条件被经验证明是奢侈的。阿塞莫格鲁等人运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将民主政治的参与者简约地划分为两大阶级：一是资本权力的拥有者，即权贵阶层;二是与此相反的民众阶层，并以此建立了民主制度得以转型和维持的数理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权贵与民众围绕民主制度下潜在的利益偏好展开政治博弈，民主则直接取决于政治博弈的结果。这些模型清楚地描绘了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根据阿塞莫格鲁等人的一般假设，民众对民主的偏好要比权贵对民主的偏好更加强烈，因为民主的多数决策规则赋予了民众通过平民主义策略改善福利的机会，而资本权贵则担心利益受到民主的再分配政治的剥夺。所以，在典型状态下，民众要求民主而资本权贵抵制民主。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与民主的关系是确定的，因为资本选择还是反对民主还取决于影响阶级政治博弈的多重因素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认为，在经济不平等程度非常严重的国家很难出现民主的转机，这主要是因为任何力求缓解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公共政策都会损害权贵资本者的利益，这会导致权贵资本者寻求专制权力的庇护来阻止民主。因此，只有在经济不平等并不太严重的社会，底层群众要求民主的意愿能够确保权贵资本者接受时，权贵资本者才会选择与民主结盟，因为后者判断专制权力对其财产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再分配压力，而且民主制度作出了对于权贵资本者财产权保护的承诺。彼得·罗森道夫就发现，1994年后南非的民主化之所以成为现实，主要是由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得到缓解之后使得民主对于权贵的威胁下降，权贵才接受了民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平等的社会更容易出现民主。在这种社会中，由于民众可以从生产性经济资源以及经济增长中获益，这就弥补了民众的再分配需求，使得权贵面临的民主政治的再分配压力降低，这时候非民主的政治能够在权贵和民众所共同承受的范围内维系下去。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经济不平等与民主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在经济不平等非常严重和不严重的国家，权贵资本向社会民主的妥协可能性都很小，而在经济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权贵资本不得不对民众的再分配需求作出正式回应，而且在民主许诺了财产保护的预期下，权贵资本意识到与民主政治相适应才是最优选择。
另一类观点认为，资本是否支持民主取决于资本的特定类型。卡莱斯·鲍什认为要素的流动性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关联，资本应对再分配压力的能力受到资本类型的限制。具体来说，当一个社会的资本类型以流动性差的资本(如土地、矿产、种植园等)为主时，资本将面临被课以重税的情况，这时资本将强烈反对民主而倾向于直接掌控国家。如果一个社会的主导资本类型流动性强，那么资本可以通过资本的外逃来抵制重税，并且迫使选民接受更低的税率，这时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掌控国家的成本要高于自己缴纳的税负，资本家对民主制的反抗继而消失。也就是说，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有助于民主制的实现。在这里，鲍什为“第一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这些国家民主制得以巩固的经济动因主要是源于工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对于土地资本的替代。而在那些依赖流动性差的资本类型的国家(如海湾国家)，资本就会表现出与民主的对抗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使得资本自由选择市场的能力空前提高，贸易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一国范围内(最终是世界范围内)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外向性程度的提高有益于经济增长。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一定有益于民主的发展。已经有充分的经验表明，资本的全球流动改变了某些国家资本所有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经济地位，“在富国，那些受到良好教育、拥有金融和物质财产的人更有能力进入资本市场，所以他们有更强的动机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中获取利益;而在拉美国家，低工资、无技术的劳工聚集在城市地带，至少从短期来看，他们从开放经济中获益很少”。这种资本赋权的偏向性使得劳工群体在与资方谈判时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且政府对于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依赖迫使它因恐惧资本外流而偏袒资方，这就导致了资本权力的上升及其对于民主的压制。也就是说，虽然在民主政治的决策结构中，民众依靠多数获得了设置公共议程的权利，但是由于各种资本所施加于国家的强制性因素的存在，导致国家无法迎合民众的民主意愿，从而带来了国家再分配能力的下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行动者中心主义范式将阶级分析和政治博弈论纳入政治过程中，消解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关于资本与民主关系的和谐论叙事。它详细描述了资本与民主之间相互适应、彼此调试的条件性机制，动态地展示了资本民主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范式虽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与民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过程论视角，但是却将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矛盾化约为达成制度均衡之前的一种过渡状态，实际上低估或忽视了现实资本主义民主困境的严重性。
三、危机中的民主：资本与民主的冲突关系
近年来，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政治逻辑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在西方学界得以复兴。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认为，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经济危机的产生与后果，这场危机实际上是一场资本主义民主危机，不仅显现了政府放松管制背景下金融自由化的危险性，而且演化为一种政治衰败——政府的无能以及政治结构内在的低效、分裂与冲突。资本主义民主非但无法抵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而还是这场危机的一部分，这内在地体现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深层次矛盾。
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系统性地批驳了所谓资本与民主关系的“和谐论”观点。他们认为，“民主的资本主义”貌似是一套和谐的和彼此支持的制度，但是资本与民主在本性上遵循相互冲突的规则，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是无法兼容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强调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而民主则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两者的优先性。资本的逻辑决定谋利成为经济活动的自觉追求，继而主张政治领域的最小干预或者运用政治机制为谋利行为服务;公民权的发展取决于民主制的进展，时刻面临着来自资本的强制性威胁，并希望通过民主制度建构起防范资本强权的保护机制。因此，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共存共生只是形式上的表现，这种“偶然的和谐”之所以能够出现有赖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特定制度的调整：洛克调整在政治上排斥无财产的生产者，杰佛逊调整向生产者许以财产，麦迪逊调整分裂生产者，而凯恩斯调整消化无权力的工资和工薪工人阶级。英国学者约翰·格雷认为，“民主和自由市场是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民主资本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到处呼喊的战斗口号，它指明(或掩盖)一种有深刻疑难问题的关系。与自由市场共存的通常不是稳定的民主政府，而是经济无保障的多变的政策。”在格雷看来，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要求建立自由市场机制，而社会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则是短暂的。在此，格雷还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格雷欣法则”，即社会民主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矫正试图构建一种优等资本主义，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它最终会被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劣等资本主义所驱逐。
早在1982年新自由主义强风正劲之时，林德布罗姆就指出了自由市场与民主机制的内在冲突。他强调，自由市场和民主制是社会的两大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和谐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种冲突，人类还没有足够的方案。一方面，民主国家几乎都实行和依赖市场制;另一方面，市场制却在损害民主，因为市场禁锢着公共机构与决策，没有一个市场社会实现完全的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吊诡之处。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长期考察中指出，战后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经济中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机制化了的分配机制：市场公正和社会公正，前者由市场来决定，并且通过价格表达出来;后者则是在政治过程中由权力和动员相权衡，并且在形式化的或非正式的机构中得以表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公正一直试图修正社会公正，它一方面向国家设置了可征税收的界限，另一方面不断向国家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最终导致国家这只“野兽”因严重负债而被饿死。在施特雷克看来，危机就是资本主义报复国家的民主化倾向的方式，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国家被驯化为受资本支配的政治机器。所以，施特雷克指责那些乐观主义观点“忽视了资本主义非常局限的、几乎只在严格和有效管制下才有的民主兼容性。因此结构性的、意识形态上的民主失败以这样的方式集中体现出来。其结果在2008年以来尤为明显”。在另一篇文章中，施特雷克指出，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隐含了遏制民主的基因：从20 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到80年代公共财政赤字的增长，再到90年代及至21 世纪的金融去管制化政策。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金融去管制化并不仅仅是经济运行的内容，而且是一种暂时满足社会公正的民主需求和资本利润的经济需求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民主国家的再分配冲突也从劳动市场、劳资关系领域，发展到家庭信贷领域，最后演化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斗争。在此过程中，资本越来越远离民众意愿的制约，成为不可控的东西。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政治经济风险空前提高，这将对构成民主政治之条件的社会融合和发达市场经济所依赖的体制融洽产生威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断通过变幻经济策略来维护社会民主的幻象，但每次升级变幻都加重了维持民主幻象的成本，都使得下一步的维持更为自由主义化。
近30年来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表现，揭露了资本与民主是如何试图按照相反的方向发展而展开竞争的。根据新自由主义复兴经济的方案，民主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的增长将为民主的巩固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正如斯迪芬·海哥德和罗伯特·考夫曼所言，“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民主体制公然倒退的可能性。”“人们对民主政府处理经济问题效能的信心普遍下降，对危机的权威解决方案的诉求增加，不仅在精英间是如此，在一般公民间也是如此。”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试图说服民众，经济糟糕的原因在于各种歪曲市场机制的机构与政策遏制了资本活力，而民众的生活水准会随着资本利益的增长而“涓滴”式改善。现在来看，这种论调遭受普遍质疑。新自由主义拆散了福利国家，民主的再分配能力受到限制，民众的福祉大幅下降。离开了公民权利的改善，民主的实质内容也被掏空。关于这一点，鲁伊斯·佩雷拉等人早就言明：“只要民主政府遵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结果必定是经济上的滞胀、贫困人口的增加、政治上的不满以及衰弱的民主体制。”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的前两次危机都为迫使资本接受民主提供了契机，2008年以来的此次危机是否同样如此?诺尔曼·伯恩鲍姆认为，至少从欧洲当前的形势来看，民主应对危机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伯恩鲍姆指责那种主张与资本主义妥协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将民众广泛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简化为要求再分配的权利，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丧失了战后以来形成的对资方的抵制能力。在现在的欧洲，即便是危机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也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抗议活动，社会民主在与资本主义的妥协中被瓦解了，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理论武装。与中右翼政党成功吸引了选民的注意力并赚取了选民的选票相比，左翼政党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和程度上获得了支持，他们内部已经分化，未能提出替代性倡议，最后导致左翼政党的集体失语。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压制了社会民主，欧洲人民对民主的失望成为资本主义危机所引致的民主危机的最严重后果。当然，杰瑞·哈里斯认为，民主的未来并非如此糟糕。他指出，民主的衰退是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跨国资产阶级主导的全球化时期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新阶段，它的雄心壮志试图将经济关系上升为组织人类社会的核心理念。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矛盾性，出路在于构建一套能够有效调节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冲突的民主制度，这首先要求实现社会所有的企业制度和经济民主，再者要促进经济和公共支出的持续增长。
四、余论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构成一种深刻互动的政治经济关系。根据以上的文献梳理，关于资本与民主关系的三种认识维度刻画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民主的现代化理论依据西方经验，描绘了民主制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成发展的宏观历史过程，将资产阶级的成长视为推动民主进步的社会结构动力。这种“和谐论”叙事随着学术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整体性反思而受到质疑。促进这种转变的力量部分地来自于民主化研究范式的调整，即行动者中心主义的博弈论范式超越了现代化理论的结构主义思维，细致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相互适应以寻求基本妥协的过程以及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境下资本应对民主压力的策略性问题，从而突破了民主的现代化理论的单向线性思维禁锢。即便如此，行动者中心主义的博弈论范式仍然将民主视为一种达成制度均衡的状态，低估了资本对民主的侵蚀能力。在系统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政治因素的基础上，资本与民主的敌对关系近年来不断被揭示出来，并在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时期表现出新的特点，是导致民主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衰落的重要原因。系统梳理与分析资本与民主在现实政治中表现出来的复杂关系，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于民主机制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实现对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民主知识体系的“祛魅”，也有助于从本国经验和现实政治经济条件出发构建合适的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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