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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 底层

蔡翔 · 2017-11-08 · 来源:“理想閤”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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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了一块二块的利润,出卖着自己的良心和底层的感情。在我的底层,已经不再涌动着纯朴和善良,友情和乡谊,利益原则同样侵蚀着我的底层。富人的嗜好也如瘟疫般传染到我的底层,并且演变为种种不伦不类的时髦。

  苏州河由西向东,婉婉蜒蜒地流过这个城市。河的南面,耸立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建筑。夏天,许多许多的法国梧桐点缀出一片又一片的优雅绿荫。穿过繁华的街道或者幽静的宅院,找一个小小的咖啡馆,挑选一个临窗的座位坐下,冬日的阳光懒懒地透窗而入,这时,你会感觉到一种怀旧的忧郁,所有所有的梦在黄昏来临之际一起向你敞开。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却并没有那么多的美丽和那么多的优雅。对我来说,苏州河的水永远是肮脏的,黑黑的,稠得像粘汁,水面上,永远漂浮着菜叶、秽物、粪便……。夏日闷热的黄昏,一股一股的臭味飘向很远,挤进河边人家。许多许多的工厂都坐落在苏州河的北岸,烟囱里的烟是黑的,尘埃落地,马路永远黯然无光。树很少,房子很多,成片成片的房子挤在一起,弄堂被挤成一条一条窄窄的小路。

  是的,我的城市在苏州河的北面。在这里,人是穷的,街也是穷的。晨光初现,粪车就会摇着铃挡走进小小的巷子,许多的男人和女人就会揉着睡眼,拎着马桶,依次走出家门。然后,就在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前排起长队,然后,许多许多的自行车熙熙攘攘地挤出小小的巷口,开始各自的谋生。

  在我独自伫立在苏州河的北岸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种古怪的幻觉。我会看见在污浊的河面上,漂来一只小小的木船,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从遥远的家乡,漂向上海。然后在这里上岸,用芦席搭起一座小小的棚屋。那就是我的祖先,我的半个城市的祖先。

  我的祖先从芦棚中走出,走进工厂、码头、澡堂……。黄昏的时候,他们带着一天的疲劳和一天的屈辱,醉眼檬陵地坐在小酒馆里,大声地说着粗话,唱着家乡小调。他们朝地上吐痰,开着很伤大雅的玩笑。然后歪歪倒倒地走出酒店,这时,星光黯淡,像极了乡村的小径,但是再也没有了家乡的月亮。

  我的城市,我的半个城市,在饥饿和屈辱之中,曾经酝酿了暴动和罢工。在长长的黑夜之中,革命带着它的辉煌承诺,走进每个人甜甜的梦乡。

  我的祖先已经悄然远去,但是苏州河的北面却依然被这个城市拒绝。尽管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走向这里,也尽管有许多的人从这里走向那里。漫漫的历史已经构成一个语词,这个词就是——底层,而在底层的周围,永远弥漫着肮脏、野蛮、贫穷、粗鲁等等等等的语词氛围。所有有过的光荣已经不复存在,城市为自己的美丽和优雅召唤,一个长长的梦在有关法国梧桐的记忆里悄悄再现。

  然而,我却依然满怀感激之情注视着我的半个城市。是的,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我常常在午夜醒来,默默倾听我的少年时代从窗外悄悄走过。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家住在一间非常破旧的矮平房里。刮风的时候,门窗就会发出一种非常恐怖的声音,我常常在夜里恐惧地醒来。墙是旧的,遍布雨水的痕迹。那时,就已命定我此生再也难以如伍尔芙那般,面对墙上的斑点兴趣盎然地作着种种优美的遐思。

  然而有一天,革命开始兑现它的承诺,我们搬进一个巨大的新村。我看见无数高楼林立,崭新的学校,崭新的商店,我们在崭新的马路上发疯似地追逐。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真诚地唱着:社会主义好。

  在那个时代,我想我们非常满足,革命的阳光幸运地照耀在我们身上。而在更多的地方。在苏州河的北面,棚户区仍然象征着我的底层,我常常在那里拾回我童年的记忆。许多年以后,那里被逐渐推平,人们离开家园,走向更远的郊外。当然,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的承诺。

  我想,我对底层的读解,首先是从工人开始。我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很多年以前,我的父母从异乡漂泊到这个城市。那个时代的工人,许多人都还保留着农民的某些本色。他们和乡村的瓜葛并未被完全切断,他们操着各自不同的乡音,生活在这个城市。灾年的时候,他们会忧心如焚,谈着家乡的收成。经常有农民到我们这里乞讨,我的父辈会非常热情地招呼,端菜端饭,然后细细地扯着乡村闲话。有时候,也有农村亲戚来访,那一家就会很热情地把乡下土产分送邻居。

  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时代的工人,也许,在那一代的工人身上,还保留着乡村的纯朴和厚道。

  那个时候,楼房里厨房和厕所还是公用的,虽然有时候在女人中间免不了生些闲气,但是更多的时候,则是洋溢着一种亲情。家家的门都敞开着,大人孩子相互地串门聊天。总有一二家成为楼里无形的俱乐部,吃过晚饭,人们就会在那里陆续聚集,喝茶抽烟,说些厂里的事情,或者感叹世事变化。有人说书,也有人唱家乡戏,胡琴咿咿哑哑响起的时候,我们总会立马赶到,琴声使我们进入一个美妙无比的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并未消灭贫穷,我的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工人的收入是有限的,他们得抚养孩子,得接济农村的父母亲友,许多人的家里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冬天的时候他们去买些廉价的草垫,铺在床下过冬。月底月初,是楼里女人最热闹的时候,“张师母,借我五块钱,月头还你”,或者“李师母,开工资了,月底借的钱还你”。女人们把这称为“调头”,我想,那大概是“调头寸”的意思。金融术语活灵活现地进入我的底层。

  然而在那个时代,贫穷并未导致我的底层的愤怒,相反,他们对国家表示出一种极大的热情和忠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美德。时至今日,我的父母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仍然毫无怨言。

  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我记得我们楼里有一个食堂的办事员,因为贪污而受到处分,而他的家庭却因此受到全体居民的拒绝。许多年以后,我的哥哥到了黑龙江。有一次,宿舍里的一个人丢了块手表,但却无一人怀疑到我哥的身上。哥哥因此而充满感激之情地给母亲来了一封信,他说这一切都归之于母亲的教诲。底层一无所有,唯有名誉,成了他的生命所在。我想,那时的底层,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一切都很安定。我们的父母从未对我们寄于奢侈的厚望,我的少年时代的梦想,也从未逾过我的底层。我曾经酷爱画画,但并未因此而希望做个画家。我自由地阅读,仅仅为了满足我的阅读癖好。夏天,我们跟着木拖板,走向不远的郊外,我们在小河里游泳,捉知了,光着脊梁钻进菜地里摘着黄瓜和番茄。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那种纯朴、宁静而又自由平淡的生活方式。

  我不愿过多地谈论城市的贫穷,哪怕是我的底层,我觉得这很矫情。在我走出这个城市,走向北方的乡村,我才真正懂得贫穷的涵义,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父辈对生活的满足和感激之情。在我真正领略了乡村的饥饿,才真实地懂得粮食对于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蜷缩在黄泥小屋,一灯如豆,倾听门外北风呼啸,我才真正感觉到底层的真实存在。是的,在中国,真正的底层在农村。相形之下,城市,哪怕是我的半个城市,仍然应该感谢命运的厚赐。

  我常常在薄暮时分走过我的半个城市。沿着苏州河北岸,穿过一片又一片的棚户区。旧貌未改,但热闹了许多。弄堂里依然拥挤不堪,一根又一根的竹竿横在中间,上面晾着五颜六色的衣裳。许多的小孩窜来窜去,屋里有着锅碗瓢盆的声音,有些男人在屋外修理着自行车,有些男人则惬意地抽烟喝茶倚在门口闲聊,这常常使我想起我年轻时代的乡村岁月。

  夏天,黄昏的风景异常美丽,许多人家喜欢把桌子搬到门外,桌上有鱼有肉有虾有各种菜蔬,女人哄着孩子,男人喝酒,光着脊梁喝得全身通红。我喜欢这种风景,即使家家存有暗中较富引的念头,我也从未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庸俗。在我的身上,常常矛盾地并列着许多性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格守着我的精神立场。但是作为一个底层的儿子,我却从不蔑视世俗生活的意义。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贫穷和饥饿之后,我深深知道,富裕对于我的底层究竟意味了什么。

  在我的生命中,北方的乡村给予我从未有过的震撼。在我亲身经历了贫穷带来的各种折磨,我才深深懂得,对富裕的向往,在底层,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人性。

  在我的村庄里,有一个女孩,女孩如公主般骄傲,受到全村女孩的羡慕和拥戴,因为这个女孩的叔叔在城里工作,从遥远的城市给她捎来一件的确良花布衬衫。在村里,这是唯一的一件的确良。它成了村里女孩的神圣,她们总是庄严地谈论这件衣服,同时悄悄地为自己编织一个彩色的梦想。有一天,女孩的母亲癫痫发作,癫狂之中,绞烂了那件衬衫。那一天成了村里女孩的忌日,女孩们忧伤、沮丧,美丽的梦想破灭了,她们愤怒地对我说:“那可是的确良啊,还是花的。”我不知道,这种对美的理解是否会被知识分子认为庸俗。但我却就此无法把美和富裕截然分开。

  饥饿威胁着人的自尊。春天的时候,许多的人出门乞讨。那一年,淮北发了大水,许多的田地被淹没。我的村庄因为地势的关系,侥幸地逃过这场灾难。于是在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常有男人和女人上门。男人通常一言不发,站在门外叮叮咚咚地弹琴,女人则伸出葫芦瓢,说:“大哥,有吃的给孩子一口。”我曾经想,这就是底层的自尊?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技艺交换的方式而不是乞讨?他们是以此来维持自己的自尊?我不赞美贫穷,相反,我对贫穷怀有一种深深的敌视,我没有理由蔑视穷人对富裕的向往之心。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对于底层,贫穷意味着什么,富裕又意味着什么。对于底层来说,革命或者其他的什么诱惑,目的无非是让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更加富裕也更加美好。

  1985年,我重新回到我下乡的地方。老乡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有得吃了。”在那一瞬间,我被深深感动。在有关饥饿的记忆尚未被我完全抹去,我有什么理由不被这句话所震动所感动?即使这个世界越来越显得庸俗污秽,我仍然为这句话所震动所感动。

  我知道,我对这个世界的许多想法与底层的要求相距遥远。但是我仍然愿意对底层的一切都加以理解,即使是对富裕的热烈盼望。我谨慎地使用我的文字,我的许多文字只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相互提醒,我们无法抹去我们的立场和责任。我愿意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也更加诗意,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相信,在我的底层终于富裕起来的时候,最终也会走进这个梦想。但是眼下,我却不会强迫我的仍在贫穷中挣扎的底层接受我的遥远梦想。

  我对乌托邦有着一种天生的迷恋,那是一个有关平等和公正的神话。尽管我早已发现这个神话的渺茫,但是我仍然愿意终生维持,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神话中走过,尽管我们贫穷,但是无怨无悔。我们以国家的主人自居,我们与年轻的共和国分享着艰难,我们,全体。

  我常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为那时的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使我们越过底层,看到了整个城市。大字报、传单、各种小报以及形形色色的马路传闻,使我们从红色的梦想中回到现实的境遇。那些激进的少年加人了红卫兵,他们愤怒地冲进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家中,他们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震动,他们从未见过那么豪华的住宅和那么奢侈的生活方式。所有有关平等和公正的神话在那一瞬间破灭,阶层差别依然存在,底层在神话的破灭中仍然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分享艰难。我为当年的红卫兵感到某种羞愧,但是我想,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因为贫穷而导致的仇恨,而是因为神话破灭后的一种本能的盲目发泄。

  我有时想,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在阻止这种少年的破坏行为,他们顽固地相信,对他人的侮辱是一种不可宽恕的野蛮行为。他们严厉禁止孩子们往家中拿回任何一样东西。而当时的红卫兵,也的确从未想过要把抄家物资偷偷带回家中。

  我的底层仍然感谢命运,他们完完全全的为现实满足,没有匪患,没有压迫,没有失业,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成了新社会最为辉煌的骄傲。他们没有理由抱怨革命,他们没有少年人对平等和公正的偏执梦想。我那时就已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正派的工人都加入到了保守派的行列。这就是底层,我的善良的底层。

  在我终于发现革命并没有彻底抹去阶层的区别,相反,权力又制造并维持着一个所谓的特权阶层,那时我们感到无比的困惑和仿惶。尽管我的底层从未真正进入平等,但是神话并未就此彻底破灭。理想依然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则迅即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正在今天重演,权力大模大样地介入竞争,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

  我已经不再侈谈什么平等和公正,我终于悲哀地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昨天未曾有过,明天也不会再有。阶层区别也许会永恒存在,这个世界命中注定要把财富和权力堆积到少数人身上。也许,这种差别为优秀人物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向上可能。但是我的出身我的教养我的经历,命中注定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精英主义者。也许我听到的太多,也许我见到的太多,大款们一掷千金的时候,下岗的女工可能正在为孩子的教育费用掩面相泣。面对底层,我心难安。

  我相信,激烈的竞争,哪怕是不公正的竞争,也会导致这个世界的繁荣,而穷人也会日将分享繁华的余羹,家里终会有各种电器,餐桌上也将日益丰盛。但是在我目睹了那么多的欺凌和掠夺,那么多的屈辱和侮辱之后,我的情感,我隐秘的内心再也难以对这个世界热情洞开。

  也许,我是偏执的。

  许多美丽的梦想已经破灭,我为之呼唤为之憧憬的新世界并未在我的梦想中冉冉升起。世界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些汽车,多了些高楼,也多了些富人,当然,更多了些穷人。

  我走过我的半个城市,我的城市已经不见。棚户区被成片推倒,它告诉我,一个新的城市明天将会在这里升起。

  我对任何崭新的东西,已经不再怀有年轻时代的激情,我不知道,美丽是否会伴着崭新的时代再度来临。

  我反复警惕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任何一种激进主义都会为我的底层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为我的底层的任何一点富裕任何一点繁荣都感到由衷高兴。

  但是我却恐惧地看到,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底层不再恪守它的老派的欲望,对富裕的追求同样导致了人的贪婪。早晨的空气不再新鲜,嘈杂的集贸市场,到处是鱼腥味和讨价还价的喧哗。鱼贩子肉贩子菜贩子水果贩子,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人的口袋。他们为了一块二块的利润,出卖着自己的良心和底层的感情。在我的底层,已经不再涌动着纯朴和善良,友情和乡谊,利益原则同样侵蚀着我的底层。

  欺凌和掠夺,在这个世界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上演。我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我甚至觉得富人本来就是这样,必须以此来维持自己奢侈的存在。可是这一切,却渐渐侵蚀到我的底层。在你路过那些肮脏的地下小工厂,你就会发现,在我的底层,正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同类相残的故事。我无法容忍穷人间的相互掠夺。

  我的确非常矛盾,我渴望我的底层富裕,我又恐惧因为富裕而失去我记忆中的底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叶公好龙的表现。我只是觉得,我的底层因为对富裕的追求而付出太多的纯朴和善良。也许,因为在这个时代,劳动不再神圣,富裕必须依靠投机和掠夺。

  富人的嗜好也如瘟疫般传染到我的底层,并且演变为种种不伦不类的时髦。我常常在凌乱不堪的弄堂口,看见一些妇人穿着假貂皮大衣,怀抱叭儿狗,学着富人的碎步,在小贩的叫卖声中,施施然地走着。我几乎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我为这种恶劣的模仿感到羞愧。

  在今天,在我的底层,流氓再次横行乡里。我真的无法理解,难道我的底层永远只能向历史提供这类黑社会的故事?难道命中注定我的底层永远无偿地为那些恶劣的通俗电影提供谋杀、械斗和强奸的素材和表演场景?在某个夏日的黄昏,我走进家门,我看见三个少年鬼鬼祟祟地躲在楼梯后的阴暗走道。他们看见我惊慌地扔掉针管,我看见他们裸露的胳膊上留下的刚刚扎过的针眼。我们默默相对。我没有看见羞愧,只有些许的恐惧,而吸毒的快感尚未完全从恐惧的眼神中消失。

  我的底层正在从肮脏的棚户区中搬出,但是新楼房重重的防盗门却把浓浓的乡谊完全隔断。相互的漠然和猜忌,替代了往日的亲如一家。夏天的夜里,再也没有了咿咿哑哑的胡琴,只有嘈杂的卡拉OK,我知道,那是我的底层孤独而又无聊的发泄。

  也许,我的底层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的梦想和寻找。

  也许,我的所有的少年时代的记忆只是因为我的梦想和我的寻找,才在我的梦中我的虚构中存在。

  也许,只有梦想中的底层才有过那样的善良和纯朴,我只能远远地注视而无法走进。我触犯了我的禁忌。我走进了它,我再也找不到我的底层。

  我想,我是软弱的,我无法承受孤独,我必须有所认同,为我的梦想,寻找它的现实的土壤。我为自己虚构了许多的神话,然后,我看着我的神话逐一破灭。

  我走出我的神话,我不知道我该走向哪里。

  (199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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