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原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期。经译者授权。鹤田满彦为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另著有《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日本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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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田满彦
译者 高晨曦、范大祺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而且指出了这一体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本文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二战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历史资本主义的延续性、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同时，在国别或地域上所呈现出的多样性。
［关键词］现代资本主义 《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资本主义多样性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而且指出了这体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关于马克思如何写就《资本论》、实际写了什么以及他当初打算写成什么样子，这问题已经随着MEGA2编修工作的完成基本明了了。以这些成果为研究资料，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应该考量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资本论》?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问题具有多大程度的解释力?面对全球化、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扩大等情况，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相比，《资本论》的解释是否更有说服力?《资本论》是以19世纪70年代前后的英国为中心的经济生活作为其阐述的事实基础，理论背景是古典主义经济学。基于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的《资本论》及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究竟是否有助于我们辨明20世纪和21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又需要怎样的方法?与其他理论相比，基于《资本论》的现代资本主义论又具有怎样的优越性?本文拟探讨上述问题。
一、揭示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资本论》
虽然《资本论》是马克思以19世纪的英国作为研究背景的理论产物，但它并非只是针对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理论。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
即便是拥有如此天才的头脑，我们也无法设想马克思能够预见到21世纪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马克思毕竟从以下事实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即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近代，曾经仅仅以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利用原始积累基础上的劳动力商品化掌握了生产过程，并通过以棉纺织工业为中心的工业革命实际控制了劳动者，使其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不仅如此，他还以于19世纪中叶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为例，在《资本论》中对(刚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以及总过程进行了一般性说明。
虽然“经济运动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等这些马克思的话语让人联想到万有引力之类的自然科学规律，但经济运动规律是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类的意识和行动实现的，因而与自然科学规律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马克思肯定并引用了考夫曼的如下论述：“经济生活中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2]
与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相比，马克思显然(或者说虽然)更赞成将经济生活类比于不断进化、发展的生物现象，但如果想要明了19世纪中叶在英国确立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在现实中发展变化的，对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了几个与资本主义长远未来相关的现象。例如，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升级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3]，“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4]，“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利润率下降的规律”[5]，等等。
这些表述是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卓越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横贯生产、流通、分配领域的循环性再生产活动，也表明了推测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趋势是可能的。但这些说到底不过是推测，是具有可能性的假说，其真伪必须经由每个时期的实证性学术研究的验证。
与之相对，劳动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再生产公式所体现的部门间均衡的规律、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等等，无论在哪个时代，在什么样的社会，都是共通的经济原则。关于这点，宇野宏藏有过如下论述：“正是因为有了切社会共通的原则，换言之，也就是有了任何社会的存在都必须以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基础这原则之后，才有了关于其特殊形态的问题。”[6]
说到切社会共通的经济原则，以我个人的看法是指以下三个原则：(1)用以维持人类的生命、生活(包括保护地球环境)的劳动力再生产;(2)以社会化劳动为代表的各种资源在各个部门的适当分配;(3)使人类能够获得更多自由时间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亚当·斯密认为，这些经济规律就是“看不见的手”，它们能够自发地、协调地满足经济原则，而当代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基本持同样看法。然而，《资本论》的看法与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即如果放任以价格机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那么短期或中期内资本的积累过剩必然会引起生产过剩危机，而只有通过由这种危机所带来的暴力调整，才能勉强满足经济原则。而且长期来看，由于可能导致劳动力的疲敝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因而为了阻止包括这种现象在内的源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危害性倾向，以及为了维护经济原则，就不得不呼唤国家作为拯救者出手。但即便如此，若事态发展到不可修复的程度，就不得不变革资本主义体制本身。产生于人类历史上某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虽然完成了发展生产力和全球化的重要使命，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将渐渐难以满足上述经济原则，从而不得不更迭为新的体制。这就是《资本论》经济学的基本认识。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
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步完成的19世纪初，基于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掌握了生产过程，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马克思称作“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7]的经济周期，也始于19世纪20年代，因此，资本主义作为种生产方式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然而，虽然资本主义时期在人类历史上仅仅占据了最近200年，但却使地球上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爆炸性地增长。例如，与公元元年的2.3亿人、1800年的9.7亿人相比，地球人口在公元2000年已经达到了60.8亿。至于全球实际GDP(PPP，以2000年美元为单位)，公元元年为1300亿美元1800年为7900亿美元，而到2000年则达到了45万亿美元。[8]即使从这简单的指标上，我们也能看到资本主义与自身初期阶段相比惊人的成长力。
马克思曾经指出，凭借其增长力和竞争力，资本主义化更早的英国将成为当时还是后发国家的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榜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9]如果只看这句论断，容易使人觉得他认为所有的后发国家都将追随英国式资本主义，模仿英国形成自己的资本主义。然而，既然马克思能够认识到英国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那么他认识到后发的德国、美国等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应当采取与英国不同的方式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化更多的是采取了下述方式：设置保护关税，避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竞争，从而培养国内工业，引入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以移植资本主义的方式享受“后发优势”。马克思洞察到，虽然资本主义通过对外关系相互渗透，发生作用与反作用，但其内部也存在着发展、变化的趋势。
19世纪初，英国迅速实现了工业革命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当时的支柱工业是以棉纺织业为龙头的纤维工业。然而，随着生产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出更加精密、耐久的劳动工具，于是钢铁等重化工业开始成为支柱。与手工业和手工作坊相比，机械化大工业多少带有“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效应的特点
马克思是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注意到机械化大工业内在的收益递增效应及其意义的人之一。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10]在此，马克思指出了“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11]的倾向。也就是说，若想一举达到(经营所需的)必要最小资本的规模，单靠基于积累(从利润中追加本金)的积聚是不够的，利用股份制对本金进行集中与合并也是必要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型的理论基础，首先就可以从必要最小资本规模的增大以及资本的积聚、集中运动中获得依据。
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是指，由于存在必要最小资本的规模扩大化的壁垒，部分经济部门成了垄断部门(也包括寡头大企业)，资本无法自由进入其中;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即使较小规模的资本也能自由进入的非垄断部门(中小零售企业、农业)。这就导致了部门之间相互异质化的资本主义，它向我们展示了具有结构性差别的资本主义形态。在准人壁垒内部，少数垄断大企业通过公开或者私下的勾结避免降价竞争，因而其利润率往往长期高于整体标准，或者说在无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往往可以阻止利润率的实际下降。除价格政策外，垄断大企业还能凭借由垄断实现的高额利润进行研发，将其所带来的技术革新成果内部化，以获得更多的高额利润。虽然垄断性大企业的投资行为有时会因其希望通过限制生产量来维持垄断价格，从而表现出停滞性和局限性，但是由于它具备依靠垄断性高额利润调度资金的能力，并且可以针对技术革新进行激励，因此它又有积极的、扩张的面。从供给角度来看，垄断性大企业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
马克思曾这样评论“信用制度”：“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12]可见，他预想到了以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制度会发展成为以与形成垄断相关联的资本集中为目的的庞大社会机构。但是，银行与产业在垄断实际形成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又产生了哪些新的资本形态?对以垄断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针对这些问题，只能基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原理，通过分析新的现实垄断资本主义来加以辨明。在20世纪初期，挑战这理论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17)。他们分析出“金融资本”这崭新的资本概念，揭示了银行的新使命，也说明了依托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他们基本上都是试图在《资本论》逻辑的单一延长线上解决这课题，因此一旦现实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理论就不得不面临需要修正资本主义一般性原理本身这一挑战。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其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是“濒死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也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提到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3]，因而列宁将战期间的帝国主义视为“濒死的资本主义”并非毫无根据。但实际情况是，苏俄确实在一战期间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而资本主义却并没有死亡。马克思所谓的“丧钟就要响了”其实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性，至于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时期、以怎样的形态被其他体制所代替，只能通过对当时的现实进行分析来找到答案。
与其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渐进的，不如说它是在危机、战争和技术革新的契机下阶段性地发展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契机是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1873-1896)和重化工业化。跨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历史的发展也未停止。在渡过了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后的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列强重新聚首，进而引发了最初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大战中，苏俄脱离了资本主义，德国和奥匈帝国败北，资本主义世界重新大洗牌。从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到一战结束这时期，就是所谓的古典垄断资本主义。
从一战后金本位制的重建和崩溃，到1929年开始蔓延到30年代的大萧条，再到由此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二战终结，这时期我们视为过渡期。二战后，在东西方冷战的历史背景下，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体制的支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诞生了。国家方面全程介入再生产过程的每个角落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将经济增长的许多成果分配给劳动大众，推进福利国家建设。“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经济以从前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速度高速增长。这是空前繁荣的黄金年代。”[14]
在《21世纪的资本》中，托马斯·皮凯蒂从统计数据中测算出全球长期的资本/收入比率(β)。β虽然在1910年前后达到500%的程度，但由于一战、30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战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到1950年前后达到最低的250%。尽管此后 β 逐渐回升，但1970年左右也不过300%。然而70年代以后， β急速上升，1990年前后达到400%，2010年左右已经上升到450%。据预测，到2030年前后将恢复到一战前的500%。[15]虽说皮凯蒂的“资本”概念是个将工厂、机器、甚至个人住宅都包括在内，并且在这些实体资产的基础上加上国债、股票等证券的十分粗略的概念，但它仍然说明，即便世界大战和战后通胀造成了资本存量的必然减少，但单看二战后资本主义史上空前高度增长的1950-1973年，资本存量的增长也只是勉强超过了收人的增长，显示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挥了其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收人再分配的功能。
另一方面，皮凯蒂的资本/收入比率用马克思的概念大致等同于C/(V+M)，而在置盐信雄提出的“生产的有机构成”中，其倒数(V+M)/C代表利润率的上限。因此，70年代以后，皮凯蒂所称的资本/收入比率的趋势性上升即意味着利润率上限的下降倾向。虽然利润率上限的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利润率自身的下降，但若将长期利息率视为利润率的指标，则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从70年代或8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后直持续下降到今天。在这里，我们将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称为现代资本主义(contemporary capitalism)。所谓现代资本主义论，就是将现代资本主义作为分析对象，揭示现代资本主义与其自身初期的接续关系、它的基本特征及其强化和发展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期间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的经验，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全面介人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它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被誉为“黄金年代”。然而，以欧洲、日本为中心的高速经济增长却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表面化，同时由于劳动力和资源的严重制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正如皮凯蒂的上述实证研究所表明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是这历史性转变的重要转换期，而它的直接契机则是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下列重大变化可以被认为是这次转换的基础：
第一，以石油危机为契机，始于现代能源革命的信息产业代替了一直以来的能源消耗型的重化工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现代能源革命(以及随后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快速推动了计算机的小型化、大容量化和价格低廉化，使其渗透到包括研究开发在内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消费过程以及社会生活中。
第二，生产、流通过程中的信息化、电子化让以往的劳动方式焕然一新。即，方面是工人整天都默默注视着电脑画面般的单纯且高密度的劳动，另一方面是软件开发等要求高度科学化的创造性劳动，劳动一体化正趋于解体。劳动的这种多样化、分散化和个别化也造成了就业形态的多样化(非正式员工的增加)，导致了发达国家中劳工运动全球性的衰退。
第三，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人为策划)的冲击下，，1971-1973年，布雷顿森林系崩溃(美国停止美元-黄金自由兑换，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导入浮动汇率制)，使得对冲外汇风险的金融期货交易自由化以及随后的金融自由化成为必然，并引发了金融创新，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金融化”。而“经济的金融化”又使经济中的金融部门过度膨胀，并给金融部门带来了显著增大的利润份额，但同时也导致金融危机更加频繁地发生，例如，1982年的墨西哥债务危机，1990年的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的欧元危机，等等。
第四，在经济政策方面，70年代末之后，标榜放松管制和民营化的新自由主义滥觞并成为主流，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经济学、日本的中曾根临调(临时行政调查会)以及民营化路线就是其代表。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调控和管理效果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但统治阶级利用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所导致的劳工运动低潮和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企图削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特征，重新建构低工资、低福利的积累体制，这才是事情的真和相。
第五，这时期还有个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作为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先锋，中国和印度飞速工业化，并跃升为经济大国。世界银行将其称为“东亚奇迹”。在全球化过程中，一般都是发达国家率先取得发展变化，然后再通过金融、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等途径作用于亚洲各国，但到了21世纪，却产生了主客颠倒现象，反而是新兴经济体开始引领世界经济。这种冲击可以说足以匹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飞速崛起、从而在工业能力上赶超英国、并最终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案例。
由此看出，无论是产业结构、劳动形态、金融制度还是国际关系，都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重要变化，这足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全球化资本主义过渡。
三、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
从时间上看，资本主义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同时，在国别或地域上也具有了多样性。如前所述，马克思已经注意到英国在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采用了多条路径，但由于彼时确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只有英国，因此他几乎没有提及资本主义各种模式之间的国际性比较。
与之相对，列宁详细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将它们分别区分为：英国金融殖民帝国主义，法国高利贷帝国主义，以银行主导的卡特尔垄断为基础的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以股份公司制托拉斯为基础的美帝国主义，以及俄国、日本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致力于揭露日本资本主义的军事性、半封建性特征的山田盛太郎则将它们分别区分为日本型、英国型、法国型、德国型、沙俄型、美国型等各种模式，但其区分的基准主要是“产业资本确立时期农业的形态”，并且他认为，只要不发生革命性变革，那么一经确立的形态就不会再有变化，因此不能否认他的观点比较僵化。[16]
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为了封锁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各资本主义国家集结于握有压倒性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美国周围，人们也就无暇顾及资本主义模式的划分了。尤其是自战后到70年代为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欧洲、日本都以追赶美国为目标，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不过就是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谓的“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的差别罢了，而且认为所有的资本主义只要到达“高度的大众消费社会”这阶段自然就会同化为同一模式的想法已经成为主流。随后，从80年代开始，全球化资本主义来袭;90年代前后，苏联式社会主义崩溃，中国也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全球化资本主义变得实至名归。正是这个时候，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争论再度复苏。冷战结束时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翘楚，正是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1991)一书，书中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以市场和金融为主导的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英国和美国)和社会共同体式的莱茵式资本主义(德国和日本)两种。
调节理论最为关注资本主义组织、运转的多样性，这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山田锐夫主要依据布鲁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的《五种资本主义》(2003)，划分出了下列五种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及其代表国家，即市场原教旨型(英国和美国)、亚细亚型(日本和韩国)、欧洲大陆型(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型(瑞典和芬兰)和地中海型(意大利和西班牙)。[17]
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并不具有可以同化的统一答案。虽然当代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期待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都同化为“市场原教旨型”，但即便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国民性、地域性特征仍旧顽强地残存下来，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各种模式的多样性也是存在的。当然，历史的发展变化与地域性的多样化是相互交错的，而构成多样性的各种模式自身也会相互渗透融合，继续发展变化下去。
最后，让我们再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的稳定性问题。如前文所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资本主义下，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停滞，资本/收入比率上升，恐怕利润率也将持续走低。这些现象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虽然我们可以以各种标准或视角来探讨经济体制的稳定性，但这种经济体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资本论》所示的所有经济原则是一项重要标准。
第一，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说，危及劳动力再生产的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当今世界，有调查称，在全球72亿人口中，约8亿人为饥饿人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的差距虽然缩小了，但是在国家和地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反而不断扩大。目前，据称世界GDP约75万亿美元，如果将其平均分配给72亿人口，则人均应达到1万多美元，从而可以消灭饥饿。因此，贫困与贫富差距的原因不在生产层面，而在分配层面。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最富有的10%的人，其收入份额的增加主要依靠最富有的1%的人所带来。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提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是有依据的。罗伯特?莱奇(Robert Bernard Reich)认为，这种极端的贫富分化将危及在政治层面支撑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他指出：“在看上去根本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幸福地生活，在充满愤怒和不信任的国家，也不会有丰饶的生活。”[18]已经扩大了的收入差距随着新自由主义下的减税政策被世袭化，正在带来更大的资产差距。
地球环境作为保护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一环，也因为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等)排放所造成的全球变暖而濒临危境。现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增长和新兴国家的工业化，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959年的316ppm增大到1998年的367ppm。《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预计，到2100年，地球的平均温度将上升1.8-4度，海平面将上升38.5厘米。一度被宣传为清洁能源转换设施的核电，由于在铀的精炼和发电站建设的过程中也免不了使用化石燃料，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具备对用完的燃料进行最终处理的技术，因此一旦发生诸如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那样的事故，整个社会就不得不承担天文数字般的费用。资本历来就不受管制，有着将利润内部私有化、费用外部社会化的倾向，因此资本不可能通过控制生产去应对全球变暖和核电问题，这就足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原则了。
第二，从资源的适当分配角度说，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的分配采取了种逐利运动的形式，因此无论从社会的和人类的视角来看是多么有必要的领域，只要无法盈利，资本就不会流向那里。比如，教育、医疗、保育、护理等公共资源都是如此。
公共资源本来就与资本主义互不投缘，因此才会由国家通过财政提供公共资源。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下，方面，财政支出会因为需求管理政策和经济危机时对大银行、大企业的救济政策而增大;另方面，税收收人会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竞相降低法人税以及全球化企业利用避税天堂逃避纳税而裹足不前，最终只能扩大财政赤字、削减公共支出或对公共事业进行民营化改革。罗伯特·莱奇称这些现象为 “公共资源的恶化”，他指出：“靠税金支撑的、任何人都有权使用的公共资源正在逐渐丧失。本应是公共资源，现在却变成了私有财产，而且主要是富裕阶层来享有同时，他们也变得越来越不愿意维护公共资源”[19]逐渐放弃承担公共事业的现代资本主义，正在背离经济原则。
最后，我想探讨下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与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相关联。自由时间是相对劳动时间而言的，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1990年至2011年，美国的人均劳动时间从1831小事缩短至1787小事，日本从2031小时缩短到1728小时，分别缩短了2.4%和14.9%。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恐怕也反映了兼职等非正式员工的增多。虽然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综合数据十分稀少，但若考虑到实际GDP增长率是劳动生产率上升比率和就业者增加比率之和，就可以看出，美国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从1990年到2011年至少分别上升了30%和20%。相较而言，劳动时间的缩短幅度实在是太小了。
马克思构想的以人类自身各种能力的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王国”，是建立在人类为满足各种需求而付出最小代价的“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的，为此马克思指出：“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0]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与工作分担制(Job Sharing)相衔接，从而缩短劳动时间，才符合经济原则，并且是构建未来社会的正途。
注释
鹤田满彦：日本中央大学;高晨曦：日本一桥大学;范大祺：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2页
[6][日]宇野弘藏：《经济原论》，岩波书店1977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4页
[8][日]八尾信光：《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与日本》，晃洋书房201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页
[14]麦迪逊(A.Madison)：《从经济统计看世界经济2000年史》，政治经济研究所译，柏书房2004年版，第23页
[15][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美铃书房2014年版，第203页
[16][日]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岩波文库1977年版
[17][日]山田锐夫：《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藤原书店2008年版
[18][美]罗伯特·莱奇：《贫富差距与民主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2014年版，第104页
[19][美]罗伯特·莱奇：《贫富差距与民主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2014年版，第6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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