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劳动”中所蕴藏的“资本”的秘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发展显示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生成的脉络。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捕捉到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幽灵——资本。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来得及对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其他诸多层面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现象做出分析，但他依循资本批判逻辑透视西方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被渐次纳入到“资本”体系中的过程，并在其中分析各类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现象，进而建构起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话语。
资本批判话语能为文学批评提供言之及物的特性。在这里，“言之及物”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将文学置于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量，使文学研究最终指向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并从中得到根本性说明。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结构特征的“资本”，是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西方社会进程的具体表述方式，因而也成为阐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各种现象时必须正视的理论起点。唯物主义基础中的“物”，不是抽象的“物”，而是被“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结构起来并命名的“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科学地划分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之间的界限，其中倚借的标准正是对“唯物”之“物”的历史性界说：物，不只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也不只是费尔巴哈所说的非历史性地呈现在人类感官中的世界，而是作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①经过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结合人自身的生产而生成的社会历史状况。而社会历史状况之为“物”，是因为“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联系”②来生产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所以，此“物”非彼“物”。
马克思发现了“商品”这种特殊的“物”身上凝结着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关系的变化历程，具体到现代社会中的“商品”而言，它身上折射出了“资本”的地位从交换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迁移过程。在“资本”驱动的生产关系中，“商品”不单是贸易交换关系中的对象物，比如某张桌子，它不仅仅只是货币的等值物，用于偿付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社会劳动时间;更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默认的资本主义社会恒定性的表征。“资本”进入生产关系后，其神秘之处在于“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③在这里，“不能从流通中产生”，表明资本不是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衍生物，“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表明资本与商品交换这种社会关系格局之间的共生性。“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这些“先于”存在的要素指的是资本作为一种形式要素对于流通过程的规定性。“既在……又不在”的表述方式表明“资本”只能作为一种规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式存在，而不仅仅只是后者的一个组成要素。“资本”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作了专门研究之后，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物”的理解进一步明确为“社会存在”，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④到《资本论》中，马克思站在历史的高度将现代社会存在的特点表述为“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⑤至此“资本”得以摆脱直观的人、物、货币等的物质限定，在马克思批判的视野中建构起一个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结构而形成的社会存在。资本批判的视野使唯物主义之“物”如何承载了“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⑥这一谜题到此得以澄清，这是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辨之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漂亮回转。揭开“资本”逻辑的秘密使得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置身于资本现代性的关系网中，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归根结底”地被“资本”所决定。
就《资本论》对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思考所达到的批判程度而言，马克思对“资本”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并未局限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而是站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看待“资本”。按照有些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思路转变的研究成果来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阶段，马克思正处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向《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过渡的阶段，“资本”已经开始并在日后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成为他结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批判轴心。也就是说，在准备和正在写作《资本论》的同时，“资本”这一概念已经与“世界历史”的形成、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结合在一起，都已在这一阶段进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中并有一定论述。⑦“资本”虽是马克思面对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现的秘密，但这并不是孤立的扁平视域，而是有着可延展的多个维度。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现象、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现象以及资本全球化生产关系中的各种现象都具有相当大的阐释力，文学批评亦置身其中。
文学资源是马克思经常援引的佐证材料，在他的论述中，文学批评早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水乳交融在一起。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文献中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论著，只有散金碎玉式的文学批评段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摸索出资本批判与文学批评的关联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莎士比亚化”是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话题。“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在1859年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针对后者创作的《济金根》这部悲剧作品提出的论断。莎士比亚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的英国，他在文学创作中展现了当时的“资本”操纵社会生活结构关系的变迁轨迹。比如《哈姆莱特》塑造了一个用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曙光照亮自身存在的王子形象;《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借破落贵族福斯泰夫的游历呈现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逐步解体的社会风貌;《威尼斯商人》对比了作为货币资本象征的夏洛克与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之间的力量强弱等等。可以看出，在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中有一条从古代社会生活向现代社会生活转变的变化轨迹，折射出与之相应的历史观念的变迁。在勾勒这条轨迹的过程中，莎士比亚发现、理解并“记录”了人物形象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轨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用“莎士比亚化”概括其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眼光的重要缘由。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和社会存在的复杂样貌等角度考察文学，大大有别于德国古典美学为文学设定的“审美”视域。资本批判作为马克思阐释16—19世纪西方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视野，使得马克思的文学论述中蕴含了巨大的历史感，从而也更能发掘出文学作品所凝结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
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末尾对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做初步思考的时候，他沿用德国古典美学中对希腊艺术的偏爱之词——“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这一比喻，来解释希腊艺术和史诗穿越时空的魅力。由于这一譬喻的生动性，使得人们往往使用想象力丰富、情感充沛、内容与形式和谐匹配等美学语言对其加以阐发。但其实马克思对这一比喻的沿用是望向资本批判的地平线的，马克思在稍后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更为理论化的表述：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⑧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⑨
古希腊艺术和神话由于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当时生产关系的可辨识度相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要明晰得多，这使得当时的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因处于“原始的丰富”的生产关系中而“显得比较全面”，因为他们直接是“表现为生产目的”的人。而这种“全面”的人相对于后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进程中被片面发展的人而言，无疑“显得崇高得多”，于是对后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希腊艺术和史诗“在某方面说来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原因则是与这种艺术相匹配的古典的生产关系已经一去不返。这段论述作为理解“希腊人是正常儿童”的参照背景，使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魅力的理解跳脱出德国古典美学划定的各色唯心主义阵营，得以实现文学艺术对社会现实的观照。
很显然，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语境中，艺术发展的问题是能够被赋予历史规定性而得到具体解释的，并且与人类力量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获得了宏大深远的历史视野。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讲，意识到文学处于资本批判语境之中，并自觉地寻找与这一语境的隐秘联系，是一种有深度的批评实践，它能帮助我们辨识文学中的历史痕迹，从而将文学更具体如实而不是语焉不详地置于它所诞生的社会关系中。资本批判与文学批评的结合应尤为谨慎，不能把文学资源当作资本批判的“弹药库”，而要在文学批评中发现资本对语言、情感、想象、个性、形象等维度的渗透以及文学回应资本的方式，并对其做出评价。
反观中西文学批评发展的历程，理论成果斐然，诸如滋味说、妙悟说、意境说、摹仿说、灵感说、审美无功利说等，或从文学起源的角度，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或从批评标准的角度做了理论建构。它们的共同点是执著于文学活动本身，将参与其中的某个或某些要素作为各自的出发点和旨归做自证研究。在这些文学批评提供的大部分参照系中，对与之相应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经验的描述、想象以及思辨，要多过于对这些现象和经验做社会源头的追溯，对理论模型所做的静态假设要多过于对自己所选取的观照角度的特殊性的辨识。于是，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这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⑩就真的疏离于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生产实践，并随之模糊了使这种生产实践得以维系的生产关系对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制约作用。
相对于批评史上稍显“悬浮”的、疏离的、隐约的理论建构而言，马克思主义为文学批评提供的资本批判话语的优势体现为“资本”本身就是对特定历史阶段内社会生产关系结构特质的指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文学批评如何能够穿透“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层层表象，折射出“资本”对于文学活动迂回复杂的规定性。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使用的是意识形态批判这一利器，将本就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被打上“虚假的意识”烙印的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剖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切入口，并致力于揭示文学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具有迷惑性的结构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11)在这一思路引导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线从“物质”、“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转向了意识形态本身。这种转向在本雅明那里是对古典艺术作品“光晕(Aura)”消失后的机械复制时代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之间“隐喻”关系的关注;(12)在阿多诺那里是对拆解启蒙理性以及与之相应的对无调性音乐和现代主义艺术样式中包含的否定意义的推崇;在萨特那里指向了“结构的和历史的人类学”(13)这一未完成的理论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是论证资本主义所有制如何为合理性的“政治关系”落地生根为“生产关系”(14)提供机会等等。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来看，他们“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15)，这与他们想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找到社会革命新出路的诉求渐行渐远。马克思在“资本”维度上对主客体关系做了从抽象回到具体的阐释，而他的西方后继者们则吊诡地又回到了抽象的思辨层面。这其中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造成的思想窠臼，但更有“西马”学者们对资本批判话语的理解和拿捏的分寸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一部分学者向文化批判领域转向，是他们在重新解读了本民族国家“资本”特殊运转方式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比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最初的期间，它的中心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例如，研究所第一批出版的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波洛克的《苏联计划经济试验》，魏特夫有关中国农业社会的分析，都是政治经济学成果。这些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来发展有不小影响，如果没有学派整体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认识的深化，其在文化、哲学、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形成的充满创造性的批判观点就会缺乏必要的前提”。(16)其中对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路径上最具基础性影响的是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主要指的是19世纪末以来的西方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者身份介入市民社会，从而消弭了马克思在此前所指认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关系，改变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在结构上的决定作用，成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赤裸裸地攫取暴利的形象转而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闷声敛财的形象。“资本”隐秘地推动了社会的同一化进程，这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从生产过程到日常生活领域都被收编到“被管理的世界”(17)中。从中可以看到，波洛克对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所做的解读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批判理论得以建构和立足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令佩里•安德森感到困惑的“倒转”行为，其深层根源在于这个学派所理解的资本批判语境发生了“面积”上的缩水。他们在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中发现了“资本”结构社会关系的新方式，并且明确意识到仅从批判“资本”秘密的层面上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的希望，由此生出悲观主义的心态，对资本批判话语做了弱化经济基础论述和放大意识形态批判的处理，这是霍克海默为学派所确定的从“传统理论”向“批判理论”的转向。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依据本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解读中，资本批判话语大多时候是在场的，至少是隐匿的在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看作一条西方研究者应对“资本”在本民族国家发生的新形式、新变化、新动向的理论嬗变之路。伯明翰学派的霍尔对文化生产、消费、流通等环节的重新思考，使他在产生新变化的资本现代性中重新发现了“文化”的属性。杰姆逊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勾勒出资产阶级文化发展的逻辑线索，他将晚期资本主义形态中的“资本”定位在为消费社会塑型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上，从而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找到了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变革的现实根源。还有诸如德波的景观现象学批判击中“资本”在视觉文化层面新的表现形态的要害;马克•波斯特对西方社会历史所做的口头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阶段性划分，关注“资本”对媒介的渗透;此外还有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转向等理论视角，无不在丰富着资本批判话语，也拓展着文学批评的可能性。
当然，资本批判话语不能替代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但却能为文学批评提供具有穿透力的思考方法。随着资本运作方式的新变化，资本批判话语与文学批评结合的方式仍将发生更多的变化。“继续对比内部和外部、生存和历史，继续对现在生活的抽象质量作出判断，使一种具体未来的观念充满活力，便落在文学批评的肩头。但愿它证明胜任这项任务!”(18)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同上，第5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⑦可参阅顾海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5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⑨同上，第13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6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2)[美]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英译本)导言》，载刘北城《本雅明思想肖像》第2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第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55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5)[英]佩里•安德森著，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6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中卷)》第26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7)Pollock,"State Capitalism",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转引自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中卷)》第29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8)[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第37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简介： 万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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