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
何怀远◆文
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尔施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亚圣”，主要是因为他1923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该书针对有人攻击马克思主义“缺乏哲学”，从解读马克思“消灭哲学”命题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及其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结论提出了质疑。近百年过去了，中外学术界对柯尔施提出的马克思“消灭哲学”后还有没有自己的哲学;如果有，马克思的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柯尔施提出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思想，即就理论形态和理论目的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不能把它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独立为“纯哲学”体系，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和目的，它就成了黑格尔哲学式的思辨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变质了。这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更遑论作出正确理解和评价了。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学界同仁们。
1 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反哲学”
面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哲学”因而称不上“真正的理论”的指责，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有自己的哲学，但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反哲学”，也是一种“新哲学”。柯尔施写道：“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理论描述成一种‘反哲学’，尽管它实质上仍然是哲学的。”这里存在的看似矛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一种“反哲学”?它反的是什么哲学?“反哲学”又何以能称得上“哲学”?
柯尔施作出的上述判断，首先主要源于他对马克思“消灭哲学”命题的理解。1842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不使哲学变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著名的“消灭哲学”命题。马克思在这里同时批判当时德国的实践派和理论派。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马克思认为这是“正当的”，但他们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嚷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其实他们不懂得，就哲学谈消灭哲学是消灭不了哲学的，任何哲学都有自己存在的现实要求，“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相反，理论派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使哲学成为现实”，其实他们同样不明白，只要一种哲学存在着并实际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就表明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消灭现实就必须同时消灭作为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并为这个现实世界辩护的哲学。所以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要“消灭哲学”，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哲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组成部分，改造现实社会及其整个世界，就不可能不反对和消灭作为现实世界“头脑”或“观念上补充的”哲学。马克思以深刻而又十分灵动的话语方式指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在实现人的解放的使命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不能分离，“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这就要求“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柯尔施由此认为，马克思对哲学以及观念体系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的认识，不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影子”论，更不是西方思想家所说的观念、思想或 文化“缺位”论，而是社会构成论。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特定社会形态的一部分，主要在于哲学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以自己的方式对现实社会作出理解，并使社会现实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合理化。既然资产阶级社会在它的哲学中被合理化了，那么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合理性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哲学的不合理性，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推翻和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当然要消灭资产阶级哲学。
消灭资产阶级哲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但这种新哲学本质上却是“反哲学的”。柯尔施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消灭哲学“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而是要“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用新哲学反对和取代旧哲学，并通过哲学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实施革命改造的实践条件、阶级力量和现实道路。这也就是马克思终身为无产阶级寻找解放的理论武器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正是这种理论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弊端及其不合理性的根源，论证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实质上为资产阶级社会辩护的哲学及其全部意识形态的不合理性。为此，马克思终生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以及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批判传统哲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仅仅依靠概念层面上的逻辑推演，首先要科学认识现实，然后才能有效诉诸革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柯尔施指出，这种理论使命本身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以科学的态度面对具体现实，因而马克思主义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它不是要建立一套抽象的、普适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它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都“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科学的、实证的，柯尔施认为它是“反哲学的”。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科学’成了‘实证的’，并且逐渐地完全脱离了哲学”，“另一方面，一种哲学的发展在与前者的表面冲突中出现了，但实际上是对前者的补充”。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用而言，“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作为“唯物主义”它不再是理论层面上的抽象说理，而要直指现实，付诸革命“实践”，这种“实践”也不是黑格尔式的精神运动，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在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就是改造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即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用这种哲学认识人类社会的过去时，他们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他们强调以这种哲学认识现实时，他们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当他们强调改造现实时，他们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当他们从总体上强调这种理论的理想使命和理想目标时，就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之所以不再把自己的“新哲学”称为哲学，是因为这种哲学彻底摆脱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或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都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前者因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后者却为此作了错误的辩护。一些资产阶级哲学教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哲学内容”，因而达不到科学的普适性水准，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本特征是实践性，它与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完全不同，所以它不再是哲学。柯尔施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在“人类实践”中，而且是在“人类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才找到了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根源，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意识形态面纱，使正确认识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地位是由它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功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成为“一种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因为它一方面要解决“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即政权问题，而且同时还要解决“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即观念认识问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实现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关联，或者说实现对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实践改造与对社会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统一。这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既是哲学的又是反哲学的品性和特征。
按照柯尔施的理解，后来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些本体论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需要反思的。比如像卢卡奇，他把“劳动”视为社会本体，建立了新的社会本体论哲学，再比如像我国的绝大多数学者，把“实践”理解为现实世界的本体，建立了实践本体的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其实，马克思主义彻底告别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通过直接研究人类社会的现实结构、矛盾和问题，分析它的现象与本质，探索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的方法和出路，恰恰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和辩证方法使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实证的、具体的、科学的理论。它首先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哲学“解释世界”时的“普世性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关于世界的总联系”的哲学是多余的，哲学被同时逐出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按照恩格斯的概括，如果说还有哲学的话，那就只剩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它同时也否定了传统哲学“改变世界”时的“应然性思维”，马克思恩格斯一反哲学传统地指出：“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在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再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一厢情愿，它必须一切以实际条件为转移，而“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2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和存在形态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只创造了一种理论，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内容和存在形态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恩格斯曾经指出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柯尔施经过文本考证提出，自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科学见解表述为哲学见解，或不把自己的新理论称为哲学，是因为他们“恰恰不是反对特殊的哲学体系——他们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克服和取代哲学”，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不仅明确克服和取代全部早先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取代全部哲学的形式和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何以能取代以往全部哲学、是在什么意义上取代了传统哲学呢?在柯尔施看来，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取向、本体内容和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方法，其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的唯物主义来源和辩证属性，是他们创造理论过程中的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方法。
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作为马克思主义集大成者的《资本论》，在方法、形式上似乎是在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然而，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从理论主题到具体内容、从表达范式到理论性质都存在本质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表明马克思主义终结了作为传统哲学顶峰和典型代表的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试图建立反映世界生成、发展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他因而把传统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展到顶峰，所以恩格斯才说传统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从“存在论”开始他的哲学论证，之所以要从“存在论”开始，是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哲学要实现对整个世界的论证就必须从开天辟地讲起，世界的太初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既然研究起源就必须承认有东西存在，所以，我们只能讨论这个我们毫不知情却又不能视为“无”的状态，因此我们只能称之为“存在”。那么，“存在”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于是黑格尔说我们只能称它为“有”，即有东西在，具体有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一定有、必须有，否则我们就无可讨论，因此，这个“有”只能称为“纯有”。严格说来，这个毫无内容的“纯有”才是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起点或第一范畴。“纯有”什么都不是，只能从逻辑上说它不是“无”而是“有”。因为“纯有”不是具体的“有”，不是具体“存在”的东西，所以，它既无质又无量，没有任何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既然“有”等于“无”，那么，为什么逻辑学不以“无”开端而要从“有”开始呢?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使命是用一套概念体系把握宇宙的生成和变化发展，这个宇宙应该从“有”开始，大千世界不可能“无”中生“有”。正因为如此，“‘有’与‘无’最初只是应该有区别罢了”。“所谓区别，必包含有二物，其中每一物各具有一种为他物所没有的规定性。”“‘有’既只是纯粹无规定性者，而‘无’也同样地没有规定性。因此，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一指谓上的区别，或完全抽象的区别，这种区别同时又是无区别。”透过黑格尔对哲学逻辑起点范畴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通过脱离“形而下”的纯概念式的“形而上”思辨以追求永恒真理体系，是自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以来思辨哲学的典型特征和全部目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指出：“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那不变的、永恒的、自在自为的”真理。这种毫无内容的概念思辨是一切形而上学的通病，中国辩证法的元典《老子》也是这样开篇的，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与“有”“二者同出而异名”。老子承认这里“同谓之玄，玄而又玄”。
黑格尔哲学蕴涵的辩证方法在马克思创立和表述科学社会主义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科学社会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与黑格尔哲学完全不同了。马克思主义从逻辑起点上就同黑格尔哲学存在着本质区别。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概念开始，建构了一个概念精细、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体系，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概念绝对不同于作为黑格尔哲学逻辑起点或“第一范畴”的“有”概念，“商品”概念虽然也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对具体存在的事物的本质的概括，即“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它既有具体的内容，也有复杂的演化过程和历史形式，而且这种抽象是建立在社会所完成的抽象基础上的，即货币作为特殊商品成了一般等价物。在商品市场上，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成了商品的价值，于是资本主义把人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时间，以时间为交换尺度，“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商品现象虽然在人类社会中早已有之，但只有当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因素时，封建社会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正是透过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来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于是，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再出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毫无现实规定的“有”，而是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人及其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体表现为作为资本主义前提、基础和细胞的“商品”;作为黑格尔哲学脚手架的“矛盾”概念，不再是抽象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各个社会形态中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具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和斗争;黑格尔哲学无任何时空限制的“发展”观念，成了在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基础上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
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既消除了抽象思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经验主义的实证思维，揭露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隐蔽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两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本质。马克思把考察的角度从现成的劳动产品转移到为制造它所必要的社会劳动，从商品交换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揭示出生产领域里占支配地位的关系，对将工资释义为“劳动的价格”的经济学概念作了尖锐批判，鲜明指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是为了工资而被出卖给资本主义企业主，阐明了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它说明，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首先是“商品”和“价值”这些基本范畴所固有的“拜物教”性质，以及用物的关系(商品的价值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迷人形式。指出这一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才可能“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待;它从属于生产的一种特别的社会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构成意识形态的补充”。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它进行到底，这一革命在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形式。一旦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们的产物而处于他们的自觉控制之下，商品生产的拜物教将被自由自觉的劳动所代替，那么，政治经济学这一“拜物教的科学”也将被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直接的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所消灭。
可见，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具体研究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中，作为传统形而上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其表达的范畴形式及其具体内容都消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呈现出的完全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价值取向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论证，它不仅从形式上也从内容上取代了传统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哲学终结，是对全部哲学的终结，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因为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将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到顶峰。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所谓的“纯哲学”，它脱离具体事物、事件或具体社会历史形态、过程和内容进行抽象，建立抽象的、普适的形而上学概念体系，按照传统哲学观，只有这样的形而上学概念体系才称得上哲学，因为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成为永恒真理体系。
3 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体系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按照柯尔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一个理论的不同称谓而已，那么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方法能否析离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呢?在柯尔施看来“不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批评中得到答案。
当面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指责时，第二国际理论家刻意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性、普适性、纯粹性，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纯粹的理论形态”或刻意分析出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理论内容，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纯哲学”，甚至把马克思哲学化。比如在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后的1927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考茨基就出版了六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唯物主义历史观》。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特殊的科学形式”，也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和辩证方法，但它不是“独立形式”的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所有人提供一套抽象的、思辨的形而上学概念体系，而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普适的、不变的真理体系，而是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认识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理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在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历史过程中，离不开由作为工人阶级哲学的革命辩证法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斗争，但这种理论斗争不能局限于纯理论的哲学斗争，必须与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革命实践斗争相结合，在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的关系中，马克思强调理论斗争的先导性，但同时强调革命实践斗争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离开任何一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是片面的、不能完成的，“只有当整个现在社会和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上完全被推翻，这种意识在理论上全部被消灭和被废除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结束”。
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实证性指责，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论证为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从根本上抹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锋芒。在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核心理念中，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建构普适性的规律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最高追求。因此，对理论范式共性的最高度概括和对原理适用性的最大化追求是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的鲜明特征。在实证主义的指责中，第二国际理论家没有能够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区别，而是顺着实证主义的思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普适性、无条件性和价值中立性。伯恩斯坦提出，一切科学都可以区分为“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科学”)和“应用的理论”(或“应用科学”)，“前者由一些从有关这方面的全部经验扮演出来并且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认识原理构成”，“纯粹的理论”构成理论中的“不变成分”;后者是前者在个别现象、具体实践中的应用，这是理论中的“可变成分”。“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纯粹理论的领域，与此相反，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都可以称为应用科学。”纯粹理论和应用理论对于整个理论体系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把纯粹科学中的任何一个原理去掉，也就随之去掉了基础的一个片断，于是整个建筑的一大部分就失去了支柱，成为摇摇欲坠的了”;应用科学则不同，哪怕去掉一批原理，也不致殃及其他部分。因此，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析离出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第三部分，都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原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以十分简练、明确、摆脱一切特殊现象、特殊形式的关系的句子表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般特征”。伯恩斯坦的这一理解代表了当时理论的潮流，无论是考茨基、拉法格、梅林还是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等，尽管他们在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分歧，但在他们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他们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时，概括普适性的“纯粹科学原理”成了他们的共同努力方向，即便是他们当时最具辩证头脑的普列汉诺夫也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为一切社会科学的“代数学”。于是，考茨基、拉法格、梅林等人几乎都将历史规律性、历史必然性、历史决定论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排除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主体的价值观、社会伦理、意识形态等主观性因素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影响，因而从深层逻辑上否定了历史偶然性。最为极端的是德国哲学家亨利克·格罗斯曼，他在1929年提出一个公式并据此宣称，如果各有关变量(因素)的数值可以确立，他能根据这个公式推断出资本主义最后崩溃的时间。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虽曾受到普列汉诺夫的批评，但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思维方式，无非是在理论推演中增加了一些中间范畴和逻辑环节而已，以致后来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如丹尼尔•贝尔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命定主义”。
实证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将马克思主义分离为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这同样泯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锋芒。柯尔施提出，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证主义的解释和改造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被抽离，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纯粹批判的理论”，而且是分门别类、支离破碎的纯学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而只能提出超不出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界限的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哲学问题的极度轻视，仅仅是丧失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的部分表现”。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是一种整体不合理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由其整体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决定的，离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就失去了根据。所以柯尔施批判鲁道夫·希法亭“马克思主义无价值判断”的所谓“纯科学理论”观点。希法亭说：“洞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包括洞悉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并且也没有实际行动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作为科学，其任务是揭示政治关系中的因果联系，它在逻辑上是“科学的、客观的和自由的科学，并没有价值判断”。这样，希法亭就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理论冻结成“关于不同的社会领域里的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理论公式”或“一般系统社会学”，类同于一种地理学或生物学体系，恰似后来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似乎成为一个对资本主义无害的可以为不同政治派别和学术立场加以引用的全球预言家。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的。
柯尔施一反传统哲学思维地提出，就马克思主义完全变革了以往的哲学思维方式、思维路径而言，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本质”，但它不能建立独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纯哲学”体系。“马克思新的唯物主义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制定历史社会研究的特别方法——工具论，它必定使得社会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域里，在无成见地研究现实的道路上破除迷信，并且‘真实于自然科学地探明’在由‘思想’掩饰的无限紊乱下隐藏的现实真相，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就在于此。”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用这种思维方式及其辩证观点研究人类历史，其理论形态可以把它表述为“历史的、辩证的、批判的、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言下之意，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物主义立场、态度和辩证方法，一旦独立为纯哲学体系，就将毫无意义。关于这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那些从人类历史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能不能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提呢?他们断然予以否定，相反，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其实，在柯尔施没有读到的马克思晚年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强烈重申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但他强烈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结论变成“一般历史哲学”。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个理论结论中的哪些东西能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但是，这种规律绝不是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而是具体研究的方法，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是超历史的”。他对俄国批评家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不无愤怒地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脱离科学社会主义而自成体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容与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标志”或“最独特标志”。能否把抽象的、普适的、永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赋予它具体内容呢?柯尔施没有说，当代英国著名学者里格比倒是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如果辩证唯物主义被赋予更为具体的内容，那么它将变成一揽子先验的哲学原理，现实则必须与之相一致。而这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所正确地予以拒斥的。”
柯尔施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个挑战。长期以来，我们太习惯于“基本原理”思维了，每个结论都要上升到“最一般”“最普遍”和“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张一兵先生在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后指出：“《哲学的贫困》一书实际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观点的隐喻：一切重新建构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并以哲学来投射现实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有自己的哲学，从广义上说，它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离开了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科学研究，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域中就不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转变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关键是重新回到马克思创立理论的根本目的上，真正“用马克思的方式面对马克思曾经面对过的问题”，据此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而不是刻意统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建立既非传统哲学也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类概念思辨体系。这就是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不是完全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和价值，笔者以为，这决不像柯尔施想象得那么简单绝对。
(原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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