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列菲弗尔认为空间生产的基本矛盾，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政治表现就是政治斗争。城市的空间扩张和结构变迁及由此而来的空间治理，都是资本化的空间形式。1945年之后美国郊区化的城市扩张，哈威认为这是一次由国家(向住房所有者和建筑公司退税) 和金融机构(通过特殊的信用安排) 二者共同推动而实现投资大规模向第二循环的转变。它不仅开辟新的投资可能，也同时刺激对汽车和石油等生产工业的需求。
通常在任何一个城市, 均有住宅、办公大楼、商店、各种各样的机构、交通和通讯设施等, 城市环境的这些元素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其各自的空间位置及结构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其变化遵循什么规则, 这些都是城市社会学理论家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城市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古典生态学家就展开了对城市空间的理论研究, 提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发展变化模型。但是, 古典人类生态学家将空间看作是独立的、纯粹的、客观的研究对象, 忽视了城市空间过程与城市社会过程的联系, 在对城市空间过程的分析中缺乏一种批判精神。
而20 世纪60年代以来产生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派则与之完全不同, 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将城市空间过程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加以考察, 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循环、资本积累、资本危机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创始人是法国的理论家列菲弗尔(Henri Lefedrve) , 在他之后有不少学者展开了对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主要有罗维斯(Roweis) 、斯科特(Scott) 、索嘉(Soja) 、哈威(David Harvey) 等。
一、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与城市革命论
列菲弗尔是法国人文马克思主义者, 他有关城市的论著主要有《资本主义的生存》、《城市革命》等。列菲弗尔认为, 已有的城市理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规划将城市空间看作成一种纯粹的科学对象, 并提出一种规划“科学”, 这是一种技术统治论。因为在城市规划中, 空间形式被作为既定的东西加以接受, 在科学理解空间逻辑的基础上, 规划只是一种能带来特定效果的技术干预。换言之, 城市理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规划是建立在否定空间的内在政治性前提上的, 它完全忽视了形塑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及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政治被他们认为是非理性的因素, 是从外部强加给空间的, 并不构成空间的固有成份。他指出:“有关城市与城市现实的问题并没有被很好了解或认识, 因为不论它是存在于思想(意识形态) 还是实践中,均没有认识到政治的重要性”。
列菲弗尔认为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通过揭示城市空间组织和空间形式如何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及揭示它们如何有助于这种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统治关系的再生产来破除城市意识形态。他明确指出“空间是政治的。排除了意识形态或政治, 空间就不是科学的对象, 空间从来就是政治的和策略的空间, 它看起来同质, 看起来完全象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 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正因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所以它就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为利润和剥削劳动力而生产) 。因此, 他认为我们所应该考虑的不是空间本身是一种科学, 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 空间被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中矛盾是如何产生的理论。列菲弗尔认为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就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政治表现就是政治斗争。正是这种矛盾和斗争成为列菲弗尔关注城市问题的核心。
根据列菲弗尔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先前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于空间的扩张而被克服。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遇到这种矛盾的限制, 因为资本已经将空间本身转化为一种商品。“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遇到这种矛盾的限制, 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正是这种变化使资本主义从一种在空间背景中生产商品的系统演变到空间本身作为一种稀缺和可转让资源并可被生产的系统。在这一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列菲弗尔认为原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枢纽的加工制造业已被建筑和休闲工业取代。资本主义不仅将已有的空间容纳进来, 而且它还会扩展进新的部分。休闲开始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工业。“我们为了休闲征服了海、山脉甚至沙漠。休闲工业和建筑业已经联合起来使城镇和城市化沿着海岸线及山脉地区扩展。这种工业扩展到所有没有被农业和传统生产行业所占据的空间。”在这种方式下,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已经将生产剩余价值(这些行业雇佣大量低工资的劳动力, 而且其特征是资本有机构成低) 和实现利润(因为空间商品化已经创造了巨大的新市场) 两者融为一体。列菲弗尔认为, 资本主义这种转变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 资本主义生产从一种以工业为基础逐步转变到一种以城市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 他称这种转变为“城市革命”, 并且认为“城市革命”与早期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相类似。
列菲弗尔认为城市革命产生一种城市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 城乡的物质分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列菲弗尔看来, 城市是由以下三个相关概念组成, 即空间、日常生活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他认为城市是全球空间的脉络背景, 通过它生产关系在人们的日常经历中得以再生产; 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则通过人们日常对空间的使用而被再生产, 因为空间本身已被资本占有并从属于它的逻辑。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仅在企业、社会中发生, 而且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中发生。由于空间打上资本主义的烙印, 因此它给整个日常生活强加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例如, 城市的建筑象征了资本主义关系, 人们的休闲空间也反映资本主义关系(因为它按照工作的方式将人们的非工作生活也商业化了), 而城市居民被分散到郊区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因为中心地区被商业功能占据, 居住空间的使用被驱逐到边缘地区) 等等。至于空间的组织不同地方在本质上相似, 不同场所之间的分离(例如工作场所跟生活及家庭分离), 以及统治和从属地方之间的层级控制等这些东西均负载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通过这种空间构造而被再生产的。
不过, 列菲弗尔认为城市革命虽然使资本主义克服一些已有的矛盾, 却又带来新问题。因为空间被资本殖民化只能通过将人口分散来进行, “中心吸引那些构成它但很快就会饱和的要素(象商品、资本、信息等) 。它排除了那些它所统治的但又会威胁它的要素”。这样一来就带来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城市传统上曾是社会文化中心, 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主要来源和场所。如果城市被分散到只将经济和政治管理留在中心, 那么当政治权力开始集中化时, 文化统治必然将削弱。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日益扩张带来的影响就是使决策中心集中的同时又产生依赖于边缘的殖民地, “中央周围的只有屈服, 被剥削及依赖的空间: 新殖民空间”。因此, 列菲弗尔认为, 在资本主义通过剥削空间来巩固自身时，也同时产生一种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 “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众多冲突的地方”。由于主要决策功能开始集中在中心, 中心的政治权力因而被加强, 但由于同时日常生活开始分散到边缘, 因而社会凝聚力被削弱, 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场潜在危机。正是因为这样，列菲弗尔将城市危机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和基本的危机。因为对空间使用的斗争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已经成为资本要求和社会需要之间冲突的核心。因此，列菲费尔认为,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城市阶段，斗争的关键是争取让日常生活摆脱资本主义组织, 并形成由人民大众来管理空间和空间为人民大众服务。
二、城市社会空间辩证法
列菲弗尔有关空间的生产及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控制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存关键的思想影响和启发了不少城市研究者的思考。他们纷纷展开对城市空间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对城市土地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对于这些人而言, 城市问题就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土地如何通过阶级和国家的相互作用而被利用和管理的问题。也就是说, 城市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解释城市社会人造的空间组织是如何去反应、表达、协调或影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
罗维斯和斯科特这两位学者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的研究揭示出空间组织作为一个因素进入资本积累过程影响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投资模式。尤其是城市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妨碍了空间的最优化使用, 因为个人在寻求将其所占据地方利益最大化时会忽视其决策的整体影响。另外, 资本主义企业投资于某一地方的工厂和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就得长期留在那里, 即使当初吸引他们到这里来的因素由于其他资本家的自私自利决策而不存在。因此, 罗维斯和斯科特就将这个问题总结为: “资本主义社会和财产关系带来了有关城市土地问题的两种主要趋势。即一方面, 商品生产的逻辑和私人占有利润要求有效的土地利用模式; 但另一方面, 由于城市土地的私人所有和控制又导致了偏离这种有效使用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试图干预城市系统, 国家规划和调节包含了试图为了资本利益而组织空间, 这既包括提供集体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单个公司需要但又不能或不愿自身来提供的其它资源, 还包括由强有力的资本逻辑所强加的反对私人土地占有者, 例如为了重新发展而通过强制购买土地或通过分区方式及其它措施。不过, 罗维斯和斯科特认为, 由于私人财产所有权这个事实, 国家总是限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国家既不可能以一贯、理性的方式去直接投资, 也不可能定下一个有效的空间模式来强迫所有资本家企业遵循。因此, 罗维斯和斯科特认为, 城市土地问题的核心是“总体上城市土地是社会化生产的,而伴随获得的收益却私人化这二者之间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阶级斗争, 也表现为资本不同部分之间的斗争上, 国家卷入这种斗争和冲突但又无力解决它。他们因而认为资本循环不仅发生在空间中, 而且本质上也与空间组织相关联, 并受它的影响。
罗维斯和斯科特对城市空间的这种看法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 空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容器”, 在这种“容器”中某些社会或经济过程得以进行和完成。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者看来,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出空间组织形式是如何由它嵌入其中的特定生产组织来生产的, 以及它又是如何反作用于这些生产组织的。他们力图将空间过程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中来考察。他们认为空间和社会并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 社会组织和空间过程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为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当资本主义空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 资本主义被再生产时, 它的空间形式也被再生产; 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再生产或重构调整时, 其空间也将被重构调整。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调整时, 它立即就会遇到现有空间形式对任何变化的约束和调节。因此, 资本主义组织中的任何变化不仅会具有它们所利用的空间内在固有的变化,也会反应在现存的空间安排上。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空间现象, 这不仅是指危机表现在地理上不均衡(即一个地方的工业废地的形成, 另一个地方的工业增长和集中就会加速), 而且还指空间的约束会型塑或加剧危机。
而索嘉则进一步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 -spatial dialetic) , 据此阐明他对城市空间的看法。他的观点就是: “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 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 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份的辩证限定, 这种关系同时是社会的又是空间的”。这种观点认为在划分为统治和剥削阶级的社会结构与划分为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结构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 因为二者都是由相同原因引起(资本主义组织), 表达了相同的事情, 同时又相互塑造。这种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核心就是“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是社会的物质构成的”。在这种观点看来, 表现在空间中的问题(例如国家或地区不均衡发展)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必然表达, 这种矛盾会受到现有空间安排的调节, 并因当前空间模式的惰性与新经济势力之间的紧张而加剧。类似地, 由空间使用引发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内资本家、工人和其它阶层及部分之间阶级冲突的调节性表现。
三、人造环境与资本城市化
哈威是美国20世纪70 年代以来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列菲弗尔的理论思想对哈威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启发。不过, 哈威是批判性地吸收列菲弗尔的思想。在哈威的理论中, 城市的本质是一个人造环境(build environment) , 是一种包含许多不同元素的复杂混合商品, 是一系列的物质结构, 它包括道路、码头、沟渠、港口、工厂、货栈仓库、下水道、住房、学校教育机构、文化娱乐机构、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公园、停车场等。城市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造环境要素混合构成的一种人文物质景观, 是人为建构的“第二自然”。城市化和城市过程就是各种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哈威认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 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过程进行详细分析, 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 以及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剥削率的变动等。哈威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为资本的第一循环( Primary Circuit) , 而资本第一循环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资本过度积累所形成的过度积累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商品过剩、资本闲置、劳动力闲置或对劳动力剥削加强等。哈威认为, 马克思虽然指出资本主义存在的这种矛盾和危机, 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了应付这种内在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资本主义的应付办法就是当由工业生产中的第一循环产生的危机逼近时, 投资转向“第二循环(Secondary Circuit)”，即资本投资于城市这个人造环境。哈威的论点是，当第一循环中的工业生产面临回报率下降时，资本的反应是转向第二循环投资。这些投资大多投向城市这个人造环境中去，有时会投资于象办公大楼等固定资产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场房地产投机(象美国20 世纪70 年代早期办公楼热)经常会在工业衰退时发生。因为当第一循环工业生产投资回报率开始下降时，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发展代表了投资的一种替代选择渠道。哈威对1945年之后美国郊区化的城市扩张的解释就是如此。他认为这是一次由国家(向住房所有者和建筑公司退税) 和金融机构(通过特殊的信用安排) 二者共同推动而实现投资大规模向第二循环的转变。它不仅开辟新的投资可能，也同时刺激对汽车和石油等生产工业的需求。
在哈威看来，城市这个人造环境是资本积累、资本危机和资本循环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城市为资本主义系统执行一种重要功能，即为资本第一循环中过度积累的资本提供投资渠道和机会。那些流入城市土地和房地产发展中的金钱是由工业部门利润决定的。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工业资本利润无情驱动和支配的结果，是资本按照其自己的意愿创建道路、住房、工厂、学校、商店等城市人文物质景观的。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象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而城市地区的兴衰和发展变化均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结果，城市危机的实质就是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哈威称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是资本的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本身负载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即为了资本的积累、为了剥削劳动力而生产和创建的，而资本主义下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因此也负载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
四、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简评
首先，从某种程度上讲，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反映出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社会变化的现实。20世纪60 年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在国内国际间流动增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等因素影响力增强，工业投资开始重新定位，在欧美大量工业资本从已经城市化的老工业城市流向新兴的城市化地区，使城市的发展从老工业城市转向了那些过去只经历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兴城市地区。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不仅使老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这些城市经济萧条，城市的工厂厂房和其它固定资本贬值，城市税收减少。可以说，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一片萧条。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注意到战后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变化的这些特点，并对其做出理论思考和分析的结果。
第二，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理解和分析城市社会变迁的现实提供不少独特的理论视角。尤其是他们强调要将城市空间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来考察，强调城市空间在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以及资本主义生存中的功能和作用，注意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因素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将城市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结合起来分析，这些都是比较有独创性的。它们对于整个城市社会理论的发展以及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理解城市社会现实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三，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空间这一社会构成要素纳入社会理论分析中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以往社会理论对空间研究的空白。大部分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者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展开理论研究。按照哈威的观点，空间在以前的社会理论中是不被理论家所注意和重视的，而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将空间和地理纳入社会理论中来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家的目的就是试图解释空间是如何生产的，以及空间生产过程是如何整合到资本主义动态发展过程及其矛盾中去的。
当然，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也有不足和局限性之处，主要表现为: 首先，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很强的结构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色彩。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强调全球经济力量、资本积累、资本循环等因素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决定作用，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变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积累等深层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其次，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忽视对人的作用的考虑，特别是对个体行动者的行动注意不够，认为城市社会变迁完全是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深层次力量的表现，没有考虑到人的行动的作用。
本文原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原标题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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