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编者按
“冷战”后期，苏联的路线愈发受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质疑。政治上的质疑与后现代的多元主义潮流相结合，最终把矛头指向了斯大林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理性的、有着普遍性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出版于1985年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战略》正是此种思潮的体现。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书中批判了斯大林时代以来各方加诸马克思主义之上的关于总体性和必然性的想象，致力于发现马克思主义文本内在的异质性。拉克劳和墨菲发展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了总体性理论所忽视的“补充的”和“偶然的”逻辑，因而适应了进化范式内部存在着的不平衡。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反抗的主体应该由不同集体“偶然接合”形成。
时至今日，西方的左翼民主运动仍然延续着这样的逻辑。然而，多元的反抗运动并没有被整合成统一的反抗主体，从性别问题、种族问题中爆发出的抗议声最终都以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方式被消弭。多元主义的反抗没有撼动资本主义，反而作为“脓疮”将全球资本主义积蓄的矛盾以非政治经济的方式疏导出去。近两年欧美世界右翼势力的抬头实际上证明了这种多元反抗的无力。毫无疑问，拉克劳和墨菲对发展范式内部的不平衡特性的关注是敏锐的，但在放弃了总体化的视角后，如何重新组织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这仍需要进一步的思考。而这也是今天重新关注这部著作的重要原因。
今日推送选自《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导论”。需要说明的是，此前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于1994年和2003年分别推出过两个译本，但错讹较多。本书的新译本(田延译)已纳入“精神译丛”第四辑，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战略》导论
田延 译，吴子枫 校
左翼思想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过去那些“显而易见的真理”——经典的分析形式和政治计算、处于冲突中的各种力量的性质、左派的斗争和目标的真正意义——已经受到了骤然而至的历史变化的严重挑战，这些变化摧毁了那些真理得以建立的根基。这些变化中的一些无疑对应着一些失败与失望：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和波兰政变[①]，从喀布尔[②]到共产主义胜利在越南和柬埔寨的恶果，问号越来越沉重地降临在对社会主义，以及对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构想的整个方式上。这重启了对理论和政治基础——左派的知识视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一种传统的方式被建立起来的——的批判性思考，它既是辛辣的，又是必要的。但事情还不止如此。整个一系列积极的新现象潜藏在那些变化之下，使得理论性的重新思考的任务变得十分紧迫：新的女性主义的兴起，种族、民族和性别上的弱者的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开展的反体制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边缘国家的非典型的社会斗争形式——所有这些都暗示着，社会冲突性扩展到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它为走向更自由、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创造了潜力，但也仅仅是潜力而已。
这种斗争的激增首先表现为一种与理性的、有组织的社会结构相对的社会“剩余”(surplus)——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剩余”。许多声音——特别是源于自由保守阵营的声音——都坚持认为，西方社会面临着一场由平等主义的危险引发的治理危机和解体的威胁。然而，社会冲突的新形式也已经把我们试图在本书的主要部分中与之进行对话的理论和政治框架抛入了危机之中。这些框架和左派的经典话语及典型模式相互一致，左派正是通过这种模式来理解社会变化的动因(agents)、政治空间的结构化以及解除历史变革之束缚的一些优先位置。现在，陷入危机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个构想依赖于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核心地位;依赖于以大写的“r”开头的革命(Revolution)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奠基性时刻的功能;依赖于完全单一和同质的集体意志的虚幻景象，而那种意志将使政治时刻变得毫无意义。当代社会斗争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最终摧毁了那种政治想象的最后根基。由于这种想象充满了“普遍的”主体并在概念上围绕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构建起来，所以它假定“社会”是一个可理解的结构，可以凭借确定的阶级立场被理智所掌握，也可以作为一种理性而透明的秩序，通过具有政治性的缔造行为而加以重构。今天，左派正在目睹那种雅各宾想象解体的最后一幕。
因此，当代社会斗争的极大丰富性和多元性已经引起了一场理论危机。我们的话语(discourse)将被置于理论和政治的双向运动的中间点上。每时每刻，我们都努力防止用忽略了其自身话语性(discusivity)条件的印象主义和社会学描述来填补危机造成的理论虚空。我们的目标完全相反：聚焦于某些话语范畴(它们一看就是这场危机许多方面的特许的凝结点);并通过多重折射的各个方面来阐明历史的可能性意义。一切话语的折衷主义或摇摆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正如古典时期的开场“声明”所说的那样，当人们走进一个新地带时，就必须效法那些“在森林里迷路的旅客，他们懂得不应该胡乱地东走走西撞撞，也不能停在一个地方不动，而必须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尽可能笔直地前进，尽管这个方向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偶然选定的，也不要因任何细微的理由而偏离方向。因为这样做即便不能恰好走到他所希望的地方，至少最后可以走到某个地方，总比困在森林里面强。”[③]
我们的分析的指导线索是领导权概念的变化，这个概念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理论化的话语外观和基本节点(nodal point)。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领导权”概念背后，隐藏着比一种政治关系类型更多的东西，虽然后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范畴的补充。实际上，它引入了一种和那些范畴无法匹配的社会逻辑（logic of the social）。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它把历史和社会描述为围绕着可以在概念上加以说明的法则建构起来的、可理解的总体——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补充的（complementary）和偶然的（contingent）作用，这种作用是进化的范式内部的形势的不平衡性(conjunctural imbalances)所要求的，而该范式那本质的或者“形态学的”有效性未曾受到片刻的质疑。(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确定这种特定的偶然性逻辑。)从列宁到葛兰西，随着这个概念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偶然接合(contingent articulation)的领域也在扩大，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基石的“历史必然性”概念退回到了理论的地平线上。正如我们在后两章要论述的那样，“领导权”概念中所暗含的这种社会逻辑的扩大和规定性——在远远超越葛兰西的方向上——将给我们提供一个锚地（anchorage），由此出发，当代社会斗争的独特性成了可思考的;并且它还允许我们为左派勾勒出一种以激进民主方案为基础的新政治。
还有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批判和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话语的外观来提出这项任务?我们首先要说，没有一种话语或一种范畴体系可以不通过中介，就可以让“现实”说话。当以解构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部进行操作时，我们并没有宣称在书写“普遍的历史”(universal history)，也没有宣称把我们的话语刻写成知识的单一的线性过程的一个环节。正如规范的认识论时代已经结束了一样，普遍性话语的时代也告终结。和本书提出的那些观点相类似的政治结论可以从非常不同的话语形态——例如，从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或者，从与社会主义传统不同的自由主义话语——被估计，这些话语形态没有一个可以指望成为社会的唯一(the)真理(或者，像萨特说的“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然而，恰恰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才成为那些使形成这个新政治概念成为可能的传统之一(one)。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出发点的有效性仅仅建立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即：它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过去。
在减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负并缩小其有效性范围的同时，我们也与这门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即用它的范畴把握历史的本质或潜在意义的强烈的一元论愿望——决裂了。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只有我们放弃了以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权的“普遍的阶级”立场为基础的一切认识论特权，才有可能严肃地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有效性如今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非常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地。再也不可能保持马克思主义详细阐释过的关于主体性和阶级的构想了，也不应保持它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看法了，当然，也不应保持那种把共产主义作为透明的、对抗从此消失的社会构想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本书中的知识方案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他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的。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构筑起来的某些直觉和话语形式的发展，通过对某些其他东西的抑制和清除，我们建构起了领导权的概念，我们认为，在为激进、自由的多元民主斗争的过程中，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在这里参照葛兰西——尽管有一部分是批判性的——具有头号的重要性。在文本中，我们试图恢复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性(discusivity)的某些多样性和丰富性，由于斯大林时代和后斯大林时代流行的、并且在当代被某些“反马克思主义”形式完整地(尽管带着相反的姿态)再生产出来的关于“马列主义”的贫乏单一的形象，它们已经有被人遗忘的倾向。无论是那些捍卫光荣的、同质的和不可侵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还是那些属于新哲学的反马克思主义专家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辩解和谩骂都同样植根于有关某种教条的作用和统一的程度的朴素而又原始的观念之中，这些东西就其本质的规定性而言，仍然附属于斯大林主义的想象。相反，我们自己接近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方式力求恢复它们的多元性，力求抓住大量的话语后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异质的和矛盾的——这些多元性和后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内在结构和丰富性，并确保它们作为政治分析的参照点继续存在下去。对伟大的知识传统的超越从不以摧枯拉朽的形式发生，而是像小河流水那样，发源于共同的源头，然后向各个方向蔓延，并和其他源头倾泻而下的细流彼此汇合。构成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正是以下述方式帮助我们形成对新左派的思考：即把它们的某些概念留存下来，改变或放弃另一些概念，并把它们本身溶入在解放话语的无限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当中——社会的多元性就是在这种互文性中形成的。
注：本书译自恩内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战略》第二版(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Second Edition)，Verso出版社2014年版。
注释
[①] 这里分别指的是1956年发生在布达佩斯“十月事件”，发生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以及1968年发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这三起事件都是以反对共产主义政权为目的的政治事件，均遭到了镇压。
[②] 这里指的是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
[③] 笛卡尔，《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收于《哲学著作》(Philosophical Works)第一卷，剑桥，第96页。(参见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0页。译文有修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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