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也是一位敏锐深刻的思想者。
在这样一个对文学与思想而言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他特立独行，敢于思考和反抗，因此毫不奇怪，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征路老师挽救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使之免于荒唐、低级趣味和一无所有。
作为思想者，曹征路老师把自己曾经创作的文章集萃为“曹征路的思想抽屉”，并授权本公众号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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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剑桥美国文学史》
曹征路
2008年出的《剑桥美国文学史》煌煌八卷，每卷都有60-100万字(我只见到第一二七八卷)。
促使我驻足的动机说来惭愧，竟是逆反心理。
在我的印象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事实都是一种表述”好像已经根深蒂固，尽管这不过是戈培尔的历史变声，但确实在中国学界和主流媒体上最响亮也最实用地回荡着。
特别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给我留下的浅薄印象很难消除，标准的地缘政治叙事却成了中国文学史界经常提起的样板。
所以这次也就随手翻翻，看看“那一套”是怎么忽悠自己的，并不打算多留。
但这次我错了，我的脑袋已经被他们忽悠坏了，也有点戈培尔后遗症。
真正的西方主流学术并不全是夏志清式的轻佻，人家对自己的历史是严肃的，一点都不游戏。
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在《中文版序》中说，“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著作。”
几天看下来，我的结论是，这样的自许，恰如其分。
首先在于它的包容性
一部好的文学史当然应该给读者以完整的关于文学作品和思潮的描述，尽可能避免编纂者的主观臆断，使之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读者才能通过读文学史了解一个民族关于历史的文学想象。或者说，使文学史尽可能地接近想象中的民族历史。
《剑桥美国文学史》确实做到了，它不是一部关于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叙事，起码不全这样。也不是一部把文学与民族历史切割开来的“纯文学史”，就像中国某些学者主张的那样。
在编撰者们看来，美国文学是
“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政府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
这正是我疑惑了很久的问题，原来美国文学也不“纯”，原来《西方正典》是写给别国看的正典，所谓的“美国经典”正是萨克文·伯科维奇不屑的观念。
同样是关于现代性的叙事，他们并不排斥“感时忧国”，而且恰恰相反。
美国文学传统不仅仅是用英语写作的白人作家的产物，对美国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所有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民共同创造的。
以往的美国文学史(1917年和1948年各出过一部)中许多被遮蔽被低估的作品这次得到了大规模的挖掘和呈现，印地安人文学、蓄奴制罪恶文学、非美国裔(包括华裔美国人)文学重新受到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的接纳和评介。
这也许和当下美国学界在方法论上的变革有关，文学文本越来越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焦点。性别研究、种族研究、通俗文化研究都渗透到了这部文学史的方方面面，但共同的基础还是美国文学，还是关于作品和思潮的梳理。
这样，那些被遗忘的被压制的文学作品和作家重新获得认识并发出光芒，这显然是美国学术界的一次重大进步和调整。同时，它又不仅仅是数量的扩容和多元，而是在新世纪中整个学术界在文化反思中的一次新的亮相。
我认为这样的调整意义重大，它意味着由方法论变化而导致的世界观变化，正在促使西方主流学术界瞪大了眼睛，重新打量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其次是它的权威性
一部浩瀚的史学著作倘若失去了权威性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如果为了“包容”而牺牲“权威”，把它变成一个文学史料的大拼盘，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编撰者愿意付出的代价。
《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做法是令人敬佩的，这些文学批评家们对旧有的权威性作出了果断的重新定义和认识。
所谓权威性是指存在差异却又互相联系的知识体系的一种期许，因此权威性是相对的，是“差异的权威性”。而“联系的权威性”则是一种特别的阐释或阐释方法的融合，挑战印证其他阐释或阐释方法的能力——这是一种与其他阐释模式建立实质性的、有深度联系的能力。
这样，在扩容了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文本和文学材料面前，编撰者面临着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文学观、文学史观来统领这些材料？在遴选时如何充分考虑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权威性？并且能够给他们以足够的空间来展开各自的论述？
萨克文·伯科维奇说的挑战性就在这里。
于是，一部包含了多种研究手段和方法路径的著作诞生了，一部从社会学、文化学、思想史和美学四个不同角度来审视文学的文学史出现了。这些研究方法有时是互相抵牾甚至是矛盾的，有些观点是相左的甚至是对立的，但它们又是自始至终采用了修正式的非对抗性的方法来处理文本和相关的时代背景。
这就使《剑桥美国文学史》成为了学术史上也许是第一部着力展示我们这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宣布一个自以为正统观念的文学史巨著。
这个特色有可能会对今后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史编撰产生深远影响，也可能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学史体例模式产生影响。
你有权阐明自己的观点，你无权遮蔽别人的声音。
再次是它的宏大叙事
这是一个真正的众声喧哗的交响曲，从1590年到1995年的四百年间美国文学的各种风格流派都得到了广泛的展示和跨学科的论述。它凝聚了过去三十年来美国主流文学评论的全部成就，也代表了每一代文学批评家的学术传承与割裂。
它不再是极端地以少数有色人种富裕人群的霸权观念凌驾于文学史之上，把被压迫被剥夺人群排斥在外，也不是来单照收式地或者蜻蜓点水般地对历史扫描一遍，更不是以某一种审美观念为正统。
这部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它全是由一流的批评家，萨克文·伯科维奇、查尔斯·卡斯韦尔、塞洛斯·帕泰尔、迈克尔·达维特·贝尔、芭芭拉·L·派克等数十位学者以自己高质量的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灵活的治学方式，在充分拥有材料基础上的大规模复调式地叙述。
每一卷，每一种叙述方式尽管不同，但都有着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细节。每种叙述都是旗帜鲜明的，而且都有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论证，真正体现了学者自身的权威性。特别有趣的是，不同叙述之间都彼此相关，体现了共同的主题和人文关怀，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比如第二卷是关于1820-1865年的散文作品(除诗歌以外的所有体裁)，主题是美国文艺复兴，批评家不仅对美国文艺复兴的精神领袖和作家们进行论述，而且突破了既往的文学边界，分别从文化的社会的审美的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待文学。
在《扩张与种族的文学》中，埃里克·J·桑德奎斯特采用了广义的文化评述概念，将探险者、拓荒者及反蓄奴作品论述中的不同声音糅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在《文学职业化的背景》中，迈克尔·达维特·贝尔把文学生产的社会条件与职业写作在美国的变迁历史作出探索性的梳理。
在《超验主义》中，芭芭拉·L·派克将大量思想史材料作为超验主义文学的各种神学哲学论战背景，揭示出文学生产的精神渊源。
在《叙述形式》中，乔纳森·艾阿克的论述将南北战争前虚构作品的发展看成各类散文体裁的“辨证”，即新的形式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个人风格相互碰撞竞争的结果。
如此等等的对文学形成机理的认识和阐发，使文学重新回到了那个包括种族冲突、宗教派系、社会变革、书刊出版在内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舞台，大幕徐开徐合，历史缓缓流淌，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作品生产流通的社会前提，文学只是整个社会肌体的一个细胞切片，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个人与历史与社会的联系：一种文学现象一种文学思潮并非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天才想象，它是宏大历史中的一个片断，也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一只号角。
最后在于它的对话性
没有标准答案，整部文学史充满了批评家的个人声音，但他们并非是以自己的理论强加于人，标示自己的权威。如此的放低身段，仿佛是沙龙里的小声谈话，恰恰说明他们对历史对真理的敬畏，这一点正好与国内某些批评大腕动不动妄下断语不作论证的风格相反。
在每一卷中，对同一时期的散文诗歌批评家们都提供了一组各具风貌而又互相关联的论述，尽管丰富多彩，但不妄作评断，好像是一部连续的对话记录。美国文学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方式中获得了深度和广度的拓展。
关于超验主义文学，多卷都涉及到了这个论题，从思想史的角度，从哲学神学论战的角度，从社会发展变化的角度。
“抨击洛克”考察了美国对康德经验哲学的不满；
“卡莱尔与美国超验主义的发端”分析了卡莱尔对波士顿学人的影响；
“奇迹之年”揭示了超验主义者声势壮大的1836年涌现的书籍演讲和小册子；
“成规与运动”追溯了惟一理教保守派与超验主义者之间的论争；
“文学与社会改革目标”考察了超验主义从一个教会运动发展为一个更大抱负的社会运动的过程；
“各奔前程”则追叙了超验主义者们各自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
“反奴岁月”展示了1850年通过《追捕逃亡奴隶法》到1862年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预备案》之间的反蓄奴诗歌散文的不断高涨；
以及芭芭拉·L·派克叙述爱默生与其他超验主义者发展起来的独特抒情诗体；等等。
在这些开放式的论述中，美国文学的历史延续性和变化性像一幅画轴慢慢展开，给人以更加深邃的历史启迪。
《剑桥美国文学史》这种编撰模式确实与以往文学史写作不同，无疑具有开创性，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和历史观。
以上只是我粗粗浏览的一点心得，谈不上精读，更谈不上研究。
我无意去拆穿什么，人类在进步，历史也终将进步，一个承认差异多元共存的时代迟早会到来。而那种权贵精英式的审美观和历史观，那种自以为正宗文学的盲视偏见，那种刚“做稳了奴隶”就摆出“奴隶总管”的傲慢，也迟早会成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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