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韩军(1970- )，男，山东惠民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现主要从事海外汉学、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
摘要：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接受的复杂性而言，必须要对其中多元聚合因素加以细致考察。从历史层面看，“接受”乃是随着现实政治社会条件变化，随着知识主体不断不断调整其角色与位置，面向不同的问题面向不同受众而最终作出的选择;从学理层面看，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现实、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的结果。欲对历史经验做出总结，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保持活力，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仍然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知识主体;思想形态
时下，关于如何建构“中国化的”或曰“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题，日益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多方思考，该学术动向一方面表明，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尚缺乏与其主导位置相称的理论成果与国内外影响，另一方面则恰恰反馈出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状况所需要在理论层面予以把握和阐释的迫切性，两方面相互消长，为话题探研开出了巨大的学术空间。而就目前国内研究现状看，整理爬梳中国现代以来、“西马”、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较为丰富乃是不争的事实，理论建构层面固然不乏各种论说，但相对处于探索的进程之中，而且围绕于此，某些思考的动向尚需要在学理层面予以辩证。动向之一，某些学者依从西马学者的看法，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根本算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至多只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某种中国思想的变体而已，在此逻辑前提下，“还原”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还原”为那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纯学术形态便成为必然选择;动向之二则与之相异，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乃是具有中国特色或曰与中国现实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是中西思想经由一系列碰撞、融合之后的特定产物，但关于“中国特色”如何定位又有两种不同认识，一者是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有关理论经验予以经典化，二者则是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有关论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论说相比附，俨然都认定“中国特色”渊源有自，别具特色。以上认识固然各有其材料依据及复杂逻辑，但都不免因为偏于特定立场留下思考的盲点。马、恩经典固然是相关研究必须依赖的最终依据，但研究之成为研究总少不了阐释的成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基本思想框架但也有对马克思论著前后期的不同取舍，依据前期经典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依据后期经典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何者为马主义的本来面目则各有说辞;纯学术研究固然是思想得以沉淀、得以完善的基础，但结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运、工运退潮来看，其中多少也有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下学者们重返书斋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马”自有其面向自身现实问题的缘起，至于这种理论取舍及纯学术形态能否直接应用于中国当下，尚需要得到深入的考量。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认识，如若把学术研究视为理论与现实间不断摩荡的动态过程，“经典化”除了某些意识形态、文化机制的择取与强化因素外，更重要的则是总结特定历史时段之理论经验而使之面向将来;而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比附可以说请，不是古有“知人论世”今有“社会历史批评”，古有“尽善尽美”今有“历史与审美的统一”等等，古今言说因对镜不同显现的内涵差异不容忽视，谈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恐怕就不在某些表层似是而非的说法，而是涉及到更深层的思维习惯、文化心理、语言方式等方面。综上所述，理论形态的形成并非某些个别因素依照线性轨迹延展而来，尤其涉及到中国现代复杂的历史状况，多元因素的合力聚合恐怕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得以被如此接受如此言说的学理逻辑所在。而且，集中到本文论题“文化传统”，也并非某些可以笼统指实的古代静态观念，其自身也有调整衍化的过程，诚如杜维明所说，在当代学者、尤其是有反思能力的年轻思想家文化心理结构中，至少有五种传统的积淀：鸦片战争以来的受屈辱传统、反传统的传统、马列传统、“文革”传统、及改革传统⑴，这也意味着，传统属于过去的同时，也因新的历史条件耦合而不断生成新的形态，面对这种情况下，尤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对其中涉及的互为影响、不断调整的诸面向做细致深入的梳理，也只有如此，方能对“中国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基本说明。
一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历史考据的层面强调，中国现代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非直接来自于其发源地德国，而是经由日本和前苏联的中转，如田辰山所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潮相伴，则是大量汉译日著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虽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但马克思的名字以及他的某些理论开始在一些学者的文章和演讲中被提到，随着中文翻译的开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已广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获知⑵。对上述史料，当然可以做多方面分析，从还原论者角度自可以将之视为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但从“中国特色”角度看，却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的源起，并且其中不乏因思维方式、语言翻译等因素造成的理论内涵的悄然变化。这种因文化、语言所带来的表意差距究竟有多大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被保留基本的思想面目应属事实，此外在众多思潮中(其他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自五四以后脱颖而出并占据思想主导也是事实，其中缘由或如以往正统立场所说具有其必然性，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效结合⑶，或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论只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政府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变化以及西方国家及苏俄不同的对华政策导致了思想的选择⑸，必然与偶然，都是从特定角度出发对历史现象做出的解说，在此之下，马克思主义如何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影响，或者马克思主义本身又产生了哪些变化，这个过程的脉络和学理逻辑如何来把握，才是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认为，文化之建构，都基本具有特定知识主体利用相应文化资源，面向特定群体、面向现实问题加以开展的向度，并在这个过程中构成文化的有机关联，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迁变与转折，也正可以首先就知识主体层面加以透析。
就中国古代传统而言，“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人阶层主要承担着文化建构与传承的使命，而他们承担使命的条件大略有如下诸端：一是自先秦“礼崩乐坏”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系统(道统)与政治系统(政统)相分离的格局⑹，士人得以凭借着文化资源参与政治面向社会;二是由于该格局而构成君主与士阶层之间相互需要、相互利用、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士阶层作为“中间人”⑺角色，向上欲通过君主实现自身的社会理想，向下则代君主行使治理、教化民众的责任，从中也产生了文化目标远大而现实手段受限的矛盾，即便如此，儒学通过他们的努力得以成为思想正统，并在政治、社会各项制度中得以体现，如乡村宗法、私塾教育、科举考试、官僚体系、法律制度等等;三是在现实的限制中，在士人阶层自身的调节中便有了“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向外、向内的两重选择，这两重选择体现在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中，也就有了“言志载道”及“抒写性灵”等不同取向。可以看出，士人阶层之文化行为无论面向社会还是面向自我，都有赖于所秉持的文化传统的神圣性(五经即是西周“王官学”的集合)，这使得他们现实政治身份之外，能够以民之代言人与教化者的双重身份出现，从而具备知识层面的优越性。
而自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的强力冲击下，中国被动的完成了老大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换，一大批较早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人，由此走上了学习西方、复兴中国的探索之路，先后历经器物、洋务、政体、以至根本的文化诸层面的努力，展演出多姿多彩的启蒙思潮。不过据余英时的观察，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自康有为《大同书》以来，受政治影响，各种思潮往往偏于激进，并没能形成自身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运动。即以晚清时期的启蒙及“五四”时期的启蒙为例，两者无论作为从传统中还是借鉴西方而来的思想解放，都没能来得及以学术的独立发展释放出应有的能量，便很快卷入政治的漩涡。这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中国的“理学运动”都无法相提并论⑺。这些反思固然深刻，但若从制度层面做深层思考，则不能不注意到面临历史巨大转折，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未完成性，即变革主要发生于社会上层尤其是知识阶层，而中国社会的主要部分则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知识阶层之处境颇具悖论色彩，一方面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文明观念需要有现代“国民”的接受与响应，另一方面“国民”尚未自觉尚需要他们予以启蒙，知识建构与其目标指向之间形成某中程度的断裂。依从这一逻辑，也就可以说明，“维新派”何以走向“保皇”，保守主义者何以需要在中国乡村来建立他们的改良蓝图，制度是否相应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影响到文学批评，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以至到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探讨，可以说都是对这一局面的不同角度的回应，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也不乏类似声音，陈独秀在其《文学革命论》中倡导“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就是要求把文学形式的变革创新与内容的变革创新结合在一起，把改造落后愚昧的国民性与革新政治联系在一起⑻。
这种情况，随着革命的推进及其任务的迫切而发生改变，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⑼，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马克思主义最大优势乃是基于西方学术传统建立起了现代政治社会分析的有效模式，这套模式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其任务也就不再是其固有的社会批判，也不是原先的国民启蒙，而是转换成为对于中国革命力量如何界定如何组织的有效方法，文学活动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就像毛泽东后来谈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的界定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⑽。“人民”在当时的意义上，也就是可以被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的总和，同以前的政治力量相比的话，“人民”用一种激进的现代形式对于中国社会做出了全新的判断和划分，在这一观念看待下，中国知识阶层自觉不自觉地也被纳入到革命的队伍之中，关于文学的讨论也和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沈泽民在1924年发表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中，第一次将“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明确为“为革命而艺术”的纲领，明确提出革命文学家应当成为民众的代言人，成为民众意识的综合者等主张⑾。此后，类似文学主张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通过以上概略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形成如下判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接受，乃是随着现实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随着知识主体不断不断调整其角色与位置，面向不同的问题面向不同受众而最终作出的选择。大体而言，知识主体有一个从士阶层、启蒙知识分子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他们所面对的民众也有“臣民”、“国民”、“人民”的区别，这也就提示我们，在当代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必然也要有相应的理论转换视野，才能最终使这种现代经验真正面向当代文化现实。
二
以上是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接受的历史层面所做的简要分析，涉及到学理层面，这些年随着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以及比较研究的深入，某些带有根本性的话题得以展开思考，“中国形态”也有了更为丰富的研讨话题。如有的学者注意到，中西方文化思想形态的差异在各自的入口处就已然形成，西方建立在神学本体论宇宙观之上的形而上学假设，中国则拥有独立的自然主义的、互系性的宇宙观，前者的形而上学认知是回溯型的，它诉求某种独立和超越的本源，以此建立、支撑伟大的设计，其典型形式便是二元辨证。而以《易经》为代表的范例形式的互系性宇宙观，则是前瞻性的，它期待的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合作所可以实现的和谐⑿。马克思主义作为在西方学术传统中被建立起来的理论学说，就如同心理分析、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其他西方现代学术流派一样，都是在不同基点上对于西方二元论深度模式的发挥。富有意味的是，这种思想基础的差异丝毫没有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而是经过前述多次转化以及中国式思维模式的诠释后，最终在历史与逻辑的汇合中形成其独特的“中国版本”，也因为这个原因，探讨“中国版本”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充满了基因解析般的复杂性。集中到文学批评，目前也只能对其中约略大端做抛砖引玉式的分析。为方便起见，此处选择沈雁冰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工和作家，结合他的有关论述具体展开。
沈雁冰早期在诸多文章中，如《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文学者身份的误认》、《社会背景与创作》、《什么是文学》、《告有志研究文学者》、《文学者的新使命》等，集中阐发“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基本观点包括：文学的对象是人的人生，这种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情感属于大众而非个人⒀;文学表现人和人生，绝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是通过个别表现普遍性;文学作为“精神的食量”，能够“使人精神向上，齐向一个更大的共同的灵魂”⒁，到后来他进一步把文学与革命运动的精神，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了一起⒂。对于这些观点，结合沈雁冰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人的解放思想来看，之间确实有极大的相关性，不过细细分析起来，其表述方式的日常性、情感性、价值性色彩，都远远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客观性、思辨性和认知性，除却其中新的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外，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如人需要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来看待自身，文化建构相对侧重于价值论，“小康”、“大同”是理想的社会模式，文学行为强调主观性和体验性等。为了进一步深化认识传统思想的现代影响，还不妨以王汎森的相关研究作为参照，王汎森在谈到理学思维的近现代影响时就曾指出，1，理学中主张自然人性论的部分与新文化运动前后道德思想的转变大有关系，它是自我人格塑造运动的凭借;2，它可以在思想与道德混乱的时代维持个体的道德，也可以培养打破一切礼法之人，更可以锻造爱国志士;3，它是人无限扩大自我主观能动性的凭借，造成心的神化、人的神化，以达成革命或解放的目标⒃。显然，传统思维的这些方面即使不构成中国现代思想的根本逻辑，至少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接受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在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基本的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在与中国国情、中国思想的汇合中成为革命的建构力量。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层面，中国这种“互系性”思维，习惯于在事物之间、在构成事物的各种因素之间做关联性的考察，体现于文学批评上，则有别于西方那种要素式、递进式⒄的考察方式，其得在于全面，不足是有欠深入，西方文学批评正好相反，“深刻的片面”往往是较普遍的表现。也因为如此，在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某些问题，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可能并不成其为问题。这就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因为对于马克思著作前后期的不同取舍，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其中就涉及到是从文化主体层面，还是从社会结构层面来分别对社会文化展开思考，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两个层面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联系的，正如沈雁冰“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人的解放”无疑赋予了革命以理想性的、道义性的美好远景，至于社会结构分析，则是对于现实革命力量加以认识的有效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较有特色的建构，往往也体现在能否结合西方学者深刻分析的前提下做出更为融通的观照。还是以沈雁冰为例，他在1925年谈到无产阶级艺术的时候，就在很多层面体现了这种特色，如他认为，无产阶级艺术并非即是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艺术，而是应以无产阶级精神为中心，应创造出一种适应于新世界(无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的艺术;所谓无产阶级精神，就是指集体主义、反家族主义和非宗教精神，根据这种精神，无产阶级艺术也不是一般的革命艺术，一般的革命艺术是指含有反抗传统思想的文艺作品，它的性质是单纯的破坏，无产阶级艺术的目的不仅仅是破坏，更主要的是要建设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这新生活不仅是全新的，也是无量的复杂，异常的和谐的⒅……沈雁冰的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当时左翼文学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先验主义倾向有感而发，但也以相当公允的态度探讨了现实生活与文学真实、价值原则与艺术表现、革命理想与文化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启发性。
此外，“中国形态”还有诸多问题可以探讨。如从语言层面看，中国现代文学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发端的，这种语言方式既是现代思想冲击的结果，也是文学启蒙的需要，不过，如何通过白话把历史经验、现实问题以及西方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表达，在沟通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提供了极具活力的范本，类似经验如何总结等等。总起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既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生成其问题指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中外文化资源不断交汇生成其理论形态的过程，在多元聚合因素的考察下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深入考察，相信既是总结历史经验的有效方式，也是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保持活力的必然途径。
原刊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阶段性成果。）
[1]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2-26页。
[2] [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周易〉到马克思主义》“第2章”，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58页。
[3] 马驰：《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导言”，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4] 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的阐释和评价》一文的相关引述，见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6]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7]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见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431页。
[8]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6页。
[9] 刘少奇：《刘少奇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页。
[10] 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11] 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载《民国日报》刊《觉悟》，1924年11月6日。
[12] [美]安乐哲：《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序言二》，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周易〉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3] 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载《小说月报》第12卷(1)，1921年1月10日。
[14] 沈雁冰：《一年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载《小说月报》，第12卷(12)，1921年12月10日。
[15] 沈雁冰：《文学者的新使命》，载《文学周报》(190)，1925年9月13日。
[16]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1-116页。
[17] [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18]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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