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第5-12页。《哲学原理》2017年第10期复印。
简介:王晓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表明,以物质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才是真实的。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实际上是批判人们在生活中只看到“存在者”,看不到“存在”,只看到现存的东西,而看不到现存东西存在的前提,因此不能真正地把握真实的东西。然而,人们又只有借助于存在者才能理解存在;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交换关系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者进行分析,揭示了商品生产交换背后的社会关系,从而把握了社会中的存在与真实。从方法论上来说,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要求从关注“存在者”走向关注“存在”,这种方法是辩证的方法,即借助感性直观的东西来超越感性直观的东西,以把握真实的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把真实和虚假区分开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许多真实的东西却是虚假的,而虚假的东西却可能是真实的。有时真实和虚假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只有借助虚假才能揭示真实。在这里,我们试图借助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来说明把握社会真实与存在的辩证方法。
一、拜物教批判之意义
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中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在商品交换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只注重物质性的、可以精确计算的东西,忽视了这些物质性的可计算东西背后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商品的交换才会发生;而只有在商品交换关系的体系中,商品的价值才体现为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中,人们之间所进行的交换表面上是一种等价交换,但这种等价交换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剥削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关系,而表面上看起来真实的等价交换关系实际上是虚假的。
与此同时,在商品交换社会中,由于人们只注意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可量化的交换价值,忽视了交换关系背后的不平等关系,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即只关注物质和量化的层面,忽视了背后的社会关系。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是这种思维的典型体现。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实证的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热衷于这种方法的人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把握社会真理。然而,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立场看,这种研究方法抓不住本质真理。因为实证主义者如同教徒一样崇拜他们自己所树立起来的神,只相信他们自己所得到的数据。宗教批判理论早已指出,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神的,神的形象就是人的形象;这就是说,人把自己当作神来崇拜,只是这个神比他自己更完备。如果用这种宗教批判思想来说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现象,那么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是把数据看作真理,当作类似于神的东西来崇拜,而实际上,他们崇拜的是他们自己。这些实证主义者其实是把他们自己树立为“神”,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恋情结的体现。在他们看来,像马克思这种分析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的方法类似于“沉思的诗”②,毫无科学性可言。
实际上,商品交换原则和实证社会科学原则存在一致性。商品拜物教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把非物质的东西——商品交换背后的社会关系,转换为一种物的关系,把不能计算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计算的东西。商品交换的原则就是将不能计算的东西,如商品的使用价值,转换为可以计算的交换价值。这恰恰就是一种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原则的延伸。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按照商品拜物教的方式来生存,人们所习惯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而实证主义者又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研究社会现象,从而就确认了这种社会现象。因此,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现象的自我确认。由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自我确证的功能:它自己把自己当作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又崇拜这种正确性。这表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思维其实是束缚在商品交换关系体系中,受商品交换思维方式的限制。
问题是,像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分析真的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沉思的诗”,没有科学性吗?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现象让我们不能不怀疑实证研究的“科学”性。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任何一个被纳入到社会生活中的东西既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如果我们从纯物理的意义上看,黄金就是黄金,它具有各种化学性质,具有物理上的功能;但是,一旦它被纳入到社会之中,它就不仅仅是黄金了,而是具有一般等价物意义上的东西,甚至还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更深入一点来说,一切自然物质,当它被人们纳入到社会生活中,变成社会生活要素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物质,它就获得了超出纯粹自然现象(第一自然)的意义。当人类用一个名称来命名某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被人纳入到社会生活中了。这个东西就不是原来自然意义上的东西了,而它的自然意义则是在人的关注中被赋予了“自然意义”(第二自然)。这就是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物质是人们从自然(超出我们所能够命名的范围之外的自然)中提取出来、纳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物(第二自然)。这种物既具有“自然”的意义,又具有超出“自然”(第一自然)的意义。这些东西原来的自然意义(第一自然)超出了人所关注的意义,超出了人用来命名它的意义,或者说超出了人们用“名词”来命名它时所表达的意义。除此之外,这个“自然”(如黄金这个自然之物)还获得了社会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物”都有这个“物”本身所不能表达的许多意义。用海德格尔的方式来说,这个“物”就是存在者,而超出这个“存在者”之外的东西就是“存在”,这个存在既有社会性的意义,又有客观的、纯粹自然的意义。而这个存在超出了人们用词语表达的范围,超出了我们命名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说:“存在地地道道是超越。”③
实证主义科学的研究只是研究存在者,而忽视了存在。因此,实证科学研究中所得到的真实,是一种狭义的真实,即只有被纳入到人的命名范围之中、被人控制和掌握的东西才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超出人命名范围之外的东西却没有被包含在内。实际上,没有被纳入到人所构造的概念之中的东西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却没有被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被人掌握的真实只是狭义的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关于“存在”的真实。这种关于存在的真实是在语言之外、不能被直接表达的真实。因此,这种真实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才是可能的,这是哲学上的真实概念。从这种哲学的、广义的真实概念角度来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把这种不是真实的东西看作是真实的东西,这种“真实”(实证意义上的真实)其实是想象(我们所认为)的真实;而不能直接观察到、只有借助哲学思考和想象才能把握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二、象征、真实与想象
关于真实(真理)的问题,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角度进行了讨论;而鲍德里亚则在分析后现代社会时,从社会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最好的诠释。在此,我们通过考察鲍德里亚所进行的诠释来理解真实与想象的关系。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是依靠宗教、道德伦理等观念体系来论证自己社会行动的正当性。比如,封建君主要依靠“君权神授”的观念来论证他权力的正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行动的正当性主要依靠它自身来确证。在商品交换中,商品交换的正当性由它自身来证明的,不需要在这个行动系统之外的观念体系来证明。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主要是用观念体系来论证社会的正当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观念体系来证明资本主义交换体系的正当性,但是,交换体系本身也可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当人们用观念体系来证明交换体系的时候,人们是要描述这个交换系统,此时,观念体系是否表达了真实,就要看它是否用符号再现真实。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定义本身是:那个可以等价再现的东西”④。这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传统对真实的理解,而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则否定和超越了这个传统。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表明,由于商品交换中存在着的一种拜物教机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物的关系既真实又不真实;或者说,物的交换关系既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我们知道,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社会要采取各种方式来刺激人们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需求就既有“真实的”需求,也有被诱导出来的需求,是“不真实的”需求。在这里,真实和不真实的东西是混淆在一起的,无法区分真实和不真实。这种情况与幼儿生活中的情况类似。当儿童感到不适的时候会啼哭,母亲就会把孩子抱起进行安慰,当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时候,孩子就获得了一种习惯性的“知识”——啼哭可以获得拥抱和安慰。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无法区分啼哭究竟表示孩子的不适还是表示孩子需要拥抱。啼哭就其本来的意义来说是表达不适(真的不适),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孩子的啼哭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时候真和假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样的道理,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我们不知道人们的需求究竟是真还是假,因为这个时候真假无法区分。
满足需求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如果人需求的真假是无法区分的,那么满足需求的生产也是真假无法区分的。人类生产东西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生产不是为满足人的需求,那么这种生产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然而,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社会为了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而采取各种扩大需求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维持了就业水平,但是这样的生产究竟是真正意义上生产还是虚假的生产呢?鲍德里亚把这种生产称为“再生产”,即是为了维持生产而进行的生产,是“仿真”的生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再生产”现象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差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说这种生产是假的,我们也不能说这种生产是真的。在这里,生产的真假是无法区分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购买汽车只是为了出行的需要,那么这种需求是真实的需求,如果这个人购买汽车是为了“显摆”,那么这种“需求”就是虚假的需求。如果这个人购买汽车就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那么他的生活就是“表演”,他的生活是“假”的。当然,一个人开汽车上班不可能是“假”的;我们只能说,在他的生活中,真和假已经无法区分了。
按照这种理解,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活所有领域中真和假都是无法区分的,鲍德里亚把这种状况称为“超级真实”⑤。我们知道,一个人开汽车上班不可能是“假”的,难道这个人开汽车上班与电影中的表演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在这里,表演的性质在直观上被排除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中没有表演。如果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领域都是如此,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行动都是完全真实的,当然也可以说是表演的。我们既在生活,又在表演;生活和表演无法区分。但是,从直观形式来看,我们的生活完全是真实的生活,假的东西已经被我们纳入到生活中了,有了真实的意义。我们已经不能把虚假生活和真实生活区分起来,无法把表演和非表演区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虚假生活的可能性被排除了,我们所有生活都是真实的。因此,鲍德里亚把这种排除了虚假可能性的状况称为“超级真实”。这好像是说,人们的生活太真实了,以致没有任何虚假的可能性。虚假的东西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我们不能说一个人的生活是虚假的,但在生活中又有虚假的东西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想象已经被我们纳入到生活中了。为此,鲍德里亚说:“超级真实代表的是一个远远更为先进的阶段,甚至真实与想象的矛盾也在这里消失了。非真实不再是梦想或幻觉的非真实,不再是彼岸或者此岸的非真实,而是真实与自身的奇妙相似性的非真实。”⑥在这里,也存在非真实,但这种非真实是与真实奇妙相似的非真实,真实生活和虚假生活已无法区分,这种生活看上去好像永远都是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人们刺激生产时,目的是要维持生产系统的运行。经济中的再生产机制就是社会生活的再生产的机制,人们的生活就是通过这种再生产机制而持续下去的。为此,鲍德里亚说:“真实不仅是那个可以再现的东西,而且是那个永远已经再现的东西:超级真实。”⑦经济生活中的仿真机制被扩展到了生活的一切领域。如果说经济是仿真的,那么生活也是仿真的。在这里,生活就是表演,表演就是生活。
如果说马克思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那么鲍德里亚则把这种分析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鲍德里亚认为,一切领域都有一种拜物教的特点,非真实的东西以真实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真实的东西代表了一种不真实的东西。按照鲍德里亚的思路,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行为。如果一个东西是象征性的,那么这个东西还代表着不是自己的东西。比如,男生送给女生的玫瑰花所要表达的不是玫瑰花本身,而是爱情,女生要理解这玫瑰花的真正意义不能靠直观,而要靠想象。当然,鲍德里亚是在再生产机制中理解这种象征。他说:“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就消解了真实和想象的对立。”⑧在鲍德里亚看来,真实和想象都被消解在象征中、一种再生产的体系中,消失在商品交换关系中。鲍德里亚的分析表明,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具有象征意义,它都有本来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具有象征意义,但它却把这种象征意义掩盖起来。因此,必须从象征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
三、把握社会真实的艺术方法
一切社会行为都具有象征的意义,而象征表征着一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换关系就是一种象征行为,商品交换象征着一种社会关系,但又要掩盖这种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像超级现实主义的艺术,这种超级现实主义的艺术是排除了想象的艺术,如格里耶的《窥视者》、沃霍尔的绘画作品等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超级现实的必然延伸。从这里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精神已延伸到了艺术领域,艺术也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逻辑来进行的。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既是真的,又是假的,那么从这种社会中延伸出来的艺术也是一样,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超级现实主义艺术的特点,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艺术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社会。这将把我们引导到阿多诺关于现代艺术的分析思路中,从阿多诺关于艺术发生的历史角度来说明艺术在达到真实中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初期,人对自然有一种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这种未知事物就被人理解为“曼纳”,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人把那些未知的、让自己感到恐惧的东西神圣化,作为崇拜的对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曼纳“是在原始人羸弱的心灵中自然实际具有的超越力量的回响”⑨。自然具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类能够认识和加以控制的自然,对于这部分的自然(第二自然),人用名称来命名它们,把它们纳入概念之中,把握并控制它们;另一部分是未被控制的自然,是被人崇拜的对象(第一自然),它们是超越的东西。自然中有一部分是能够被人们按照同一性的逻辑来加以把握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人们不能用同一性逻辑来把握的东西,是非同一性的东西。这种非同一性的东西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关于非同一性和存在的联系,我们可以从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命题来分析。在“张三是人”这个命题中,“是”不仅表示了“张三”属于“人”这个类别,而且还表示了“张三”和“人”之间的差别。在张三这个人身上具有“人”这个概念所无法概括的许多东西。反过来看,“人”这个概念也有超出张三这个人的理想规定。这就是说,“张三”和“人”是不同一的。海德格尔所研究的“是”(存在)就是如此。“存在”就表达了“非同一性”。当然,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用“存在”来表达这个非同一性是不妥的,他是用肯定的词汇表达了否定的意义,把不可还原的东西还原了⑩。
从阿多诺对“曼纳”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人用概念来命名一个东西的时候,只是用这个概念概括了那些同一性的特征,而非同一性的特征却无法被概括进来,即概念无法把非同一的东西概括进来,于是我们在使用概念的时候就要让概念超出概念。只有让概念超出概念,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握真实的东西。艺术就试图用一种形式的东西来模仿真实,把握概念所不能把握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更接近于非同一性,更接近于真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符号和图像(语言与绘画)都是原始宗教中产生出来的,“祭祀学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其中的符号和图像是一致的……神话同巫术一样,体现着生生不息的自然,成为象征的核心:即存在或过程”(11)。艺术和科学都是从原始宗教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原来是一个东西,那个时候它们共同把握存在和存在者。对鲍德里亚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其实具有原始的那种象征交换的意义。
自从科学和艺术分离开来之后,科学主要是用来把握存在者的,而艺术则用来把握存在。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成为商品,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也不能完全把艺术整合到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从贝多芬的做法中看到这一点。一方面,贝多芬在临终前对沃尔特·司各特非常愤怒,批评他写作就是为了赚钱;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曾经扔掉自己的一部四重奏,因为市场不会接受这个作品。为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说:“贝多芬真是对立统一的最典型的例子,在资产阶级艺术中,市场和独立自主的关系即是如此。”(12)这就是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艺术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艺术一方面要服从市场,另一方面又要独立于市场,这就造成了艺术中的内在矛盾。如果艺术是独立自主的,那么艺术就要把握存在,把握超越的东西;如果艺术是基于市场规则,那么艺术就是商品。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艺术,我们就要看到艺术超出市场原则的意义,看到艺术作为商品(按照同一性逻辑)的非商品特性(非同一性)。
这就涉及艺术中的真理性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试图把艺术整合到这个系统中去,但它却不能完成这个整合,因为艺术有相对的对立性。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体系,而艺术恰恰反映了这个矛盾。艺术本身也试图把自己整合为一个整体,但是由于艺术不是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进行整合,艺术不仅仅要把握存在,艺术中包含了许多异质的因素,其中某些因素来自市场。因此,艺术无法把自己整合为一个整体,它存在着内部各种异质因素的矛盾。艺术中的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个延伸。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中包含了真实的东西,但艺术又不是真实的,这是因为艺术试图把这些异质的因素加以调解,或者显示了这种调解的可能性。由于艺术作品是把各种异质的东西整合起来,而这些异质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被整合起来的,艺术的整合就体现了艺术作品中的东西的不可整合性。在这里诡谲的是,正是由于艺术努力达到真理性而使艺术变为虚假的东西,使艺术具有幻象的特征。由此,阿多诺说:“正是那使艺术展示为真理的东西却同时又是艺术的基本罪责。”(13)艺术的幻象特征与艺术的真理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从表演的角度来分析人的生活,揭示了人生活的表演特性。人们常说生活是一门艺术,既然生活是一门艺术,那么它就把真和假、想象和真实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按照编写好的剧本进行的演出。社会中的各种规范、制度、习俗和价值观等都是这样的剧本,每个人根据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理解进行表演。既然是表演,那么这种表演就如阿多诺对艺术所进行的分析那样,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在生活中,人也会努力成为真正的自己。比如,一些人会购买那些昂贵、奢侈、时尚的包包来展示自己的地位和实力,而另外一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背一个最简单、粗朴的背包。这些人或许可以像犬儒主义者那样特立独行,过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这种做法其实包含了他们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即要追求生活的真谛。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就不是表演,其中就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呢?这就是生活中诡谲的现象:一个人努力追求自己的生活、追求生活真谛的时候,生活却又变成了表演,成为虚假的东西。生活中求真的努力变成了虚假的表演。反过来看,脱离生活的表演是完全虚假的,但却包含了生活的真谛。卡夫卡的《变形记》也是虚假、荒谬的,但这种荒谬的小说中却包含了社会的真实。这是因为脱离生活的艺术也是人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延伸。生活中的真谛也会在纯粹的表演中得到延伸。这就是生活,真和假从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真要靠虚假的表演显示出来,而虚假的东西却更能揭示真实。这印证了《红楼梦》中的那句名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四、把握真实的辩证法
如果我们把《红楼梦》中这句名言后半部分中的“有”和“无”当作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以及存在者)来理解,那么“存在”就是“无”。超越的东西、我们用语言和概念无法表达的东西当然是“存在”的,但这种存在超出了我们语言表达的范围,因而对我们的语言表达来说是“无”。一种理论如果不关心这个“无”,这个理论就无法达到“真”。这里的真不是指受人类控制、被人命名的东西意义上的真,而是超出这个范围意义上的真。按海德格尔的思路,这里的真就是要把“存在”展示出来,因此他“把真理‘定义’为揭示状态和揭示着的存在”。(14)对海德格尔来说,如果我们把存在展示出来,那么真实的东西就被我们所把握了。但是,我们作为在世界中的存在者,已习惯于用概念、语词来思考,我们所习惯把握的是存在者。这就是说,我们会陷入了一种拜物教,只看到存在者,看不到存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我们陷入了一种“沉沦”的状态。这就如同我们在商品交换社会中只看到商品作为物进行交换,看不到商品交换赖以进行的社会前提。按照卢卡奇的解释,在商品交换的世界中我们产生了一种“物化”的思维方式,这种物化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无法把握那些非物化的东西。阿多诺的分析思路也是如此,他提出,本来我们能够像原始的象征思维那样把握“曼纳”,把握非同一性的东西,把握“存在”;然而在现代社会,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让我们难于把握“存在”了。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把握“存在”,让存在显示出来呢?海德格尔借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方法,试图找到人的本真存在方式,认为只要人不受工具理性思维的诱导,不再“沉沦”,就能让存在显露出来,真正的东西也就由此显示出来了。不过,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里包含了这样一种思路:如果人还原到自己本真的存在方式(“此在”),那么这个“此在”就能够直观到“存在”,这就如同我们世俗的眼睛可以直观到眼前的存在物一样。为此,阿多诺批评海德格尔,认为海德格尔虽反对实证主义,但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地超越实证主义。(15)
因此,阿多诺反对这样的思路。在阿多诺看来,人的思维要靠概念,人要用概念来思考对象。如果不用概念,那么“存在”(非同一性)就无法被思考。但是,人在用概念思考对象的时候,总是遵循同一性的逻辑,而无法思考非同一性的东西。如果要思考非同一性的东西,就需要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用概念来否定概念。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一个缺陷,即他认为对否定的否定所得到的是肯定。按照阿多诺的思路,如果对否定的否定得到的是肯定,那么这是由于我们对最初否定的东西否定得还不够彻底。如果对最初否定的东西否定得彻底的话,我们就不会得到肯定的概念。在阿多诺看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指称概念之外的东西,只有概念被否定了,指称概念之外的东西、非同一性才能被把握。要把握非同一性,仅仅依靠概念还不够,还要依靠艺术。艺术最初是用象征的符号来模仿那些让人恐怖的东西,模仿超越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是达到存在的最主要途径。当然,艺术虽然能够有助于我们达到存在,但是,艺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因此艺术也不能真正地展示存在。艺术把真和假结合在了一起。正如概念要超出概念一样,艺术也要不断地超越自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真实(存在)。真实的东西不能用实证的方法来描述,如果用实证的方法直接来描述,就犯了拜物教的错误。
哲学上的辩证法是达到存在的重要方法,艺术上的方法也是一种达到存在的重要方法,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呢?在阿多诺看来,这两种方法在原始宗教和巫术中是联系在一起的。(16)后来,这两者分离开来、反目成仇了。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补充的。艺术虽然能够更好地达到“存在”,但是艺术不能相互交流。因此,艺术需要借助概念来相互交流。而哲学虽然能够借助概念来相互交流,但任何概念都不能直接把握“存在”。“存在”是不能直接被言说的。如果哲学让自己直接言说不能言说的,哲学就必然会出错。
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错误就在于直接言说那个不能直接言说的东西。“存在”(是)是不能脱离中介被言说的,但海德格尔把存在作为直接言说的对象。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把“是”(存在)的意义凸显出来。比如,在“张三是人”这个句子中,如果脱离了“张三”和“人”这两个概念,“是”的含义是无法表达出来的。我们要理解这里“是”的含义,必须要借助“张三”和“人”这两个概念,以这两个概念为中介,而海德格尔的做法是脱离了“张三”和“人”这两个概念直接言说“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只有借助于存在者才能把握存在,离开了存在者,存在是无法被理解的;然而,当我们借助概念来言说“是”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握“是”的全部意义,所以我们又需要摆脱中介的东西(概念)来把握“是”。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实际上是批判人们在生活中只看到“存在者”,看不到“存在”,只看到现存的东西,看不到现存的东西之所以如此这般存在的各种前提,从而陷入拜物教思维。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不能真正地把握真实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似乎一个人可以不顾现存的东西,不顾存在者而可以直接把握存在。我们只有借助于商品交换关系才能发现商品交换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样,只有借助于存在者才能理解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背后所存在的人和人之间关系,从而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这就是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仍然是我们把握真实的根本方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9页。
②阿多诺:《否定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
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7页。
④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⑤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96页。中文译本翻译为“超真实”。
⑥参见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96页。译文略改。
⑦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98页。译文略改,原译者没有把超真实和超级真实区分开来。
⑧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187页。
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⑩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第100-101页。
(11)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4页。
(1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76页。
(13)Theordor W.Adorno,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Darmstadt:SuhrKamp,1997,S.159.中译文参见阿多诺:《美学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1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65页。
(15)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第58页。
(16)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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