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布莱克利奇
译者：金建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03)
当代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中心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运动是政治性的这一事实是它确凿无疑的明确特征之一，但是参与运动的很多人却予以否认。在本文中，我将通过考察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早期争论中反政治性观点的根源，为这些争论提供来龙去脉。我希望勾勒出无政府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共性和分歧，这两种思潮在现代的相遇可能打破过于经常的具讽刺性的不争论。具体说来，我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合理内核——它期望运动能够免受“中央集权的”政治的有害影响——实际上被其反政治性的立场削弱了。再者，这一弱点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批评而得以加强。我们将看到，这一说法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误解，不仅掩盖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的本质，而且模糊了这一理论为超越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上的局限性所指明的道路。
1871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各自最著名的代表——卡尔·马克思和米哈伊尔·巴枯宁都将巴黎公社当作他们社会主义愿景的现实实现来欢迎。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丹尼尔·盖林（Daniel Guérin）在他所著的经典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的说法，即越过宗派争论的声音和怒火，“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另外，如果我们接受诺姆·乔姆斯基的评论，“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者……将会是社会主义者，但是是一种特殊类别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可能要被导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所称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变种。
1871年4月，巴黎公社成员在巴黎瑞弗里大道搭建路障
尽管德雷珀在严厉批评列宁建立了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党时，坚持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盖林则提出，列宁充其量是一个“模糊不定的”人物，其著作结合了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因素，而乔姆斯基则认为，与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相比，马克思的思想可以表述为早期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晚期的“专制主义”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表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有罗莎·卢森堡）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同列宁相关）之间的斗争。乔姆斯基主张，尽管前者的思想“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因素趋于一致”，后者离这种传统则过于遥远，以致“如果左派被理解为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在内，那么我要断然决绝于左派”。
类似的争论在当今的自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圈子中非常常见，传达出这些团体倾向于对一般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更具体地说是“列宁主义者”的憎恨。通常，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习惯于特别将列宁作为在20世纪尝试国家社会主义传统而后失败的主要代表来批判。理论和政治分歧一般聚焦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关系上，探询列宁是否和马克思实行了质的“专制主义的”分裂，或者他只是扩展了马克思的“专制主义”的某些因素，得出符合其逻辑的结论。如果说自治主义者试图将马克思从列宁那里“解救”出来，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参考巴枯宁的著名论点——马克思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而将二人全都摒弃。
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革命前的党员)，斯大林、列宁、加里宁，摄于1919年
我们看到，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不适当的”。然而，它同更广泛的自由主义的对同斯大林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相符合。因而，在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关于无政府主义史的巨著中，他不仅认为巴枯宁对马克思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是“富有预见性的”，而且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意味着是巴枯宁而并非马克思“被历史裁定为正确”。
彼得·马歇尔关于无政府主义历史的巨著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A History of Anarchism
尽管这种说法在表面看来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仔细检视巴枯宁的观点可以看出，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因为巴枯宁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对他讽刺的如果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上台可能会发生什么的批判。它涉及对社会能够民主化的可能性的更为普遍的驳斥。这一问题，实现真正民主的可能性的问题，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分歧的核心，表现了关于自由和权威的关系、政治组织问题以及对资本主义伦理批判的特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巴枯宁的思想在这一方面反映出无政府主义在形成适当的民主理论方面的普遍失灵：这个弱点根源于人性前后不一致的模式，它严重削弱了这一说法，即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始终如一的形式。
我们将看到，马克思提供了超越无政府主义的人性理论局限性的工具，而列宁充分阐释了马克思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列宁远远站在乔姆斯基所指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传统的对立面，这一旦恰当地分离于斯大林主义者对他的拙劣模仿，最好被理解为对人类自由斗争作出了基本理论和政治方面的贡献。这不是说，列宁主义的组织没有缺点：远非如此。自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误解了这些问题的社会基础，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往往不仅被误导，而且在政治上起到了削弱作用。
直接行动和国家
在“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列宁的政治主张和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的观点有着共同的根基的批判中，约翰·霍洛维（John Holloway）同时指出列宁主义者、民主集中派的组织形式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政党形式”的问题是它以一种使得斗争本身“贫困化”的方式“预设了国家的方向”。结果，即使这些组织形式能够胜利，它们也注定会重新构建那种以等级关系、异化的权力关系为特色的国家。
作为一种改良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表述，霍洛维的观点是富有洞见的：这些政党确实往往使它们的行动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下产生作用而削弱了它们自己的进步根源。然而，因为他将修正主义者和列宁派合并在一起，他也很快从对前者的批判滑向对后者的摈弃。这一论点的明显弱点是它忽视了两者策略内容的分歧：修正主义派别旨在赢得国家，而布尔什维克意在“粉碎”它！在这一问题上，列宁坚持无政府主义是正确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 57页)
托洛茨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列宁主义政党和修正主义组织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活动模式：如果修正主义组织聚焦于赢得议会多数，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则必须扎根于工人有可能推翻旧秩序的所在——他们的车间。无政府主义使用“国家中心”的同样标签描述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个派别，无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贡献的解放核心，抹去了夺取和粉碎国家之间的本质差异。
就列宁而言，他认为无政府主义错误地将对修正主义政治党派实践的批评推广到抗拒一切建立政治组织的尝试。结果，“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2页)这并不是说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摒弃了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斗争的贡献。因而，托洛茨基写到他在巴黎认识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时说：“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和在这个世界面前卑躬屈膝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一种深刻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义愤的表达，虽然在理论上并不正确。”列宁和托洛茨基并不怀疑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同样怀有真诚的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义愤”;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往往削弱了这种行动主义的希望。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内斯特·马克诺流亡巴黎，与女儿在一起。他认为应该发展出相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另一股力量，1926年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发表了宣言，被称为“自由共产主义组织纲领”(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
有趣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弱点反映出了列宁在《怎么办?》（阅读地址：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enin/1901-1902/index.htm）中诊断的修正主义的缺点。这本书意在批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比我们在西方习见的更为军事化的修正主义。在当时的俄国，选举政治绝无可能，但是工会反对地方老板却可行。列宁批评俄国修正主义不是因为它的(并不存在的)选举主义，而是因为它不努力将大量的地方反对俄国体制的各个方面的斗争提升到反对独裁整体的更为广泛的全国运动。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通过建立各种斗争之间的联系来克服地区主义的局限性。这是列宁关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是作为简单的工团主义者，而应作为更广泛的“民众领袖”来行动的著名观点的基础。
列宁对抗拒“政治”活动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令人信服的答复是，他们远没有战胜政治问题，只不过使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畅通无阻。他认为，在工人运动中，无政府主义以一种和修正主义的工团主义相并行的方式，“在否定政治的伪装下”导致“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为了抵抗这种思潮，列宁认为需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治党派，旨在将全俄的地区斗争联系在一起，成为反抗国家的普遍斗争。
工联主义漫画
对国家权力的这种挑战建立在十月革命前一年坚实的理论基石上，当时列宁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残迹彻底决裂，和无政府主义宣称的他和马克思旨在“接管国家”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形成强烈对比，他主张，工人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组织起来（即作为一个国家），以摧毁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并非接管旧的国家，而是以一种新的组织取代它。虽然工人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下面我们将看到，它们是非常特别的国家，卢卡奇认识到这种差异，称工人权力的新组织为一种“反政府”组织)，它们拥有和资本主义国家极为不同的社会内容。资本主义国家部署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工人的国家是为了压制那些阻碍建立一个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基础的社会的因素而调动资源。因为工人不会剥削在他们之下的任何阶级，随着这些阻碍因素的不断被克服，工人的国家将趋向“枯萎”。不幸的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将“这种国家”具体化为自由的敌人，他们容易低估阶级力量的种种形式之间(当自由民主党派和法西斯独裁统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时，它们之间的差别就极其重要了)和国家权力的社会内容中的更深刻的历史改变(比如，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工人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正是将称为“国家”的东西具体化为自由的敌人的这种倾向削弱了他们的革命政治概念。
在那些想当然认为他们能够绕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中，这也许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它是无政府主义中非常普遍的问题。因而，无政府主义者本·弗兰克斯(Ben Franks)指出，“在当今主张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中，尽管革命的需要已被普遍接受，在其构成要素和特点方面仍然缺少明晰性”。
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模式，它往往扎根于直接行动的理念。不是一种直接行动的形式，而是据说预示着真正自由的(无政府的)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的多元形式。确实，直接行动的多元形式反映在多元的无政府主义中。
尽管支持和呼吁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直接行动在左翼中非常普遍，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这一策略远远不止是行动主义者军械库中诸多武器中的一种：它直接产生于对国家的抗拒，同更为传统的政治方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无政府主义往往是自觉地反政治，这种观点最好被理解成对政治——正如传统对它的定义——与国家相关的观点的反对。当然，一旦我们接受更宽泛的政治概念，这种反政治的形式也是政治的，直接行动的观点明显是政治观点，即使它们不以国家为中心。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同他所认为的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点相反，他认为,“这种直接行动的观念，连同它对诉诸政府修正他们的行为的政治的抗拒，支持以一种它自己预示为替代物的形式反对国家权力的现实干预——所有这一切都直接产生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从这种观点出发，有人认为，直接行动的多种不同形式预示着非国家形式社会交往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种政治方法预示了被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欣然接受的各种组织类型。传统的议会和革命党派一直面向的是他们希望攫取或摧毁其权力的政府，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些方式，支持构想国家替代物，所以他们反对对抗国家必要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党派，尽管不是统一地，通常接受想象的无等级的“水平的”组织形式。
2007年，大卫·格雷伯在纽约的集会现场
在这种意义上，至少无政府主义者是好的列宁主义者。正如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所指出的，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者需要的组织形式“取决于(确定的)政治任务的性质”。如果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产生于推翻俄国的专制统治的任务，不同的任务则要求不同的组织形式。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因为他们反对赢得国家权力的目标，他们不需要志在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
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它寄生在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之上：如果说传统的政治理论关注国家，那么无政府主义仅仅倾向于颠覆这些考虑而不是克服它们的局限性。马克思的政治方法则截然不同：正如《资本论》与其说是经济学研究，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最好理解为是对传统政治观点的批评。因此，传统(自由主义的)国家方法将其视为不变的人性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是历史现象，和特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消除它们的关键是去除既巩固国家、又靠国家支持的生产关系。
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关注它们以人类自由为代价帮助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方式。这就要分析，国家和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后者对克服资本主义异化必需的团结和社会主义意识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清楚的是，一旦这些斗争达到足够大的规模，它们就要遭遇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关键的有组织的保卫者的国家。因为，任何自下而上的运动强大到足够挑战资本主义时，都要被迫面对国家。正如亚历克斯·柯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和约翰·霍洛维交流时写道，“麻烦在于国家不会放任我们”。
1919年11月22日，保守主义报纸《洛杉矶时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打压煤炭行业工会工人的罢工
这一说法的真相最近在英国由于伊恩·汤姆林森在伦敦G20峰会的示威活动中死亡而揭示出来。这一事故像燃烧棒一样，暴露了警察不仅对政治示威者、而且对更广泛的广大群众派别施加经常的、系统性的暴力。它发生在最近国际性的国家干预支持银行系统的进程中，而且在那些国家持续地、经常性地使用军事力量的背景之下，这一事实有助于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和国家之间的本质联系。除了其他很多功能，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政治合法性、社会控制、经济监管和军事竞赛的工具:这些功能都同资本主义“在结构上互为依存”，没有这些，资本主义就不能存活。而且，不管近期的战争和经济救助取得了其他什么成就，它们都应当放下全球化力量已经打击了国家权力的思想。
伊恩·汤姆林森在2009年G20峰会现场的示威活动中身亡(伦敦)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表现出来的对国家的关注并非源自某些假定的对专制的偏爱，而是出现于自下而上的运动的需要：一旦社会运动足够强大，能够指明现状的切实的替代物，国家就会干涉镇压它们。因而，马克思和列宁的所谓的专制主义主要包含的是对自由斗争的敌人的现实评价：工人运动需要一支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来战胜它的中央集权的军事对手。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放弃征服权力就是自愿将权力留给那些控制它的人——剥削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都对阶级斗争的高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甚至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未能区分资产阶级的和工人的国家，这一点已经证明是致命的。比如，1936年在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组织强制性地加入共和政府，以便针对弗朗哥的法西斯统治的军事对抗能够统一在一个联合的组织之下。虽然从军事角度看，这一政策有些意义，不幸的是，它将无政府主义者置于生命力正受到他们的成员领导的（并且提供了迄今为止法西斯主义最有力的替代物）社会革命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之内。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力量在政府中被削弱了，因为他们陷入了革命需要同维持与资产阶级合之间的联合需要的夹缝中。1917年在类似的情势下，布尔什维克反对科尔尼洛夫亲法西斯的力量，支持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是没有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从而保持了独立。
1936年8月，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外，女性正在接受军事训练
在这一时期，他们坚持科尔尼洛夫最一致、最有力的替代物应当是工人议会（苏维埃），而工人议会正是克伦斯基——像20年后他的西班牙同行一样——希望消灭的，尽管布尔什维克将其看作新的工人国家的胚胎。这两种支持革命实践的不同方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力量的瓦解，而布尔什维克同克伦斯基的“联合战线”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到那时他们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代之以苏维埃统治。尽管在说辞上有差异，1917年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和1936年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组织了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的“先锋队”，二者都认识到建立军事联合以对抗反革命的必要性。布尔什维克认识到工人的和资产阶级的国家的区别，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壮大工人运动的联合形式和其他削弱它的形式之间的差异。相比之下，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类似的联合的真正必要性时，无政府主义一维的国家观念意味着他们最终走上了将革命运动从属于同他们的资产阶级合联合的要求的灾难性道路上来。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思想不能反映他们所谓的“专制主义”，他们将工人议会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来关注则表明，将预想的政治观点同马克思认为的有效方法相对立，实在太过于简单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不否认社会主义政治的预设维度——事实上他们坚持预设因素存在于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团结的机制和文化的形成中。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还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但在内部瓦解工人阶级，而且从外部以其他剥削和压迫组织来分化它。结果，马克思和(尤其是)列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包括同这些分裂行为作斗争，这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义活动者的相对同质的组织的革命政党同依赖于某一时刻的阶级意识的水平而或多或少分散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者对政党和阶级的区分不是固定的精英和底层战士之间的分歧，而是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人阶级中存在着多种层次的阶级意识——从工贼到革命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多种变体。政党的宗旨在于帮助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走向社会主义，组织能够让工人运动之外的其他组织羡慕的自由模式的工人运动。对于政党来说，为了赢得这一任务，必须创造自我消解的条件!因为一旦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以及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受剥削群体之间的分歧得以克服，社会主义就得以实现，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不需要革命政党了。因此就本质来说，和其他团结一致的形式相反，革命政党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如说它们是一个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必要的和过渡性的）工具。
至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关键性活动——试图赢得多数人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指导性原则是灵活性。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往往将一个方面(用暴动或者议会方式改变政府)具体化，无政府主义者将另一方面(直接行动)具体化，马克思主义者则关注在我们有改变体制的潜在能力的场所——车间进行斗争。但是除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还意在对特别时刻的特别策略进行具体的评价，用一个简单的标准评价其可行性：它们是否能增加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受剥削的群体的自我行动性、自信心和政治意识?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打算一方面参与议会运动，另一方面采取直接行动时，其原因与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两种形式的运动都不足以应对左派的任务，而且二者一定会堕落为精英主义的变种。议会政治和直接行动都不是革命政治的最终目标，因为二者都不代表对体制的根本挑战，在两种情况下，行动者都要冒代表普遍群众行动(而不是旁观)的危险。从这个观点来看，对直接行动的教条的承诺最好被理解为不是修正主义专制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议会精英主义的对应物，这就解释了尽管无政府主义言辞极端，德雷珀还称其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形式。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精英主义的危险有免疫力，而是这种危险往往具有不同的根源：特别当工人斗争处于低潮时，生命力就是斗争的组织往往会堕落为宗派主义。如果无政府主义团体可能有类似的趋势，作为上选的激进策略的直接行动具体化后的问题——其中，正如弗兰克斯揭示性的“整体的一小部分就代表了全部事物”——就是它易于加强而不是挑战对精英主义和包办主义的偏好：行动主义者将他们的行动代替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趋势。这个弱点启发了另外一个表面上令人惊奇的与无政府主义相联系的问题：它对更广泛的民主概念保持缄默。
如果说自下而上的斗争要求是马克思的国家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民主问题。从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来看，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革命组织内部的民主和(革命前和革命后)社会内部的民主。乍一看，无政府主义的反权威主义可能暗示对民主的深层关注。实际上，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乌里·戈登（Uri Gordon）说过，“在促进行动主义者的集体进程的实践的一些价值观和那些以民主理论的更激进的目标为特点的价值观之间主要是平行关系”。然而，正如戈登继续指出的，因为民主允许多数的控制，而无政府主义捍卫个人反对政府的绝对权利，它最好理解为“一点儿不‘民主’”。类似地，乔治·武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在对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考察中认为，“没有比将无政府主义看作民主的极端形式更偏离真相的无政府主义概念了。民主倡导人民主权。无政府主义倡导个人的主权”。更晚近一些，露丝·金娜（Ruth Kinna）承认，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民主没有说多少实质性内容，除了希望多数同意的决策，她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可能被指责为涉嫌重复乔·弗里曼(Jo Freeman)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无政府—女权主义运动中所作的著名分析中指出的特点，她称之为无体系的暴政：无体系团体的最有表达能力的(通常是中产阶级)成员在其中掌握实际权力的能力。
埃米尔·阿尔芒(1872-1962)，法国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建立民主的、因而中央集权的(如果投票有意义，多数就可以为所欲为)革命组织的要点在于解决这一问题：领导权和政策能够通过关于最佳前进道路的争论得以改变。实际上，恰是因为健康的革命组织将个人从更为广泛的运动中团结到一起，从而为讨论作为整体的运动和特别的地区运动二者的最佳道路提供了舞台。这些争论不仅对于将各种运动统一到更广阔的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的运动中的进程是必要的;它们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机制，通过这一机制，成员互相学习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党可以将这些经验教训切实嵌入运动中。但是因为争论是以行动为导向的，必须作出决策，不管是来自尖锐争论后的一致同意——这与以最慢速度达成的妥协截然不同——还是争论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后的投票。
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是斗争的武器而不是预想的形式，这一事实必然导致其内部结构同其有效行动的能力相比，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因为有效行动要求公开辩论，内部民主是这些组织的必要特点——至少在外部限制允许的地方。争论和行动之间存在着张力，它是这种组织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幸的是，寻求一致的无政府替代物只有在相对同质的组织内可能，而且只能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复制，如果这些团体更为普遍地对团体内的意见分歧保持相对的免疫力;即，如果它们已经是或者正在蜕变成一个宗派。这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指出的问题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内部不存在——弗兰克斯给出的不幸的拙劣模仿的名单最好理解为列宁主义政党内的宗派主义的倾向——不如说，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活动的必要特征，而且它们或多或少也是任何极端的政治组织所共有的特征，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的组织。
人性和社会主义
民主问题意味着和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更为根本的问题：无政府主义的人性概念。至于民主本身，19世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抱怨“广泛投票是反革命”，而他的俄国同道巴枯宁，当他说“所有的政治组织必定在否定自由中灭亡”时，旨在反对民主。这是非常重要的陈述，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危险富有预见性的警告，而是指不但社会主义、而且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组织的不可行性。为了使巴枯宁的说法有意义，考察经常被重复的观点，即无政府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自由批判”的综合，是非常有益的。
这种综合虽然有其表面上的吸引力，但是也有根本的困难：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持的人性模式截然不同，指向截然不同的政治方向。自由主义将原子化的、自我的个人预设为分析的出发点，而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承认人类个体的社会属性。从自由主义的人类本性是个人的、自我的预设出发，很难构想出除了凌驾于人的异化权力(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国家对个人自由来说，既是威胁又是必要的保障。因而用托马斯·潘恩恰当的说法，国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罪恶”！在某种意义上，无政府主义可以理解为建立在更乐观的人性观点基础上的这一观点的极端表达：它反对国家——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罪恶——在事实上是必要的这一观念。无政府主义者在讨论民主方面的缄默表明，他们认为，民主的政治组织保留了国家，因而“否定了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持有简单的自我的、个人的人性模式——如果这确实已经成为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无政府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声音，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于更社会化的人性概念。因此，蒲鲁东、巴枯宁、尤其是彼得·克鲁泡特金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些观念：“社会是由团结一致的力量支撑的广泛信仰，社会应被看作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个人的自由在其中通过一些共同体的个性的观念得以调解”。（【参考阅读一】）然而，正如大卫·莫兰（David Morland）在对经典无政府主义的人性论的详尽分析中所指出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并没有成功地综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是将人性的两种陈述令人不安地加以混合，将自由主义的自我的、个人的观念综合进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导致一种“关于人性问题的不确定的说法”。相形之下，因为马克思承认人类个体由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某种社会形成，所以他不仅能够抓住现代个人主义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而且认识到民主化不仅不会导致一种新的不自由的形式，而且还会扩展个人自由的空间和性质。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巴枯宁关于组织意味着权威的说法，但是意识到因为社会是一种组织，设想没有权威的社会是愚蠢的。
无政府主义的标志
从这种观点出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并没有太多的针对权威而斗争的意味，因为它是摧毁一种不民主的权威形式、代之以民主的权威形式的斗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发现设想人性的社会方面非常困难,除了异化的国家形式之外，马克思则认为，因为工人只能通过集体组织来解放自己，所以他们的团结朝向以具体的民主替代异化。因此，恩格斯评论说，当所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同意“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344页)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的消失。而是——他坚决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丧失它的（异化的）政治特征，代之以行政职能的民主控制的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诉诸任何社会的关键问题，不是它是否具有某种权威的形式(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是”)，而是权威是否受制于民主，如果不受控，谁受控制。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评论的，马克思关注的不是权威的终结，而是权威的完全民主化。
再者，因为社会组织经久演化，社会本身具有历史性：如果我们对社会实施民主控制，首先必须考察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具体性质。对于史前的狩猎采集者，社会是个人所属的小群体。相比之下，现如今，因为我们生活在由国家分工形成的世界市场之中，我们的社会是全球性的。因此，我们的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也是全球性的：虽然地区行动是为更好的世界而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最后的胜利还是只能通过全球范围的社会民主化才能赢得。这不是某些中央集权者的偏爱——是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的另一个罪恶——他的中央集权主义——的物质基础。
这种中央集权主义根源于社会的物质转化，这一事实揭示出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神话：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只要通过改变政府形式——将政府控制置于社会主义者的掌握之中”就可以克服。马克思涉足政治，所认为的恰恰相反：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胜利不能通过政府的简单改变到来，而必须根植于深入得多的社会运动之中。
通往巴黎
关于马克思认为改变政府就足以带来社会主义这一神话，其合理内核可以追溯到他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针对提高政治要求、即要求政府进行改革问题的争论。
从蒲鲁东和巴枯宁的人性观推测，他们都认为存在一种自然的社会和谐，它只有通过清除政府和国家才能重新获得。因此，虽然马克思在英国工联主义者支持下强调为改革而斗争的必要性——马克思坚持认为，一旦工人赢得了改革并将新的法律付诸实施，他们不能“巩固政府权力，而是相反，他们将现在针对自己的权力转换为自己所用”——，无政府主义批评者认为，对政府提要求只能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如果上述陈述导致对马克思作出改良主义的错误阐释，这一说法和类似的说法最好理解为马克思寻求促进和强化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过程的一部分。正如柯林斯(Collins)和阿布拉姆斯基(Abramsky)在他们富有创意的第一国际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马克思认为“工联斗争代表了工人阶级在通往完全解放的道路上的必要进程”。对国家的要求最早产生于工人运动当中，马克思支持诸如限制工作日等改革，这不仅本身是好事，而且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漫长进程的一部分。
这在他对巴黎公社所作的评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也许因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使他是一位“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神话破裂，无政府主义关于他的政治观点的先入之见和马克思政治学符合。尽管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真实的生动的社会主义的例证，表明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恩文集》第3卷第218页)，但巴枯宁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组织工人力量，以便夺取国家的政治权力”。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彼得·马歇尔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认为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例证拒斥为“历史的反讽”，事实上，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构想巴黎公社方面存在更重大得多的问题。
巴黎公社成员，这张照片成为事后确认并处决成员的依据
马克思在对巴黎公社所作的分析中指出，尽管国家权力的旧体制(至少在巴黎)被摧毁了，工人取而代之的不是对权威的否定，而是他们自己的统治：公社是在巴黎拥有真正(不是伪善的议会的)权力的“工人阶级的政府”。他解释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意思，或者更简单地说，工人阶级的统治。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将这种情形描述为工人的国家，更恰当地说，正如恩格斯数年后评论的，“国家”一词在这里被误解了：“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123页)因为工人的国家和以前所有的国家不同，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的表达，它们就不再是维持剥削的社会关系的专门的强制机器。尽管巴黎公社没有存活到足够表明这一点：当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威胁消退时，甚至这些体制都将消亡。
相比之下，鉴于巴枯宁曾经宣称自己是“一切政府和一切国家权力”的敌人，很难理解他怎么能够欢迎巴黎公社的。事实上，正如克鲁泡特金几年后从非常接近巴枯宁的观点出发所认为的，公社的关键性失败在于它欢迎代表制度，这意味着它要复制议会制政府的典型罪恶。他坚持认为，公社的弱点并不在于领导它的人，而是它拥护的“制度”。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来看，似乎克鲁泡特金在两人中更具一贯性：公社保留了代议制政府的形式，因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形式——国家——的另一种样本。马克思对这些观点所补充的，不是对“中央集权主义”的捍卫，而是意识到，虽然巴黎公社得以保留国家和政府的形式的方面，但一旦新的阶级掌握权力，它们的内容就会极大地改变。革命问题的这种方法引爆了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无政府主义神话：它是一种雅各宾主义。
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是一个信奉单单改变政府就足以带来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者的说法和一个指控相关，即他未能逃脱法国大革命最极端阶段革命者的雅各宾主义的局限性。例如，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963800.html)中认为，“从教育和本性上看，[马克思]都是一个雅各宾，他的美梦是政治专政”。将巴枯宁假设马克思的权力欲望的愚蠢言辞暂且搁置，雅各宾主义的指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一驳。
1793—1794年，雅各宾党人置身于法国大革命的前线。在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他们在当政时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是依循卢梭的“公意”教导行事。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从未恰当地解决公意在一个阶级分裂的社会如何得以存在和表达的问题。实际上，雅各宾党人远未能代表公意，他们是靠所谓的“无套裤汉”——城市“小店主和工匠（包括师傅和学徒）、仆人和短工”的支持上台的，实际上也代表他们的利益。因为罗伯斯庇尔确实意识到他的社会基础的有限性，即使他不能提供合适的理论陈述，他也开始相信，公意要作为对“个人的缺点和不足”的纠正而必须加诸社会。因此，尽管他狂热支持民主，但或多或少持一种隐含的观点：不但“民主必须自上而下实行”，而且“人民自发的革命热情无需任何依赖”。这就是他的形式上的民主政治和他获取的支持的有限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在外部军事干涉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这导致了恐怖统治。
尽管盖林反对革命必然蜕变为暴政的观点，但是他仍然同意，马克思没有完全克服他政治观点中的“集体的”和“雅各宾的”方面之间的张力，而列宁在雅各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提到列宁就要提到他著名的评论：“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383页)这句话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列宁至少未能摆脱雅各宾主义的局限，因此，俄国革命像它的法国前辈一样，注定结束于恐怖之中。然而，从列宁写这句话的背景来看，很清楚，提到雅各宾主义首先是因为对试图完全抛弃革命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列宁指出，和雅各宾主义者一样(但是环境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是统治阶级的最坚定的组成部分。
处决罗伯斯庇尔
作为马克思热忱的学生，列宁认为，导致雅各宾主义的情势和支持现代社会主义兴起的状况之间的不同是基本事实。米歇尔·罗伊(Michael Lowy)指出，尽管马克思明显赞扬罗伯斯庇尔的“历史伟大性和革命力量”，他也清楚地反对将雅各宾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模式或灵感源泉”。实际上，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用了黑格尔对雅各宾主义的批判。在黑格尔看来，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是他试图自上而下地将一幻景强加于社会， 这一努力并非扎根于其光必需的本民族“性情和宗教”的转变之中。
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观点的力度，但是不同意雅各宾主义暴露出了革命事业的有限性。更确切地说，他认为革命领袖和广大群众之间的鸿沟并非革命的普遍特征，而是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指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雅各宾主义之间质的差别，将这种革命形式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区分开来。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之前的国家之间发展的矛盾之中，并且成功地去除了锁链，促进了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尽管这些革命被普遍认为是同前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的进步性相分裂的，它们的特征仍然是权力从一个统治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统治阶级，充其量牵涉到它们的领袖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关系。例如，诸如俾斯麦统一德国式的“从上至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就没有群众行动参与进来，而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通过下层阶级的参与而胜利，但是最终都同样将穷人排除在权力之外。相比之下，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主体都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所以就必然在性质上更为民主，无论在革命实施时还是胜利之后。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分，表明了从罗伯斯庇尔到马克思存在延续的轨迹的说法的根本错误。与罗伯斯庇尔不同，马克思非常清楚，在一个阶级分裂的社会，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善的观念，但是同时工人的集体斗争却独一无二地能够指明资本主义异化的体系替代物，因为它们能够远远超出自己的等级来诉求。因此如果现代社会主义只能随着现代工人阶级出现而产生可能性，为了实现这一潜能，至少要求社会主义者为运动中的领导权作出两方面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领导权而斗争，同时要为赢得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的领导权而斗争。因而，其核心是，作为马克思革命策略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工人阶级的增长。因此，这完全不同于先前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想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认为确切掌握历史对革命者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才有可能，那么，意识到这些历史情境是什么、它们同引起其他革命时刻的情境有什么不同，就显得非常重要。
和马克思不同，19世纪有社会主义者仍然继续雅各宾的传统——马克思同他们的政治观点保持距离。例如，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将革命设想为由代表工人行动的一小部分革命精英所赢得的行动。恩格斯评论了巴黎公社进程中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个集团“只是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根植于对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基础的恰当考虑之上。和恩格斯与马克思是私下的雅各宾主义者的说法形成强烈对比，恩格斯驳斥了布朗基的革命是“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的提法，声称布朗基主义(雅各宾)的方法是“独裁”的“过时”的革命模式。
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之间的差别：像前者一样，它根植于自下而上的真实运动，但是又像后者一样，它意识到社会主义领导权在推翻旧国家上的关键作用。要点在于，社会主义者的领导权必须扎根于现实运动中，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实施。正如托洛茨基认为的，将自发行动同领导相对立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革命问题的这种思路填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制定的普遍模式的一个方面。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马恩文集》第1卷第543页)“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而且区别于无政府主义的反中央集权制。正如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认为的，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使用不同的方式、为了相同的目标而斗争的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因为，马克思为社会权威的民主化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如果说这意味着，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国家而斗争，我们还要意识到，有时走向更大的民主要求更多的国家行动：只要想到美国医疗改革的反对者使用的反中央集权的言辞，就能意识到，“认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自由个人的主要敌人’是国家的观点是荒谬的、反历史的”。
尽管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民主方面反映出自由和权威之间零和平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因为个人自由由社会组织决定，它只能以某种组织形式实现。从这一观点出发，自由和权威远远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它们最好被理解为互为补充的概念：如果后者民主化，前者就能得以扩展。因而，如果我们的民主目标是一种权威形式，替代物不是没有权威，而是不民主的权威。
这种观点阐明了巴枯宁的著名预测：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夺取了政权，他们的国家将“只能是由新的、非常少的贵族统治的高度专政的群众性政府”。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非常奇怪地)有些马克思主义者，都将这一评论看作对官僚主义危险的雄辩的警告。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更确切地说，它最好被理解为罗伯特·米歇尔斯的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的先驱，根据米歇尔斯的说法，所有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统治精英。达肯·哈拉斯(Ducan Hallas)认为，这种评论应用到民主的中央集权的组织上，似乎是“原始的原罪神话的世俗版本”，正如原罪神话迫使我们艰辛地生活，尽管无政府主义的所有组织都拒斥自由的思想具有形式上的极端性，它为资本主义的进步的替代物留下了很小的希望。
结论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着不同的目标，所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设想政府之外的自然的(非历史的)社会和谐，而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被设想为以历史上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为基础的社会的完全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者因而试图预想通过直接行动获得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在反资产阶级的活动中以工人阶级为取向。如果说直接行动除了一个松散的联邦组织结构外没有要求任何东西，为反国家的民主社会而斗争则需要民主的、中央集权的斗争组织，这个组织通过集中资源使胜利的机会最大化。尽管无政府主义的说法与之相反，这并非说必须要有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更确切地说，为了胜利，党必须不仅自下而上地对运动进行领导，同时还要反对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正如克利夫所说，这种领导模式最好被理解为，既不是管理主义的多种形式，也不是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形式，而是根植于斗争中的同志关系。
“革命政党必须要同它之外的工人进行对话。[它]不应当凭空发明策略，而应当将从群众运动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作为第一责任，然后从中加以综合……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自觉表达工人阶级的内在动力，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组社会。”
克利夫并非凭空造出这种领导模式，而是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短暂时期内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得出的结论。这场运动同战前为了对抗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出现的工团主义潮流有着相似的根源。工团主义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的复兴的基础上，将蒲鲁东和巴枯宁的直接行动的概念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的替代物，赞成马克思的作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的社会主义概念。和更多的新近的反资产阶级者一样，工团主义者“没有什么，除了对以妥协和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议会‘政治’的轻蔑”。尽管更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工团主义一样对修正主义左翼的机会主义政治表示憎恶，但是通过重新研究马克思更为广博的政治概念，他们指明了超越了工团主义的局限性的道路。和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的著作相联系，这一运动在列宁1917年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最高政治表达，《国家与革命》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向修正主义转变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了第二国际内部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批判理论的任意曲解。
葛兰西的发展轨迹突出了20世纪早期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的分歧和相似。为了回应对他和围绕社会主义报纸《新秩序》(LeOrdine Nuovo)的小组的其他人1919年和1920年在都灵以工团主义的方式行动的谴责，他答复道，是的，像工团主义者一样，反对统治第二国际的对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阐释，他的组织试图将他们的社会主义根植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的自发的工人运动，而不是提供“抽象的”领导形式。然而，这种方法的弱点——葛兰西认为这是工团主义更为普遍的弱点——在于，《新秩序》未能明确表达一种策略，能够将都灵工人的需求和意大利南部农民的需求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推翻意大利政府的目标，代之以建立在工人议会基础上的民主。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葛兰西寻求依托《新秩序》时期的力量克服这些弱点。像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样，他将自己的实践根植于日复一日的普通工人的斗争中，但不像他们，他将这种方法扩展为政治策略，其目的不仅在于作为广泛的反资产阶级运动一部分的“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且还要代之以民主的替代物。这一目标以及他寻求实现目标的列宁主义的方法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标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然而，它确实以马克思的人性观及其必然结果——他的民主的进步模式——为先决条件。列宁对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贡献表明，为了既赢得全社会的大多数，又推翻旧国家，左派要求民主的和中央集权的党。葛兰西正是从列宁那里学到了他的政治思想，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不但建立在马克思批判无政府主义逻辑不严密性的基础上，而且为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保留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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