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发展历史中，卢森堡和列宁的争论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是发生在“后马克思时代”，革命内部不断分裂的大背景下，关于策略方向最针锋相对、最深刻的激辩，而在他们的争论之后，持不同观点的各个派别便开始进入了刺刀见红地相互斗争的阶段，愈演愈烈。
| 宋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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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去世后直到一战爆发前，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资产阶级开始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信贷流通来平抑资本主义在局部地区的危机——当时还没有爆发足够惨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很多地方，还保留了君主制和殖民地，所以这个时期更普遍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主权国家里，地主笼络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宗主国笼络殖民地官员反对在殖民地兴起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国家里，尤其是工人阶级内部，改良最有群众基础，与之发生主要论辩的、坚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人逐渐式微——这个时候，后起的无论是卢森堡还是列宁，都是势力更小的年轻一代——战后，改良主张的社会民主党又逐渐和“后君主时代”的各国军阀、军头结成了同盟。
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代表的是考茨基，影响俄国的则是普列汉诺夫，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强调：革命主体不应该包含农民，革命应该坚持民主原则(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民主的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发展必须充分之后才能发动革命，落后国家人民觉悟不高，大部分还保留着封建等级思想，他们起来的革命势必会复辟封建思想。
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他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者 图片来源：Wikipedia
作为青年一代的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则认为：革命应该包含农民(在怎么联盟上两人有分歧);应该建党，不必机械地看待民主原则(在关于民主在政党里怎么发挥作用上两人也有分歧);应该在俄国和德国等尚存君主专制的地区发动革命夺权，争取更多的人而不是被动等待(在怎么对待阶级意识不强的工人和群众的时候，两人采取方法的策略也有分歧)。
在马克思死后大行其道的“修正主义”，这个词语的本意是强调要修改马克思主义不适应当前客观条件的部分。如果宽泛地看待，除了马克思本人和以正统派自居的后继者以外，所有其他的观点都可以被称之为“修正主义”。在贬义的、狭隘的指称里，则是描述那些远离马克思主义，带有部分社会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变体。当然，即使是这一支狭义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在接下来的100年时间里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这一类经过修正的、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被吸纳为了新自由主义文化逻辑的一部分，是当今世界最为流行的“政治正确”的来源——比如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论述：强调尽量扩大公共领域的可控范围，以此来限制资本家;比如当代艺术里的公共艺术、“社会介入”艺术的政治底色也是源自于此……
这种改良色彩的修正主义理论的逻辑基础是：既然共产主义是一个假设，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就需要转向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批判和改善。这也是二战后西方左派学者从革命理论转向批判理论的重要逻辑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改良派的大本营英国，工人并没有在宪章运动中没有赢得选举权，却是在和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派结盟后获得的选举权——一战之前英国的全球扩张发展面临来自德国的严峻挑战，我更愿意相信，这是英国统治者为了稳定国内形势而向工人做出的妥协。
长期居住在英国的伯恩斯坦回到德国创立社会民主党，扩大了拉萨尔的学说在德国的影响。大的外部环境还在于，一战前的英国和德国都处于鼎盛时期，不但没有如马克思所言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还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工人在逐渐获得公民权之后，开始捍卫自己的国家，工会也开始号召工人加入一战保家卫国，同时不再谴责军备竞赛和殖民地，因为军备竞赛产生就业，殖民地产生回流宗主国的利润——英国和德国的工人开始成为军备竞赛和殖民地的获益方。也因而，改良派拥有了最广大的群众基础，遍布工会内部。工人群体里的工联主义思想更加流行：满足于获得温饱斗争的权利(包括工资斗争、通过小范围的群体合作解决一定的经济困难)，满足于拥有娱乐宣泄的权利。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图片来源：Alchetron
俄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社会民主党混杂了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孟什维克在这个基础上还同时混杂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俄国是先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再形成工人运动，而且因为俄国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的社会氛围比较缺乏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考精神，大众对于逻辑分析、概念定义和分类、论证和证伪能力的教育训练比较薄弱。
俄国知识分子曾经发起到农村向底层群众朝圣的民粹主义运动，他们希望从民间获取精神力量的努力不久就失败了——他们发现眼前的农民只想求一时温饱，且一盘散沙，完全没有普加乔夫起义中的农民英雄的形象。所以，俄国知识分子一开始既希望借助资本主义反君主专制，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希望借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让未来的俄罗斯能避免资本主义在西欧洲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俄国的左派人士更容易接受修正主义思潮，事实上大部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后来也都成了自由主义者。而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因为俄国的社会环境更紧张，均长期在外流亡，对本土的影响不大。
卢森堡和列宁对于改良派的态度稍有不同：卢森堡认为改良只能是夺权政权的策略性、阶段性和局部性的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列宁则完全拒绝修正主义——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发展历史中，卢森堡和列宁的争论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是发生在“后马克思时代”，革命内部不断分裂的大背景下，关于策略方向最针锋相对、最深刻的激辩，而在他们的争论之后，持不同观点的各个派别便开始进入了刺刀见红地相互斗争的阶段，愈演愈烈。
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她也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图片来源：Wikipedia
以下整理出的部分卢森堡和列宁论争的要点，也包含各自的局限性：
1. 政党的任务
卢森堡认为，应该相信工人潜在是具有革命性的，所以政党的组织原则应该围绕着如何激发工人内心自发的革命性进行长期探索。党是工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向大家解释革命目的的媒介。在这样的过程里，将会自然产生理论结合实践的众多组织者，最后逐渐走向强大，最终在没有个人崇拜的情况发生社会主义运动。党只是无产阶级的媒介，如果成为了领导者，就相当于被媒介和工具本身所异化了。
所以，如果说党是革命的代理人，它必须是工人的集体头脑，即使这样的组织结构存在错误，长期来看也比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决策”好得多。
卢森堡的这种看法来自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影响，更加强调政治平等。但因为德国当时也是君主制国家，所有卢森堡并没有教条地认为，这里就不应该发生革命，也不应该有组织起来的政党。但在如何组织党的问题上，她仍然带有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诞生自资本主义社会，很难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视野，靠他们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所以非常有必要给自发的运动灌输社会主义觉悟。从工人中产生职业革命家，这样的人将是跨越知识分子和工人身份界限的“新人”，而且拥有严格的纪律性(斯大林和马林诺夫斯基都是工人出身的职业革命家)。所以，列宁所设想的党是一个由职业革命家（“新人”）组成的高效的政治机器，它不是自发工人运动的服务者，而是领导者。
需要看到的是，这些思想和今天所普遍认为的布尔什维克后来的等级和特权问题，不是一个东西。列宁期望塑造的是一个“不自私的、纯然的先锋队”。
卢森堡主张在斗争中让工人的阶级意识产生转变，如果出现问题，她认为是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而不是自身对客观环境的理解度不够，而列宁会强调是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性不够。
2. 党内民主
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民主条件下进行，不然就是一dang啭zhi或者派系专制。
列宁在认为政治自由只是斗争沙皇的武器，而本身不具备价值，因为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下的产物，既然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就可以改造这样的思想。
卢森堡认为不应该一刀切地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就废除民主问题，而是应该看如何扬弃地使用民主。虽然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条件实现完全民主，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推导出，可以完全强加自己的意志到工人运动中去。她坚信通过更加艰难的探索和实践，可以更好地说服大多数工人在二月革命后投布尔什维克的票。
而列宁认为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如果不走政变的道路，很可能像后来德国共产党那样被改良派政党和军阀联合绞杀——十月革命前大量工人，尤其是农民在议席选举的时候支持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只在圣彼得堡的地区选举中成为多数)，和平夺权已经没有可能。
关于在党内或者无产阶级内部，如何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在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里，没有清晰阐述过，所以，“专政”学说不能被看成是或不是马克思的必然延续。列宁的判断更多是来自现实的教训，1905年俄国起义的失败——这是在沙俄境内发生的一连串范围广泛的、以反政府为目的，但又没有明确目标的动乱事件，诸如恐怖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
3. 一个没有加入论战的主角：葛兰西
意大利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更多是历史主义传统，而不是科学主义，所以一开始就不太有正统派的影响——他们认为历史不是连续的，充满了断裂。意大利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多次出现断崖式的衰落，这更容易让他们倾向于认为历史进程是戏剧般的复杂和不可预料。
葛兰西是在意大利有一定实践经验的革命者，长期待在监狱，这使得他和卢森堡、列宁同处于一个时期却没有直接卷入争论，也一定程度使得他的学说没有被后来的第三国际所禁绝。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图片来源：网络
葛兰西的观点集中在，主张工厂的全体雇佣者选举产生工人委员会，接管资本家在工厂中的职能，并在这一过程的锻炼下，在适当的时候接管国家。所以，工人委员会是俄国经验在意大利的对应产物。生产者的真正的任务不仅在于管理生产，还要准备学会如何组织整个社会生活。
葛兰西有着相对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精神，他分析一个观点会把它放在社会的实际环境中，以此作为思考的起点——这个是被葛兰西称为“实践哲学”的精髓，也是反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不存在一种独立于人而纯然描绘已有世界的科学，任何科学都是和人紧密缠绕在一起的。他把精神的一切产物都归为某种历史的功能。所以，他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的本质，只有历史上变化多样的社会关系。
葛兰西的思想把某种文化色彩的、甚至艺术性的、具有弹性的东西和政治思想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他更被带有左翼倾向的人文学者和文艺工所推崇的原因。
可以推论，葛兰西一定是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想象，因为这样的绝对化是机械的、静止的。
葛兰西对历史的认识比较细腻，他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认识的绝对界限，这相当于是在说，人的历史是由人的认识能力描绘出来的。所以，他会认为就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带有决定论色彩，也不能因此就被一竿子打死，因为那是由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被压迫者一直处于被动防守阶段，没有时间产生和开创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么参与其中的积极分子很容易去迷信“总会到来的胜利”这样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法。但强弱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被压迫者不完全处于守势，就不再需要去相信某种未来的“天命”——葛兰西的看法，其实也间接解释了议会斗争路线在欧洲大行其道的原因。
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形成阶级意识和组织阶级斗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对无法表述清楚的感受和可以清晰叙述的理论，做两者之间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要成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用文化的语言来表达人民大众本身不能表达的真实经验和情感。所以相比列宁的“社会主义新人”想象，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更生动的关系——为了获得上述经验，知识分子必须能够体会到与人民大众同样的情绪和感受。
葛兰西还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在于摧毁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神话和由此带来的偏见。工人阶级一旦建立起自己的精神文化，就一定是新文化。并且由于受压迫者是绝大多数，这样形成的新文化必定是大气的。
他认为世界观、价值体系、文化的获得，是获得政权的先决条件，他完全不信任依靠政变而夺取的政权。
所以在葛兰西的思考里，文艺复兴只不过是来自旧知识分子的精神批判，而宗教改革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当然，两者是有先后关系的的。他更强调无产阶级大规模的精神解放——大众得先意识到他们需要解放。从这点上来看，葛兰西的理论还是具有很强的虚无主义倾向——因为统治阶级必然会利用各种优势推后大众意识觉醒的时间，那又该如何与此进行斗争呢?
4. 小配角：饶勒斯
在卢森堡和列宁的论争之前，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影响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人物：饶勒斯。
他主要在写作上实践。他提出要超越阶级局限，因为人类价值不可能只被一个阶级所垄断——他似乎可以被看作是最早探索普世价值的人。这种理性、中立、客观的观点很容易被处于强势位置的权力者所利用——尽管他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原则的人。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法国社会主义领导者 图片来源：网络
他认为所有的对立将来都会达成统一，所以他用带有学院派修辞风格的写作，去细腻分析各种冲突，这种浓重的知识分子气，使他始终坚持强调“开放性”——饶勒斯认为共产主义的大气，也就在于它企图把不同的人都融合起来，把所有对立矛盾的东西融合起来一样——这是对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辩证法做很机械地整合——在饶勒斯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相互依存地辩证统一，一个消失了，另一个也会消失，最终两者走向的是不可融合的融合——这已经很接近当前不少当代艺术家的看法，甚至还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辩证逻辑，但这种想象本身的粗陋，即使指中了答案的方向，也会因距离过远而没有什么意义。
饶勒斯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镜子，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思想观念如同他一样头头是道、毫无破绽的时候，就得警惕一下，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死板之人了。
5. 论战的尾声
卢森堡所建立的左派政党斯巴达克斯同盟，不但在工人阶级中没有根基，而且工会和士兵委员会还恰恰成为了“一战”后由改良派和军阀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根基。1919年，她遭到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杀害。
卢森堡的形象在历史上反复被投机者使用，这使卢森堡的思想成为了空洞。最初德国革命失败时，卢森堡的形象是负面的;到了德国左派和斯大林对峙的时候，又得以恢复;共产国际时期，又回归负面;“布拉格之春”时，又被欧洲知识分子抬了出来;最近的一波研究卢森堡热潮是始自2008年金融危机——她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探索的另类方案而再次被神化：2010年前后，多个以研究卢森堡为名义的当代艺术项目在欧洲大展中展出。
列宁建立苏联的初期，认为欧多国必须同时革命，才能保存十月革命的果实。但后来苏俄赢得了内战，又败于华沙(波兰阻止了俄国像拿破仑一样借助军事胜利在欧洲传播新思想)，所以就转向了苏联一国的和平建设。这个时候，列宁提出，获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放弃自己的妄自尊大，向资产阶级学习管理工业和国家的技术和行政能力，包括在文艺政策上，全面继承源自旧世界的写实的艺术语言形式。面对俄国先锋派“砸碎一切资产阶级文艺形式从零开始”的主张，列宁没有理会。他认为在当时一个文盲率太高，精神生活普遍贫瘠的国家，首先要做的是紧急输血，尽管身旁有的，似乎只有资产阶级的血液……
列宁在晚年也发现了官僚主义的问题，他的解决之道是，既鼓励群众批评国家机构(矛盾的地方在于，地方党政机构和警察可以把任何批评都说成是反革命进行镇压)，又重新造出另一个“更纯洁的机器”去监督现有的政党机器(一开始是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察院，但后来逐渐成为党内的派系斗争工具，吸收了大量投机分子和政治寄生虫)，但当发现斯大林等人的问题后，再想找“新人”来继续净化监督机器，却发现身边已无人可用——或许，这样的“新人”并不存在。
如果说卢森堡带着遗憾的离世，那么列宁则是带着更大的遗憾离世。斯大林延续和放大了列宁的政党学说，毛泽东则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范围实践了列宁对于官僚主义的防范，两段实践的先后失败让列宁被封禁为一大禁忌，现在我们已经很难通过他，来开启更大范围的讨论。
更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德国，虽然和俄国的革命形势相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军阀联盟剿灭了卢森堡等人的左派势力，但也剪除了可能压抑纳粹势力兴起的最后一个政治力量。纳粹上台后，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大多数流亡海外，而二战后，他们被美国迎回自己的土地重建西德政府，还在冷战末期压倒了复制苏俄模式的东德，在今天德国政坛更是成为压倒一切政治势力的主流——无法撼动地位的默克尔，已然主导了德国特色的“政治正确”之路。
本文为《未来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基因》系列的第二篇文章，本系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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