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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批判的若干问题(上)

许略 · 2020-04-2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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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明:“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然则社会主义规律研究正逢其时。今天的群众已经被教育了——就像列宁在1918年所说:“那些由于只能读到满篇都是造谣诬蔑的资产阶级报纸而不了解俄国情况的工人,现在也开始明白了。

  

 

社会主义批判的若干问题(上)

 

 

吴刚捧出桂花酒

——题引

 

 

谨以此文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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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一)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二)

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以致德国现代的经济学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袭马克思(还常常抄袭错),才胜过了庸俗的自由贸易派。(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三)

我对一切抽象的推理很不习惯……我常常必须先寻找历史根据。(恩格斯:《185849日致马克思》)

 

(四)

除了一般理论上的阐述,我还根据从来没有被利用过的官方材料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最近20的状况,以及爱尔兰的状况。您从一开始就会了解,我只不过是把所有这一切当作令人信服的证据。(马克思:《1867430日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

 

(五)

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说明历史的方法,这方法便奠定了他和恩格斯的历史著作的基础……对于一个事实人们还很少注意,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系统论学说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说明历史的方法;他只把这种方法(历史方法)当作研究的工具,用简练的语言表述这一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魔鬼的邪恶产物,正因为它引导马克思去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个历史的强大动力的理论。(拉法格:《拉法格文选》)

 

(六)

如果要问马克思在科学中究竟实行了怎样的变革,我们必须说,也许马克思对科学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历史方面做出些有价值的东西。由此,马克思对科学本身产生深远影响和巨大的示范作用。马克思没有想要跻身伟大科学家行列,但由于这种不凡的工作成就,使他竟能够成为19世纪乃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最为伟大的科学家。例如,马克思堪称是一位他那个时代的最为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人们习惯说由于能够捕捉历史进程的逻辑,历史分析对于经济理论通常极具价值,但对于马克思,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指明这个工作的依据和性质:只有唯物主义,从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根本制止住数学工具在知识逻辑形式方面的滥用。(本书)

 

(七)

数学家的错误也就在于,他们没有想一想这些公理是怎样进入人的头脑的……但是数学公理不能靠推论证明这件事,还不能证明公理不具有像形状、颜色、重量或热量这样一些物体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我们只能判明为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并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非欧几何学,——它的全部命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经过严密的推论而得出的,它的定理是同2000年来一直被认为绝对真理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理完全对立的,——是人脑的逻辑的令人惊异的表现。然而,根据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单纯的意识上的虚构)可以看作这个逻辑的强有力的证明。这个社会成员被分为敌对的阶级;对雇佣工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工人的贫困随着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在物产丰裕中引起饥饿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饱食暖衣的懒汉受到阿谀逢迎的赞扬而受贫困之累的生产者被人轻视,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说成是理所当然的;普选权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少数;总之,在文明的物质构造和思想构造中的一切都向人类的理性挑战,然而这一切都是同完美无缺的连贯性相联系的,一切的不正义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从财产权中引出来,这财产权容许资本家有权盗窃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拉法格:《拉法格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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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工作原像问题

 

【题注】辩证法指示者历史批判科学规定也。因此,以下的论题多少令一般的读者感觉莫名其妙,其可能遇见的问题是:(1表达上迥然异于常见叙述形式;(2)按照常理,理解辩证法的一个重的途径是先解读德国古典哲学,次之是在《资本论》的辩证逻辑上下功夫,尔后结合马克思经济学“某些原理”来印证这一逻辑力量,而能写出一定新意,但恰恰没有这样做;(3)思维和表达严重“不经济”:把多个主题置于同一个空间,导致论点流变,行文倒好似未经琢磨的工作草稿。结果自然是,“原像”不仅支离破碎,而且更加晦暗不明。这些指责在有了本书对历史研究性质的经济学“总说”(即本书的“写在前面”)之后应大为缓解,毕竟,从旧的语境中走出不是一件易事。单就语言而论,辩证法是被译介过来的思想,在工作用语上,革新的对象依然是它的“体”(历史),而非“用”层次。它在原始的形态上是无法被“翻译”的,只能在转义中获得中华对接。所谓原像问题,并非文献学梳理或评估,实为工作方式转化,于是有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语境”批判性考察。然则,这里绝不是寻找什么辩证法的“汉语词汇”,也不是借由引言式的感言抒发“汉学思想”,而实在是体现一种“工作吁求”。即是说,如果通过这一番考察,我们恰恰提供不出一个适当的概括力强的辩证法工作定义,那么恰好就说明它从来也不仅仅是一个“在那里”的问题,要想理解把握,还须有一个“从这里”的问题。所谓“从这里”,实际就是以“本土”(中国学者,尤其越来越年轻的中国哲人和经济学人)的眼光来具体审视和运用好它的问题。如此,以下交流和商榷亦就富有了工作针对性,这铺垫好了从正面阐述中华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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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明:“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636

马克思亦如此强调,“‘博学社会主义这个词’——还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第407页。

套用恩格斯的话,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实践状况相适应的,从而也就有了人们对于辩证法的种种误见产生,倾向不从历史,却从这样或那样的“学理”来试图重新定义马克思的范畴或篡改他的工作用语的实质内涵。我们必须承认,重新梳理原本是必要的,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依循民族历史内涵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发展,予以重估;但同时需要防范这一点:离开历史讲述马克思和离开历史、离开马克思讲述所谓的批判科学。而借“不同理解”“大力发展”旗号,将已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棍子打死,则是孰可忍、不可忍,孰可行、不可行的事体!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希望做而未做成的工作——社会主义批判,迟至今日的时代做出,是富有深刻的理论涵养和实践含意的。即使从逻辑角度看,辩证法亦不是历史的科学的公式,之所以如此,历史的实存规定使然;必须将之同时作为实践的逻辑看待,免除形而上的认识论(即知识论)怀抱中的逻辑学幻想,坚定实践化的认识批判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成功推行则使得这一行动日益成为理论工作的直接组成。

【社会主义批判注:“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包括在历史的评论之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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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里所讨论的是学科基础的工作寻求问题。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马克思一直谈论的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工作逻辑匹配的“我的辩证方法”。二版跋中,马克思讲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集中在思想认识领域内的成就,促成一门新学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这是在和资产阶级解释学——把科学哲学用于经济构造所形成的分析技艺(方法工具、技术)——作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寻求认识论的根源,科学揭露发生背景,查明发展过程,进而宣明社会主义批判工作实质,是其全部根据;这是对“唯物主义基础”予以肯定的理论实践过程。二版跋的论断讲清楚了方法的来源和性质:(1)它是客观逻辑产物;(2)在性质上,是作为工作批判逻辑当代根据和认识的能动性范畴;归根结底,方法是历史和思想统一形态。例如,研究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思想工具,乃是实现了“研究扣于历史”(规定),而叙述方法作为理论的内在表现,乃是实现了“叙述扣于逻辑”(规定);两者形态上的差异,恰恰是历史和思想结合状态的分野使然,一方为方法的本体活动,一方为方法活动的实在表现。因此在这里,讲明科学阐述方法的前提是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本体性质进行说明。

首先,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形式相互之间既是内容和形式,也是“历史的方法”(行动本体)和“逻辑的方法”(理论认识)的关系。说“逻辑”不过是“历史”,这样的判断也正是讲的上述工作关系。二者的结合规定了方法论实践的路线,即如何由方法论导引认识论,不像先前所做的那样,恰恰是相反。如从历史、理论、应用的认识三分法出发,门格尔遇见难题,理论、历史以至于理论、方法被完全地相互隔开了。可见,在方法论论战中,历史学派尽管落败了,但这不是它的根本软肋。马克思指明,超越门格尔式的认识难题,解决方案是实践域的,即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进一步工作超越熊彼特的实践三分法:彼此分割开的历史、统计、理论。立足历史实践域,马克思将这些元素作为相互构成的认识组件,规划为统一性工作环节,标识为进行本体论批判的实践逻辑。通过和借助它们,马克思恢复了方法论实践活动,还原出历史本原。理解和实践这些核心构件的思想工具则是价值论。

其次,历史方法是将历史转换成科学的本体逻辑,无疑就是学科搜寻路径的“历史的工作逻辑”。它和实在的工作内容相对应,决定采取怎样的逻辑实体材料。如范畴的生产与范畴的批判是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学科逻辑,背后的实质规定在于历史的方法本体规定内置其中。人们不能思识它,反而误解它,在于根本忽略方法论实践规定的存在性!

【注:马克思抱怨:“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因为当中充满着对于“方法”的误解。马克思指责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无能:“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资本论》第1卷,2004,第15

其又在于完全不懂得历史是什么、方法是什么。而不懂得这些,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的工作。如此,马克思在工作中经常保持沉默,对资产阶级的误解保持着沉默。这是历史的沉默,也是历史的不沉默,它向行动和实践摊开。历史的党性是客观批判,遵循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道路。所以,马克思总是从对手的工作场境中还击对手,喜欢以对手掌握了的材料来整理出对手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整理出批判工作的轨迹。

再次,对马克思而言,他并不试图从先驱者那里找出任何的主观偏见,没有试图发现任何的“好的抽象”与“坏的抽象”之分。马克思或许认为从来不存在这种分别,委实看它们能否切近批判对象,以及是否更符合于身处的时代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形式分析上的沉默,通俗明白地说,即是对批判行动保持工作缄默。从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使形式规定直接附着在实体材料上,以致一股脑塞进永恒性质“内容”中。为此而普遍留恋于简单商品生产占有(权)规律。非批判的理解活动被“理解”为实证主义,从经验实证主义到科学实证主义,版本不断升级!这是资产阶级所谓的自我批判——“自我认识论批判”,既说这样能通达社会主义批判。但这要算是最富虔诚性的工作谎言。资产阶级科学开历史倒车,把批判拉回到一劳永逸的理论场境,满足外表上的完善形式,满足经济构筑术。以这个标准衡量,逻辑操作从来是对历史操作的工作免除。一个进步的做法是用“认识互译”替换“物象颠倒”。如进步人士科恩自告奋勇地提供了语义公式(他声称它们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被“发现”的,其实是被“生硬创造”出来的):“物质的”=“人”和“单纯的”与“真正的”,以及“社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如此等等。科恩这样说:“人们熟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分,在马克思那里,是自然和社会之间一组对照中的一个……这些对照和识别的要点是,社会的物质或内容是自然其形式是社会形式。”如此发现导致了他的指责:“评论者却没有谈及怎样常常使用‘物质的’作为‘社会的’和‘形式的’反义词,‘自然的’怎样归入与‘社会的’相对的‘物质的’,以及被描述为物质的东西怎样也被看作某种形式的‘内容’。”【注: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19页。

这是对实际的批判工作进行有意遮掩的“科学做法”和“分析活动”,因为它胡乱界说“生长”,完全遮蔽了实体的发展规定性。在此种境遇下,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不得不打破沉默,不能无限期妥协下去,而要讲明:历史是科学之实存规定,向科学主义的潮流大喝一声:站住!不能在实体-形式中设置界限,胡乱建立联系;不能任意解说历史的实存规定;不能像资产阶级学者,“一谈到任何一种科学,总是说得神乎其神,好像科学不是地上而是天上产生的东西”,而实际上,“任何科学,不论拿哪一门来说,都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或社会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注: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1页。

由于把叙述的方法当作“狭义的方法”,在这中间,只是“马克思沉默”超越了“资产阶级沉默”,它越过后者形成一种特有的工作的沉默和不沉默,即揭穿阶级利益代言人身份,彻底扭转为历史代言的工作身份。这样一来,亦使得资产者的沉默或不沉默获得“新生”,使其在对应的历史材料中被赋以生命力。

总之,马克思认为,由于历史方法的客观性,历史沉默是科学本身所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是范畴生产这一特殊工作的内在逻辑。以历史行动本体为研究方法的规定展开批判,从而保证了工作客观性,保持了本体-实体-形式运动中的范畴生产的纯洁性。这里,就像马克思讲的科学上的诚实,历史的实在性正在于:“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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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们不把方法(论)本体即辩证法说成是历史的方法,相反地,直接说成是逻辑的方法,目的是拒绝研究方法(这是方法论的“主体”)的工作领导性,进而根本拒绝探求科学方法“如何来”的问题。说到底,他们不懂什么是历史。历史对范畴生产来说是本根的规定,本身并不是什么本体范畴,乃是具体发展过程。就是说,这个所在并没有知识论构筑。由于民族用语习惯的差异,使得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可能空前加大,增加了认识纠偏的工作难度。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就人类所得到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往往是一样多这一点而言,人类认识在正确和错误方面形影相随,亦步亦趋,它们结伴而行。历史方法(行动本体)=辩证法。尽管这样的讲法似乎没有“逻辑力量”,但却有“事实力量”,是事实的实存。因此为了反击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要精心准备下列辩词:

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种辩词试图实现常识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硬性统一,完结一种认识论生产。“‘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原文是经济运动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像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像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那么,“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09,第154-161

接下去的话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对于此种不怀好意,列宁的回击总是十分地犀利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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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历史的方法在于撤除本体论:概念、理念、纯然的逻辑推理。

【注:中国的本体论可曰道论。单一个“道”字,已然击破了形而上学的束缚。本原规定的道,实非玄虚之物或反向的实在孤立之物,实指历史之道而言,又暗合历史的各种道数的多重和多样,充满变数。而道论的历代追求,则可看作中国背景下之特殊知识论和认识论。

无论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均如此作为。历史规定即在于不拥有任何一种的本体的逻辑理论。这可以显见:以方法论替换本体论,究竟会有什么意义?乃是制止认识论至上主义。列宁说米海洛夫斯基过分依靠了“逻辑力量”,很可能是,他把马克思作品中蕴藏的巨大的革命性力量仅归结到可得出魔力般的逻辑(所谓思想知识)的层面。但如果是这样,人们会很快地陷入彼此交缠着的语义的各种泥潭。

【注:在新时代,“当有学者把MEGA2和马克思学分别作为文本和学术标准在学术界推广时,这一点尤其清晰。”“是否存在足以在根本上影响马克思解释的新文献?”“逻辑上,如果真的还存在着颠覆既有解释的新文献,那么《共产党宣言》以来的历史将是一个笑话。”所以,“它们在根本上都不是文本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当代公认的那些对理论和现实具有冲击力的研究,到底有多少是基于MEGA2解读做出的?不论其在实践上的发展,仅就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知识中的表现来说,从开辟新道路的卢卡奇、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这些理论上的进展,哪一项是MEGA2的贡献呢。或许,有人仍然会指出这里的列举忽视了西方马克思学。对此……反问一句,事实又如何呢?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来说,MEGA2可能是治疗学术软骨症的最后补药……这是一剂中国人体质消化不了的补药。”(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73-75页)

于是乎,列宁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历史”就是生产关系时,立即遭到误解。

【注:例如,人们进行这样的误判:“列宁在分析《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时,由于疏忽或别的原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在阐述《资本论》基本思想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容’,从这里可看出,列宁在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时,将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容释义后并进了第二部分,而忘记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规定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逻辑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郭冠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重新解读》,《海派经济学》2003年第2期)

但如果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和运动的规定,即不把生产方式归结为生产关系(生成)规定,那么,我们如何确认生长底座呢?难道这个生长底座不同时是属于生产关系本身的规定么?这些正确或者错误往往直接关联到《资本论》。

批判性阅读的工作主旨全部在于,在中国条件下弄清楚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过去=故纸堆?显然是不当的玩笑。历史者,生长也。关于历史的工作规定和实践的方法,四书之一《大学》早有所云,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前面屡屡提及)。说历史就是生长规定,不外乎是将本体溶入生长过程,从中确证出本根规定性,确立实体和本质;转而确证时空统一条件下的生长行动,这样就能得到具体形态的辩证法和发生着、实践着的母子工作关系。凡过去皆不可追索,凡追索的都是历史过程,这是追索的辩证法。凡过去皆为序章,追索“历史之追索”,亦就是追索对象之何以成为研究对象。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历史方法摹写存在者的认识,是有关于主体和类存在的行动的方法规定、它的认知方法。因而循着《资本论》第四卷向前走,恰好有了明确的方法论建构方向,有了对工作逻辑的明确表达,如此,可完成马克思承诺过的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批判,兑现认识实践路线。

这就是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中国行动:提炼出对于马克思文本的特别重读方式;这种重新阅读已不再是什么文本诠释学,旨在构造出真正的理解境界,勾画真正行动。如此,也就防止了思想思维被拿了去,终遭致“语言被夺了去”之尴尬境况。一言以蔽之,弘扬历史和回归实践,通过历史和实践与马克思交会,工作路线就体现在“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建构行动之上展露为对中华民族的辩证法工作内涵的逻辑的创造性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固有的功能特点在于,从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方面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不是为了盲目地逻辑化和懵懂地形式化,从而,认识和研究线路定格为实践逻辑取向的中华辩证法工作体系。这是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之具体出路。

田园将芜,胡不归;历史将芜,胡不归。历史是范畴生产的永恒工作外部。这就有了执行特殊性阅读的工作必要。通过这种阅读,目的是将中国马经界的有价值的观点真正加以弘扬,又果断摒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探索或者错误,而能够支持把工作引向产生社会主义批判实效之所在。

【注:批判,从来不和个人有关,和观点所代表的行动集团类型有关,是行动→行动。尽管这么说,可能赋予被阅读对象以“莫须有的”写作性质,但本书预先声明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强加,也不可能是马克思的作品自身施于其内,恰好是长期食洋不化、食马不化之工作结果。鉴于这个目的,我们必然要感谢所有提供材料的,正因为他们的“客观”,才使这里的主观批判得以成行,使得科学按照它自己的批判本性前进。

但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些“重读《资本论》”往往在思想田园中牧马,把思想本身当作客观世界来塑造。认识错误根源是理论构筑主义和认识论至上主义,在于认识观统率工作方法,而不是恰恰相反。他们以社会主义理论家身份批判西方经济学,并引以为豪,却常常忘记其作为辩护性学说,在三点规定性上显示为庸俗解释学:一是物象的自我预设和工作总构图;二是非批判的工作循环,即认识论——方法论——认识论(循环论证);三是虚假本体语言和以逻辑为操作手段的认识仿真。因而可能不同程度地——在工作内涵及其形式上——落入资产阶级工作陷阱,使自身陷入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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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且看第一种批判。

第一,“劳动的二重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二重性”;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的精义在于揭示“物”的“社会形式”是如何“历史地获得和叠加”的。

第二,于是,马克思说到了“资本本身具有二重性”……在此,马克思是想说明的是:(1)资本是使用价值(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与交换价值(货币)的统一体;(2)不仅如此,资本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有了新的、更进一步的“形式规定性”——资本是与劳动者相分离的、统治劳动者的、“合并”劳动者的生产力(以及劳动者的社会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3)资本是用于“交换”“活劳动”从而实现增殖的价值。【注: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呢?我们从商品的两重因素羽化为资本的两重存在(以私人劳动二重发展为中介)说起。我们前面交代了,资本具有二重的社会性质:货币和商品,或者说,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资本(品)的商品。前者更改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社会内涵,后者更改了“作为商品的商品”存在形式。照应了商品生产的如下发展:初级形态以具体产品为社会产品,高级形态以社会产品为货币。

具体产品注:直接用于分配的产品(经济物品)的两个实在因素是:使用价值和具体产品。

也就是说,商品二重性最终获得深化的社会发展形式,成为表象形式的运动,成了“骗人的表面现象”。在这样的情势下,马克思强调说,“因为资本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资本本身是二重的……这样,资本就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资本作为“使用价值”,“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所以严格地说,乃是资本第一次历史发展了“社会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保卫资本论》第十五章说明了这种原因。物象派盯住的是资本作为物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并不试图说明:“劳动条件作为同工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积累起来,并且在这种形式中资本化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第539页。

其实在社会存在中,手段并不具有一般规定上的中性涵义,这里,使用价值恰恰被资本化了:成为资本的生成过程,或资本的生产要素条件。如此,二重的社会性质只应归结为二重社会存在的性质——资本的货币和资本的商品的统一。出发点是以增殖为目的的货币。通过对商品实现社会控制,资本合并了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使这些条件普遍同劳动者分离,发展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社会对立,不仅在生产场域,而且在社会场域发展出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物质力。一句话,使用价值形成为资本的社会使用价值。如此,商品二重性成为资本这一社会实体在“历史地获得和叠加”意义上表现出来的“社会形式”,即价值的使用价值形式,升华了劳动二重性规定和作为外在运动表现的商品二重性规定。内蕴在资本商品中的二重性规定因而不是单纯“形式叠加”,乃是在新的实体生成的基础上对运动形式本身进行“社会更新”。内在规定是实体-形式的整体生长。如果一味考虑单纯的商品运动,而舍弃产品社会的历史实在因素,是难以觉察到这种整体生长内容的。

可见,《资本论》中二重性学说是实践化构造,并非仓促理论构造,也决不会是什么二重性知识(理论)体系。其辩证法工作内涵在于把握“一定生产”的生成规定,提升对象为研究对象,确立历史实践逻辑。因此在开放的批判结构上,也并不是“逻辑一致性”意义的工作逻辑,仿佛封装了“抽象思维方式批判”。引文将“起点规定”封装于封闭历史知识体系,玩弄逻辑起点这一认识推理,满足思想史上的有价值性演绎,结果,将二重性学说主观认识化,贬为单纯叙述逻辑——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其想要导引拜物教批判认识,却混同了社会存在上两种不同的批判: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本真化批判的精神,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原则和工作要求相抵触。到头来,反治其身,如所谓的资本二重性理论,实质是对于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论游戏的重新跌入。

【注:这实际上是对于蒲鲁东的价值二重性理论的老调重弹:“蒲鲁东先生打算先给我们说明价值的二重性,‘价值内部的区别’,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958,第77页)

据此看来,坚持劳动价值论实践生成的优良工作品质,认真清理并确实准备解决上述问题,乃是取得“向前走”行动的首要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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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本文转自《保卫<资本论>》修订版P559-610。原书题名“历史到科学的发展”(第十八章)。2014年版本,此章附有副标题“马克思以后时代的主观逻辑·举要删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著作封面题为《资本论》,其实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名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其实是在生产过程领域内展开对资产阶级概念的批判,揭示市场范畴的历史虚假性;第二卷名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在流通过程领域继续展开对资产阶级概念的批判,揭示市场范畴的社会理论实在的规定,引出“市场/危机”的对范畴概念;第三卷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其实是机理解剖范畴与概念的区别;第四卷被恩格斯命名为《剩余价值理论》,正面解决“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必须受到批判”的所谓价值判断问题,挑明所谓政治经济学之“科学家身份”,其实是历史学家之研究身份。弄清“科学”与“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书名本身,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指导线索(孟氧语)。批判社会是为了进步,但目的决不限于此。从否定中得到真理和本质,这也不是“理性假设”;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社会的分析根本目的其实是超越“思想范式”,建立历史尺度的“批判的知识理论”。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按照批判对象可有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的分野。离开了科学,批判就不可能是革命的批判;同样,离开了批判,社会科学就不可能真正领导自然科学。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它可以变成物质的力量。社会主义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相比更加深化科学与批判、物质与精神的辩证认知关系,强化辩证法从内部加入“人的行动”的工作性质,归根结底,是执行“把理论引向实践”的认识论革命主张,催生这一定义:科学社会主义即是工人阶级实际状况之理论表现。

 

 

 

判词江山留胜迹,吾辈登临上。意迟迟,理性国里未醒,慵懒丛中梦悠长。意悬悬,趣舍异路究可哀,多悲伤。意仓皇,三春景破行未长,四春欲改昔时妆。呀!忘却了意卿卿具体身份,成岭成峰各模样。试前心已碎,作后性空灵,空彷徨。抽象智慧,枉费了科学皮囊物聪明,勘尽事沧桑。机关尽,终难详。穷蹙窘迫鬓云霜,两哀伤。忽喇喇求倾大厦,昏惨惨灯儿黄!莫叹意沉沉,幽禁了碧玉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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