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建科学抽象法

【提    要】

　　新时代的方法论需要在“中西学术对话”研究语境中予以锁定。研究表明,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要求以“对象·研究对象·知识”整体工作链条揭示历史生长和逻辑运动,最后给出“有机知识”的概念和定义。从学理上看,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时代重建是对“解构行动”的引领和超越。依据这一路径的科学抽象法在工作内涵和表达形式上,必须努力跳出既有“教科书体系”束缚,在思维与语言上赋予鲜明的民族历史特征和丰富的时代规定。

　　一是以中华思维学统领逻辑学和知识论,赋予“科学构图”以历史、实践和文化的含义;二是强调研究和叙述的“体用合一”以及“抽象和具体合一”,在互为内容和形式的意义上运用“中华(辩证法)抽象力”与“马克思(主义)抽象力”;三是坚持以“批判的逻辑学”工作拒绝资产阶级“体系的解释学”,立足“活的辩证法(规定)”实现对历史规律的辩证表述与知识图型化,如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论的科学抽象法”命名基本矛盾(矛盾规律的“抽象”)和主要矛盾(矛盾规律的“具体”)。

　　它内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规定),启发这样的机理路径:中国经济学(学科规范)→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规范和科学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规范),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于方法论进程中的每一环节,从而使具有原创内涵和实践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以批判性地建立与考察。

一、对象·研究对象·知识

——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方法论的意义、道路和行动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的方法论结晶,其具体化的工作产物就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任务。按照这个思路,“学术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乃是着眼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历史方位和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等方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脉络,推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构建。”[1]它的目标诉求是探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逻辑结构,以至于建立一个基于时代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的科学化、学理化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已经面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一例外地把建构理论体系或者说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划等号,比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归结为‘本质论’‘制度论’‘发展论’‘改革论’‘市场论’‘新常态论’‘四化同步论’‘开放论’‘民生论’‘扶贫论’等等,这显然混淆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2]本质规定如何来呢?这里显然是将具体对抽象的关系形成以及抽象对具体的关系批判简单化了,甚至平面化了,忽略了发生学是历史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逻辑,忽略了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这些具体思维形式的对立统一,从而也根本忽略了总体思维形式对于具体思维形式的工作领导。

　　任何理论建构都总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逻辑目标,但同时必须认识到,理论建构的行动域既是“断代史”,也是“通史”;因而我们能够说,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的工作特质和逻辑内涵被大大简化理解了,并用不适当的夸大化的甚至泛滥的“工作总结”话语和套路,替换了严谨的学术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研究依然停留在政策术语层面,在文件语义解读的层面兜圈子,由于缺乏本土化和科学的方法论工具,还没有和无法用规范化的范畴和经济思维话语进行理论研究活动,或提升到有马克思主义工作品位的学术探究的高度。总之,“既往的研究尚未上升到基于逻辑和范畴的规范性研究,大多停留在用判断代替严密的理论证明、用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话语的层面,给人以千篇一律的重复感”[3]。

　　可将“历史唯物主义论的科学抽象法”确定为首要命题和基本命题,以中华思维学语言予以重新表述;如,首要命题:抽象和具体合一,以及两个基本命题:具体对抽象的工作发生关系和抽象对具体的工作批判逻辑。这种表述突出一点:尽管“具体性研究的成分可能越来越多,但内在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然则“一体两重的构造,说明‘抽象—具体’是思维形式的基本构成。但构造的前提是‘一体’(即对象规定),必须将对象视为‘互系而矛盾的生成过程’。”[4]归根到底,是需要重视对对象规定和研究对象形成中的历史工作关系的考察,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知识”概念。这是既有科学抽象研究面临“重建”的内在根由。回顾我国科学抽象法的思想史研究进程,顾海良教授最早提出《资本论》体系性建构逻辑“对象结构——思维结构——知识体系构筑”的科学抽象方法主张,张旭教授则沿着这个思路探究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结构方法,将之确定为“范畴的方法”与“结构的方法”予以归纳解析1。如上指出,这一结构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定制法的基本问题即在于对历史行动以及研究对象结构生成的行动性探究不足,“客观”在前提上被视为天然的既成的结构存在,并从未真正区分对象和研究对象。但7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恰好打破了具体和抽象的线性循环逻辑表达,并使对象思维形式贯穿始终,作为了历史和逻辑的中介。70年是个工作整体,恰好体现了唯物史观定义域的“对象规定”(社会主义生产或生产方式),以及“研究对象规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领导生产力),形成有机知识样态:如辩证法知识意蕴的有机联系的“四象工作结构”——主题、主义、主体、主张。“这就是对‘阴阳和合’(阴阳型矛盾)发展道路的文化求索——既是道亦是术,然则高度凸显了道、法、术、技的一体化。”[5]

　　需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就是中华思维学依据时代条件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根据《资本论》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原则的“创造性转化”。中华辩证法道路是从阴阳开始的,但它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是方法逻辑相合的,我们需要循着这个内在相合的路径,采取“全面出击”的行动,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一言以蔽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创造性发展,我们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探索具有中华文化形态的方法论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形态,也藉以重新建立“主导性学科”领导之工作理念,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强化了通史和断代史研究规定的结合。然则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合”,亦是“分”,而从“学科→科学”(规范体系)的全过程完成了“体用不二”意义的知识整合。

二、“科学抽象法”在何种意义上为各门社会科学所共有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质过程,可以排开意识因素只研究自然规律,并且自然事物相对而言是纯然客观的(或者说能够做到“非人格化”),不以意志为转移,——自然科学的主观性属于时代所限。物理世界(对象)→物理实验室→物理学理论或教科书知识,这是物理学研究的“知难行易”。但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带有立场的学科(即人们扮演的社会角色必然是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所以在描述客观的社会历史规律的时候通常也会给出主观的解决方法(即以阶级意志为转移),换言之,涉及社会领域的问题研究难以排开社会主观性。例如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论,除了沿“天人合一”(方法论是合)→“天人大战”(主客二分的方法论)→“人天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的知识下降路线,还要注意到概念体系或历史思想体系的上升路线,即由人类本位的生产对象上升为对社会主义主导生产方式(立足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探究,再上升为发展观上的一场深刻革命,据之给出人类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样态的中国定义,而后者(即“知易行难”)实际又是系统化和学理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基础。

　　总而言之,经济学不会是数学和物理学,不会局限于此,尽管常常直接用它们作为逻辑化的演示和实例说明,但经济学原理终归不会是数学原理和物理学原理。唯物史观的研究必须全面涉及自然、人文、道德和社会的学科,并且只有人文社会科学全面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因而它必须采用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的路径,研究如此,叙述亦如此,相应地,需要因应于“对象·研究对象·知识”体式。然则研究对象在这个工作链条当中,委实不仅仅是执行实证逻辑学,它的工作重心乃是“批判逻辑学”3。因此,如果问抽象方法和科学抽象法是同一个方法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许多人仍然混淆二者。鉴于此,卫兴华教授试图区分方法论的两个层次:第一,“《资本论》中所应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方法”;第二,“马克思还讲到其他较具体的方法,如‘抽象力’方法,无论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需要应用抽象方法。”[6]抽象方法仅仅是和理论概括有关的一种具体思维形式,科学抽象法是方法规范和学科方法的统一,但许多学者要么是忽略了统一本身,要么在对“方法规范”的理解上公式化、空泛化、去内容化。为说明这个“区别”,我们使用下面的一个图解:

　　图1 政治经济学体系与方法“机理形成”关系示意

　　一个结论就是,作为关于范畴方法的科学哲学,科学抽象法的工作定位是思维学与逻辑学统一;而作为逻辑学装置,科学抽象法是针对资产阶级科学哲学的一个批判性的建构。只有这样,它才有资格组装范畴,驾驭知识论,换言之,它作为“认识的逻辑”,指示的是具有历史内涵和批判工作逻辑的范畴的方法。这至少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研究者看来是如此,如有学者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从思维如何把握具体、如何建立理论体系的骨架的角度来表明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但这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叙述方法的全部原则。因此,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中挖掘出更多的理论宝藏,以指导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研究和叙述。”“纵观《资本论》三卷,马克思安排的商品——货币——资本——阶级的范畴次序正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7]

　　一言以蔽之,抽象方法是各门科学共有的方法规定,科学抽象法则不是。但这并不妨碍它可以为“各门社会科学”所共有,条件是科学抽象法在规定性上执行“批判逻辑”。必须认识到,“批判的逻辑学”既是马克思的“广义叙述”,也是马克思的“广义研究”。然则,郎咸平教授在其新著《马克思中观经济学》中强行剥离《资本论》的“哲学和历史部分”,试图“只关注经济学的讨论”,做法是不适当的。因为他关注“唯物主义的象”,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象”;深一步看,因其对第一卷结构关注的较少,以致产生这样的不理解:“马克思有着极深的哲学历史造诣,他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加入了很多哲学和历史的讨论,这么一来,这两卷更是格外的艰涩难懂。”[8](P10-12)如果说“批判的逻辑学”在于工作拒绝“解释的逻辑学”,在于显露“象”的历史规定性,而非纯逻辑构图,那么,它要求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而不是一般地和唯物主义结合,执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规范,而不是“非批判的实证逻辑”规范。所以,反观郎咸平教授之目标诉求,其试图达到的理论分析效果必然是这样的:“在我们一般所说的社会生产均衡中,实际上可以自上而下地分解为多个层面的均衡。如果各个层面均达到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则社会经济总体就达到了成分的均衡水平。当然各个层面的均衡也可能没有全部达到。”于是,“最终社会经济取得均衡状态,需要所有产业均达到均衡,所有商品生产消费数量和价格均达到均衡,同时一般还涉及所有经济参与体的总收支的平衡。我们注意到,仅仅中观层面的均衡,不意味着微观层面也达到了各自的均衡;而反过来,即使所有个体均达到各自的均衡,也并不意味着中观层面就可以达到均衡。通常在更高一层的限制设定之后,微观的均衡过程实际是一种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过程。”[9](P35-36)

　　郎咸平教授提出“中观均衡”及其重要性的考量,所取之“象”,一般而言即是马克思有关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部门的划分。这似乎是对《资本论》客观知识的“再次发现”,而这样的安排促使马克思的理论处于尴尬的“应然”状态。因为推展开来看,郎咸平教授运用的“象”恰好是缺乏了马克思提到的“抽象力”的规定。并且,前者的象实际是“数学上的象”(所谓“中观均衡”),后者才真正指示“历史上的象”:以对象思维规定通过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把握资产阶级经济社会的“客体存在”;其中的道理亦如郎咸平本人所言,“在马克思的经济研究中,始终坚持将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料部门(资本品,偏向于重工业),另一个是生活资料部门(消费品,偏向于轻工业)。这一做法,在数学上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马克思将生产部门与消费部门分开,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其背后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8](P87)简单而言,如果我们可以将抽象的总商品资本表示为I 系列“W:C+V+M”,那么II系列“W:Pm(生产资料)+Px(消费资料)”必然是对应于I 系列的“应然的状况”。所谓的研究资本社会再生产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地位是不对等的,第一前提显然从根本上决定了第二前提。换言之,正是由于从社会系统的构造看,总商品资本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部分,才会根本导致社会总产品在具体形态上同时表现为“Pm+Px”两部类的部门群对峙的局面。所谓的依托于价值补偿的“实物补偿”就其实质性规定而言,不过就是生产商品的剩余劳动的“两大社会条件”的由物质过程向社会过程的转换运动,而最终构造于社会总商品资本的价值实现。在过程和运动环节中,实物资料从对立中逐渐实现“对自身物质规定的消解”,充当了社会价值运动的实际的执行人和裁决者,从而使抽象规定“具体化”和“具象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实现再生产自身的社会过程的“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可以说,“就第二卷而言,其对‘规范性行动模式’的阐发,让我们看到‘在质和量、内容和形式之间产生了能动实践关系’;总之,社会行动的一步一步的衍生轨迹对把握‘社会主体’生成运动(例如阴阳互动中的‘社会身份’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启发作用。”[10]

　　以资本总公式为例,其在理论功能定位上实际承担的是有关于“对象思维学”的一种建构(某种意义上的总体思维形式的载体),从而,“作为对象思维的合成,从中内生客观知识‘W=c+v+m’。”[11]这样在第一卷,总公式的任务是依托“生产一般”(母子关系工作规定)引出“资本一般”(父子关系工作规定),所结合的公式知识还仅限于W=c+v+m的本身,工作重心在于说明和公式本身相关的“资本的历史发展规定”;而在第二卷,任务上升为对“资本的系统运行规定”进行说明,范围也从全体历史域内商品社会的过程到相对限制在对社会运动过程和构造的解析,以“父子关系规定”为切入,把握系统的运动总象,产生“两部类”(I+II)体系的与系统运行与构造机理有关的W=c+v+m公式知识4。这样的构图正是思维学领导下的对唯物主义抽象法实施“反思”研究行动的产物,可见在学科工作定位上,科学抽象法是旨在实现思维学与逻辑学的批判导向的有机结合,推动“规律方法”和“范畴方法”的统一,可谓是辩证逻辑与历史知识结构形成的工作典范。然则,它启动了实践议题。这帮助我们进一步通过图2,从郎咸平教授所关心的角度来展示“中国共同体经济”的一个全息化的历史发展与运行图景。

　　图2 中国生产对象的机理:产业“历史象变”思维形式示意5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观,科学抽象法决不是纯粹理论生产方式意义的“科学辩证法”,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导下的“历史取象法”。因而所谓取“象”法,对应的其实就是抽象力的研究方法规定,即和规律的方法对应的范畴的方法6。这涉及到如何正确运用“对象思维(规定)”。从思想发生史看,康德首先使形式逻辑和知识论牢牢结合;黑格尔其次通过逻辑学研究,使自身成为辩证逻辑开拓者;马克思从唯物主义批判和历史辩证法的结合方面重新发掘了辩证逻辑的规定,这样,通过批判使政治经济学工作提升为“批判的逻辑学”。因为确实存有这样的工作性批评:“《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整个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表述和建构原则,它虽然经常和历史相结合,但在根本上不是历史的方法,不管这一历史被理解为历史现象,还是撇开现象而得到的历史趋势。”也因此,“对逻辑和历史相一致这一教条的批判性反思,已然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决条件。”[12]然则,科学抽象法重建的工作目的首先是从叙述层面提升“历史的思维学”规定,期盼以此全面展示“规律的方法”工作内涵,达成对“逻辑学”的有效规范与限制。

　　我们再来看郎咸平教授的“研究规定”。其主要受启发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由此观察到了这样一个规律性的总体现象:“只有第一部门实施计划经济,经济才能实现稳定增长。如果第二部门也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就会衰退;如果第一部门实行市场经济,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9](P34)由于拘泥了社会现象观察,所以在成功取“象”之后,主要采用逻辑思维描述;为此,郎咸平教授认为,“如果不借助数学,第三卷是不可能得出这些清楚的结论的。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价值的特性,我们必须借助《资本论》第二卷的‘简单再生产’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两个部门的例子,用数字案例和数学帮助读者理解《资本论》第三卷的价格和价值在重工业和轻工业两个部门生产过程中的转换关系。”[8](P12)但是,其忽略了什么呢?那就是关于剩余价值生产及其所依附的工业系统的历史发展轨迹的考察。然则根据图2,可做几点归纳:(1)郎咸平所说的“计划”在规定性上主要指产业“自生力”,如游牧业以“交换中介的发展”为产业自生、定居农业以“手工制造中介的发展”为产业自生等等,而“市场”在规定性上则指示工商结合的“产业再生产力”;(2)高级经济形态和初级经济形态的生产能力分别在于“工业1”和“工业2”,但产业再生产力的社会机制是相同的,即都是“工——商——工”,市场成为工商结合的社会纽结规定;(3)马克思和郎咸平不同之处在于,以“价值规律”和“剩余规律”的比较和历史继承为切入,系统解剖了资本主义工业系统的“再生产力”,从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规定,简言之,这是有关于“工业2”资本主义历史定位的研究;(4)中华生产方式所突出者乃“共同体经济”规定也,并且预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历史启航处恰恰是“工业2”,据此也显示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大致拥有相同的“生产力基础”。

　　这也说明为了使“唯物主义的抽象法”一般推进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法”,必须建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导的客观思维形式的工作模式,从客观对象中正确取“象”,以获得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规定。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和“资本一般”的系统性研究给予我们的极其宝贵的工作启发。然而在郎咸平教授的推导中,似乎恰恰是丢掉了这些宝贵的东西——尤其是严重忽略了对象思维形式的机理研究,从而不可避免会得出肤浅甚至是错误的结论。为了免除错误的发生,科学抽象法从而必须得到充分的“时代重建”,“重建了的科学抽象法”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特征,将实现马克思的文本与中国历史和时代化要求的意义连通。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抽象法重建的一般机理

——辩证法道路域内的理解

　　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询问《资本论》究竟提供了什么,乃是建立对“辩证法道路”的一种工作解析。从体用合一看,叙述是反面的研究。如此,“在方法论规定上,研究过程是‘实践逻辑启动批判逻辑’,而接下来的叙述过程则是‘批判逻辑内在地启动理论叙述’。”[11]因此,这种规定意味着“辩证法道路”是反思、解构和重建意义的历史化行动。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资本论》和中国政治经济学,让我们仍旧由《资本论》的解析说起,盖因《资本论》系统提供了这一道路的工作内涵,阐明了它的方法论实质,指示了政治经济学时代重建之路。

(一)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特质性:

　　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作规定合一。现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确实苦于不能清晰说明自己学科方法的“知识论意义”是什么,包括形成它的体系的工作逻辑以及究竟采用何种表达方式,各种意见的分歧很大,解说的方案甚至可以讲是“众说纷纭”。一言以蔽之,“在已有的工作困境中,‘思维科学’始终是‘教科书体系’难以逾越的学科领域。”[11]这迫使我们从头思索“马克思幽灵”的工作价值。“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的大部分中使用的是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浅显的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而且把研究限制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层面上……马克思忽视和经常排除了关于普遍性(与自然的关系)、特殊性(交换关系和分配)和个别性(消费和消费主义)的问题,即便他在很多研究计划(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承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比如关于竞争、国家和世界市场——来完成他的计划。”[13](P34)“那么,在自己已经有了辩证的、关系的和有机的方法去理解资本如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如此严格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知识结构呢?”也许,“最好的假设是,马克思的根本意图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自己的术语批判它本身。”[13](P20)因此,为了彻底澄清这些,需要基于“《导言》革命”意义域看待“思维统一性”理论形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践形成,以全方位地了解这个方法论进程。它的基本线索是“两维”——辩证认识论和批判的知识理论。前一维表现为“社会发展理论”(唯物史观的经济学),后一维表现为“社会机制理论”(系统论意义的经济学)。然则“所谓的‘科学抽象法’,所关切者正是思维科学领域内的如何正确‘取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由历史科学的工作规定说起,到‘第三节’必须要转入对‘思维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正面探讨了,在那里,马克思不单单是强调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和规律,更加强调的是抽象和具体在实在关系中的统一性,强调的是对‘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进行全方位和系统的历史研究。”[14]

　　工作成果是“五篇计划”。这个计划是纲领性的,体现的是资本作为“对象的思维形式”的方法。这里,马克思认识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15](P25)所以,“不应当否认这一事实:《资本论》逻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工作地基上始获成功”,“究其原因,《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这个结构在思维上的形成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一言以蔽之,以资本为“思维”,以资本为“方法”,由《导言》革命揭露出来的这一实质规定揭示了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度结合性。“这种非凡的定格是马克思不断地把‘外部世界’移入大脑,进行精心改造,使之成为思维上的然而同样是‘物质的东西’的结果。”[16]唯如此,才能揭示出完整的对象进发到研究对象的工作路线图,也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的思维科学建设旨趣:“《资本论》不是什么知识论意义的‘资本理论’,而是‘论资本’;资本是马克思确立的一个大写字母的工作规定:既是‘对象’,也是社会主体性规定;既是‘范畴’,也是工作逻辑和背后的‘方法(规定)’。至为重要的一点:它们首先作为‘历史’的规定性加以考察。”[17]

　　科学抽象法作为取象法,是完成研究对叙述的工作转换,从而是过程的联系中介并作为叙述基础。但这不是方法的全部。要知道是由“规律的方法”引出范畴,而不是相反7。“这样,第一节的分析中有一个重要结论:生产一般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和‘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两重规定的统一。”并且,“如果把《导言》第二节内容和《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对照则可发现,构成生产一般总体性的思维规定恰恰就是‘社会再生产’,而在商品社会中,实际上唯有资本一般能胜任这一角色。”[11]从而结构规定必须和历史结合,关键在于把握什么是思维结构。“对于辩证法需要认识到,其确实是一个全体方法的规定。也是因为对这个工作规定的肯定,马克思坚持把《资本论》视为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成功的运用。”思维科学是从辩证法中生发出来的规定,但不限于辩证法的本体,是从思维形式的运动和构造方面引领正确的知识生产,——这是它的方法论学科内涵的准确定位。亦即可以说,“马克思坚持了从‘对象思维’出发进行科学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工作立场,坚持把科学抽象法作为‘思维原则’的规定,而不是逻辑推理的手段,主张在‘思维学’下阐述范畴的逻辑学、知识论。”[11]

　　然则“抽象和具体”既是对存在的规定,也是对范畴的规定;一般而论,前者强调物质联系的客观性,后者强调行动的批判性。但黑格尔以“思维”为逻辑,“把概念、范畴看成是绝对观念自身运动的不同形式,都是以它的发展作为自身的内容的。归根到底,一句话,黑格尔认为,历史应当符合于逻辑。”[18](P22-23)与此同时,思维派系主义之强调“方法的统一性”,是以“知识本体论”对抗“逻辑本体论”的工作形态完成的。它远未涉及科学取“象”的问题。如波普尔宣称:“演绎方法是广泛采用的和重要的……我要提出关于方法的统一性学说;这就是说,理论的或概括性的科学都采用这个方法,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盖因“这些方法总是存在于提供演绎的因果解释和通过预测的办法进行检验中。它有时被称为假设的演绎法,或者经常地被称为假设法,因为它并不获得可以验证任何科学命题的绝对确实性,这些命题总是保持试验性假说的性质,尽管它们的试验性质在经受了大量严格检验之后可能不明显。”[19](P170-171)对思维方法上的单边主义,黑格尔指出:“用知性的方式去了解理念,就会陷于双重的误会。第一,它不是把理念的两极端……正当地了解为具体的统一,而是把它们了解为统一以外的抽象的东西……譬如,知性甚至忽视了判断中的联系词的性质,这联系词表明个体即是主体,又同样不是个体,而是共体。但是,第二,知性总以为它的反思……仅是一外在的反思,而不包含在理念自身之内。”归根结底,这种知性的观点没有认识到“理念本质上是一个过程”,以及不能判别“理念的运动过程是这样的:即概念作为普遍性,而这普遍性也是个体性特殊化其自己为客观性,并和普遍性相对立,而这种以概念为其实体的外在性通过其自身内在的辩证法返回到主观性。”[20](P401-403)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法”重建行动:

　　马克思的定义域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然则《大纲》与《资本论》最大共同点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取象行动,处理方式基本相同。但工作进展不同:一者总体处于取象的进程中,一者则可以说是获得了取“象”的成功。这些关系或认识联系可对照如下:

　　I. 具体(运动)→抽象(构造)——抽象和具体的思维合一(象的思维结构)——抽象(客观知识:范畴)→具体(具体知识:概念)

　　II. 历史形式(对象的存在运动:存在批判)→对象思维形式(“概念为真”的前提批判:本质批判)——对象思维形式总体(研究对象的具象系统:“概念为真”的范畴生产)——逻辑形式→概念形式→知识形式(整体的概念运动:概念批判和认识批判)

　　系列I确定“研究对象系统”工作性质:“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这个系统又是“道态系统”和“德态系统”的相统一,因为它强调:“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5](P19)系列II考察批判逻辑的运动规定或者说“批判逻辑的发生学”。以此观之,取“象”行动是知识逻辑的发生前提8。具体思维形式——在知识形式生产阶段——将知识降格为“逻辑知识”,是契合了“物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研究形态是“事的科学”,是强调合逻辑性和合历史行动性统一的知识规定。一言以蔽之,唯物主义的解释要被批判的发生过程所替代,故而《资本论》的“知识形态”要从两方面予以考察,即“正面的概念构造和反面的逻辑批判”,这是客体批判路线上的对“物象化”的根本拒绝,以体现“批判”的工作结构内置[21]。

　　《导言》由“破”而“立”,直接成果是“行动主义的唯物抽象法”。它的成就在于提升了“抽象”的研究工作位次,从而有助于马克思在“历史思维”中再现资本主义现实。可见,生产一般恰恰就要说成是“道”和“象”的统一性规定。然而抽象和具体作为存在规定,其同样是“历史对象”。这样关于“具体运动”,《道德经》命名曰“无”;关于“抽象构造(生成)”,《道德经》命名曰“有”。这是《道德经》开篇即提出“道”的命名规范(即无和有)的根据。亦即在“有无”的意义上,“抽象和具体”也必须被视为关于客观存在“概念为真”的思维用语,因为只有解决对象的规定性,才可进而解决“思之维”结构性存在的形而上问题,从中提炼思维科学理解域的基本范畴。这意味着:在前向运动上,具体(运动)生抽象(构造);在后向运动上,抽象(系统构造)生具体(运动形式)。这使得《资本论》必须以“抽象(规定)”为工作地基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又必须将“抽象规定”界定为总体的思维形式和方式,例如“价值(形式)”和“剩余价值(形式)”。即《资本论》第一卷的思考形式是“价值(形式)→剩余价值(形式)”,第二卷的思考形式是“剩余价值(形式)→资本系统构造(形式)”,第三卷的思考形式是“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而第四卷则是关于总思维“认识形式”即剩余价值(形式)的理论批判史考察9。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

　　学科规范向科学规范进行行动延伸。从中华思维学到发生学,再到科学抽象法,说明科学抽象法很显然是“行动延伸”产物;从而作为“方法规范”,科学抽象法是直接包含在科学规范中的批判逻辑规定。

　　然则需要追问:以批判为逻辑,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思维科学?它的等价话题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究竟怎样表述,才算是正确呢?显然,它取决于“对象”和“研究对象”术语的深入理解程度。既然规律是道、象统一意义域的思维学、逻辑学规定,尽管指向知识逻辑表达,而本身就还不是知识(体系),还必须作为方法(规定),尤其是作为工作方法和出发点。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起步是唯物史观域内的辩证法——行动主义与唯物主义辩证法10,(2)到学科方法两仪的定型:规律与范畴方法,(3)最后到发生学工作逻辑与科学抽象路径知识定制的方法论逻辑的体系化成型。然则这样运动历程化的定义,就是对象→研究对象→知识的意义(对象的定义、研究对象的定义、知识的定义)逐步确定过程;而这样的知识,又是全体概念和局部知识统一的“有机知识”。因而重建的科学抽象法,如上指出:第一,聚焦具体对抽象以及抽象对具体的关系形成,使自身的思维方式置身于发生学中,统一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整合与领导具体思维形式,限制资产阶级解释学的活动范围;第二,聚焦批判,瓦解资产阶级科学哲学的知识逻辑。

　　这样,“一元·两仪·四维度”学科方法体系恰好可归纳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总揽“行动的延伸”。所谓一元,是指“总方法”规定性,如上指出,即与唯物史观层次结合的总体辩证法(规定)。两仪指的是“规律”和“范畴”的方法(规定),其分别作为“辩证的认识论”和“批判的知识理论”统帅不同学科方法层次。依此逻辑,发生学和科学抽象法的“合成”很显然就构成了“四象意义”的知识定制法。(1)历史发生学维度——历史批判,(2)系统发生学维度——系统论批判,(3)现象发生学维度——现象学和知识论批判,(4)认识发生学维度——认识论和理论拜物教批判;可见,发生学的四个工作维度实质又是科学抽象法作为“批判逻辑”规定的工作落实,又或者说是辩证法依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路的一个工作逻辑的体系性展开。简言之,科学抽象法即发生学的“工作批判逻辑”,从而可总体说明为“实践地(历史)批判”“总体地(辩证)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四者之工作统一[22]。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前提安排范畴的生产,就实质内容而言,是以“批判”为起点规定,——在这种意义上,也才能将“历史的起点”说成同时是“逻辑的起点”。以“批判”为逻辑,又意味着历史知识结构的工作后置,这样,出发点不是抽象规定本身,在于以“抽象的存在性”为批判武器建立“思维之象”。盖因在实在规定中,具体(存在)对于抽象规定是“运动的生成”,而在知识生产中,抽象(范畴)对于具体规定则是“批判的认识行动”。在科学研究上,“合类思维”的目的在于借助“取象行动”之力量中介,坚决从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然则“需要认识到,只要包含了行动主义的思维规定,就必然有革命的辩证法及通向客观知识的‘逻辑’。”“为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成为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工作合一的规定,必须根据这一原则自觉地将方法论的根据明确为‘中国原创’与‘马克思原创’的统一,并重新梳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基础规定。”一言以蔽之,所谓研究对叙述的工作转换,从根本上是为了体现“行动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关系”;“相应地,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可以说就在于以‘本质对现象的关系’(研究内容)进一步规定‘抽象对具体的关系’(认识形式)。”[11]

　　总之,如果说从辩证法进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产生了运用于社会历史批判的“规律方法”(“天人合一”体系),那么对应起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发到科学抽象法则可以说产生了具象为“特殊的批判工作逻辑”的四大发生学规定,即作为狭义的科学抽象法的“范畴方法”(“知行合一”体系)11。据之可了解到:方法论的知识体系是“工作状态”和“实践态”的,这意味着人们不能或无法依据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来对这个工作系统进行主观的设计,只能是根据对象的实际状态及其历史中的“实然规定”,寻求研究和叙述的内容及其形式统一12。换言之,对具体的把握只能是实践状态,总体把握处在对象到研究对象的不断进取的认识进程中。尽管如此,但有一个原则可以把握住,不管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还是以“辩证法”为方法,都是实现资本在对象规定和方法规定上的统一,目的是落实总体思维和具体思维的规定结合。可见,这是真正的“实践,认识,认识”以及“具体,抽象,具体”。因此,“这是‘历史的研究对象(规定)’,即生产关系的实际的产生与发展道路”,又是“逻辑的研究对象(规定)”,“由于此种名的语义学完全依存于‘道’的发展及其逻辑展开,从而形成‘历史—逻辑—范畴’的总体认识观。”[23]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抽象法的规定性

及其运用规范问题

——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理考察

　　既有的科学抽象法是在《资本论》的体系对象下完成的一个构建,很显然,它的主旨是确定思维科学的意义,在于建立正确的取“象”行动,实现“思想总体”对“具体总体”的能动反映。为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阅读和运用《资本论》,并坚持“体”“用”并举意义的本土寻根,以此切入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系域的探究。然则三者之间构成了学科规范、科学规范(狭义的方法论规范)、理论规范的辩证转化关系,并且在理解的制高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作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的“科学理论规范”13。可简单介绍一下主体意义的行动辩证法和客体意义的物质辩证法(或曰自然辩证法)的内容融合情况:一是“阴阳—矛盾”规律;二是“五行—质量互变”规律;三是“八卦—否定之否定”规律。阴阳型矛盾规律针对的是“联系的观点”(或曰肯定环节),这是一个狭义的时间和空间规定;五行或质量互变规律针对的是广义的空间规定的“发展的规定”(如资本主义协作形式和资本运动结构形式),是着眼于“否定的实现”考虑问题;八卦或否定之否定规律针对的是广义的时间规定的“发展的规定”14,这可以说是辩证法的一般认识形式和一般逻辑形式。这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又是时空规定的一个汇总,是主体行动规律和客体物质规律的历史向度的意义合成,它从最大程度上展示了“联系的观点”对“发展的观点”的落实和实现。对立统一规律乃是最高意义的辩证法规律。对立统一是就“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的总体而言的,是说它们结合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从而“对立统一规律”必须视为一切规律所内蕴的总规定,也是一个总原则。表明:“新时代需要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取‘象’行动。它的底层结构是行动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话’,深层理解意蕴是各种取‘象’工作关系的逻辑联系的建立,从中提炼和升华系统性的‘中华对象思维形式’的思维科学规定性。”[24]“然则对中国人而言,唯物史观究竟如何从理论上描绘呢?一言以蔽之,走出‘思维的神秘’和‘逻辑学的建构’,乃至走出哲学构图的‘体系辩证法’,向历史实践索要‘抽象力’规定,以‘认识的解密’(行动)完成对知识论或存在论的‘完美一击’,这是实践研究方法导向的‘生产一般的思维学构图’。”[11]

　　归根结底,在研究与叙述总体关系理解上,需要走出“逻辑学的神秘”,避免再次陷入解释学泥淖。其方法论上的理解高度是思维学。然则研究规定只能概括为“生产一般对财产一般的工作关系”,相应地,叙述规定以反方向的“财产一般对生产一般的工作关系”为归结。生产一般、财产一般均是总体规定,但后者亦受到前者的规定性约束。如以《资本论》而论,它的研究路线不应当是“具体—抽象”解释,而是“生产一般对资本一般的发生的批判的关系”;同样,叙述形式亦不是解释学工作意蕴的“抽象—具体”,而是“资本一般对生产一般的批判性建构与理解关系”。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科学抽象法的“前提”。与此同时,“抽象对具体的批判关系”显然构成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知识逻辑路线的特殊表达。“‘生产一般’思维形式的提出是一个伟大的构想”,所谓生产一般即生产对象的内在关系规定以及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定,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以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24]。相应地,财产一般指经济形式的对象规定,即“社会生产(条件)一般”。马克思指出,它涉及的是“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15](P5-6)

　　同时,对生产一般必须防止“解释学化”的理解。如把它当作逻辑学规定一贯到底的“生产逻辑”(一般规定的生产),从中发展出以“抽象的劳动平等关系”(劳动本体论)为内容的“价值解释学”;并且按照这个路线发展,人们不可避免地也对资本一般做“解释学化”理解,如把它当作“逻辑学构图”的资本逻辑规定,从中发展出以“抽象的资本平等关系”(资本本体论)为内容的“资本解释学”,等等。这势必制造劳动本体论与资本本体论的“解释对立”。如认为,“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两重逻辑:从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出发的生产逻辑与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资本逻辑。”[25](P89)但另一方面,“既然以‘资本’为标题,很显然,马克思已将‘资本’放在了他研究的中心位置”,换言之,“《资本论》就是一部以资本为本体的著作”,也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决不是在本体意义上探讨的劳动,而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展开了对劳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资本论》中的本体只能是资本,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透彻理解《资本论》,才能真正探明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26]而从“劳动本体论的消失说”的拒绝方面来讲,则必然需要坚持动态的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批判观,将之界定为“是一条动态发展的轨迹,可以根据其不同时期的代表著作确立阶段性的本体论立场”,即肯定“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是其‘唯物史观’内在逻辑的必然”[27]。

　　然则从发生学角度看,生产一般建立“广义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的规定。对《资本论》研究而言,这不外乎指示了商品生产的“平等劳动关系”,且同样历史启动了商品生产领域内的“平等资本关系”。其实,这讲的都是对象规定。亦即,商品社会中平等劳动关系获得了“一般生产关系”:贯穿生产、交换、分配三环节的社会关系规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具体定格为“平等工资(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形式)关系”。可见,资本主义研究对象(资本一般)面对的是全体商品生产关系规定,资本主义“平等”是相对于雇佣关系而言的制度性规定。所谓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在于指出:“如果从一般生产逻辑出发,就无法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内在关系。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一般人类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那么当下社会的问题不在生产领域,而在分配领域……在这种理解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责备就是认为政治经济学太过于重视生产,而忽视了分配的重要性。一些社会主义者正是从这里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的。”[25](P78)这样,“生产一般是道的规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保持它的客观性,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介入;资本一般可看作检验‘生产一般客观性’的一个根据。”“所以,思维的求客观性、求总体性本质上就是一个历史批判的过程。然则,资本一般必然包含着生产一般的规定性,并且资本一般与生产一般之间所对应的是历史发展的关系,是前史意义上的学科工作规定之衔接关系。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坚定地将生产一般推进到资本一般。”[11]

　　在这里,需要引出“两种文明过渡方式”的历史道路理论。一条道路是立足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条道路是立足本土共同体的经济形态向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过渡。然则,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兼容“两条道路”规定的。但从“民族社会主义形态”本土固有的特征看,它的对象思维规定无疑是归属“产品经济形态社会”,即以“公有财产一般”为历史工作规定。显然,产品社会无纯粹的财产规定。共同体财产一般、土地财产一般、公有财产一般是“共同体(社会)生产一般”的各种具象形式。亦即,“资本范畴不是‘对象思维规定’,真正起引领作用的思维形式规定的联结线索是‘共同体(天人合一)——土地(所有制与身份关系的合一)——人民(劳动者社会所有制与主体关系的合一)’。”[11]其中,共同体财产一般代表身份主体和财产主体合而为一的直接型组织形态;土地财产一般代表间接结合型组织及其社会治理形态;公有财产一般则代表主体形态的社会有机结合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土地财产一般和资本财产一般相类似,都是“单一型所有制”社会治理体式,但结合顺序恰好相反,不同于资本财产一般的“财产即身份”,这里是身份去结合财产。

　　实践状态的社会主义财产一般和公有财产一般(社会共同体财产一般)的区分就在于对“两条道路”的现实兼顾。盖因社会主义生产对象的现实规定是“产品生产+商品生产”,即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然则,这是平等劳动和合作劳动对“社会联合生产”的关系。“公有资本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理由是: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分离仍然存在,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已经被颠倒过来。这个社会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公有资本也只是劳动者集体意志的体现,而不再是作为劳动者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阶级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在资本和劳动这对范畴中,劳动已经处于主导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然要讨论公有资本,以及私有资本,并且重新定义资本一般概念,但这些范畴在这个范畴体系中应当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应当成为主体范畴、核心范畴。”[28]相应亦可解释:“中华系统中客观存在资本文明的过早发育和社会发展,可命名为‘资本I’(以家有资本概念为主),这是中华共同体社会内的‘商品社会早熟’现象;同样,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发展现象,可命名为‘资本II’(以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形式的公有资本概念为主)。”且必须承认,“中华经济的运行机理就体现在资本I与土地范畴的结合中……反映在资本范畴本身与中华所有制的系统性结合的规定当中”,以至于“在社会机制分析层面,资本I与资本II的工作连接从整体看就是‘中华经济的运行规定’。”[11]

　　上述分析表明,公有财产一般必须作为“特殊的以太”,以引导“实践状态的社会主义财产一般”生产关系(作为实践形态的公有财产发展与运行规定),统一并推进社会所有制的发展。而那种混淆“两种文明过渡方式”的认识恰恰是要把资本一般同时说成“实践状态的社会主义财产一般”。例如声称:“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一般’范畴本质上贯穿于整个人类‘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始终,也必然存在于资本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化认识马克思的‘资本一般’范畴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条件,这也为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化理论和以此为直接理论基础的‘新按劳分配’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29](P101-102)但所谓的“劳动力资本化”一定是运行的规定,即生产政治意涵的社会分配范畴,是劳动者的社会生产权力的经济范畴化用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扬弃“资本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财产一般”,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根据,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很显然,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特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部分的体系建构只能于中华生产方式域内求索,需要尤为突出对“社会主义的本原道路”理论特性的探究。其理论布局为“共同体经济的社会生产过程——共同体经济的社会流通过程——共同体经济的社会总过程”,盖因“实践状态的社会主义财产一般”是和资本一般并行并存的社会发展与经济运行规定,这个“经济”的含义中包括了资本形式存在的必然性根据,从而市场关系仍然是交换的主导社会形式。

　　简短小结:这是一个普遍面临“解构危机”的时代,是一个守正创新和理论重建的时代。辩证法是为懂得它的人所运用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规范”,是理解《资本论》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科学规范统一的基础,为此,它突破了对于科学抽象法的理论解构行动,从“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两个方面强调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坚持。然则以上论证深刻表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抽象法依然要由“辩证法”入手,盖因辩证法是探索规律的方法论学说及其实际工作(规定)的全称。但它实际处于两种状态——理论的状态和运用的状态,并且有多种工作形态如批判、实证和文化等。由此需要明确辩证法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应用的几个维度:一是中华思维学,从本文已有的论述看,它构成了科学抽象法重建的“文化向度”;何谓中华思维学?盖天人合一之学科表达也,不独是方法论用语,亦是对学科基础的锁定和对学科体系的聚焦与锤炼。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研究规范,它是使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辩证法成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学科规范’。这使它得以从一般意义的辩证法体系中‘游离’,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成为‘特殊思维学’的规定和工作批判方法。”[11]作为学科和特殊的科学规范,“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规范属于思维科学的学科范畴,而且是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方法和工具。按体系构成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11]作为“前提原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是统一的“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的一种创设,“在此情境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一般意义的学科方法上升为‘工作状态的方法论’。”[22]三是发生学(工作逻辑);一言以蔽之,发生学逻辑形式统一了时间和空间规定,又以“批判”为内置的结构,从而较好表现了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或者说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科学抽象法的“过渡”。四是实践逻辑(“主客互看”的实践逻辑);作为“活的辩证法元素”,实践逻辑构成科学抽象法实际的“解构向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规定是历史工作方法。然而,如果说只有科学抽象法能够实现历史和逻辑一致性意义的相统一,那么,特殊的工作逻辑体式亦只能确定为“实践化的行动逻辑”;在“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的机理)层次,它对应的是“规律对范畴的关系”,而不是相反。这样,“实践批判和发生学联系的逻辑中介就是历史实践活动本身,——在这里,实践必须视为‘活的历史(规定)’。”[22]

五、“时代重建”行动的方法论议程解析

　　我们如何“抽象”?一句话,没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不会有“科学抽象”。除了对“象”(以对象为依托的研究对象)本身进行系统性探究以外,还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历史研究态度和路线的正确选择。试想,如果对于古代我们一味地回避,或者专取方法论方面的技术路线,而忽略世界观的同步研究,那一定是要出问题的,至少要犯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错误;此外,对“剔除糟粕”也要采取辩证的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式,不宜以“儒学失败论”为由对中华文明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予以漠视,直至不加分析地予以全盘否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的丰富思想,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导,需要以之为依据[30]。试想,如果对于共产主义的明天不去探索研究,不去了解探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去和未来,不掌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动态和变化发展趋势,又如何建立科学的判断,如何构建系统化的社会主义研究对象规定呢?既不研究古代,也不研究未来,仅仅眼睛盯着局部的现实看,盯着眼前利益看,并且是有选择地看和解决问题,一味拿西方舶来的理论和工具(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释世界”,与现实问题“对酌”,搞修修补补、敲敲打打的应付差事了事。不是真解决问题,是敷衍了事,不是真正研究,是假研究。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就会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中“失语”、教材“失踪”和论坛“失声”。这种研究状况当然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与重视。

　　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理论一直以来围绕“五种形态”和“三大形态”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议,对中国学者而言,其争论的主要目的或许就是希望将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定位于“第二大形态”。尽管如此,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必须和资本主义或“资本抽象”不同;另一方面,对“第二大形态”的抽象亦不可能脱离“第一大形态”和“第三大形态”进行,要之,社会主义在历史中必须始终作为一个通史的研究,即在前提上必须作为一个具有多样性具体规定的“独立的社会形态”予以研判。这是厘清立足“资本的历史使命”(或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本土和世界的充分发展)的过渡和立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本土的充分发展”的过渡的共产主义理论争议的解决之道。二者是辩证的统一15。由于“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即发展中的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科学社会主义),对各个民族形态社会主义工作规定的探究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实际上是发生学意义的共产主义文明的生长地基16。在中国,则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中国政治经济学。这是以“主体批判”为工作支撑的国度体系,同时,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是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与实践现实统一”的国度体系。即如果说《资本论》揭示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形态”,——毕竟资产阶级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社会客观上不允许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自觉的理论和工作方法,那么可以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批判就直接成为“策略的阳谋”、一种革命实践意义的工作方法和理论建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以及《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著作中,无不光辉地展示了这一点。毛泽东自觉认识到,“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31](P103)

　　与之相适应的是我们对科学抽象法的判断。传统上,科学抽象法被认为是唯物辩证法的工作展开和具体化。但是,从对思想史回顾看,“马克思根据《资本论》的创作所提出的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区别的方法论存在两种系统性表达:形式表达和实质表达。”[4]这同样是学理性考察上的工作类型划分。如恩格斯和列宁、我国学者王亚南和冯友兰,其涉及到的“科学抽象法”研究与运用,基本属于“实质内容”界说,关注的是抽象和具体的本身规定(所蕴涵的实质意义),而侧重点不在二者作为“概念”的相互关系上的考量。以日本学者内田弘为代表的日本学派以及以伊林柯夫为代表的苏联学派的绝大多数成员,则基本属于“形式框架”界说,其关注抽象和具体的形式辩证法及其工作程序和意义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方面整体上鱼龙混杂,可谓两种因素和工作成分兼有17。马克思本人以其“《资本论》的光辉逻辑”,无论对辩证法的实践还是对辩证法理论的状况,都做了深刻和深入的探索,并取得极其丰硕成果,可以说是“意义统一”事实上的秉持者。在两方面考察因素中,“实质内容”的界说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整体遗忘,盖因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形式主义仍然是辩证法研究所驱之不散的负面幽灵。然则在当前,需要重提“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也就是充分认识到,“‘实质表达’是立在‘形式表达’背后的规定”[4]。“这种科学研究意义的对象性存在,简言之,即方法之‘实践活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同样实现在思维领域中,由此产生大写字母意义的方法论。”[32]

　　总之,新时代语境的方法论研究更重视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批判内涵),而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体系建构),更为关切“中华取象行动”,而非“单纯逻辑抽象”。然则最后需要重点谈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问题(侧重由学理角度),因为它直接涉及对两个支撑环节的理解:(1)以中国古代研究为学术背景支援的“中国原理”或者说“中国的支撑”,这实际上是通史研究;(2)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要件和灵魂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实际上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断代史”研究。表明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与把握上,需要动用“中华抽象力”(中华思维学和中华辩证法),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抽象力”,两个方面的抽象力同等重要,它们互为内容和形式。然则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由中华思维学的基础再出发,重新演绎“政治经济学原理”,揭示其中蕴涵的方法论机理。这样,我们尝试给出图3的示意。从中可看出,和西方的唯物和唯心之辩不同,中华是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并重的,又可以说是从“知易行难”迈向“知难行易”的。并且,这种思维形式很显然求的是中华道路的“合→分”,是以实践为主导进行理论安排与知识生产的路数。说明在新时代际遇下,路线图仍然是:

　　I. 行动主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的内在结合

　　II. 行动主义(唯物主义):主体关系+客体关系(对立统一的范畴初成)→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范畴的意义整全化)→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的内在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图3 “对象·研究对象·知识”内部联系和机理关系示意 

　　从自然和人类的“互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命题)到主客对象规定的关系互系(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周易命题),到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二重平等关系的互系(以命运共同体意义为导向、内蕴知行规定的天人合一命题),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想共同体意义的系统互系(内蕴阶级实践观的唯物史观命题),这是人类以“世界观范畴”处理自身规定以及和宇宙关系的方法论践行之旅。然则,系列I的第一运动环节表示的是“周易时代”(人的依赖关系),唯物主义作为行动主义的内含的工作规定;第二运动环节是唯物主义从原有体系中分立、游离出来,批判工作具有了“双重地基”,这可以说是“资本时代”(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环节是运动复归的实现过程——对应为“社会主义劳动时代”(社会能力和自由个性的成长),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显然处在这一进程中。有了系列I的图景鸟瞰,行动主义辩证法的线索(工作内容)遂在系列II中得以全部展示:这是世界观范畴的通过历史实践所发现的“真理”,实践、理论化、再实践、再理论化,从而这种形式全面推进了每一实践者自觉改造世界之动力,乃至是“改变世界”的由理论态到现实态的自觉性转变。我们深信,于其中可寻觅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机理,也因此,需要适时从方法论上打造“社会主义实践学派”。

　　需要知道,植根中华思维学的马克思主义乃是“百科全书”的工作规定,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规定”单方面寄托过多的留恋,而委实在于依据民族历史内涵和工作实际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规定”。于是有两方面的工作具有当下性的意义,亟待着手开展。一是围绕方法论唯物主义,对经济工作和经济研究落实“学科基础”,特别是寻找依据马克思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工作规范。以计量经济学批判为例,不在于对计量本身(如数据使用不当、数学工具缺陷等)指手画脚,不独是反对“思维的物质器件”,而更重要在于从中找到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工作可分三层次展开:(1)探究历史与数学的学科关系,锁定质对量转换的学科根据18;(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会计统计实践与经济学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搜寻质与量规定于不同层面及工作场合“对接”的诸多素材和案例;(3)对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批判,揭露其脱离学科基础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根据,说明模型的“动机”与“潜在的话语”(如对信息技术的滥用、混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信息的性质差异即是其忽略学科基础的一个重要体现19),便于从“危害性”的深刻认识中重新驾驭计量工作。二是思维形式的学科根据的寻求。需要着手从中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出发,以总体思维规定统驭具体思维形式的性质研究及其运用范围。例如演绎,可对应数学和象数的学科规定;归纳,可对应历史和物理的学科规定。然则,分析的思维形式的工作实质乃是利用学科思维进行的研究活动,综合的思维形式的工作实质乃是对学科成果进行组装和统一化的叙述活动。并且也需要知道,抽象和具体就实质而言乃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思维形式,即认识到:“‘抽象和具体’既是对存在的规定,也是对范畴的规定;并且抽象指示对物质联系的客观性的强调,具体指示对行动的批判性的强调。或者从类型学来看,抽象规定(如黑格尔强调的‘纯存在’和‘实有’辩证法)所要表达的逻辑学内涵恰好是存在和思维在‘联系的观点’上的互系特征,而具体规定(如黑格尔强调的‘定在’‘虚无’或否定的辩证法)则刚好是突出存在和思维在‘发展的观点’上的互系特征。”[4]显然,通过这样的处置,思维形式的冲突与矛盾被有效还原与转化为学科之间的工作联系,便于基于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着手解决问题,重塑历史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逻辑,以“发生学”化解“解释学”的困境。同时,这样亦便于全方位地找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学科方法论根据,对其原貌进行“显像”,给资产阶级工所使用解释工具和模型方法以“准确的学科定位”。

　　以下具体说明重建行动的方法论价值和中国工作内涵。研究和叙述方法“实践的构图”是生产一般对财产一般的工作探究关系以及反过来的行程——财产一般对生产一般的认识批判关系。然则“重建了的科学抽象法(以‘取象’为中心规定)应该更契合于以‘批判’为逻辑的知识生产”,在于突出“唯物主义”进发到“历史唯物主义”本真化的行动内涵;换言之,科学抽象法的核心问题是工作取象,“马克思主义科学抽象法本质上是思维科学的‘取象法’(以批判为工作逻辑的历史取象法)。”[14]为此,《资本论》头两卷可以分别看作发展环节的取“象”和运行环节的对“象”进一步“证实”20。然则第二卷不仅仅为了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来说明资本运行形式(如资本总公式范畴序列的逻辑运动21),而是如前所论,是为了从再生产的角度说明资本主义特定的“看不见的手”机理,用郎咸平教授的语言,即“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稳定性确实源于其再生产安排的‘计划性’,这一‘计划性’是外生强制安排的,并不是社会生产自身‘市场化’的产物。当社会生产失去这一外部强制的‘计划性’之后,其自身的‘市场化’属性使得生产扩张(社会发展)变得极不稳定。”[9](P82)按郎咸平教授的认识,看不见的手是来自计划性原理的运行机理。但是,由于他把再生产认定是一般均衡的过程,就得出了简单化理解的因果关系链条:一旦失去计划性(资本“计划民主”),则再生产模式将会失控(资本失去平等获得利润的“市场自由”),即“如果社会生产真实地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那么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9](P63)这种分析是删掉了对象的矛盾运动规定的结果。这里的问题不是计划和市场如何恰到好处地实现机制统一22,而是全方位地显露“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矛盾形成机理。于是,《资本论》第二卷委实是说明“运动条件”的机理生成和结构化运动的矛盾生成,是对于巨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矛盾运动关系的一个内在性解析。资本运动的简单直接的一次(结构)形式到资本运动的总和复合的多次(结构)形式,再到资本运动的一般结构形式,最终进阶至资本运动的转化形态和结构深化的形式(也是最高级和现实态的实际运动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不外乎是资本运动的结构形式的序列化,乃是“资本运动条件”基于生长意义的矛盾化的运动逻辑和“结构知识四象”23。

　　然则有了这个坚实基础——围绕“本质”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经济总过程的分析就可以利用这些“发现”,纳入一个更为有机的思考模式中;并且很显然,“马克思揭示的关系结构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历史关系。”[13](P389)“批判的逻辑学”进入思维学,达成“特殊思维学”,成为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结合的工作批判方法的规定,最终实现了“历史的思维学”。“总体看,这就是方法论上的研究的工作本位性。它要求方法论规定的‘实践活动’的理解意义。”[32]从而,工作取象必须作为“研究方法”,即便是叙述过程,也是对这个研究过程进一步的落实。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定的科学抽象法在最终目的上是达成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工作合一,这就需要迈出第三步,即从科学抽象法(批判逻辑)进一步下降到实证方法。

　　具体做法是:在“辩证认识论”构筑层面,工作目标是将“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统一”转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中的总体思维形式和具体思维形式的结合,以这一规定引导“思维的真理性”;在“批判的知识理论”构筑层面,工作目标是实现辩证法体系中的总体思维形式和具体思维形式的结合,因而仍然需要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本身的统一”深度转化为相应的结合规定,落实为辨证的实证研究,实现对“客观的和严格的”实证分析技术的通盘性掌握。总起来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全体概念”:所谓“三步骤”(对辩证法的全体的掌握→对批判工作逻辑的掌握→对实证分析技术的掌握)、“四阶梯”(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抽象法→实证研究方法)。然则,这一方法体式将真正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思维具象。

　　其给予的理论启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途径是实践的构图,而把方法论也看作是‘世界观’,并进行‘改造世界’、‘理解世界’、‘解释世界’,最终落脚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规定的统一”,而“在这一构图中,‘思维学’处于理解与联系的中心位置。”[11]整体而言,“这就是具有辩证法知识革命意蕴的‘辩证法的道路’,就时代使命感而论,它将展示一个中华系统参与的重塑‘思维科学’表达体系的方法论愿景。”[14]为此,重建了的科学抽象法(以“取象法”的科学规范为规定的学科方法)实质内容是“历史取象法”,实质规定是批判工作逻辑。其遵循学科开放发展之原则,坚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作为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由于没有领会这一层工作境界,郎咸平教授是忙于把一般生产和资本一般的对象思维形式在知识论上不加区分地“调和”了24,而刻意忽略《资本论》第二卷“亦道亦象”,是特殊的“生产一般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特性,试图满足数学取“象”的一般兴趣,满足同一数理逻辑;进一步,郎咸平教授在他的作品中并未认真考虑或处理“生产一般对资本一般的机理关系”,试图绕开历史思维,以此“以阅众甫”,找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现实逻辑,自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数学幻想”。什么是中国特色?盖以发生学与解释学对立,盖以发生学工作逻辑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认识路线对立,盖以“全面出击”的姿态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的出场语境是中华文化,是历史和辩证法;文化乃是基础设施,是立在历史背后的方法工具和学科建设的规定。因此,“中国特色”和“形而上学的逻辑”文明体系(如中国本土的辩学、印度的因明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旨趣相异,甚至工作理念完全相对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最高境界上,中国特色就是指“天人合一”(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据此,方法论形态的“中国特色”,求的即是客观与主观有机统一;在《资本论》的框架中,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相对应的工作规定其实是“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是不断历史变迁的生产一般规定,是共同体规定的物质基础26。然则我们必须聚焦于本土,立足“一去一回”,结合“五四精神”和“新时代精神”,聚焦继承性和民族性,聚焦原创性和时代性,聚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利用诸多文明元素(如经史子集、如唐诗宋词、如中医学和家国社会等),并立足中华思维学的创造性转化,聚焦组织学、管理学、战略学等新兴边缘学科,创造性说明“由合而分”的中华道路;同时必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多方面的智力来源,说明其构建是多方面智力资源的合成结果,在类别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时代实践和新思想、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及经济思想资源、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及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工具思想等。而只有将科学抽象法视为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研究纲领”,才能达此目标,因为它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硬核),吸收与融合中华文明优秀基因(正面启发法),并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反面启发法)。”[33]反过来说明,“以批判为逻辑”的规定使得《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机理相通,而于高度上统一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原理),展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的科学图景。昔时中国风,今日中国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今日中国梦必将迎来更为强劲之时代中国风,藉以引领历史潮流和世界风。

参考文献

　　[1] 谢富胜,王朝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脉络[N].人民日报,2018-11-19(16).

　　[2] 王朝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范畴·理论[J].社会科学辑刊,2017,(4).

　　[3] 王朝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4] 许光伟.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蕴——再论《资本论》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及其时代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5] 许光伟.中华思维学再研究 ——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5).

　　[6] 卫兴华.《资本论》的方法问题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6).

　　[7] 黄泰岩.试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4,(5).

　　[8]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9]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拯救世界的经济学(普及版)[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10] 许光伟,等.马克思“抽象力”理论规定本根与溯源——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J].中国经济问题,2018,(4).

　　[11] 许光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J].经济纵横,2019,(2).

　　[12] 孟捷.对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争论为参照[J].财经问题研究,2019,(1).

　　[13] [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M].谢富胜,李连波,等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4] 许光伟.王阳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的方法论议题[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许光伟.《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J].江汉论坛,2015,(9).

　　[17] 许光伟.《资本论》辩证法的三个认识维度——兼析马克思思维的发生学研究[J].经济纵横,2017,(8).

　　[18] 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9]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0]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1] 许光伟.《资本论》与条目体——兼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J].经济学动态,2017,(12).

　　[22] 许光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多重规定与研究意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J].当代经济研究,2018,(11).

　　[23] 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J].当代经济研究,2016,(10).

　　[24] 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

　　[25] 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6] 胡岳岷.《资本论》中是劳动本体论吗——兼与谭苑苑博士商榷[J].当代经济研究,2017,(1).

　　[27] 谭苑苑.再谈《资本论》的劳动本体论思想——兼答胡岳岷教授[J].当代经济研究,2018,(1).

　　[28] 荣兆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4).

　　[29] 任洲鸿.“新按劳分配”论:一种基于劳动力资本化理论的劳动报酬递增学说[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3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新湘评论,2016,(11).

　　[3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2] 许光伟.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5).

　　[33] 王瑶.从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齐鲁学刊,2018,(1).

注释

　　1参阅张旭著《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正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顾海良教授谈到,“对‘结构’的内涵及其展开过程和形式的理解和把握,应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有结构的三个层面涵义关系的把握:它们分别是具体总体、思维总体和知识(结构)总体,其最后乃是“形式化的”结构规定。

　　2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当人类把自己视为主体来构建与自然的和谐时,所构建的和谐则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天人和谐,它是服务于人、人为构建的‘人天和谐’,是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天体系统的和谐,是人类与生态、人类与天体、生态与天体之间的和谐,是以人为中心的日地月系统的和谐。”因此,沿着合-分-合路线,“世界共同体的建立,才是人类世界史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的两百多万年不过是世界史的史前史。当世界成为了人类基本共同体的时候,亦即当社会系统从今天的‘国家’扩展到‘世界’的时候,人类协同构建人天和谐的时代才会真正到来,人类协同获得普遍而持久幸福的时代也才会真正到来。”参见江畅《迈向人天和谐:超越“天人合一”“主客二分”的新愿景》,《南国学术》2019年第3期。

　　3所有的阶级实践科学在知识生产上最后都落实到上层建筑的体系,须知经济知识决不是什么生产关系中性的东西,都和一定的上层建筑结构内在联系着,一定内容的知识论总是作为和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对应的“知识观点”,作为它们的“经济注解”。例如关于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3页)要之,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用经济学知识理论表达出来,本身就体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所以依据以上概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体现了对象之于研究对象的转化,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体现研究对象和知识(定制)的关系。

　　4准确地说,“第二卷围绕的中心是资本二重性(作为商品和货币的‘资本’),这是和‘生产一般’(母规定)及衍生的母子关系论述对应的‘资本一般’(父规定)及衍生的父子关系论述。”(参见许光伟《中华思维学再研究 ——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即第二卷的资本流通论并不是以“补充身份”,嵌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形成微观经济学(个人)、中观经济学(产业)、宏观经济学(国家)的结构推进序列。很显然,第二卷描述的再生产过程并不能被看作“一般均衡论”,相反是讲述矛盾的关系形成机理。具体而言,第二卷在理性方面是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指明整体的理性约束,即在这里,它首先否决了个体经济理性的独立起作用性,强调的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社会的资本整体理性起作用的主导性。换言之,这里已经有了分配关系领导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的概念了,在第二卷,总(剩余)价值形成起决定作用,它推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这是以后分析第三卷分配运动的基础,即在第三卷中,个体资本都是按照竞争意识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调整或决定自己的运动方向的。第二卷反映的总资本和总剩余价值的关系,即取决于两大部类的依存和对立的关系形成。这个结构实际上是阶级主体的经济结构,是对抗性的彼此依存关系。社会物资的平衡、物量比例关系的配置平衡制约着不同构成的资本或部门的对决,达成某种程度和形态的结构均势,而这是超出个体资本自觉意识性的,是真正的“看不见的手”。即为了生成一般利润率,资本必须作为有特殊结构规定的一个统一总体的成员的存在,这导致总体必然是有机构成各不相同的各个个体资本的外部联合;换言之,抽象的资本就是有机构成不同的具体资本的联合体。这个就是资本流通关系的发生学,就是循环周转到社会总资本形成的过程机理。有了对“有机构成丛林”总体关系存在的认识,就能够从这个基础来看分配行动,把“生产的不平等”(表现为有差异的剥削行为)统一化为社会标准的一个分配关系的知识定制。从工厂法的个体雇佣自由到享用利润的社会民主,这个就是资产阶级统一意志的资本的法律知识,从而资本的自由和资本的社会民主,巨大的纽带就深深埋在这个资本再生产关系形成的流通过程中;换言之,这个就是研究对象规定的深层秘密。从而,马克思为什么坚持首先说劳动二重性呢?看来到第二卷这里,一切都十分地清楚了。第二卷本身即是对二重性体系(关于对象思维以及规律方法和范畴方法的逻辑形式,即客观逻辑)的绝好证明,如上指出,它是个相互制约的矛盾结构,形成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总关系,而一般利润率又必然是理解第三卷分配行动的基础。回顾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思想史,1844年初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锁定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个对象,这和《资本论》的“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式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转折点是由“1857-1858经济学手稿”所代表的系列写作思路的形成。但是,最初导致思路转换的研究行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那里,唯物史观得以初步形成,并导致两个著名的科学应用:对蒲鲁东式黑格尔运用的清算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这些都瓦解了资产阶级的理论科学及其知识逻辑,因此,马克思果断而鲜明地称:对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的科学揭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5从历史看,中国产业的“五行之象”可归结为:牧、商、农、传统手工业(即图中显示的“工1”)、现代机器工业(即图中显示的“工2”)。

　　6从“道·象·识”体例看,规律方法和“道·象”结合环节对应,范畴方法和“象·识”结合环节对应,以至于可以说,“所谓‘范畴的方法’也不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学’,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逻辑予以设计与制定的各种范畴及其组织结合的方法。”参见许光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7什么是范畴的方法呢?说到底,在于如何叙述“规律”,即寻找质对量、内容对形式、本质对现象系列关系的组织框架和辩证表述。

　　8在科学研究中,知识逻辑是客观存有的,但只会处于“第二级认识”的位置上。“列宁发现,为了构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的逻辑体系,概念排列的顺序,一般地、总体地说来,是按照普遍——特殊——个别的顺序排列的,这是在黑格尔方法中包含的合理思想。”参见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9以第二卷的研究为例,可以说,“《资本论》第二卷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浅显的三段论’的框架写的,马克思向这个框架中加入他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几乎不敢跳出这个框架。尽管在一些方面研究得很深入和有启发性,马克思描述的理论世界在其他方面被严格地束缚住了。在一般性方面的严格限制让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原因——即使是第二卷——而且还能够理解很多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很难将这个框架直接用于分析我们的现实状况,这也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工作。”参见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10即主体意义的辩证法和客体意义的辩证法的一个总体规定,亦可称为“广义唯物辩证法”。

　　11所谓:“用‘天人合一’的中国术语表达‘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的工作合一性,即对象思维学,其保证了‘总规律’(无论作为思维学的总规律还是逻辑和知识意义的总规律)作为运动规律必然是‘阴阳互系的关系规律’和‘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两种规定之统一。”(参见许光伟《中华思维学再研究 ——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而以中华思维学统领逻辑学和知识论,赋予“科学构图”以历史、实践和文化的含义,实际就是将科学解读为“历史的构图”“实践的构图”以及“文化的构图”。立足中华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必催生新时代工作语境的“创造性表达”和“创新性发展”,然则“历史唯物主义论的科学抽象法”的首要命题和基本命题不过是因应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体两面的意义要求而进行设置罢了。

　　12以规律和范畴的方法工作内涵和相互关系来说,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践活动及其构造形式恰好就应验了《道德经》的开篇语: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并且以文化工作术语看,狭义的规律也即“道的方法”,发生学即“象的方法”;所谓道在象中,象由道生,道象依存,象化道统。

　　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经济学理论工作规范,是理解《资本论》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科学规范统一的理论基础。

　　14在文化基础设施和总体思维形式的意义上运用“阴阳”“五行”“八卦”,赋予规律行动内涵,分别克服了单纯矛盾规律、单纯质量互变规律、单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狭隘涵义,在表述上能动地引入了主体原则。

　　15例如“党的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据问题,因为“我们时刻不应忘记,这个本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差距,弥合这个巨大的历史差距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参见任洲鸿《“新按劳分配”论:一种基于劳动力资本化理论的劳动报酬递增学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1页。

　　16毫无疑问,科学抽象法就是一个,但不断处于“建构”或者说建设状态,因应了学科基础的不断增容和扩展。然则需要知道,科学抽象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建行动与立足《资本论》的重建行动除开民族工作内涵方面的考虑(由此增设新的研究线索“历史-文化”),本质上是相同的,是“原理初成”向“原理终成”迈进。这种建构进程亦说明方法论成熟对于正确理解共产主义是多么地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原理终成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抽象法将成为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工具基础。

　　17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曼德尔、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从“实质”到“形式”的左中右的三派力量。

　　18对象、研究对象、知识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域内的机理同构说明了历史和数学的学科关系,尤其先后和领导关系。系统的数学工具采用一般而言取决于研究对象历史探究的成功,很显然,新中国的历程不会是数学先行,但最终也离不开数学的表达形式。再以劳动价值论为例,它的学科基础很显然同时是历史和数学,所以无论劳动、价值、价格,都体现的是“质对量的(转换)关系”。同时,由于性质研究具有主导性,使得劳动量、价值量、价格量的研究之间具有“隔板”,不可随意撤除之,求取数学空间的统一性。但在目前黑板经济学意义的“抽象统一”(如价值转型问题研究)确实造成的危害较大,在某种程度上,它掩盖了劳动量、价值量计量研究对GDP批判的意义。这是批判性理解“中国GDP”的一个必要基础,并且必将对中国经济总过程的纵深分析发挥它的强大基础支撑作用。这里只集中说两点:第一,相对价格理论而言,劳动和价值的量的规定基本属于“质性研究”,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命题;第二,劳动对于价值、价值对于价格,实际上是从批判角度建立“社会标准”,贯彻质对量、内容对形式的工作领导。由此我们是真切希望,经由此类批判性理解,促成“中国GDP”向有健康基础的“中华经济体增长”概念转化。试问一个国家的实力,它的发达程度、发展的可能性和前途,仅凭GDP的指标就可以全面衡量吗?显然不能。GDP仅仅是反映市场活跃度的计算指标,况且,在反映货币计量的国民账户汇总方面具有“虚假性”。

　　19从抓主要矛盾的信息这一点来讲,它突出的是“两点论”“重点论”辩证思维,而再一次审视了微观和宏观的体系分裂,因为用微观信息的“原理”对抗宏观信息的“机理”,这是严重违反辩证法的。其从技术层面表明了所谓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本质不仅是虚拟的,也是内部分裂的。然则,既有的宏观经济学更多是短期分析工具,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注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闲谈不宜盲目模仿“微观+宏观”的体系设计模式。又之,“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必须包含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蕴含的阶级框架”,因为,“《资本论》是以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为其社会基础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则承袭了微观经济学的还原主义方法论,其理论体系中的消费、投资仿佛都是由无差异的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主体做出的,仿佛消费、投资可以与一个国家的阶级有无和阶级结构无关。”参见王今朝等《从与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对比的角度看马克思〈资本论〉价值理论的科学性》,《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0这样才可以理解《资本论》第二卷为什么保持对“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而拒绝讨论所谓的“中产阶级消费问题”,坦白地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在第二卷中比《资本论》中任何别的地方都表达得更加明确。”(参见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406页)盖因客观思维活动是由对象性存在所启动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造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再生产力,它迫使现代商业以“工业2”为产业自生力的规定。而造成这样的前景:“通过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只要国家对生产资料部门进行计划,经济就会稳定发展,否则经济危机就会频繁出现。但是计划又不能过头……后果就是生产资料部门也不能投资过度,否则必定爆发产能过剩,导致经济长期萧条。”参见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拯救世界的经济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

　　21如果将发生学视为“逻辑的内容”,将科学抽象法视为“逻辑的形式”,那么,这里宁可被看作是“取象行动”的实现,仍然不是通常所说的公式化的“抽象上升到具体”。资本总公式于这里毋宁视为一个总象,一个最大的抽象和最大的具体,资本总公式中包含的每一个运动形式(范畴)都可视为局部的抽象和具体,然则抽象与抽象、具体与具体以及抽象与具体之间形成的是互系而矛盾的空间。然后,它们又作为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运动的总结构对峙,使“五行运动”还原为“阴阳结构”,同时,两大部类和三大价值构成又进行的是“特别的五行演义”,运动和结构上演一出“轮回”大戏。在第二卷中,整个论述以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价值规律运行的分析为结合,或者说是为了论证从价值规律起步的资本主义系统运动的结构规律性。这样看来,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是整个系统结构的基础,简单再生产则是合乎价值规律的系统结构基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简单再生产只不过是理论思维上的一种抽象”(参见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99页),所以这种讲法的实质是认为,马克思提出“资本循环的概念及其理论”,“把资本流通、资本循环作为从剩余价值过渡到利润等形式的中介环节”,“这样,才能实现从抽象的范畴、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范畴,过渡到具体的、‘表面的’范畴,或者说,使上述反映本质的剩余价值范畴以转化了的形式表现出来。”(参见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8页)但是,马克思想说明的情况是,“在流通体系中,形成危机的趋势总是独立地、自主地存在着。”于是,“‘纯粹状态下的资本’对马克思而言很重要。当面临危机时,总是可以说危机是由纯粹或完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杂质’或故障引起的。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新自由主义者这样的声音:他们说,危机不是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内在的深层矛盾产生的,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地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是通过严厉的财政紧缩和解除国家权力让资本更加回归其‘纯粹状态’。马克思试图揭示的是,危机内在于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是必然的和常见的。不仅调控措施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经济越接近纯粹状态,危机就越可能加深。”参见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2-13页。

　　22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则可以推出“资本主义不能实现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结合”,而“社会主义能实现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结合”这样似是而非的工作命题,很显然,其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采取了极其肤浅的解读。

　　23“对于理论框架中应当包括什么,不应当包括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始至终都做了严格的限制和筛选,在第二卷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取舍的道理在哪里,为什么是合理的呢?例如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循环虽然经常被提及,但总是被放在一边,并补充一句‘在这里没有必要考虑这种循环’。”“从这里和其他的一些叙述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马克思清楚地把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理解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指出了这种矛盾关系。通过把商品定义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马克思绕开了使用价值问题……认为‘研究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于是产生了应该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问题。对第二卷来说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参见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3-14页。

　　24“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在生产的一般性这一规律层次上开展分析的。为什么要赋予生产以优先权呢?马克思认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这句奇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把‘支配’自身的生产解释为产品和服务的物质生产,或是具体的劳动过程,甚至是商品的生产都是错误的。非常不幸的是,这是个十分常见的误读,导致了对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思想、人类欲望等是由物质资料生产决定的说法的误解。这是生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误读,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有一点,“虽然马克思同意‘资本主义生产’是规律般的一般性,他还是拒绝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将其理解为纯粹‘自然’的东西。资本主义虽然是具有规律性的,但是这些规律(包括那些关于私人财产关系的)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参见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1-22页。

　　25生产力、生产关系体现对象和研究对象的转化以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界定了研究对象和知识的生产与定制的关系,如上所论,这个工作机理说明了历史和数学的学科方法关系以及学科领导关系。它表明,研究对象的历史探究成功,系统化的数学工具运用是完全可行的。这就是马克思对“一定的”历史形态的强调,实质是强调“历史”和“文化形态”先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工作术语的加定语限制是文科的一种特质,实际含意即反对普世价值,否决“抽象的一般”。

　　26劳动过程是说明物质生产对象的基本单位,即生产对象的思维学单位。马克思从对象出发,强调生产中包含有客观的生产关系,就是“合→分”建构思路,据此建立和安排生产关系发生学之研究叙述体系。不同于客体维度的“商品+劳动过程”,中华体系因应官民矛盾的生产一般的历史结构是“家(单位)+劳动过程”。综合中华体系和《资本论》研究成果,劳动过程是“合·统·分”的规定。即劳动过程首先是一般思维学的规定,其次是统一逻辑学(肯定否定、量变质变、对立统一),最后才是确定生产场域的“知识规定”。辩证法是对象思维学一贯到底的规定,因此有“劳动过程的辩证法”,即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系列理论创制;一言以蔽之,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劳动过程乃是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总对象,也是一切分析的总出发点。

【原文题名】

重建科学抽象法——从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方法论的意义、道路和行动内涵说起

　　齐鲁学刊 2020,(01),90-110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 科学抽象法; 对象; 研究对象; 思维; 逻辑; 知识

　　责任编辑：赵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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