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该书的第六、七两节，马克思1869年为该书写的第二版序言，恩格斯于1885年为该书写的第三版序言，对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作了生动描述，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局势、条件与波拿巴的政变作了精辟分析，对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时期法国阶级斗争历史经验作了深刻总结。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即以此为指导，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重新的研究。恩格斯认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马克思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理论;“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马克思把这部著作定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含有讽刺意味。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后改行帝制。1851年12月2日，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步他的后尘，发动政变，废除“二月革命”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后来他在1852年12月2日正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皇帝，称拿破仑第三，复辟帝制。马克思用这个标题，意在讽刺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共七篇，完稿于1852年3月25日以前。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这部著作，作为不定期出版的刊物《革命》的第一期。本文解读的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第六、七两节，马克思1869年为该书写的第二版序言，恩格斯于1885年为该书写的第三版序言。
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通过了解马克思对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评述这个范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一、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第六节中，概述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历史。这里对有关情况作一些说明。因为了解这些情况，是理解马克思在本书中提出的有关论断的必要条件。
1848年的法国革命，根源于当时法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以主要代表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路易·菲力浦为国王的七月王朝统治法国18年，引起了人民的不满。1845年和1846年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地主和资本家乘机提高粮价，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贫困。1847年英国爆发的工商业总危机对大陆经济的连锁性影响，使法国工业生产急剧下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工人不断掀起罢工浪潮，饥民暴动几乎遍及全国，社会阶级矛盾加剧。1848年2月24日，法国爆发起义。
法国1848年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1851年12月止，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即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1848年二月时期(2月24日至5月4日)，这是革命的序幕时期。
1848年2月24日，巴黎起义群众对政府各主要据点发动猛烈进攻，获得胜利，成立了临时政府，但胜利果实落在资产阶级手中。临时政府于2月2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贵族的联合统治。
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上升到首位。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要求通过共和国来确立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全面统治。工人阶级则提出建立“社会共和国”的模糊口号，要求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愿望。
当时工人群众手中掌握着武器，一度争得了一些胜利：如实行普选，规定劳动日减少一小时，保证工人的劳动权利，设立劳动委员会，建立国家工场等。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被迫同意颁布这些法令的同时，却在暗中采取多种手段迫害和孤立工人。4月16日，巴黎10万工人集会进行抗议。临时政府煽动小资产阶级群众举行反对工人的示威，提出了“打倒共产主义者”的口号，政治气氛对工人阶级十分不利。4月23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获得胜利。
2.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大致包括三个基本过程：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
5月4日，制宪会议开幕，选出执行委员会，组成共和国的新政府。5名执委成员中，资产阶级共和派4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名，工人阶级的代表全被排斥在外。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禁止集会请愿的法令。在对外政策上，决定支持俄国和奥地利镇压波兰民族革命运动。
执行委员会的反人民政策，激起了巴黎工人的愤慨。5月15日，巴黎15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向制宪议会提出给失业者工作，对富豪征课重税，成立劳动部，允许工人代表参加政府，援助波兰革命等要求。执行委员会调集军队，驱散示威群众，逮捕了布朗基、阿尔伯等工人领袖。5月17日，执行委员会任命前阿尔及利亚总督卡芬雅克(1802—1857)为军政部长，把大批军队调进巴黎，禁止群众集会。6月22日，制宪会议下令封闭国立工场，18至25岁的未婚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余工人则送往常有霍乱流行的沼泽地带—索伦垦荒或作其他苦役。巴黎工人为回答资产阶级的挑衅于6月22日举行游行示威，进行抗议。当晚，示威工人发动起义。起义工人以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为中心口号，以45000人对抗25万以上的政府军队，经过6月23日至26日四天的浴血奋战，最后被镇压下去。
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马克思说：“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
(2)从1848年6月25日起至12月10日止
六月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被任命为国家首脑，组成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巩固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的专政。卡芬雅克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如解散全国所有的国家工场、封闭政治团体和进步报刊等，严重地打击了工人阶级，也损害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1848年11月，制宪议会通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即1848年宪法。根据宪法规定，立法权赋予一院制的议会，3年改选一次;总统每4年一选，不得连任，但握有军政大权，有权直接任免官吏。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的统治并不巩固。它的税收和财政政策引起众多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怨恨;大资产阶级多数属于保皇派，不拥护共和而拥护君主政体。这样，在12月10日进行的总统选举中，代表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阶层利益的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
(3)从1848年12月10日起至1849年5月28日止
路易·波拿巴就职后，任命“七月王朝”的最后一个大臣、君主派分子巴罗组阁。巴罗集结代表金融巨头、大工业家的奥尔良派和代表大地主的正统派组织了秩序党内阁。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制宪国民议会中仍占多数，并依靠立法大权与波拿巴及其秩序党内阁进行斗争。秩序党内阁利用各阶层对共和政府的不满，在全国各地掀起要求立即解散制宪议会的请愿运动，并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制宪会议于1849年1月自动宣布解散，并决定在1849年5月进行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
1849年初，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开始。2月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合组成“新山岳派”决定参加议会选举，提出了共和制度、普选权和劳动权等为内容的竞选纲领。5月13日选举的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新山岳派”均遭失败。秩序党以绝对优势完全控制了议会。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彻底垮台。
3.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这个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立法国民议会召开，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大致分为三个小阶段。
(1)从1849年5月28日起至1849年6月13日止
1849年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的正常活动。当时秩序党与“新山岳派”之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发生冲突。路易·波拿巴为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出兵协助罗马教皇镇压意大利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用宪法关于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自由的规定，在立法国民议会上提出反对意见，并于6月13日发动保卫宪法的示威游行，结果遭军队驱散，其领袖人物赖德律-洛兰逃往英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被击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
从1849年6月13日起，秩序党独揽议会制共和国大权，实行议会专政。它着手制定一系列镇压人民、禁止任何民主活动和出版进步书刊的法令，使革命沿着下降线发展。路易·波拿巴则依靠秩序党逐步加强了自己的统治。
击败共和派、摧毁民主派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日趋表面化，由哪个君主派来恢复王权成为斗争焦点。路易·波拿巴既反对正统派复辟波旁王朝，也反对奥尔良派复辟七月王朝，力图自己称帝。他一面成立反动组织“十二月十日社”，加强自己的力量;一面竭力削弱秩序党。他罢免了秩序党的巴罗内阁，组织并亲自领导由波拿巴分子组成的新内阁，使秩序党失去了行政权。继后，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无产阶级的联合势力又再次兴起，波拿巴不得不暂时联合秩序党对付这种威胁。民主势力的威胁消除以后，路易·波拿巴又转而对付秩序党。1850年5月31日，在波拿巴的策动下，通过了《1849年3月15日选举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三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人才有表决权。这实际上废除了普选权。该法案的通过，使秩序党人把持的立法议会在人民心目中更加威信扫地。
(3)从1850年5月31日起至1851年12月2日止
波拿巴在同秩序党的斗争中集注意力于军权。1851年1月，他用自己的亲信取代了奥尔良派尚加涅尔将军的巴黎卫戍司令的职务，使军队脱离了秩序党的控制。部分议员出于私利也离开秩序党阵营，天主教的首领亦投向路易·波拿巴。1851年2月开始的工商业危机，使大资产阶级和地方官吏要求加强行政权，拥护路易·波拿巴建立稳定的“强有力的政府”。路易·波拿巴从各方面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于1851年10月间，要求议会修改宪法，包括恢复普选权，取消总统不得连任的条款等，借以取悦群众，进一步打击秩序党的残余，为政变作准备。1851年7月19日议会拒绝修改宪法后，路易·波拿巴决心以武力来保持统治地位。1851年12月2日，是奥斯特利茨战役和拿破仑加冕称帝的纪念日。路易·波拿巴于12月1日深夜调集7万多军队占领巴黎，解散立法国民议会，逮捕秩序党分子及一切反对他的议员。这就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路易·波拿巴政变。紧接着他调集重兵，镇压了共和派在巴黎和外省进行的武装反抗，逮捕反抗者，在全国实行警察恐怖。
4.路易·波拿巴对帝制复辟的拙劣模仿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开始了对帝制复辟的拙劣模仿。1852年1月14日，他公布新宪法，把总统任期改为10年。政府对总统负责。11月21—22日，路易·波拿巴强迫人民赞同参议员提出的恢复帝制的决议。12月2日，他正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由此代替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路易·波拿巴(1808—1873)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拿破仑帝国倾覆后，他被逐出法国，寄居瑞士。1832年拿破仑的儿子死后，他被确定为法定的继承人。路易·波拿巴效仿拿破仑，时刻梦想恢复帝业，1836年、1840年，他两次组织暴动，企图夺取政权，均遭失败，后被判终身监禁。1846年，他越狱逃往英国。1848年法国二月起义爆发后，回国重登政治舞台。他一面伪装同情劳动人民，写了反资本主义的小册子《论消灭贫困》;一面暗中同大资产阶级勾结。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当选总统，主要是在当时特殊的阶级斗争背景下，他不仅得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且得到多方面的拥护。首先是得到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这是因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反动措施加重了农民负担，处于破产境地的农民把路易·波拿巴看做是“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再现。他们高呼着”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皇帝万岁”的口号，投路易·波拿巴的票。城市小资产阶级出于对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财政政策的抗议也投路易·波拿巴的票。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把路易·波拿巴视为复辟君主制的象征也投了他的票。路易·波拿巴利用这些矛盾，巧施诡计，便从一个普通军官一跃而成为总统，直到发动，通过政变，后来直接称帝。
二、法国阶级斗争的局势、条件与波拿巴的政变
如何解释1848年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和评价波拿巴这个历史人物?一场人民革命为何以帝制复辟而终结呢?对此，人们提出了各自的不同看法。
恩格斯指出：”当时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如法国作家雨果·维克多·玛丽(1802—1885)撰著了《小拿破仑》一书。他在书中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被描绘成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然而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再如蒲鲁东写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从而陷入了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
马克思与雨果、蒲鲁东等不同，他不仅深知法国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运用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1848年革命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证明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并且通过总结这场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科学论断。
1.基于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法国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国家中具有典型性。“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统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未使他感到意外。”
根据马克思最先发现的重大历史运动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马克思运用这个规律解释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历史。
马克思认为，运用这个规律来分析历史问题，必须看到各个阶级之间、同一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都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而在实际上，其“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恰恰是人们由自身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物质利益。比如，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它们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资本和地产的竞争。
怎样看待政治家、著作家与社会阶级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确定一些个人是否为某一阶级的代表人物，决不应只简单地以他们外观上属于哪一阶级来作出判断，而要以这些人物的思想是受哪个阶级的社会生活界限的限制为依据。他在揭露民主派代表人物的小资产阶级性时说：“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进行阶级分析，这就是马克思从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历史中找出其规律性时所把握的基本线索。他用这种方法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历史，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资产阶级为反对无产阶级统治把政权送给波拿巴
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接受波拿巴的政变?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
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不同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特点在于：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不仅资产者的背后到处都有无产阶级，而且在革命的第二天，无产阶级总要提出完全不是资产者和小市民所希望的要求。在六月起义中，工人提出了“社会的民主的共和国”的要求，虽然这种奋斗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其性质已经“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了。这种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与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把法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共和派、秩序党(又分为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共和派代表了普遍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和要求，它的政治理想就是将资产阶级不成熟的统治形式君主国转变为成熟的统治形式共和国。秩序党是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正统派代表大地产所有者，奥尔良派代表金融贵族)，它极力坚守旧秩序，以维护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反对普遍的资产阶级共同利益，因而反对任何变革。波拿巴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独裁专政的行政权力，因而坚决反对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尽管在整个1848年至1850年法国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来说，这种斗争是处在次要地位的。正如马克思在分析金融贵族复辟时所指出的，共和派资产阶级感到直接的大量的威胁自己财产和利益的是工人，“诚然，金融巨头是在消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成熟的统治形式—共和国不足以有力地镇压无产阶级时，它们就从比较完备的形式后退，放弃议会权力，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即采用更加残暴的专制统治形式。波拿巴的胜利不是政权的转移，只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独裁专政的行政权力的胜利。它表明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
波拿巴和秩序党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胜利，是法国资产阶级结束革命、开始走向全面反动的标志。这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
3.波拿巴的突然袭击使巴黎无产阶级失去起义的指挥者
1851年11月2日夜间，路易·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曾经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然而巴黎无产阶级为什么没有举行起义呢?
原因在于：其一，由于资产阶级的镇压，“革命工人阶级当中的基本力量和精华，有的已经在六月起义中被残杀，有的则在六月事件之后在种种数不清的借口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监狱”，”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因此革命力量的损失已使无产阶级很难立即行动起来”。其二，巴黎无产阶级知道，这时任何重大起义都会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反过来镇压工人。加之，12月1日深夜，路易·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又一次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又使工人成为一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自然没有力量组织起义。其三，从根本上说，法国无产阶级还不成熟，思想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并未在法国无产阶级中取得统治地位;政治上没有解决同盟军问题，特别是没有获得农民的支持;组织上还只是秘密团体，还没有组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于这些情况，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经作过分析。
4.波拿巴与保守的农民。“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波拿巴能够获胜，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得到了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的支持。这是因为，1793年宪法，特别是雅各宾派的土地法，使农民得到好处，他们把这些同拿破仑联系在一起，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路易·波拿巴就是借助“拿破仑观念”在农民中的广泛影响，把自己冒充为拿破仑。另一方面，从临时政府时期起，农民就因资产阶级增加税收所产生的不满日益加剧，这样，农民就在1848年12月选举中投票给路易·波拿巴，拥他为总统，使他后来能够变成法国的皇帝。
马克思指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这是因为：一方面，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与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与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另一方面，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善良的真命天子，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保持小农经济的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并保护自己。所以，在国民会议与波拿巴、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斗争中，小农支持后者，不是偶然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小农把自己的希望和幻想寄托在波拿巴的身上，马克思才说：波拿巴“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这个论断并不表明，马克思认为波拿巴真正是劳动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他在当时就指出：“要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而在这之前，他还曾经明确地讲过，是“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上了总统”。
三、对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时期法国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深刻地总结了二月革命至波拿巴政变时期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1.要认识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本性
马克思指出：“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的斗争中，感到自己力量的弱小，不能不利用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所以这时它害怕群众的愚昧;可是，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农群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如果群众在斗争中觉醒，日益意识到自己独立的利益，进而组织起来为自己利益而斗争，这是它不能容许的，所以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出于资产阶级这种本性，所以它一旦获得胜利，第一个信条就是剥夺工农手中的武装，进而用血腥镇压来回报工人农民的独立要求。
2.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对1848—1851年法国阶级斗争中尖锐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他明确指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马克思是怎样作出这个结论的呢?
第一，通过历史地考察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演变过程，深化了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构、职能的认识。他说：法国的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这个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是要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君主专制已经开始的中央集权加以发展，这就同时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最后，在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中，实行了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加强了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继后，资产阶级面对无产阶级等被奴役的阶级及其斗争，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从其阶级统治比较完备的状况下退缩下来，放弃议会权力，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依靠军事官僚机器来加强自己的统治。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政变，实行独裁统治，用行政权力消灭了议会权力，使国家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一个基本事实是，以往“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正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所以无产阶级就不能简单地把压迫自己的国家机器拿过来作为解放自己的工具，而必须把它摧毁。
第二，考察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他指出，常备军和官僚机构是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这个庞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通过压制、镇压社会特别是被奴役阶级的不满和反抗，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通过安插人员、高额薪俸和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等肥缺，来补充其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他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
3.农民的两重性与实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第一，农民具有两重性。
马克思认为，农民作为劳动者，他们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农民之所以能够具有革命性，一是因为它作为劳动者，同剥削者、压迫者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天然具有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本性;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不断剥夺农民，使广大农民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但是，作为小私有者，他们又有保守的一面。法国农民中根深蒂固的“拿破仑观念”，他们对波拿巴的幻想，集中地反映了法国农民的这一面。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小块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能相协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实行的土地政策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农民曾是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在1848年革命中，农民被资产阶级出卖了。从临时政府时期起，资产阶级就增加农民的税收负担，到波拿巴政权下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展，小块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不能相协调，而只能日益成为大资本榨取和吞食的对象，成为农民受奴役和贫困的根源。处境日益恶化的农民，逐渐革命化，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宣传，逐渐地站到无产阶级方面。其二，无产阶级和农民根本利益的一致。在资本主义奴役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这样，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第三，无产阶级应当与农民实行联合。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阶级力量和前提条件。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无论是反对封建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能否与农民结成联盟.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法国二月革命的结局和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二月革命、尤其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中，由于农民的态度是冷淡的、甚至是仇视的;由于资产阶级竭力唆使农民仇视工人，致使工人陷入孤军奋斗的境地，终于遭到失败。因此，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又说：“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第四，无产阶级是工农联盟的领导者。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它能成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会直接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农民会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把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先锋队和天然同盟者。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国家与革命等的重要原理，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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