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中国学界和民间对于“主义”和路线问题争辩不休，看似广泛且深入，却很少关注和讨论我们的“同志加兄弟”朝鲜的政治思想和实践。这样的感觉变得越是强烈，越显示出问题本身不可忽视。对于那些主张向西方靠拢的人来说，他们从来对朝鲜不屑一顾。如今他们对中国与“主流世界”脱钩忧心忡忡，甚至连过去的某“强硬派”人物也在社交媒体上心急火燎地频频发声，呼吁妥协。但如此一来，反而戏剧性地凸显了他们所轻视的朝鲜的政治形象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左派人士的反应更加耐人寻味，他们似乎刻意回避朝鲜大力宣导的政治理念。少数谈论朝鲜的左派声音，其中一些在互联网上声量不小却来历不明的言论，公开或隐晦地将朝鲜政治描述成封建主义，从而巧妙地把它从左翼的关注和思考中剔除出去；另一些热情宣传朝鲜的人则努力描述这个仅存的“共产主义”国家外在和具体的方面，无形之中朝鲜变成某种僵化形象。当然，这些说法都是错误或片面的，但实际影响仍广泛和巨大，因为轻视对朝鲜的研究无助于我们自身建设适合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甚至朝鲜的思想理论可能成为中国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的重要参考。稍稍细究，我们就能意识到，几乎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朝鲜的主导政治学说——主体（Juche）思想有关。
一、传统与理性
笔者在“新时代政治论纲：社会主义传统转向的思考”一文中曾指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一旦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成为主导，均出现政治传统化现象。原本奉行计划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实质上也是传统主义倾向的进一步展开。另一方面，在前东方集团中，与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反，朝鲜实际上在反教条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例如可以将它与今天俄共的意识形态做对比，与政治经济实践的“保守”形成反差，朝鲜的政治哲学几乎颠覆了经典理论，彰显其激进。这些问题在左翼经典理论乃至现代性框架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很明显，这种状况不能是长久之计，长期执着于学术迷宫游戏和理论修补术可能带来毁灭性影响。如斯大林的临终警告，如果没有完善的理论，社会主义就会死亡。
只要跳出现代性思维，我们很容易意识到社会主义有自己悠久的思想传统。特别是应注意，现代政治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结构性缺陷：一些对立被虚构，一些真实对抗则被隐藏，以至于某些左翼政治形式只能以“特色”这样的非普遍的、边缘化的形式尴尬地存在。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反映其历史合理性并承载着不可取代的政治使命，而尴尬的处境则暗示现代性思想本身出现了结构性的严重问题。究其因，自然应追溯到现代性的开端。由于人们忽视启蒙理性与古典理性的差异乃至对立，误以为人类经由历史自动地完成继承古代传统的任务，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古代思想资源很容易解释为被现代思想合法地覆盖和取代；或者简单地用所谓的阶级立场不公正不合理地对待古代伟大思想。前者过于笼统缺乏分析；后者滥用抽象分析，实际上构成预设立场的循环论证和主观主义。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陷入窘境。
一个重要例子是，无论东西方，古代思想都以“天下大同”或正义、和谐为理想，它们也都认为民主或平等是荒谬的或低劣的制度。问题在于，现代性带来普遍的自负，人们往往将古代的社会主义理念视为原始的、粗糙的幻想，而把现代设计当做科学（左翼路径）或合乎人道和形式理性（右翼路径）。这一切现代误解或人为曲解理所当然地发生和持续着。一方面，即使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民主体制在好的情形下也只是意味着不负责任的政治，而实际情况更糟，它成为垄断资本统治和欺骗的工具。另一方面，显然，集体主义之善往往被视同为民主和平等，对很多人来说，后者成了新的神。实际上，它同样只是与理性相对立的人的欲望的神化，即使它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欲望，但若没有理性加以平衡，依然不能达到善之目的。对集体主义的这个理解上的错误从最简单的集体模型——家庭就能被显现出来，但现代迷思颠覆了常识，普遍的欲望遮蔽了理性。
诸多矛盾表明，当代社会主义走出困局的关键是复苏并弘扬古典政治思想和理性传统，后者不仅提供了扎实的根基，也并不缺乏建设性。事到如今，世人将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唯一（正确）的理性奠基于古希腊传统，如果他们必须给出答案的话。这个思维工具对完成现代政治和政治哲学的任务而言是必要且充分的。我们甚至都不需要证明这个结论，因为所有实际上反对它的人都不敢正面提出反驳。现代理论家们只能卑鄙地无视它，仿佛它从未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不带偏见的客观立场观察和研究朝鲜，可以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结论。它以坦诚而自信的态度呈现了政治传统主义，同时，主体哲学展现了高度理性的气质，在国际左翼中一骑绝尘。左派素以弘扬（启蒙）理性为己任，但在实践中却深深地沦入教条主义和对本本的迷信和精神奴性。有人正确地指出，教条意味着思想的终结。那么对左派而言，教条主义的背面正是左派放弃了勇往直前追求真理的精神，其本质是以看似学究的方式反理性，也是左派的自我背叛。如此看来，主体哲学以看起来有些异乎寻常的方式，在传统与理性之间升起一道彩虹。如果以更为拓宽的视角看，主体哲学将从基督教到启蒙再到现代的历史统统视为精神异化的历史，经过一次扬弃而恢复古典理性的荣光。
二、主体思想是常识（古典）理性的回归
出自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表面看起来是由两个独立的理论组成。第一部分偏重于政治策略。金日成主席提出主体思想体现于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军事上自卫的路线。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朝鲜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这种通常被理解成民族主义倾向的观念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但这种色彩被外界有意无意地夸大，这是阻碍国际人士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则是主体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毋庸置疑，它必然导向普遍主义思想，这是真正令人兴奋的内容。它主要是金正日总书记完成的。中国一些研究和媒体将前朝鲜官员、前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黄长烨视为主体思想的甚至创造者，然而，根据明确的记录以及合理推断，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且带有明显的主观恶意。首先，金正日本人的哲学造诣相当高，在大学时期即开始对经典理论提出质疑。他对阅读的经典著作批注到：“到我们时代是不符合的理论”，等等（注1，P17）。有趣且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举动被形容为“他光明正大地评价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以及时代的理论上的局限性”（注2，p45）。这引人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颠覆性研究不仅吃力不讨好，也会带给朝鲜很大地政治风险。苏联早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你死我活的路线和政治斗争，双方都声称是革命导师的学生。除了纯粹的求真意识，下面这段话揭示出年轻的金正日的内心世界及他的远见和抱负：“40 多年前，他（金正日）说，现在我们还有羡慕的，但今后这种羡慕都将消失，那么我们拿什么东西走向世界呢？我们不能像别人那样带着钱或东西出去，而是要带着思想出去；。。。我们的思想是教给人们怎样才能像人那样生活和斗争的最伟大的思想。”（注2，p77）。其次，以笔者的学习和教学经验，对于经典理论，那些受过较好的科学和逻辑训练的学生很容易提出疑问。可以说，这是基于学理严谨等素养的内在要求，即思维品格自发的取向。另一方面，主体哲学对经典理论提出重要乃至系统的挑战，在特定政治环境下，此类开创性工作很难由其他人发起和操作。这样，我们就从充分性和必要性方面认定主体哲学源自金正日本人的思考。
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在系统质疑先前的经典理论的同时，他保持着真正的科学态度，从而加强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理论。主体哲学基于质朴的理念：人是世界的主人。金正日认为，经典作家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并赋予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关系以决定性意义，从而在关于人的问题的哲学解释上前进了一大步。但他们未能全面阐明作为自然和社会的支配者、改造者的人的本质特点——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意识性。金正日指出了主体哲学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他强调人的自主性依赖社会属性而非自然本能的生成与发展，再次将主体思想与自由主义民主理念作了区隔，也为进一步讨论社会主义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打通了路径。（注3，p1-8，“主体哲学的理解上的几个问题”，1974）透过这篇早期的讲话，我们能看到金正日总书记思维的缜密与深入。
人作为类属成为世界的主人，这是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哲学前提。但是人们陶醉于社会发展规律或形形色色公开或隐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学说，却把最基本的问题扔到脑后。要么干脆把人解构成孤立的原子，从而根本上取消了这个问题。人是世界的主人，构成政治哲学的第一原理。它体现在人类只有从单纯的生存意志挣脱出来并意识到自身的主宰地位，才会产生道德学说、哲学和政治观念。反过来，当古典时代产生最早的系统哲学思想，即是人向世界宣告了他的主体身份。因此，朝鲜主体哲学以显明、直率的方式打通了现代人与古代思想的联系环节。笔者认为，它蕴含着一种彻底的保守主义思想革命，试图将人们从现代性死胡同及深渊拉回到理性的轨道。
从人是主体这第一原理（尽管可能是隐含的形式）出发，古代思想既成了起点，也迅速达到了最高理念。孔子的“仁道”，它以忠恕为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依然是人类仰望的德性境界。古希腊思想家将正义视为灵魂的恰当的、自然的状态，它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并与理性相统一。因此，古典正义观念实际上设置了前置滤镜，一切理论均须经过它还原。这样的道德规制和政治哲学既没有被现代思想超越（优越性），也没有被真正推翻（可行性）。然而，现代政治的问题是，精英集团在宗教、世俗欲望支配下处心积虑地逃避、脱离固有的思想规范，现代理论往往直接声称自己的正义性，或者干脆否认这种可能性而用一套虚伪形式取而代之，或者彻底沦为虚无主义。正是在这个视角下，我们看到，主体思想撕碎现代理论的华丽外衣，恢复真正的哲学范式，为揭示社会主义与古代理想的承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打下了基础。
三、从反教条主义到新社会主义？
在国际共运中，毛泽东和中共把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推向高峰。基于本国历史经验和实践需要，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一崭新的模式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也自然引发对经典理论的反思。如今，当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种反思就从革命路径、历史规律等看似具体问题深入到更为本质的层面，即“什么是社会主义？”（逻辑上，即使那些具体问题依然能触发关于不同属性社会主义的疑问）。这里，我们需要强调关于方法论的认识。对于（革命）目标明确条件下的路径选择，经验主义、实用哲学往往能带来助益；而当目标不够清晰，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不仅不会有助于人们解决理论问题，反而提供虚幻的安全感，进一步加大滑入歧途的危险。在当下空前复杂的状况下，朝鲜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尤其具有启发性。
朝鲜革命过程比较特殊，它在解决自身问题时外部影响更大。面对疑惑和纷争，1955年金日成主席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创造性的学说。”（注4，p385）。在这篇讲话中，金日成主席强调思想工作应以朝鲜革命和建设为主体，以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他也指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从而将主体思想与本位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金正日将这种批判推升到革命性高度，主体不再仅仅是普遍原理框架下的特殊问题，也不代表特殊主义之于普遍主义的关系，它成为以人为中心的系统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是新哲学新普遍主义的基石概念。因此，围绕经典理论产生了一系列讨论，焦点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社会运动的动力以及历史发展规律。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金正日总书记认真地研读经典著作，并组织社会科学人员深入研究。他严厉批评一些人盲目崇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把马列主义当做革命和建设的唯一准绳。（注5，p2）几十年来，本着对于信仰和真理的赤诚，他多次强调：“由于时代条件和实践经验的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大部分都没能超出预测和假定的范围。”（注6，p187，“社会主义是我国人民的生命”，1992）金正日总书记指出：“主体哲学从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原理出发，确立了主体社会历史观——主体史观，克服了先行社会历史观的局限性。”（注7，p4）进而揭示出，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决定自身的社会进程，一切社会规律都是通过人的活动而起作用。他充分考察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反作用的解释，得出严谨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毕竟是视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共同性为根本的社会历史观，因此仅用这一理论就难免存在把社会发展过程看成自然史过程的局限性。”（注7，p7）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把主体哲学当做唯心的或主观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实际上强调的主体意志具有的可选择性，可适应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创造性。它不是说主体脱离自然条件，依凭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改变社会和社会历程，而是指在一个宽泛的生产力水平下，主体可以选择不同的社会模式。建立在主体哲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坚韧不拔将能够带动发达社会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相比经典理论对此的困窘，这个解释很明显要更加合乎逻辑。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具有特定背景和问题导向，类似问题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也有过激烈辩论，最后以政治变革做出了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朝鲜的国情决定了它的领袖及党的判断和抉择是正确的，否则几乎一定是重复柏林墙倒下的结局。
政治策略当然是重要的。当一个政治死亡了，人们真的很难期待某个伟大定律会显灵让它死而复生。悲哀的是，今天太多人似乎正沉溺于一场梦幻中。对国际左翼来说，最大的失败是失去思考和质疑的勇气。在这方面，金正日同志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不仅在急剧恶化的环境中展示了政治魄力，更表现出罕见的理性和批判勇气，恢复了理论必须建立在常识等可靠基础上的古典思维传统。至于历史哲学，我们先仅从一点评论上面的争论。鉴于先行（经典）理论的历史观基本源自归纳，按照科学的标准，如果它不能给出一个函数模型或哪怕模糊的量化的对应关系，使得它得以有效验证，那么我们就不能将人类命运寄托于这样的学说，我们就必须举起主体的旗帜。这是真正科学的态度，也体现严肃的政治责任感。这里，我们再次想到斯大林元帅的遗愿，他临终前急切地要求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很明显，如果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理论存在严重乃至致命的问题，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因此，可以说，金正日总书记开启并基本完成了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我们已经展开了讨论并将将继续论证，主体哲学是构建可以称为新古典社会主义或开放社会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
四、历史决定论与主体哲学遭遇的困难
长期以来，人类未来被视为两个历史决定论的对决。信奉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推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阵营展开殊死对抗。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历史观均与黑格尔有关。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发展提出主-奴辩证法，即为承认而斗争的进程，它以普遍的同质化而告终。但黑格尔没有考虑技术发展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被压迫的个体凭借有限且脆弱的理性难以形成集体意志和行动。其次，同质化状态依然存在多样性甚至本质的差异。故历史可能终结于理性实现之前，换言之，当今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技术快速发展及其无限可能与普遍理性姗姗来迟甚至渐行渐远，其实质是国际性垄断资本与人民的对立。
黑格尔左翼代表是唯物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它由生产力的自然发展以及生产的社会化趋势直接得出计划化和公有制度的必然规律。毋庸置疑，这是个罕见的强命题。从科学角度看，命题越强，影响越大，但证明往往越困难。金正日总书记指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先前的社会主义学说，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先前的理论，没有把社会历史运动看作是，由于它的主体即人民群众主动的努力和作用而发生和发展的主体的运动，而把它看做一个主要是由于物质经济上的因素而变化和发展的自然史的过程。据唯物史观的原理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越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敌对矛盾就越激化，以工人阶级为首的革命力量就越成长壮大，因而革命就越趋成熟。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未能指出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是革命的根本途径。”（注8，p4）这种质疑是合理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但却被忽视的问题是，垄断资本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计划化，从而保证有序的宏观管理。而收入调整和福利也是解决所谓阶级矛盾的手段。金正日实际上在提醒一个政治常识，人性决定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存在鸿沟，相对贫困等经济因素不能构成革命成功的充分条件。
近几十年来，形势发生逆转。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它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潜移默化影响甚至大于经济本身，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无产阶级哲学退潮，自由主义以看起来合乎逻辑的方式毫无阻挡地填补了这块阵地。民族国家的反应看起来很自然，它们纷纷构筑并加固城墙。但这显然是徒劳的，因为自由主义总是从土壤层渗透。历史经验是，当威尔逊总统以自由主义旗号宣布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事实上就被宣判了死刑。此后，国际垄断资本加大了对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操纵和控制，这就是被全球化学术体系竭力掩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长期以来，西方垄断资本娴熟地操弄民主政治，它用左右两把铲子（即被操控变异的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等与新右翼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掏空了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当前欧美新右翼再度兴起，这同样反映了西方统治集团的的国际战略，预示即将掀起围攻东方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后的狂潮。这便是自由主义历史终结的症候，但经典理论以自身的历史逻辑难以发出警讯，它甚至会将垄断资本的全球统治视为真正革命的前提。这显然不符合政治常识并导致巨大的思想的混乱、麻痹与惰性。种种问题和状况明确地表明，社会主义的危机实际上是其理论的危机。
主体思想不认可僵化理论，它告诉人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历史的必然。要避免或脱离被奴役的命运，只能靠主体自己。然而，摆脱理论束缚异乎寻常地困难，即便是最具革命精神和权威性的领袖也会遭遇困惑。古代哲人早提出告诫，向大众陈述真理与协调政治常常有矛盾。在特定形势下，保护好人民的必胜信心是重要的，但保持革命乐观主义与危机感二者不能偏废。主体哲学认为，只要人民充分觉醒和团结，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不难理解，这样的观念不应被视为历史决定论。
主体哲学的出发点是解决先行（经典）理论的矛盾与局限性，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但出于某些原因，似乎始终有一张大网笼罩于其上，阻碍其展开身手。金正日总书记多次写专文强调主体哲学与先行（经典）理论的根本性差异，字里行间能感受他的焦虑，也能体会他为创建社会主义理论呕心沥血和急切心情。金正日总书记严肃批评了部分社科工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框框去解释主体哲学的倾向，“有些人在解释人的本质特点等主体哲学根本原理时，不是从阐明社会运动固有规律的角度出发，而是力图从物质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角度加以解释”。（注3，p120，“对主体哲学要有正确的观点和理解，1990”）他解释说：“主体哲学是对它固有的原理进行阐述并形成体系的独创性哲学，。。。，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而是阐述了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哲学原理。”（注7，p1）
遗憾的是，五十年过去了，主体哲学似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流的研究依然在延续着过去的错误。例如，近年国际主体思想权威研究机构发表其理事、埼玉大学名誉教授镰仓孝夫的文章。该文以颇为隐晦、艰涩的方式强调主体哲学与经典著作的联系乃至一致性，同时又令人费解地暗示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主体思想不协调？（注9）以笔者的理解，前者的解释要么是错误的要么就是附会而没意义。对于后者，我认为斯大林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化管理的相关性（客观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政治条件下，社会化管理即等于计划化。这样看来，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斯大林的政策都与主体思想相一致而非相矛盾。事实上，斯大林是主体哲学的最早实践者——以主体意志独立创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此相对，另一条路径则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托洛茨基-列宁主张的持续推动欧洲革命。不用说，这条路线的成功即可算作是对合乎唯物史观的经典革命理论的补证，但斯大林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极可能造成苏维埃初生政权彻底失败的错误策略。
五、主体思想的内外部局限
上面我们分析了主体哲学的研究与传播面临来自外部的干扰，那些误解与有意的曲解有不同的原因。但我们应注意，正如本文所强调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是主体思想的自发的实践，而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托洛茨基等则以教条主义和造神运动试图毁掉社会主义。这里确实有必要重申这种客观分析的判断，因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苏共乃至它当今的继承者实际上已经公开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平反，造成左翼内部巨大的思想混乱，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主体思想也存在自身内部的局限，主要是主体哲学第一原理可能存在不自觉地窄化问题。这主要归因于历史条件、政治环境等客观因素。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关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当代格局和未来，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我们已经讨论过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规律和决定论，其显著消极的方面是导致或助长对自由主义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渗透的无限放纵的可能性，对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和传统社会选择发展道路构成巨大的误导和威胁。事实上，这类问题在革命历史中就曾显现，如今它真实地影响着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对长期战略的判断、选择以及目标的制定。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空前混沌的时代，敌人、朋友搞不清这艘巨轮的方向，船上的人也看不清未来。在经济发展和竞争的诱惑下，一旦那个客观规律像过去一样消失了踪影，唯物主义就成了虚无主义。
另一个困扰则在相反的方向，即关于阶级分析、阶级对立等一系列问题。先行经典理论依然运用了其迷人的辩证法，但其在客观性方面未能得到证明，而在主观方面则显的偏激。仅从效用角度看，事实上，实践过程中革命党往往策略性地避开阶级对立和对抗说辞，寻求尽可能团结绝大多数。总体看，主体思想继承了经典理论的这部分内容。对此应如何理解？
笔者认为，首先，主体思想有它的历史渊源，它很难在已形成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展开彻底的反思。就好比拽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这只能在思维上进行，在政治上是难以实现。即使是实施市场化改革、事实上早已放弃阶级斗争哲学的转型国家，认知上依然没能达到理性层面。其次，摆脱了物质经济发展规律的虚妄，主体思想转而回归人类自身目的。这种目的并非来自主观臆想，它以悠久历史沉淀为基础。对于人类而言，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专政尽管不代表完满的正义亦即它不是目的本身，但必须承认它是必要的手段。一方面，对顽固坚持垄断统治的部分资产阶级，需要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如果仅讲团结不讲斗争，中间派很容易倒向垄断资产阶级。最终，正义与和谐只能通过团结与斗争，在不同群体形成妥协与共识而达成。再次，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是人类历史的光辉典范，是人民和人民领袖的伟大创造。它与经典理论以及十月革命的关系并非表面理解的紧密，相反它们的关系曲折而复杂。一些可靠研究显示，十月革命得到某些西方资本支持，但苏联及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势力来说则是一个意外，应被视为主体思想自发产生的成就。主体哲学理论孕育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诞生于朝鲜。地缘政治和客观形势的背景，决定了朝鲜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制度，这构成主体思想的特殊条件和局限。因此，理解领袖的话应注重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而不是简单的依从文本解释。反对教条主义是主体哲学的重要理念，同样，对主体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也要遵从这一精神。
六、主体哲学的古典主义解释及其发展
主体哲学的最显著特点也是最大贡献是将政治哲学重新纳入古典科学理论模式，即把理论建构在可靠的常识基础之上。于是，激情与理性从良心中绽放，社会主义被每个人正确地理解。我们必须确保，那些基本理念即使有时是模糊的，保持正确性也要比精确的错误好得多。主体哲学能产生于朝鲜，除了我们在先前讨论的原因外，笔者认为古典思想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朝鲜的独特条件和状况使得它维系着更多保守的因素。现代性文化以炫耀性文论和炫耀性知识谋取优势和权威，以取代严格论证的、化繁为简的真正科学的文风，从统计学原理出发借舆论造势压倒以可靠性为基石的古典思维。这些实际上是在“自由”土壤环境中，大资本发展出来并愈加娴熟使用的操纵、控制舆论和思想的策略，其粗鄙的表达即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注意：真理是古典哲学的概念，谎言则可以来自现代各种光鲜亮丽、恢弘尊贵的形式）。这方面苏联和俄罗斯竭力追赶现代西方时髦，成了作文竞赛的奴隶（对著作大师的无条件崇拜和推崇新思维是鲜明的例子），反而丢失了真正的理性。例如，朝鲜对形式逻辑教育非常重视，它似乎没有受到热捧辩证逻辑的潮流冲击。据了解，形式逻辑在精英学校金日成综合大学是四门必修课之一。形式逻辑与可靠证明意识对于破除权威迷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有趣比对的是，在中国，反对教条主义和权威迷信主要表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经验主义的作用。原则上，经验主义思维不关注对或错，而在意实效。结果是，即使政策实践方面很少受经典理论羁绊，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后者消极影响是很大的，以至于难以系统地构建不可或缺的新意识形态。朝鲜也没有受到经验主义思维的影响。这些可能与它建国伊始即努力保持思想和政治独立性有关。
其次，一些迹象表明，金正日总书记对古典思想很有研究，他注重吸收其合理因素发展自己的政治理论。他曾说：“要领导国家和革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政治理念。领导者成为有名的哲学家，拥有自己的哲学，才能成功地施行政治。”（注2，p37），他把领袖比作人的有机体内起到意识活动功能的脑髓，认为革命领袖的使命之一是分析和综合人民的要求和利害关系。这些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柏拉图。
主体哲学确认了人是主体这一原理。人（类）是世界的主人，人（类）能够选择如何生活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道理清晰明了并深入人心，但也许正因为看起来平淡无奇，把它作为政治哲学第一原理反而需要极大的勇气。这里，我们给予最简单的解释。启蒙运动后，主要两大思想倾向，一方面，人作为类属被解构成为个体，为少数人成为世界主人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被描述成所谓客观的物质发展规律的附属。金正日总书记以大无畏的精神拒绝了这样的错误的理论，带领国家在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这是主体思想理论的胜利。
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主体哲学基础原理在古代思想中的处境。如前所述，这一观念是如此表现出导源性，以至于离开它，一切道德学说、政治哲学都无从展开。另一方面，古典思想却没有现代性充斥的诡辩与机巧。显然，人作为主体的观念既没有被解构或扭曲，也没有被明确提出，它实际是古代思想的隐含的前提。只有默认这样的前提，才可能去探讨诸如正义等问题。只是在古代的客观条件下，人们对神明的态度，对英雄豪杰的赞许和推崇，可能妨碍了将人作为整体视为认识对象。但古代哲人对自然秩序的认同，对人性的看法，对人与人关系的理性辩证是充分深刻的。这里的原因之一是，与自然科学不同——其在不同阶段研究对象有很大差异，政治哲学研究对象则没有变化。这提示了一种可能性，类似于在那个时代，欧几里得完成了二维空间几何学体系，古希腊哲人也已登上了政治哲学顶峰。以严格推理论证的标准对各路学说进行比较，我们能够不失公允地支持这个结论。
笔者相信，在原理到主要政治观点之间，主体思想依然需要更多逻辑上的桥梁以加固论证。古典政治哲学能够提供关键性帮助。主体哲学应补充一个原理：人拥有理性，人应该并能够信从理性。在古典思想中，理性与真理、正义具有直接相关性。由此，我们可以展开关于正义的讨论。简言之，领袖、精英和民众构成主体，但各自的职能不同。当人民不反对集体主义，而领袖运用理性，分析综合人民的意愿，认为集体主义及其专政有利于国家和人类，有利于对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统治，那么，它是合乎正义的。相反的情况，西方统治集团拒绝理性和正义，那么人民应复苏主体意识，推翻其统治。毋庸讳言，这里的焦点在于自由民主和所谓的法治是否代表正义，或者说固执批评民主政治的古典政治哲学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抛弃的？我们能够说的是，在数学和科学历史中，从没有哪个学说被轻率地放弃。古典政治哲学与数学科学之母是一奶同胞，但前者不仅遭遇宗教愚民运动的暴力和烈火，当人类走出宗教蒙昧，它再次遭到蓄意的毁灭。它的敌人深知对手的力量而不敢公开反对它，只能胆怯卑鄙地从两个方向消除它的影响。在右的方向，自由民主被设置为政治正确，左的方向则无疑是教条主义，即是说，反对真正的理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共识。金正日同志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大声告诉人们，一个教条主义者不配称为社会主义者或左派。
我们提出的古典理性原理为主体哲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解释。以古典的视角，传统政治与所谓西方现代政治的本质区分一目了然，前者是责任政治，政治家以自己的全部为历史负责；后者，民选轮替表面光鲜，实质是非责任政治，政客既不必为选民负责，也不会为政治作为承担责任。垄断资本统治下，民主是最坏的制度。另一方面，古典理性原理为主体哲学拓宽了政治视野，使它的政治成为完备的系统。当人民表现出更多自由和欲望的要求，领袖可以需要顺应人民的需要，但绝不能放弃理性。失去理性控制的欲望意味着丧失正义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七、主体思想与中国
主体哲学可以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种新型意识形态我们也可称其为新古典社会主义或开放社会主义体系，这个新，指的是新时代，是东方觉醒、革命并最终摆脱西方教条的时代。新古典社会主义是指主体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返回西方古典思想再出发的新型社会主义。包括了集体主义统制模式和传统政治经济模式，这两种模式主要都在东亚。众所周知，人类最大最有影响的教条是宗教信条，至今西方世界受困于各种宗教和类宗教迷信，但东方并不存在教条主义传统。主体哲学从伟大的古典时代确立的理性出发，以人民为主体（以人为本），将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的目标。理性既要求对明确的错误和邪恶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此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因为理性充分理解人之“无知”而保持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宽容和多元。这种谨慎与现代人虚无主义意识完全不同，它的含义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正义最终落在何处，但我们至少知道非正义在何处并坚决摒弃之。
主体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中一直得到体现，虽然主体这个概念往往被与主观性相联系或混淆而被小心回避。但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开放过程，无不体现出人决定一切的主体思想。直截了当地说，教条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中并没有合适的生存土壤，换句话说，如果有，那么一定是外来的或外部势力所施加。就人民主体论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执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注10）
中国作为大国，有能力保持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定，在此前提下发展传统的市场经济同样代表了中国主体的意志。前面曾论述，在吸收了古典政治哲学作为基础后，主体哲学作为思想体系得以加强。另一方面，它促使主体思想更为全面和开放，即人民主体意志更具弹性和自由度，相应地也要求社会主义理念从古典理性主义那里得到滋养。中国的改革早已从实践层面提出了该问题。市场化和私人经济的全面生长，从根本上颠覆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经典理论的观点。这是一个理论界不能回避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过渡性解释也并不适宜，因为，在内部它难以取信于人民主体，对外，无法有效团结世界各国。简言之，长期和终极目标的模糊和不确定必然越来越削弱政治成效，即中国发展产生的对外部世界的边际影响背离正常的阶段性递增规律，反而不断下降甚至转为负值。有人可能提出异议，为何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宜之计”没有引起意识形态敌对国家的猜忌，反而难以获得潜在朋友和民众的信任？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些敌对国家只是希望利用它的意识形态的全面进袭最终吃掉对方。当然，它们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上述问题的真正困难依然来自教条主义，它阻止了人们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理性分析思考。理论上分析推导并不难得出结论。首先这里不考虑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民族国家竞争理论，我们认为民族主义的孤立主义倾向决定了其或失败或依附的结果。那么，只要这个东方大国不打算接受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就只剩下一个解释。新的理论只能是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考虑到垄断资本在西方世界的绝对统治地位，它必定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矛盾，本国和世界各国的一般资产阶级不再被视为新型社会主义的敌人。进一步说，如果国际垄断集团完成全球征服，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精英一定成为最后被碾压摧毁的对象。经典理论没有解析自由主义秩序的政治本质，即自由主义并非垄断集团的目的，而仅仅是它不择手段征服世界并维护统治的工具箱里的最方便、最实用的工具。这就是新古典社会主义的观点，与经典理论不同，它不认为自由主义秩序是由一个叫做资产阶级的股东大会集体决定。它相信，归根到底，这一秩序完全由垄断集团操纵和控制。一旦自由主义被全面击溃，普通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历史和现代实践表明，商人阶层和一般资产阶级可以有效地受到政治制衡。这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证明了新古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可行性合理性，即以独立而强大有效的政治维护社会正义。过去的实证和抽象分析理论存在研究上的粗陋和逻辑上的错误，它的阶级二分法过于笼统和简单化以至于偏离甚至扭曲真实世界实际状况。它将实践中资本主义的“事实”简单地归结于阶级属性，却回避了造成事实的历史和文化成因。
中国领导人显然注意到过渡性学说或权宜之计理论不可避免的和根本性的缺陷，开始将关注点聚焦于价值领域。尤其是在受国家哲学影响更大的国际领域，中国需要向世界推介自己：“我是谁？”，“我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什么？”，否则中国将无法发挥大国影响力及履行国际使命。因此，中国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明智之举，也是中国思想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向信号。如果我们不能用普遍主义价值观团结世界各国追求公平和正义，那么，霸权国家和资本垄断集团就会胁迫世界各国用它们的虚假、伪善的普遍主义攻击和消灭正义。这既是冷酷的政治世界奉行的“敌友规则”，也是人灵魂意识中深刻的善恶法则。
可以明确地说，主体哲学（Juche philosophy）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和领域进行反对教条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这些批判性和实践性成就构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强大的两翼，一旦与人类伟大的古代道德学说和理性主义结合，将使社会主义植根于人类最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最为深刻可靠的思想基础，并焕发出崭新的光彩。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需要我们以追求真理的勇气进行思想变革，以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注释资料：
所有资料若非注明，均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文出版社。
http://www.korean-books.com.kp/ch/
（1）《金正日简史》，2021。
（2）《伟人金正日》，2022。
（3）金正日：《关于主体哲学》，2022。
（4）《金日成著作集9》，1982。
（5）金正日：“正确分析和总结先行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史”，1966年。
（6）《金正日选集13》（1992.2-1994.12），2009年
（7）金正日：“主体哲学是独创性的革命哲学”，1996
（8）金正日《社会主义是科学》，1994。
（9）Kamakura Takao：唯物史观与主体思想
//m.drhuete.com/Article/sichao/2023/12/485217.html
（10）参见：“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6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27/c_11276034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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