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出了在三个维度下的政治分析框架。作为一种近似模拟它可以较为合理地描述了当代复杂的政治状况。主轴是传统的围绕政治经济的左右分野，由于涉及经济体制和国家管控的交互模式，从历史唯物或世俗主义观点看，无论是左的（国家本位）还是右的（私人本位），它们是最稳定最可靠的制度形态，是支撑所有意识形态的核心。另两个副轴，一是分处于政治和政治文化两端的进步主义与传统主义，一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为两端。百年来，世界政治千变万化，但主线依然是以自由主义作为基础性和“建设性”全球目标的国际垄断资本，与代表人民意志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集团、国家和国家联盟之间的政治对立和冲突。否认这一现实，试图以次要矛盾代替根本性对抗的思想理论都是误导性甚至欺骗性的，也终将导致不可挽回的失败。
一、民族主义与传统
不妨先看一个例子。俄罗斯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提出所谓的第四政治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官方哲学（俄罗斯人常常自嘲称，俄罗斯没有意识形态）。以政治坐标系分析，它实际上是将民族主义维度作为主轴，结合传统主义维度，由此形成的政治空间。杜金认为20世纪存在三大主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正确地指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启蒙运动遗产和现代性的产物，但他将第三政治法西斯主义视为独立形态是缺乏根据的。依从三维政治分析，法西斯主义不过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变体。主流研究如汉娜.阿伦特将法西斯主义界定为政治管控机制的极权主义，这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视角——他们关注政治（管控）的形式和结果而忽略政治动员的基础与动因。民族主义要么依附泛社会主义运动，要么滑向孤立主义，要么演变成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等等。鉴于民族主义依赖情感、激情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其极端形式更寄托于愚民手段，无论对外竞争还是内部凝聚力都趋于表面性、短期性。当它排斥社会主义思想时，它难免沦为垄断资本的阴谋操纵的工具。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垄断资本总是躲在权力的幕后操纵政治。它利用乃至驱动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与战争，人民和民族精英被摧毁的同时它从中谋取巨大的战争利益，一箭多雕。
我们下面将讨论，由于民族主义的基层群体性质，它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不健全、不成熟的后果。实践表明，凡是民族主义兴盛的地方或时候，社会主义运动一定被削弱或有待发展。如果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填补”了社会主义思想空白，那么，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社会主义理论存在重大欠缺，而且这往往是危险的信号。这里我们仅指出，杜金用共产主义涵盖社会主义，这一动作本身既司空见惯又意味深长，暗示社会主义理念被严重忽略了。杜金的理论除了造出了新词之外，没有创新，大体上就是民族主义加上传统主义。除了天然的孤立主义气质，不排除随形势变化滑向法西斯主义。尽管他声称“越古老越好”，但其观念之设定自动限制了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由于这类强调传统的民族主义拒绝回归古典传统，而与之接近的、甚为流行的所谓极右翼则吸收了现代因素，因此这种“意识形态”自身并不足够牢靠，就好像地桩打在沙层里。我们知道，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几乎在同时，古代传统都发生过断裂。我们可以将传统视为对现代性（狭义的理解即启蒙理性派生的一系列思想文化）的反思，但这种反思停留于形式于事无补，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反思。而对反思的反思，在哲学方面似乎并不困难，但降落到群体共识则很不容易。杜金捡起被现代性摧毁的旧东西对抗自由主义洪流，完全是自欺欺人。
二、左翼分歧的哲学本质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内涵外延被严重削弱和误解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会同意，继续将社会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是不合时宜或片面的。但问题是，思维似乎到此止步了。1953年，斯大林曾强调对社会主义理论理解和发展的必要性，他说，经济搞糟了可以纠正，理论搞砸了，我们就毁了整个事情。没了理论，我们就死了。（1）几天后他竟突然去世。这句话实际上成了斯大林的政治遗言。很明显，他对于当时（在相当程度上也延续到今天）的理论研究是不满意的。从苏维埃政权诞生伊始，党内高层就出现一系列的分歧和斗争。这些辩论要么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主流的说辞，它以开放的名义和资本驱动的专业压迫（笔者提出这个概念用以表征自由主义文化意识在学术体系生成和发展的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东方国家的学术界），要么被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加以解释。这是理论研究无法深入的主要原因。
围绕“布列斯特合约”的争论可能是最著名最重要的一次。这看起来像是一场要么欧洲连锁革命（布哈林观点）要么苏维埃垮台（列宁看法）的博弈。应该承认，斯大林在军事评估和策略方面实际上更为内行，他与布哈林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只能说，世界很可能失去了一次利用特定条件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变革的机会。（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个几乎是常识性的观点：人民运动或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与技术发展负相关，因此，一战期间欧洲起义的成功率是很高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值得记录的节点。其后的逻辑脉络就变得更为清晰，如，对苏波战争尤其是华沙战役，斯大林的保守观点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冲突，后者事实上得到列宁的支持。
列宁在去世前曾发起强大行动批评斯大林实际领导的工作，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等处理格鲁吉亚共产党民族主义倾向，一是列宁所指控的官僚主义问题。在引人注目的遗属问题上，列宁要求撤换斯大林。而在此之前，列宁几乎已公开表明了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2）斯大林进行了直率的抗辩，指其立场为民族自由主义且操作上的矛盾后果。（参见注2第四章）。至于官僚主义问题，则一直延续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党内反对派的长期争战。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各种看法莫衷一是，尤其在左翼未形成必要的共识。苏共几乎完全推翻和否定了斯大林党内政治斗争成果，其事实上的继承者俄共似乎无意解决这类纷争，或者无法有效处理。这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对整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而言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它们是不可回避的。基于深入理解的需要，应纳入两个基本考量。第一，遵循孔子阐述的古老智慧，重行为轻言辞。第二，应用政治哲学视角，避免分析和认知陷于表象。这些有助于超越史料的可信度缺陷。
我们提出一个较为清晰的逻辑脉络。列宁、托洛茨基等是站在现代性之上，甚至远超启蒙理性的高度，以此为原则和出发点看待具体政治事务。无论是不断革命论、反官僚主义、党内民主和容忍反对派、民族自决权等等均反映出进步主义特点。这并不奇怪，马克思理论与共产主义本质上具有后现代性质，这是由它取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决定的。尽管马克思理论以特殊方式即他所称的客观性原理试图超越这个常常被认为属于主观性的议题，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这一理论定义为后现代主义，因为它们都意味着“不同的历史阶段”。斯大林作为一个实干家，主要从实际政治而不是教条出发，根据政治行动的内在标准，考虑安全、代价、效率而形成决定。但我们不能将这样的行动路径仅仅视为策略性的，它应被看成自然、合理的政治思维或态度——一种与习惯于从抽象原则或原理出发的现代理性相反的认识论，即经验主义或传统理性的思维模式。因此，单纯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围绕斯大林的一系列思想和路线斗争反映的是现代性（社会主义）形式下的传统主义与现代性甚至后现代倾向的对立。
斯大林的谨慎务实作风对从事伟大社会实验的新生政权极为重要。他对未来战争的预判，不止一次拯救了苏联。如反对冒进的华沙战役，全力推进工业化以应对垄断资本设计的二次大战。至于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的担忧是有的放矢的，尤其是他一直处于与教条主义冲突的实际处境。尽管他有时也拿起同样的武器对付党内政敌，但我们应以斯大林主导的更具本质意义的实践工作作为判断依据。另一方面，左翼激进主义者需要接受一系列问题的挑战：社会主义性质是什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一国能建成共产主义吗？如果不能，社会主义的守成原则为何不是合理的和优先的选项呢？按照修正后的经典理论的逻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它们应等待发达资本主义革命成功，以便共同过渡到高级阶段。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和反对派运动就陷入矛盾，他们不应该将“不断革命”（也意味着破坏性）强加于建成的社会主义之上。那些变革的能量应被投射到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换句话说，托洛茨基主义者本应像切.格瓦拉那样去战斗。结果是正好相反，西方世界因为稳定而赢得优势，东方世界因为内部纷争而崩溃。
三、传统主义的社会主义
在三维政治图谱上，脉络变得很清晰。斯大林将传统政治嫁接到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中，即斯大林模式是政治传统主义、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个特点，它颇受诟病。社会主义的敌人因为它展示的力量而恐慌，因此不择手段地疯狂污蔑、攻击，那么，来自当代左翼的批评是因为什么呢？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后继的社会主义、泛社会主义运动不约而同地都被赋予了类似传统政治的特点（用极权或威权来描述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可以归纳为：领袖的强大权威和集中决策）。中国革命开创了新的革命模式，它突破了经典理论的革命定律，超越了历史辩证法。然而，如果仅仅笼统地以“发展”了经典理论来解释这一重大现象，我们可能无法揭示其本质因素。这个“新”实际上也是政治传统主义，并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色彩。这一独特的历史为中国发展传统主义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在政治稳定方面似乎做得最好，这可以直接归功于它在向传统政治回归上走得最远。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主体哲学是对经典理论的大胆反思并完成了对教条主义的思想革命，但它凸显的主观性并没有影响传统型政治，更多是促进人民能动地专注于国家目标，专注于防止外部颠覆。事实上，主体哲学避免了经典理论“从天而降”带来的“水土不服”，以及由于认识上的混乱和分歧造成的内部震荡，也消除了后者的历史客观性原理伴随的负面问题，即以常识理性取代辩证逻辑；用警钟长鸣与生命意志消弭盲目的历史乐观主义。这些真实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印证了我们指出的逻辑：在“世界整体革命”完成前，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以制度守成为首要目标。在外部渗透与冲突背景下，传统政治显然在稳定性和管理效能上具有优势。
传统主义的社会主义遭到多方面的批评，即使在内部，人们也自然而然地视之为“封建”、落后，并把它当做暂时的、策略性的政治存在。显然这是来自现代性的立场。但这种基于事实的批评并未丧失启发性，一旦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本身，视野将随之打开。真正危险的攻击来自垄断资本及其自由主义代言人，他们发明了“极权主义”这个术语，并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归为一类（如汉娜·阿伦特）。这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恶意歪曲。法西斯主义通常可以理解为借用现代集体主义经济手段的民族主义，在这些方面，它们本质上都属于非道德的价值虚无主义。但是，无论传统政治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不排斥道德，实际上它们在道德性上都要远优越于自由主义，这是由后者的利己主义哲学和虚伪的法律、政治实践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标签在哲学上是肤浅的或刻意的误导。它借由表面的、偶然的联系，将不同政治维度混淆起来。今天指出这种错误十分容易，如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在传统主义方向进一步扩展到经济领域（中国模式），极权主义的指控即不攻自破。但这种哲学上的错误至少从效果上看是阴险的、影响恶劣的，因为它通过歪曲这种社会主义的传统主义特征，阻止了对现代性本身的哲学反思，由此把社会主义变成政治僵尸。这个解释也回答了左翼教条主义和激进主义对传统型社会主义的批评。这些来自进步主义和现代性立场的批评颇有关公战秦琼的意味，它不仅是无谓的内耗，也无助于加深理解。更可怕的是，内部的教条主义比敌人的攻击更为致命，因为一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被垄断，那么不仅所有的创新动力将消失，人类历史传统蕴含的智慧乃至真理将无从被认识。
四、伟大的“后撤”
政治是人的实践，政治中的哲学是实践中的人的思想在现实中的凝结。斯大林、毛泽东等领袖既富有理想和情怀，又拥有传统秉性，故而造就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哲学品质。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伟大产物，在华丽地一跃后，又惊人地“后撤”。它一再展示了力量，又留下悬疑。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政治家们对此是否有明确的意图也许并不重要。但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予归纳、抽象、分析和综合，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所接收的政治遗产和历史使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真实的材料着手，客观、理性地理解它的性质，而不是依赖书本，笼统地、机械地把一切聚拢成一体，曰之：发展。后一种方法实际上等于无限放宽了理论的标准，本质是放弃了理论。但正如斯大林临终的警告，没了理论，我们就死了。
如果我们说，当代社会主义一只脚踏进现代，一只脚留在前现代，这独特的姿态其含义是什么？它的未来又是什么？很明显，当代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姿态或结构从开端直至今天始终存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长期保留。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挖掘其内在的意义。事实上，政治哲学对现代性问题有较多的讨论，其主要是从保守主义角度展开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反思。将当代社会主义与现代性批判联系起来很可能是一个新颖话题，无论左翼内部还是外部，都不约而同地将社会主义归为（高度）现代化的形式，历史上看，它确实是启蒙的产物。但无论怎么说，这些基本都是表象，甚至不排除某种程度是蓄意营造的假象，因为这种解释理论的矛盾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三维政治谱系结构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现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传统主义特征。此外我们也曾指出，在这个分析架构下，西方流行的所谓“极右”是荒谬的、刻意误导的概念。其意图或实际结果是掏空左翼的社会基础并切断民族主义与左翼之间的政治联系和协调。今天欧洲政治如法国甚至俄罗斯都出现这样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实际上得到左翼的默许乃至纵容，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同盟社会民主派系，正统左翼精英也以各种教条主义“原则”为借口背叛人民，为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让路。因此，深入理解传统型社会主义并以理性加以决断，不仅是巩固执政的需要，在多元政治体系下，它将有效填补意识形态和政治空白。
一般认为，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对进步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的、本能的反应。它们正确地发现并指出了启蒙理性乃是主观性的虚构，其必然沦为政治的工具。现代性的本质或归宿是虚无主义。当代社会确实已呈现这样的精神危机：当代人普遍丧失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满足于没有希望或雕虫小技的平庸状态。但是，保守主义的评判存在两个重大问题或困难。其一，“末人”世界的到来作为历史终结仅仅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愉悦的结果吗？如果进一步把它作为历史的条件和原因，那么这个虚无主义世界几乎必然塌陷，因为末人的世界是如此不堪一击。结果是，私人垄断资本将能够借助科技的力量建立并维护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奴隶制。那时我们将面对充满讽刺的后果——平庸反而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幸福。显然，保守主义的“自发秩序”假说要么过于幼稚要么充满心机：自发秩序背后有一只暗藏的手。总的来说，保守派对现代性只是不满，而非对于真正危机的警报。当人类被现代意识形态冲昏头脑丧失基本的警觉，社会主义的传统派似乎成为唯一的清醒者。
其二，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同样是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它们只是依从传统经验继承了一些价值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如果说，现代人的虚无意识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科技和物质进步所产生智识上的自负，在欲望和虚荣刺激下，这种自负甚至变得冥顽不化。保守派则大多愿意承认无知，因此尊重经验并以谦逊态度看待理性和古典思想。他们当然断然拒绝现代主义者“创造”新理性。另一方面，保守主义缺乏自我否定的动机和内生动力，故而其反思必定半途而废。此外，尼采则提供了走火入魔的典范，他用非理性反对现代理性。这反过来刺激了现代性的自我确认。列奥·施特劳斯评论说，对现代性的批判进一步推动现代性，大概就是因此有感而发。至于施特劳斯本人主张的返回古典，看似反思得很彻底。我们最终能发现，他代表的是另一种“主人哲学”，旨在为摧毁平庸民主和“末人”世界做准备。但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即从社会主义视角反思现代性和启蒙理性。这便是我们所称的“伟大的后撤”。
五、回归古典——反向的黑格尔式辩证运动
我们并非凭空创造新理论，而是解释正在发生的实践。如果经验性思想不能提升到理论高度，实践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当经典理论未能像它指明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开花结果，那么就必须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寻找理论解释。这是基本的科学态度和政治审慎原则。因此我们聚焦于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普遍的传统主义政治特征。它既非权宜之计，又不是永久之策。那么这种历史合理性之中一定隐藏着特殊价值和意义。通过观察、比较保守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领悟到社会主义的这种特征的合理性和优越地位。正如俗话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通过保留这个传统政治因素，为社会主义增加了思想空间和路径选择。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启蒙理性和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再认识。
启蒙理性是解构了古典理性并从主观性上抽象出新的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这种解构本身便埋下了虚无主义的伏笔。我们知道这些现代原则的元命题包含在古典理性中，那就是真理和正义，其分别指示着自然和社会。现代性要么以虚无主义方式直接否定了元命题，要么以扭曲的主观性取而代之，于是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的民主、法治等等等这些虚伪的形式架构。平等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可能会质疑对启蒙的反思主张。对此，我们首先需要肯定，还原元命题乃是基本的科学方法，反映到政治上，它来自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责任感。其次，向前看与向后看实际上是两条可以并行不悖的路径。但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以政治传统主义和守成主义踌躇于现代性两端，这本身就暗示了它们的选择。对这些政治体而言，接受现代性原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如苏联。消极等待同样危机四伏，且看不到未来。社会主义为追求真理而生，绝不应困死在教条主义之中。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分析的，保守主义不能完成对现代性的彻底反思。这也是由历史上的统治集团的非人民立场决定的。事实上，传统政治仅仅是古典与现代理念的否定性的中介和过渡。只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政治才具备足够的胸襟，完成对启蒙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运动。显然，这是一个反向的黑格尔式的思维历史辩证法。由此，我们能看到的初步结果就是，社会主义与古典政治哲学的正义观念高度统一。此外，古代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在道德、政治诸方面有共性，如对民主的看法。古代思想家的坦率、真诚则是当前广泛渗透、弥漫的自由主义氛围的难得的解药。诚然，这只是第一步，距离思维的深化以及成为普遍理念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种反思与回归为当代社会主义提供了深厚且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稳定机制。根据前面所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这条返回古典的路径由斯大林开创，并由朝鲜主体哲学和中国模式所发展。
这里我们不妨展望一下作为思想主流的“正统”道路。显然，它与自由主义版本的黑格尔式历史终结相关。在马克思理论以及后现代左翼看来，这种所谓的历史终结当然是未完成的。鉴于第三世界的崛起及参与全球竞争，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黑格尔的均质化概念等同于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这正是社会进化或革命的前提和基础。但问题仍然是，左翼激进主义的幽灵远离它的主战场。其主要派系似乎忘记了本分，一味缠绕于传统社会主义世界，这不仅间接加强了西方政治的内部团结，也破坏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稳定。根据我们上述分析梳理，答案是“不争论、不内耗；各自为阵，相互支持”，因为每一个机会、每一种路线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珍贵的，科学理性必须拒绝赌博。社会主义正遭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危机，形势令人忧虑。我们亟需一场思想革命。
六、新时代社会主义：又一次华丽转身
伴随着苏东解体，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始大规模接纳市场经济元素。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变化，经典理论对此并没有提供很好的解释。改革设计师指出，市场经济是手段，社会主义也能搞。随后又以“初级阶段”理论兼容私有产权。这里的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以及过渡阶段的初级阶段，其生产力标准被相对化了。这里就存在虚无主义危险：客观标准被消解了，人们对现实与未来的认识丧失了准绳，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信念瓦解和制度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不仅没有表现出左转或革命的倾向，相反它正全力推动单一秩序的全球征服运动。这一趋势愈演愈烈，作为政治参照，当前的俄乌战争代表着垄断资本集团史无前例地军事挑衅前社会主义核大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摆脱教条主义羁绊，认清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危机并寻找理论支持。
在传统主义社会主义新理论下，市场经济转型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市场和私人产权自古以来就存在，是传统社会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融入这些经济结构，是传统型社会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再次“后撤”。这一动作也再次表现出以退为进的特征。首先，通过市场化改革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客观上推动了现代性进程，其结果将加剧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但是，这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似乎并没有得到经典左翼思想和运动的呼应，人们往往消极地理解传统社会主义的变革，而不是积极地在西方社会推动变革。从这里我们能发现，教条主义往往沦为机会主义。这个世界似乎从不缺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而卡尔·李卜克内西、切·格瓦拉这样的真正理想主义则不多。当然，这恐怕既源于武器的批判的乏力也囿于批判的武器的局限。
其次，在三维政治结构图谱中，传统政治类型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表现为坐标系原点在主轴上的大幅度右移。它带来的结果是认识上的重大变化，政治矛盾冲突表现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代表各国人民利益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对立。相对于经典理论，这种新结构政治观念更加契合现代性开启以来的世界政治现实。我们曾分析指出，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是国际垄断集团的建设性工具，垄断集团同时也“投资”于其它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并利用这些破坏性工具打击对手、实现统治世界的目标。（3）此外，社会民主主义，处于进步主义坐标轴，经济方面与新社会主义重叠，从而表明彼此对民众的影响和竞争性。需要指出，与自由主义一样，意识形态分析框架只是反映公开的说辞和显在关系，真实的政治则可能隐藏在背后。现实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往往是垄断集团的装饰性工具。
需要强调，上述社会主义的传统主义转向及其普遍主义解释与中国领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观”一脉相承，这些内容都应归属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结构性变化，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同盟者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层面高度重叠，也在同一个领域争夺民众支持。这既是挑战也是威胁。尤其是当下，对抗主要表现为“后撤”与防守。例如，对于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市场化意味着自由主义意识极大地影响精英和民众，威胁到国家的政治根基。在这样的背景下，经验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调整已难以解决问题，流行的思想如国族主义表面上提供了社会凝聚力，但这类政治思潮常常被敌对势力操纵，用以消解真正的理性精神——社会主义。因此，为了直面真问题，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刻不容缓。
第三个特点，传统经济形式被纳入社会主义体系有特殊的哲学上的理由。如果我们以现代的或后现代的经济模式开展反向黑格尔式反思运动，那么，它无论对于传统思想还是古典思想很可能都是难以理解的，当代人则坚持着现代性的自负也无法真正从古代智慧中吸收营养。例如，在古代思想看来，斯大林模式可能被视为现代斯巴达，但后者是否愿意展现开放性以接受哲学的审视与批评呢？因为无论从柏拉图的正义观念，还是孔子的政治美德思想，正统社会主义模式都有很大改善的空间，且方向和结论可能不同于经典理论。这样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更为彻底地向传统主义转型是极富意义的，这有利于人们的反思进程并更具建设性，即体现了古代人与现代人需要在一个共同基础上进行有效对话。左翼应认识到，现代问题一方面来自现代人精神的虚妄，另一方面来自于被权力虚构的权威，它们相互作用，恶性循环。只有穿过自由主义的“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伪善承诺，转而将私人垄断资本关进笼子里，良性的政治沟通才成为可能。古代政治智慧能够给现代人极大的帮助。一是因为古代思想家诚实品性。二是，与科学不同，政治哲学和伦理思维对象始终是同样的——本性不变的人。古代认知和思维水平足以胜任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综合这两点，古代思想极可能极具洞见。最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强调，通过审视历史，我们发现以孔子代表的古代德性政治以及柏拉图代表的理性精神被统治集团和宗教势力有意识地阉割、埋葬，从没有真正恢复其光彩。这是历史的悲哀。两千年来，人类建立了科技文明、物质文明，但却始终远离政治文明，甚至离人类理想渐行渐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政治危机，也是思想和理论危机。在冷酷现实面前，现代理性这皇帝新衣终将被扯掉。一旦我们破除对（思想）进步的迷信与盲从，就很容易认识到回归古代思想是解决现代性困境的更为清晰的出路，而且，留给人类的时间似乎已经不多。
七、开放社会主义体系
我们分析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守成与传统主义性质，从现代性视角指出其哲学上的合理性。它的本质是通过反思现代性重新发掘和弘扬古代理想——人类正义与德性政治。大致上它有两类，一类是以过去苏联、如今则以朝鲜为代表，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社会主义”，一类是当今的中国，也许还应包括阿拉伯社会主义，不仅具有传统政治形态，也采纳市场、私人所有权等传统经济手段。我们可叫它“新时代社会主义”或“新社会主义”。这两者是同志加同道（兄弟）的关系，他们共同构成“开放社会主义”体系。它的含义是，它们不仅以各自不同的策略和姿态相互支持，在理论上，他们亦可以相互开放。传统社会主义可以根据人民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转变为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也应允顺应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或回应政治情势的变化，在必要时转向传统社会主义。正如一般所认为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更多地与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关联（这是开放的常见的含义）。在壮大自身的同时，也会出现根基不稳的危险。但值得再次强调，我们应该看到，正是新社会主义的“右转”揭示出现代世界政治的深层本质，即国际性的私人垄断资本是造成当今世界对立冲突的根源。
需要强调，精神意识的反思并不意味着社会复古，相反，它为科技、物质进步提供合理的思想基础，即这些进步在自古以来形成的正义与融通和谐的观念指导下服务于人类社会。这样的目标鲜明而坦荡，以至于它的敌人不敢公开反对它，只能以煽动性的、愚民的手段歪曲它并偷偷湮灭它。另一方面，它确实与进步主义的现代、后现代路径的社会主义理论有重大的区别。例如，对于经典左翼流派，它需要在最具现代性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完成内生性政治变革，这是由它的理论逻辑决定的。这一派系我们不妨称为经典社会主义。鉴于它与传统社会主义有过紧密的联系，也出现激烈的路线斗争（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至今依然产生极大影响，对该理论的证明或澄清已不可避免，否则恐将导致社会主义事业车毁人亡。当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内部迟迟未实现经典理论指明的政治变革，这将迫使传统社会主义以更为守成乃至反思性路线保卫和发展自身。另外，我们已进行分析讨论，结论是，开放社会主义体系与经典理论的分歧源自最基本的哲学层面，修补术无法予以弥合。正确的描述是，开放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有大致相同的目标，他们是同志但并非同道，即志向接近，但道路迥异。前者实际上主张反思现代性，弘扬古典正义观念；后者以激进方式推动现代性，颠覆它所谓的落后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垄断资本统治。如果二者都能成功，则意味着在人类精神历史上，它们将在时间的另一端相遇，即世界完全同处于开放社会主义体系中。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放弃一条更现实、更稳妥的的道路。这条道路早已由无数鲜血和生命凝结，由无数经验教训铺就，它也承载着世界人民的希望，因此，必须依从科学理性而不是由权威迷信决定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模式。
百年未有之巨变，当今世界左翼思想纷呈而迷惘，不由得让人想到巴黎公社。国际歌的一段尤其对我们富有启示意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1）参见：尤里·沃罗宁：https://argumenti.ru/opinion/2023/09/855577
张捷：谈谈斯大林如何重视理论学习
http://myy.cass.cn/rwgs/201408/t20140804_1974750.shtml
（2）参见[法] 莫希·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叶林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oshe-lewin-1967/index.htm
（3）褚毅平：“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及其当代对手”
//m.drhuete.com/Article/sichao/2023/10/482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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