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自由主义如此强势。裹挟着围绕它的左右翼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上的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在所谓的传统资本主义世界稳定运行，内生变革力量趋向衰竭。依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渗透乃至颜色革命，它不断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事实上，以自由主义为思想核心，一个全球性的精英系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这样的意识形态视角观察的结果与一般的国际政治观察迥然不同。在流行的基于地缘政治的理论中，国家或民族是其分析的基础要素。它看到新兴国家的实力增长，但是，国家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被严重忽略了。这种思想模式无法防范类似苏联那样的突然崩溃；无法去解释或根本不关心那些更重要的变化：不但国家解体，左翼政党几乎被抛弃。

　　国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的政治思维范式常常表现出一厢情愿的乐观态度，低估政治风险，甚至本身就是西方布下的迷魂药。实际上，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他的著名《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中就建议，自由主义应从追求价值共识和普遍主义政治的形态转为面对当下多样性的现实政治，以实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制度政体的和平共存。后者被明确定义为“权宜之计”的自由主义。这表明，最早由俄罗斯叶利钦政府的幕僚提出的“多极秩序理论”早就在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考量中并纳入了自由体系。这从右的方向暗示纯粹的国族主义完全不足以成为自由主义的真正对手，甚至它就是自由军团的狩猎计谋。或者说，国族主义不构成当代政治冲突的独立形态，它要么从属于右边，要么从属于左边。

　　另一方面，正统左翼理论既无法解释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积极因素（国族主义者则以偏概全，夸大了东方大国崛起的含义和作用），也不能正视自由主义大进击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囿于它的教条主义历史学说，正统左翼竟然与狭隘的国族主义者一样，陷入盲目的乐观。显然，我们处于一场普遍的意识危机。

　　一、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因此，我们需要知己知彼，深入研究和分析自由主义这个对手。笔者认为，自由主义除了在策略上存在约翰·格雷所言的两张面孔，从政治哲学维度看，它同样有两张面孔。一是作为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现象），二是作为政治实践的自由主义（实质）。理论上，自由主义可以是宽容的，不仅对内部，也可以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外部，即，以自由主义的方式看待自由主义，或者如约翰·格雷指出的，宽容作为自由体制的前提，以弥补人类理性的局限。不仅如此，自由主义也是开放的，甚至理论上民主系统拥有“退出机制”，能够像熊彼特所宣称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鉴于自由主义意识更为深入地削弱资产阶级的团结，使得无论在任何技术条件下，革命博弈都有利于广大人民，从而保证了这一体制的开放性。

　　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很可能是另一回事。最积极推行自由主义的那群人并不相信这套理念也不可能用它约束自身行为。对于国际垄断集团而言，自由主义只是它的政治工具之一。为了实现其目的，国际垄断集团不会顾忌利用任何思想工具，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等。（这里解释了看似与哲学的“现象-本质”观相反的问题。哲学上，外在的具象视为现象，对其的抽象或理论视为本质。在这里，问题则很简单，凸显理论为政治服务的事实。）历史上，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曾操纵、利用德国民族主义攻击其死敌苏联。当前，它继续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试图牵制俄罗斯政治，实现最终征服之目的。更为神奇的是，它甚至能在左派内部扶植自己的势力，瓦解社会主义运动，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奇怪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很多自称具有坚定信仰的左派宁愿追随西方的论调，或持暧昧的态度，他们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等的斗争仅仅当做权力斗争。这里，我们不得不稍稍展开讨论。

　　实际上，苏联解体的关键一环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最高法院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平反，此举等于在政治上彻底杀死了斯大林。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应明白，敌人的诽谤往往是最大的功勋。斯大林是无私、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也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品质，才能在风云诡谲、极其困难的状况下领导苏联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推动社会主义火遍大半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统治者或政治家达到斯大林的高度，而这一成就恰恰是与教条主义斗争的结果。可以这么说，斯大林无疑是社会主义运动真正的灵魂。

　　一般人很难想象，资本国际垄断集团为了击溃竞争对手，他们十分愿意策动战争，包括投资左翼政治，发动革命，进而操纵革命并破坏革命。他们是人类历史的超级赌徒，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战略视野和长期策略。每次豪赌一旦成功，经济和政治的回报都是巨大的。事实是，斯大林怀着对人民的忠诚，坚决摆脱教条主义，化解了内部阴谋集团试图以革命口号蒙蔽群众并夺权、以激进方式毁灭苏联的阴谋，从而挽救了社会主义。在此，笔者仅给出一个基本结论：斯大林是左派真诚度的试金石。理论分析与历史经验高度吻合，否定斯大林越多，其社会主义衰败的越多。只有承认斯大林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社会主义才能复兴。

　　有人大概会质疑说，对于自由主义的垄断性质的指控并未被证实，它充其量只是怀疑。对此，我们的回答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政治的公共责任决定了它奉行谨慎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合理怀疑将构成决策依据。换句话说，证明的责任在对方。其次，社会有机体足够强大时它自然表现是懈怠。意识形态天然具有扩张性，但它同样会随着自身壮大而懈怠其扩张。当自由体系越来越强烈显示出“不自然”，这反证它被特殊势力和特殊目的操纵。这样的反例随处可见，例如乌克兰战争。

　　对于国际垄断集团来说，所有其它思想理论都可以是且仅是针对他人的破坏性工具，自由主义则是它的“建设性”工具。这便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所谓的“建设性”意指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集团达成并维持其永久统治的最合宜的体系。在自由的丛林，每一个个体很容易训练成温顺的羔羊，剩余的野性也不过是用于相互倾轧，远远威胁不到统治者。技术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少数人暴力统治能力。统治成本也在下降，对精英的收买从征服时期的“风险投资”变成征服终结后的竞争性工资。人类距离这个现代奴隶制有多远？如果人们继续放松警惕，那么它就很近了。当“占领华尔街”喊出“我们是99%！”，它如昙花一现，又如风吹湖面，波澜不惊。垄断资本驾驭着这个帝国，没有半点收敛，反而在征服道路上更加疯狂。我们一再指出历史终结之症候，哪怕仅仅是很小的可能性，其数学期望值也到了绝对可怕的地步。但对于教条主义而言，科学态度是多余的，重要的是把教条当做信仰，当成苦难生存的心理按摩。

　　二、精英与自由

　　我们进一步研究自由主义显著影响的一个方面。通常，自由主义被认为符合精英的价值观，它给予精英自我实现的更多可能。精英再通过自己的成功范本和影响力引导大众。这里我们采纳主流的定义，如帕累托的观点。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都是由精英统治着。精英就是那些最强有力、最生机勃勃、最精明能干的人，而不管他是好人或坏人。帕累托采用了他认为客观的研究方法，似乎也确实看到了现代性的重要特点——普遍的世俗化和虚无主义。他明显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相信代表大众的精英能够获得成功。他这个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他显然也陷入自由主义理论的迷局，忽略了垄断势力的潜在和实际影响，因而夸大了自由体制的政治空间。此外，他对精英的看法也是矛盾的。低估了精英的人性弱点及其被利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众所周知，在西方颠覆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国家过程中，腐蚀对方的精英是其主要的手段。人们能够通过观察看到的此类现象仅仅是冰山一角。笔者展开想象也无法企及这种恢弘的下注气势，只能呼吁要绝对“尊重”西方垄断集团的能力，毕竟在我们的一些重要行业几乎都被西方代理人把持。在民主体系内部，笼络精英是一个最重要但很少被研究的课题。它涉及选举、宣传和学术研究、政治游说、司法、金融乃至创业投资几乎所有方面。对民选代表的收买大多属于暗箱操作或默契，很多人认为贿赂这种长期行为成本过高因而是不现实的，但他们却忽视了一旦此类行为普遍化，其边际成本实际上是下降的。民主体制下政客背叛选民早已是普遍状况，像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德国政客是怎样的嘴脸？加上不择手段欺骗操纵暗杀等等，自由民主已沦为纯粹的虚荣。这是大资本垄断的情况下必然结果。如我们上面说论及的，一旦国际垄断集团消灭其全球对手，它支付给精英代理人集团的价格将大幅下降。历史上，这种跨领域、超长期、高度灵活和隐秘的风险投机几乎是金融垄断集团独家运作，没人能真正理解个中秘密。

　　不可否认，在自由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行中，那些能力出众、勤于努力的精英群体能够得到更多的市场认可。他们很容易将这种制度视为自然的、正义的。即便他们认识到体制背后的垄断性质，短视和趋利避害的需要，促使他们支持这一选项。实际上，世俗社会的精英在某些人性弱点方面可能比普通人表现的更突出。因此，作为对立的阵营，仅仅向精英宣传爱国是不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非分明。流行的多元主义价值观只能当做外交辞令和国际策略，不能将它纳入政治教育。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本身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胜利。揭露真实世界自由体制的垄断性质，以及这种垄断的封闭性、歧视性、侵略性和本质上的非正义，对于精英集体是非常必要的。

　　笔者少年时期浸淫于科学主义风气，那是一种对智力产品的真诚态度，对真理的忠实与虔诚。理论的西文词源是“观察、思考、研究”，中文更是与“道理”相连。我们很难将这些高尚活动与欺骗联系起来。同理，我相信，对于很多科学技术等专业精英来说，自由主义说教依然颇具魅力。自由主义理论看起来近乎完善：预设前提是低标准的、普适的，无数像亚当·斯密这样的知识分子给出激动人心的雄辩（这类辩护正反映精英的自我认同与精英主义自我加强的趋势，证明了自由主义与精英主义天然的亲缘性。）形式上，权力相互制衡。上流社会流溢着人道精神——有同情心、有教堂的资本主义。甚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或者带着辩证法，或者虚情假意，欲拒还迎。现代理论家们为人们勾画了这样的场景，自由主义是一个你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必须与之相处的对象。但我们必须强调，就像一个留着后门的完美的程序，只要自由主义背后有一只大手，那么，再动听的说辞依然一钱不值。对精英或精英主义者来说，认清真实世界自由体制的垄断性和自由主义的工具本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性任务。

　　笔者一再警示自由主义历史终结的可能性及其紧迫危机。在热情高涨的振兴呼声中，这样声音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孤寂。但是，就像灾难来临前恐怖的宁静，不受欢迎的警告是真正可怕的危机前奏。对于政治灾难，如果做足了预防，那么它将被控制并化解；如果没有准备，那么它将如突然崩溃的大堤，洪流无可阻挡。对于很多经济精英和优秀专业人士，他们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只是不像那些懂得政治技巧的人善于隐藏和伪装。当俄乌战争打响，中美关系趋向冰冻，很多人迅速做出反应，选择“润run”了。他们的选择真的是理性的吗？

　　需要承认，“润run”人们的政治意识和判断要比热衷于政治口号的人更加清醒和优越，他们感受到决战的氛围，实际上也以粗俗的方式将尴尬抛向另一方：抢先投奔胜利一方以避免伴随失败的损失。那么，留守的是因为相信东方大国将胜利或仅仅是没有选择？精致利己主义者不仅对待他人是粗俗的，他们对待自己同样毫不留情。他们的唯一错误是相信了西方的名人名著和媒体宣传，认为自由世界如同书上描写的那般，若不是温情脉脉起码也是规规矩矩。但我们要给予严重警告：西方垄断集团推动的单一规则全球化运动在东方的胜利将是决定性的，由此，历史将终结于基于种姓的现代奴隶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精英之成为精英，很大程度上源于存在意识形态和大国竞争，一旦自由秩序一统天下，统治或系统维护成本将急剧下降。精英将成为杂役，中产消失，只有同质化的末人（自由奴）。注意，我们这里使用哲学和科学标准，我们当然不能用自由主义或被自由主义通体污染了的现代法律原则评判自由主义行为。那么，结论是空前的荒谬。精致利己的润run人客观上是助纣为虐，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心灵（良知），丧失了高贵的生命激情，甚至牺牲了自然欲望，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成为奴隶！

　　三、自由主义的真正对手

　　很明显，我们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人们可能正在努力地伤害自己。与亚当·斯密的结论截然相反，追逐自身利益的个体不仅没有增进社会的利益，他们甚至在损害自己的利益。分歧的焦点在于“理性人”之假设。在我们的上述问题中，那些基础性判断需要穿透人的感知世界，运用理性去得出结论。润run人们试图表现他们的“理性”，他们分析、研判了21世纪大决战，然后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或者以行动表明自己的价值立场。但可以相信，他们不会真正思考“历史终结”的后果，他们盲目地信任自己的感觉或舆论，为了羊群一般的安全感故意无视“自由世界”的垄断特征。问题来了。其一，理性不会支持那种在不了解后果的情况下就贸然做出选择，这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其二，实际上这是以奴隶的心态证明奴役的合理性。令人感到恐惧和悲哀的是，这正是当今时代人们普遍的思想状态。

　　当代人包括精英已很少思考一百年乃至几百年以后的问题，但这正是理性重要性质之一，也是最简明单纯的判断标准。自由主义最大的成果是以启蒙的名义破坏维系理性的传统机制及其社会基础。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维基础显而易见地不可能与理性相联系。但理性如此崇高，它创造了科学技术奇迹，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理性还是判断是与非、好与坏的基础和依据。于是，鼓吹自由、平等的新理性被抛出，它虽然经不起审查与辩论，但却足够具有煽动性、蛊惑性。更厉害的是，它让现代人陷入你死我活的内部战争，这样一来，人们反而忘了原初的疑问：新理性根本就是凭空制造的，它不可靠，甚至它就是个骗局。我们看到自由派与平等派开始了百年大战，结果是维持经济传统和政治创新的自由主义明显占据上风。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研究。传统政治因素在平等派中不约而同地得到更多保留。与左翼政治的激进印象相反，在文化的诸多实质性方面，左翼文化实际上也是保守的。进一步，传统因素反而成了争斗的焦点。这是最近五十年来的新变化。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通过打民主牌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平等派或左翼政治则反唇相讥，他们指责民主是虚伪的。除了在早期，在解放的热情烘托下强调制度的优越性并断然拒绝资本主义民主，如今左翼和前左翼阵营越来越少地给出强有力的正面辩护，越来多地迎合与模仿对方。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模糊空间和风险点。政治哲学对此提供了足够清晰的解释。作为启蒙理性的孪生子，它们均打出反专制反传统的旗帜。左右争端的一个作用便是掩盖了最初的主题：作为启蒙的新理性的自证其客观或自洽。对右翼来说，如同资本家处理商品，民主不过是垄断资本经营的政治商品，准确说，它是满足消费者虚荣心的奢侈品。对于左翼政治来说，它很快发现传统政治的很多机制是建立和维护理性、完成政治责任的必要和有效途径。

　　权力集中不仅是政治效率的要求——效率常常决定政治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它与理性活动内在地相一致。科学家以集中的专业方式发现自然真理，教育家以自身权威普及它们。同样理想的方式应是，哲学家以集中、超然的专业方式发现社会真理，政治家以威权传播和实施正确之策。传统体制也许并非理想，但它显然比民主政治更接近理性，更符合责任政治的标准。

　　正统左翼国家在实践中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它们都尝试借助民族主义回归传统政治，但风险是，政治本能和经验总是有局限的，如果不理解本质上的因缘，就容易过头；若过头了则掉入另一个陷阱。在此，我们看到哲学反思的紧迫性。通过传统主义必须且能够返回诚实而伟大的古典思想，由此，发现自由主义哲学上的对立物。古代思想没有国界，这种文化共享非常重要。因为真正优秀的思想是稀缺的甚至独一无二，也只有通过思想共享才能寻找共同的价值观并形成普遍主义意识形态以对抗堕落的导向奴役的自由主义。但观察表明，包括俄罗斯在内，主要国家均将国家意识的回归和反思停留在传统主义而无法深入。重要原因即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反噬。民族主义不仅因为逻辑上倾向孤立主义，其政治的盲目性亦源自哲学上的虚无主义。文化方面，民族主义浮夸的自满与极端狭隘的表现，并非完全出于蒙昧或虚荣，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例如，长期流行并似乎愈演愈烈的“古希腊文化伪造论”，不仅阻碍了文化共享与哲学反思，最吊诡的地方是它实际上与自由主义一起，掩盖现代西方阉割并背离古代西方思想的事实。

　　我们讨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即实践上的私人垄断资本的统治。也简短分析并指出了自由主义虚构了新理性，用以消解、对抗古典的、真正的理性哲学以及政治理念。由此，当代自由主义的对手就被清晰地刻画出来。与众多理论的解释不同，我们明确提出，当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的对立和竞争，是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对抗。新时代社会主义成功打破所谓的正统左翼观念与传统机制和要素的不相容性，市场、私有制度以及传统政治组织和运行机制被纳入新意识形态中。这不应被视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斗争策略的需要只是新思维的一部分动因，新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是通过传统主义达成对古典思想的复苏。它认为在现代思想存在内部和外部的系统性矛盾或问题，无法在自身框架内解决。

　　在“善变的民族主义与普里戈任的叛乱”等文章中，笔者分析指出西方政治理论误导政治谱系关系。这些广为传播的理论故意使用线性模型描述各种政治派系，从而将民族主义甩到“极右”位置。此举将民族主义天然带有的人民性与左翼隔离，是典型的政治操纵。这种操纵在过去曾以阴谋和暴力方式完成，如希特勒暗杀民族社会主义派系的左翼活动家施特拉塞。这只是西方理论和媒体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洗脑的一个例子。规范的描述很简单，横轴（X轴）是传统的左右分立，只需要将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分别置于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纵轴（Y轴）的两端，即可较为合理地表示各自的关系。

　　新时代意识形态实际上建议了一个新的维度，它在三维空间增加了Z轴，两端可表述为（文化与政治）传统主义与所谓的进步主义。那么，新时代左翼可描述为在社会主义领导下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传统主义的联盟。在坐标系则体现为Y轴及其带动的原点的大幅右移，其含义之一是通过融入更多的经济自由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争夺精英。经济和科技精英能够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活力，同时他们也实际拥有着强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是社会走向的标杆。新时代社会主义为精英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有效、和谐的保障。政治精英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新意识形态融合了两种功能，正统角色（人民公仆）与传统角色（父母官），同样体现了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理论一改过去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或高调说教式的教育，通过揭示西方“自由人”的工具与耗材本质，从自利的经济理性角度证明加入“自由世界”是愚蠢行为。

　　很明显，新社会主义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等有根本的区别，实际上，后者应被视为垄断资本在左翼的代理人。它们在广大的中间区域将构成激烈的竞争关系。新社会主义一改过去数十年来“东方阵营”的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政治方面的消极防守姿态，主张在夯实价值和哲学基础前提下，以进取的的方式向自由主义纵深地盘进军。它也不同于曾在知识圈流行的“新左翼”思潮。笔者认为，新左翼在哲学上仍然囿于现代性之中，缺少更深刻的反思。鉴于其混杂和松散的关系，它在政治上则是危险的。因为这一思潮似乎与托洛茨基主义存在暧昧关系。与新左翼相反，新社会主义坚定地将斯大林视为杰出乃至至高的领袖。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认为传统主义与正统左翼理论存在矛盾和对立。这种批评是合理的。但我们认为这是当前的次要矛盾，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自由主义征服运动形成的全球性政治危机。其次，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是现代性与古典理性的矛盾。严格地说，问题主要源自现代理性的僭妄。最后，新时代社会主义并非主张复古，它强调古典理性的真实可靠与建设价值。一切人类的进步均须经过理性的检视与约束。因此，未来的答案既不在“现代”，也不是“前现代”，甚至不在“后现代”，它应是“超现代”。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人们必须引入第四维度即思维创新，正义或永久和平将在新的维度下得到解决。

　　最后再次强调。西方统治集团正动员最大的财力、最高端的智力、最勤奋最疯狂的人力，最广泛的渗透组织（从极左到“极右”），以最不择手段的阴谋和暴力将自由主义运动推到空前的高度。化解并消除当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历史一再被证明成功的策略——围绕核心（当然只能是左翼）的最广泛的团结与合作。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左翼必须彻底清除教条主义。不仅是基于理论分析，在另一个关键大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能够明确地看到教条主义隐含的致命破坏性。本文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证明，取代教条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存在的、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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