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受托洛茨基影响很大，文中对改开性质“未完成式”的判断，寄希望于中特社回到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立场等观点，是不符合马列毛关于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的。但尽管如此，对李陀文的批评颇为全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现予以发表，供广大读者进一步深入讨论。
摘要：社会主义的实验，应该是废除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劳动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实验。从这个思路出发，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恢复雇佣劳动和小生产积累的新经济政策绝不可能是一次社会主义的实验。进行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冒险，这一冒险并不体现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政策本身这一点上，而是体现在进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维护无产阶级政权这一点上。因此，如果列宁在这个阶段有什么“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它绝对不是新经济政策本身，而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并行的维持无产阶级专政，维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努力——二者组成一个整体，是为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实验。
一
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经验，分析了人类历史，并结合对19世纪一系列阶级斗争的历程，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集体的，以其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就是说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就是说公有制，私有制是无可置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2.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商品关系。商品关系占主导地位，就不是社会主义；劳动力如果继续被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就不是社会主义
3.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就是说劳动已经直接的作为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不必再迂回的通过产品的方式表现
4.按需分配
私有制广泛存在，就不是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广泛存在，就不是社会主义；用产品、利润作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广泛存在，就不是社会主义；按资分配广泛存在，就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延伸的，如果私有制、商品关系、按资分配这些方面的发展，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这些共识，我们才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锚点，以此来审视李陀老师就社会主义做出的讨论。
二
私有制，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一定要消灭的？这是肯定的，但同时，正如李陀老师讲到的：不能追求直接实现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在唯物史观的认识中，历史的发展是螺旋上升的，这不仅意味着历史的发展有进步和反动的阶段，还意味着历史的每一步都必然受上一步，乃至以前发展状况的影响，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尽管学习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却不能应用在尚处在农奴残余和机器大工业脆弱的苏俄。
按照马克思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高度发展，无产者和资产者的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工业城市中。无产阶级应该进行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把生产资料，如机器、铁路、港口夺取到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应该立即成为工厂和铁路的主人，在阶级内组织无产阶级民主，选拔无产阶级性质的官员。在阶级斗争上，使用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是红军。
列宁根据欧洲各左翼党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即：工人阶级具有阶级斗争的自发性，工会就是自发斗争的重要机构。但是，仅靠自发斗争的阶级觉悟是不足以战胜资产阶级的，必须激发无产阶级的自觉性——所谓自觉性，就是说还没被资产阶级逼到无以为继的地步，但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的本质冲突，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命运，而能够自觉地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从自发性到自觉性，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广泛觉醒。
要唤醒广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必须有高度组织的战斗机关。不同于布朗基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存在，来自于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是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先锋队领导革命斗争，依靠的不是机会主义惯用的刺杀，密谋的方式，而是通过组织罢工，组织工人武装，通过发动工人阶级，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与反革命战争是烈度最高的阶级斗争。
列宁主义适时遇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隆中对”，即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帕尔乌斯最早提出，由托洛茨基发展和完善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强调两点，①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②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没有消灭，已经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支持资产阶级依然掌权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按照这两点，帕尔乌斯在1895年就预言了俄国革命的胜利。这些暂时可以不表，我们只需要跳到1921年，这一年，内战严重破坏了俄国工业，按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是遭受战争和饥荒危害最重的阶级。俄国无产阶级不是不想夺取生产资料，而是已经夺取了，但夺取了远不足以发展工业化的生产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20年，托洛茨基提出农业税制度，指出应该率先恢复农民生活，发展小生产，才能为发展大工业生产准备所需的资金、粮食和燃料。同年，列宁论述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租让制的空间，旨在首先恢复大生产，以对抗迅速兴起的小生产。
这一年是俄国革命胜利的第四年，同时是德国革命失败的第四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第二年，华沙战役惨败的第二年。这一年，列宁在《论农业税》一书中阐释了被李陀老师讴歌的社会主义实验“新的方向”的新经济政策。
三
要正确的，采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识新经济政策，就必须深入到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中，并且就新经济政策中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来判断新经济政策的性质。如果只因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提出的，或者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决策层得到多数支持的，就说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运动，那就是英雄史观，是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
新经济政策前夕的苏俄阶级状况的要点主要有两个：
1.苏俄“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同时“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已彻底遭到剥夺”；
2.一战和内战，俄国的机器大工业和运输业遭到严重破坏，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处于“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的状态中。
总的而言，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夕的苏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经在国内基本肃清。然而苏俄有规模庞大的小农阶级，即包括土地革命后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经过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干涉下的内战，苏俄的机器大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机器损坏和运输业的长期停摆导致无产阶级长期远离工业生产一线，磨灭了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虽然控制了政权，但是面临帝国主义的声势浩大的复辟压力和国内农民的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激烈反弹。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工业社会能够组织机器大生产的先进阶级。列宁深刻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只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好苏俄，只有强大而不是虚弱的工人阶级可以保卫苏维埃政权不在帝国主义倾轧下覆灭。
论农业税中，列宁指出了苏联的主要社会经济结构成分：
1.宗法式的，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列宁指出当前苏俄国内主要的经济方面的斗争，不是4与5的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与私人资本主义联合在一起——既对抗国家资本主义，也对抗社会主义（后两者是国家干涉的经济结构）。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形式的国家干涉，为了发展私人资本，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投机商，奸商和垄断制破坏者”，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如上，便是新经济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力量对比，我们不应忘记新经济政策是革命导师托洛茨基提出的。
四
李陀老师文：“……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段历史实践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李陀老师如上的表述，便是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方向”，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使用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得出的认识，我是感到怀疑的。因为关于这一点，列宁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尝试。笔者认为，新经济政策远称不上一次社会主义的实验，充其量是无产阶级监督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如果把与商品关系，与雇佣劳动关系深刻绑定在一起的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社会主义实验，无疑是尝试在社会主义的蓝图中为商品关系预留位置，而我们都清楚，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的异化分明的是社会主义要最终消灭的。
社会主义的实验，应该是废除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劳动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实验。从这个思路出发，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恢复雇佣劳动和小生产积累的新经济政策绝不可能是一次社会主义的实验。进行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冒险，这一冒险并不体现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政策本身这一点上，而是体现在进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维护无产阶级政权这一点上。因此，如果列宁在这个阶段有什么“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它绝对不是新经济政策本身，而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并行的维持无产阶级专政，维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努力——二者组成一个整体，是为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实验。
新经济政策主要有三个措施，分别是粮食税、地方有限度的贸易自由、国家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必须分类讨论这三项措施，来看看他们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内战中，布尔什维克领导完成了土地革命，农村中农数量增加，列宁指出：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加强了。战争破坏和1920年的歉收迫使苏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立即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的生产力，粮食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1920年一月，托洛茨基在《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粮食税政策，即：无产阶级政权只征收维持工业生产和军队运转所必须的粮食，剩下的留给农民。这就是说允许私有制基础下的小资产阶级的积累。
同时，如果希望农民发展小生产，恢复生产力，积累粮食和燃料以备发展机器大工业，那就必然需要农民把积累的粮食拿去交换。列宁指出：商业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配套以相应的贸易自由。
列宁是怎样看待这些政策的呢？
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
列宁坦率地承认：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私有制部分恢复的基础上，让商品关系重新发展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私人资本主义。仅从粮食税和贸易自由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是无可置辩的发展了自发性的资本主义。
而关于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的呢？由于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资本主义小生产的复苏必然伴随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重新出现，苏维埃政权为了反对这样的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于是与国家资本主义订立同盟——这就是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承租人则是资本家。
他（资本家）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
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赢得资本家的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最终的目的是发展大生产，反对农村复苏的小生产，列宁继续谈到：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斌”，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让苏俄的矿业、林业、工业被资本家承包了去。资本家掠夺了苏俄的资源，掠夺了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通过在苏俄的经营——但列宁同时指出这是一种赎买：是用一段时间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交换资本家的设备和管理经验，马克思同时指出：设备（即资本）和管理经验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
我们不应忘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成的另一个任务，那就是发展和恢复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必须增加工人的数目，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看马克思的叙述：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马克思指出：只有雇佣劳动更多的出现，才会引起资本的增加。同时，资本的增加反过来加强了自己奴役无产阶级的力量，资本的奴役力量加强，他就吸引更多雇佣劳动的出现，他就需要创造更多生产资料以适应雇佣劳动数目的增加。
苏俄政权需要的是大生产的物质基础，即更多更好的机器，需要大生产的管理经验和更多更具有阶级特性（也就是更纯粹的工人阶级），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对于苏俄此时的需要而言，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或者小生产的发展可能满足。不是新经济政策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了，而是新经济政策只有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才有可能满足苏俄真正的需要。
从这一点出发，新经济政策绝对不是一次社会主义的实验，而是为社会主义实验所做的准备，并且是一次彻底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新经济政策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是列宁多次，反复，明确强调过的，我们来看看革命导师列宁如下的几段论述：结果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
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
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上述的论述，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所做的就是要恢复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谁若是说新经济政策是一次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没有脑子。从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看，苏俄在新经济政策前夕所需要的是恢复和发展国内的大工业生产，而大工业生产是绝不可能建立在粮食税政策后的农村小生产的基础上的。苏俄迫切需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苏俄必须立即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增殖，而资本的增殖意味着竞争的加剧，资本家就会迫切的追加生产。在苏俄，大工业资本增加，雇佣劳动增加，无产阶级就得到恢复和壮大，这就是为什么苏俄一定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苏俄是必然选择了资本主义。在当时苏俄的客观条件下，苏俄想要达到发展大生产的目标，只有发展资本主义一条道路。如果苏俄所恢复的大生产是资本家领导的，也就是仍然是雇佣劳动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话，那就一定是商品关系复苏的，劳动力被商品化的的，而商品化，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
我们知道，发展大生产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我们再重申一次：苏俄必须要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目标，包括恢复农村生产，发展大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增加无产阶级数目和重铸阶级特性，这些目标就是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
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工作，同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对此，列宁保持了十二分的警戒，为了防止新经济政策所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脱离国家控制，为了防止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挑战，列宁着重从几个方面作出指示：
在实践上，列宁的表述为：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监督该合同的执行。这方面困难无疑是有的，而错误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让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这是列宁感到棘手的问题，怎么把握发展资本主义的度，列宁同时指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将由实践来表明。即租让仍然是围绕阶级斗争展开的，无产阶级政权在租让制下就要面临资产阶级的反攻，列宁的表述和新经济政策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观点是吻合的。
在1921年6月，列宁就清党问题的表述是：一切可疑的、不可靠的和不坚定的俄共党员都必须清除出党，但他们经过进一步审查和考验以后有重新入党的权利。同时允许党员在得到推荐人担保的情况下重新入党，推荐人中必须有几个5-7年党龄的工人。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两个月后，列宁再次强调到：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如果不这样看，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妥协这个公式自然就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专政的一切敌人按照自己的观点所理解的公式。新经济政策必然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必然的要引起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列宁又重申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危机感中的。
五
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提到有些青年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制度不能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列宁随后表述：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实行租让；在我国条件下，租让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是这样。列宁毫不避讳发展资本主义的事实，因为敢于承认这个事实便是敢于直面这个事实。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发展资本主义，就好比蔡桓公不承认自己有病，那就不可能发现自己的症结，更不可能解决。
总之，列宁的态度是使用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出了最审慎的严防死守。只有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若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即使其目的是为发展社会主义做准备，那也仍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和监督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列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且是毫不松懈的。
新经济政策绝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这是毫无疑问的，列宁本人更是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
对日丹诺夫体系的批判，这些年已近走向极端化，为了彰显与日丹诺夫体系的决裂，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刻意强调上层建筑，而忽视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仅凭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上层建筑，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断言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实验，那就是否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依据这段论述，我们必须达成的共识是：新经济政策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是恢复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忽视这个事实而断言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实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中医有一种治疗思想，是说如果病人体质孱弱，那就应该先温补病人身体，待其身体恢复再对症治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李东垣所著《脾胃论》中，李东垣主张在治病前调理脾胃，增强体质。这也近似新经济政策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思路。但是，正如调理脾胃绝不可能治疗真正的病症一样，新经济政策是绝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更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从历史背景入手，从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观察历史人物们面临的种种局限性。只有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入手，才会发现不是列宁选择了新经济政策，而是历史选择了新经济政策。列宁个人所做的努力，或者说列宁的底线在于维持国家资本主义仍处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控制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列宁的社会主义实验，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钳制资本主义发展，是为无产阶级政权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做的一系列准备，包括清党治党，对新经济政策定性以及保持党内民主和批评声音上。
不错，新经济政策时代的列宁，是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实验的，但这实验并不是新经济政策本身。新经济政策是大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天灾和俄国长期以来作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的历史客观条件决定的。列宁所作的努力，恰恰是对新经济政策做出的否定，即：列宁尝试从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反复确认新经济政策的资本主义性质，竭力确保无产阶级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下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后退到资本主义）。列宁所做的社会主义实验便是此项。列宁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历史必然选择的资本主义做出了无产阶级的否定，即：无产阶级可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国家工业化，新经济政策只是为无产阶级工业化建设准备条件。
列宁所做的努力，或者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实验便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而不是新经济政策自身。
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正题，那么新经济政策就是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否定。如果仅仅因为苏俄的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着穷困潦倒，强敌环伺的环境就必然要被资本主义消灭，那么历史实际上是没有进步的。也就是说，如果新经济政策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历史就证明了他在这个阶段还是只能停留在资本主义中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做的努力，恰恰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否定。过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最后往往在内在资本主义复辟和外在帝国主义的倾轧下覆灭，李陀老师谈到的巴黎公社，红色维也纳就都是这样的，德国的十一月革命也是这样的。历史在前进到苏俄的篇章时，又产生了对战时共产主义下无产阶级政权的否定，这一否定就是新经济政策：如果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把无产阶级政权否定掉了，譬如新经济政策中崛起的资产阶级重新夺取政权，那历史自然就又在这里陷入轮回了。
正是列宁等人的努力，革命性的完成了一个创举：即在历史的反动否定掉无产阶级政权的时候，列宁主义者们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掌控，通过科学的使用集体化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策略，完成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也就是对历史反动的否定。从1928年，苏俄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这一过程在托洛茨基看来，应该是从1924年就开始的。苏俄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前例可言，斯大林开始的太晚，进行的又太急，造成了一些浪费和破坏，但历史总归是往前走了一步，这一步便是——帝国主义没有吞噬掉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权，在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下，无产阶级政权战胜了历史的反动，达到了辩证法的突破。
这一合题，其实列宁早有论述，苏俄的无产阶级不辱使命的完成了他们肩膀上最艰巨的任务，如下：
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的根基即大机器工业遭到破坏而伤了元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阶级特性)肩负着一项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不为这种动摇所左右，把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进行到底。
李陀老师恰恰是忽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后继人领导下的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反而把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新经济政策倒错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之上。事实证明，只有新经济政策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社会主义实验。把社会主义改造分离出去，单拎着新经济政策说这是“社会主义实验”，并把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成是社会主义的“新的方向”，是错误的。
历史选择了新经济政策，在历史选择的前提下，列宁领导布党和无产阶级完成了在这一前提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从这一点看，否定新经济政策才是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创举。
六
李陀老师在文中表达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以80年代启动的改革和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的关系而论，中国明显是列宁思想的继承者。随后又补充说：中国的改革和当年列宁的做法有很大区别，以至在具体实践中，……也自然形成种种区别。到这，似乎李陀老师打了一个太极，好像是在说改革与新经济政策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但是李陀老师又谈到：
比较一下列宁和毛泽东，他们的革命在道路、方针、方法、策略上明显有很多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历史地形成了中国革命复杂性的有机成分，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复杂性的有机成分。
李陀老师为什么要提到列宁和毛泽东呢，其实还是要论证：虽然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不尽相同，但是列宁和毛泽东同样也不尽相同。用列毛的关系，类比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的关系，这一类比是否正确呢？
新经济政策是经过列宁导师深思熟虑，经过了列宁如履薄冰的斟酌；但是国内的经济改革却没有毛泽东的参与。同样，苏俄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为了防范可能的资产阶级复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但是国内的经济改革，却没有相应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的过程。此外，就客观条件而言，苏俄新经济政策是战争对工业的严重破坏和粮食歉收后发生的；而国内经济的改革却是在多年和平，粮食生产和工业有长足发展的条件下开始的。
在革命的成果上，相比列宁，毛泽东额外多取得了一个成就，就是赢得了中华民族乃至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此外，列毛领导的成果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两人都领导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都完成了对国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彻底剥夺，都战胜了试图染指国内政治的帝国主义，并且追出国门，将来犯的帝国主义痛打一顿——主要是苏联的对德战争和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但是在斗争的方法，策略，路线上，两人存在很多不同之处，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初的领袖，而毛泽东却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多年探索才开始领导中国革命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典型的城市革命，而毛泽东则领导了一场农村革命。列宁领导的革命是首先夺取了全国政权，然后镇压反革命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毛泽东则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多年革命战争继而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化道路。
中国写意绘画，讲究形散而神不散，在形上，列毛二人所采用的实践不尽相同，但是在神上，列毛二人有相似的理论基础：都依靠工农联盟，都坚持工人阶级领导，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神”是一致的，可以说，列毛领导的革命活动，是神似而形不似的。
假如要从形与神的角度思考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异同，就要发现，尽管策略上都是一定程度的恢复雇佣劳动，引进资本，允许积累和发展农村小生产，也就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小生产，从其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生产关系的变动中，我们很难说二者有类似的轨迹。单从时间上，新经济政策仅实行七年，而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超过40年，这就很难说二者有相同的“神”。
从最近的油罐车事件来看，各路媒体争相抨击国营企业中储粮，反而下架油罐车轨迹查询功能，对私有食用油企业和私人运输公司避而不谈来看，这与新经济政策中联合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小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李陀老师把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的联系，类比成列宁和毛泽东的关系的谈论，是本末倒置的。前两者的关系是形似而神不似，后两者的关系则是神似而形不似。
成就新经济政策的不是新经济政策本身，该政策本身无非是一场鼓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政策。成就新经济政策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及时结束，正是无产阶级在通过新经济政策适度发展经济后，又能及时恢复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全面专政。我们还是要强调，新经济政策绝非一次社会主义实验，只有新经济政策和布党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做出的努力，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合在一起，才是一次社会主义实验。只进行新经济政策，不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不在恢复生产的目的达成后及时废止新经济政策，或者把新经济政策孤立出来，忽视作为一个整体的苏俄经济探索的过程，而只说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实验，那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得出的结论。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国，中国有最庞大的工人阶级，但是中国遭受到的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样史无前例的庞大。改革还未尘埃落定，李陀老师就急躁的要把改革当成是一次社会主义实验，恐怕不妥。
李陀老师举了许多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吃亏也要办大事的例子，是想要说明改革开放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正如他想要论证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实验一样：想要把一段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恢复雇佣劳动和小生产的阶段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这是不足够的，李陀老师论证中国的基建，例如“八纵八横”和贵州的桥，是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的证明，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建设虽然不符合私人资本主义逐利的本质，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系下是完全说得过去的。西方讲宏观经济学，就是政府要主导投资，修桥和八纵八横，仍然可以用凯恩斯主义下的政府投资理论来解释。
李陀老师文曰：如果用资本的眼睛看，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一个规模巨大的投资，会去做这种长期得不到回报，甚至最后可能打水漂的事呢？当然不会，因为这压根儿就违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如果没有了利润的追求，资本的回报率可以忽略，那么所谓市场主体、所谓市场必需的自由竞争，有什么理由存在？此处李陀老师缺乏对政治经济学原理最基本的了解，虽然私人资本对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买卖不感兴趣，但却是国家资本、国家投资所擅长的领域。所以中国的基建建设并不是没有资本的参与，只能说是并没有广泛的私人资本的参与，但是却是国家资本主导的。
国家资本的一大特征，就是其受市场机制调节，虽然所受影响程度比私人资本小。这些年基建降温，土木工程变为冷门专业，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基建仍然受市场机制影响这一点。
如果要说某些经济成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就不能首先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那就是要废除其中的雇佣劳动关系。在中国的各项基建工程中，雇佣劳动关系仍然非常普遍，用雇佣劳动的事例，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毫不相干的。
李陀老师引用的几个例子，实际上是说明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在李陀老师文的十三、十四节中，李陀老师举了大量的例子，仅仅论证了中国当下的经济并不是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从这一点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盟依然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医院、石油、运输等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认为中国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正确。
中国的当下的经济，不仅不能说是私人资本主义的，还只有很少的部分是社会主义的。
我们回看李陀老师在第十三节末尾所说的：“可以肯定，这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想想看，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现代历史中一个空前的大实验吗？这个大实验的结果如何？我想就不用多说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给出了答案。”
回到我们的议题，现在中国的改革，可以说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改革本身，连带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刻发挥的全部历史作用，便能统称为一次社会主义实验。如果看不到社会主义实验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休戚相关的命运，单独的把改革当成是社会主义实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和部分的辨证认识的。
要是改革已经彻底按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道路走了，那就不是实验，而是复辟，这一点是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
区分复辟和实验的方式，在于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恢复是否是处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七
改革开放是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我们秉持列宁的态度，红就是红，白就是白，承认白的存在，我们才有把白的变成红的的态度。恢复雇佣劳动，恢复选拔性质的考试制度，恢复按资分配，从这些方面出发，改革开放只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尝试。
改革开放是不是资产阶级复辟？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回到新经济政策中思考，新经济政策后期，在商业中“私人资本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所经营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贸易额 的1/5”“一般消费者所需商品有50%以上是来自私人资本家”，在工业中，“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1/5，占全部市场商品的40%左右”，在农业，“占农村15%到20%的富裕农户，约占全部牲畜和机械的40%到60%”“3/4的出租土地集中在16%的上层农户手中”，“农村余量的98%集中在6%的农户手中”，耐普曼（私人资本主义投机分子）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公开讨论的现象，1925年，富农和耐普曼阶层在布尔什维克高层的代表也出现了，这代表便是在公开报道上提出“发财吧！”这一口号的布哈林。
1923年，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开始质疑并要求结束新经济政策，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托洛茨基就特别强调：“在我国已有相当广泛影响的商业资本同开始逐渐支配其他手工业者的富农小手工业者的结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库、税务机关日益适应农民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的各种特点，即更多地压制富农和富农小手工业者。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帮助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尽力使这种发展纳入一定的轨道，把它同我们的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产生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私人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并在工农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发家致富和原始积累为宗旨的社会阶层出现，资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寻找到了名为“右翼反对派”的政治代表，如果说这些倾向还不能说明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那就是鸵鸟主义，把头埋在沙子里，拒绝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
在左翼反对派开始要求结束新经济政策时，布哈林代表的右翼反对派和斯大林代表的中间派联合起来反对左反，这就是中右联盟。在这次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失势，新经济政策继续到了1928年，斯大林才幡然醒悟，这时布哈林还在热情讴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意识苏俄正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这一年，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采用行政手段打断了。
苏联的集体化历来为西方诟病，原因在于此时农村富农和资产阶级已经成了气候，无产阶级政权不得不进行一次次革命镇压。中亚的许多地区不得不采用官僚独断的方式进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乌克兰发生饥荒，小生产被取缔也导致农村经济的破坏。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伴随着饥荒和凋敝。
从1928年开始的集体化进程，开始晚了，进度急了，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之所以晚了，是因为资产阶级复辟已经到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无产阶级不得不联合官僚阶级进行对资产阶级的镇压，同时，官僚阶级的祸根也在全盘集体化中埋下了。
仅仅七年的新经济政策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好多个七年，资本主义经济，商品关系和雇佣劳动发展到现在的地步，难道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吗？
去年有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魏加宁出来，大言不惭要共产党放弃革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还说要把民企私企提到市场经济的主体位置上。这难道不能说明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涌现出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
学校里不立马列毛的雕像，净是些孔老二、爱迪生这样的人物；电视台的影视从不播放国际歌，资本家的广告倒是天天投放；许多党员、干部崇尚的要么是西方，要么是四书五经，要学什么“君臣父子”。物价上涨，工人的权利难以得到维护，讨薪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地方发生了为了不给工人高温补贴虚报气温的丑闻。七月七日上海某区毛泽东雕像被强拆——发表这事情的文章还被多次审核删除。
这些乱象分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的，正是商品关系重新出现，正是无产阶级又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进入市场竞争，就必然发生忽视无产阶级权利，失去马列毛主义指导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一位前辈让我思考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我想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中国的国有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发起的冲锋也是愈演愈烈的，中国有一个和帝国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官僚资产阶级潜伏在党内，不敢脱去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们担当不起成为历史的罪人。他们只敢偷偷摸摸的搞一些反党反人民的活计，却不敢公开的宣称自己早已堕落的封资修思想，所以仅仅凭借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就断言资本主义复辟了，那是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的力量。但是中国人民是热爱马列毛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究竟往何方向去，要通过这一场涉及十几亿中国人的阶级斗争做出结论。
李陀老师说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实验”，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有的，而且危险程度远远超出新经济政策末期的苏俄要面对的。苏俄的集体化是官僚用强制权力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而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掌握权力的官僚堕落到资产阶级的一边去了，我们必须丢掉幻想，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广泛觉醒无产阶级意识的人民群众来完成。
八
李陀老师还谈到了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一书中，阿尔都塞系统的阐释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即：国家的国家机器不仅有强制性、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例如军队和监狱，还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这一理论的提出极大的丰富了阶级斗争的思路。
学校、报纸、出版社、广播、教会等，都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们的工作是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假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就会开动这些机器大肆传播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譬如现在美国一些保守州要求大学生学习基督教理论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样是无产阶级可以使用的宣传无产阶级意识的工具。在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图景中，学校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北大教授钱理群曾经谈到：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就证明我们的初高中教育中，有相当的宣传资产阶级意识的教职工，他们把资产阶级意识灌输到学生中，这些学生再升入大学。许多高中都有的口号“多考一分，干掉千人”这种明显具有社达主义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证明。
饱受压迫的中国初高中学子正在越来越发现马克思主义，我认识许多高中生，对窒息的高中教育感到不满，纷纷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中国的很多学校都开设思政课程，可是大学中总还是一批批的涌现资产阶级意识的学生，从这一点看，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阵地，已经有许多沦陷在资产阶级手里。
恢复高考是改革的一大举措，从阿尔都塞的理论出发，恢复高考让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在学生中充斥，唯学历论的人不少，把学习成绩置于孩子身心健康之上的家长很多，而从阿尔都塞的理论出发，我们发现改革目前在学校引起了很恶劣的影响。
李陀老师不肯实际的思考改革对我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影响，这一部分只能由我来代工。短视频行业涌现出许多擦边主播，这些女生是新版的失足少女，只要观众打赏的足够多，就会有额外的性服务；家长和教师用“不好好学习就只能扫大街”这样的话，污蔑工人阶级的同时传播着资产阶级意识。李陀老师谨慎的说：这种多层面、多空间、多方向的再生产，是不是构成改革经济发展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当前改革中之所以有种种对立、冲突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让我们难以看清社会上流行的经济主义改革观的原因？然而李陀老师所说的只不过是在搅混水，如果认识不到改革伴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一系列染指，反而如李陀老师所言是什么“种种对立”“多层面、多空间、多方向”这些含糊其辞，那就好比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一样，是不敢面对问题，只好逃避问题。
如果认识不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上事关国家、人民命运的阶级斗争，刻意的避免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反而一句“复杂性”一笔带过，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这是革命导师列宁认可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服务于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展开。
我们现在的社会充斥着许多的声音，有主张全面西方，当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自由派；有讨论马克思主义极其衍生学说的左派；还有汉民族主义；粉红帝国主义的声音。这一复杂源于改革以来中国阶级力量变迁的复杂。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进行分析，只有回到经济基础中，也就是回到物质领域才有可能。不认识到现今的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意识不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就不可能严谨的分析各种意识形态产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就会变成李陀老师在文末含糊其辞，只好用一些套话糊弄糊弄的窘境。
李陀老师对新经济政策和改革的态度，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更难说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李陀老师忽视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苏俄经济变迁，更忽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仅仅拎出明显的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忍雇佣劳动重新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经济政策和改革而言，那就一定是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而绝不是李陀老师谈论的什么“社会主义实验”。只有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联合为一个整体，我们才能说我们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探索是一场庞大的“社会主义实验”。
九
李陀老师分析是怎样失去灵魂的呢？李陀老师讨论说，他的文章是对“真正社会主义者”来说的思考。然而李陀老师的分析，无非还是小资产阶级清谈，打摆子，最后落到理论和历史的堆砌上。这就好像用和人类身体一样数目的物质堆在一起，却不能造出一个崭新的人来一样，李陀老师的议论，缺少的是灵魂，这一灵魂是什么？即：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下的革命形势，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绝不会丢掉阶级分析这一武器。列宁旗帜鲜明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李陀老师恰恰巧妙避免了提及无产阶级专政，避免了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事实，才会犯了把新经济政策孤立的看成是社会主义实验的错误，才会在改革尚处在进行时中给改革下一个完成式才能下的定性。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导师马克思告诉我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要阶级斗争还在继续，这两点是不会错的。
我想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开篇谈及的神像化的问题: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
革命学说对人民大众是具有吸引力的，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的机会主义者不能消灭革命导师们在历史上所做的振聋发聩的斗争。因而他们就把革命导师理论中无关紧要，仅是一些策略的讨论保留下来，而把他们理论的斗争灵魂换成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理论。随后开动——这时候幸亏我们讲过阿尔都塞的学说了——自己控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宣传阉割过的，徒有革命理论其表而填充资产阶级意识内核的阉割过的革命理论。李陀老师将新经济政策的无产阶级专政内核颇有心计的抹去，只留下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把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行为弥补成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验”，这一认识是本末倒置的。
李陀老师所使用的，是失去阶级斗争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就蜕化为一种发展主义的成功学：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超过资本主义制度，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能摆脱资本的异化，劳动人民能摆脱资本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不仅比资本主义生产的多，更是实现了人的解放——人的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劳动被解放成为一种满足人自我实现需要的人的生活本身，而不是人的生活之外的苦役，不是赖以谋生计的被迫的行动。
还记得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告诫同志们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吗？——不为这种动摇（小农阶级过渡时期的多次动摇）所左右，把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进行到底。
但是忽视了劳动和人的解放这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被扭曲为唯生产力论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就蜕化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发展主义理论——这便是李陀老师所使用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善于运用阶级分析这一方法，始终坚持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而虚假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糅杂的立场出发，以资产阶级立场扭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灵魂，逃避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虚假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是巧合，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神像化，对历代革命导师、革命先烈的庸俗化、神像化。举个例子，李陀老师热情的赞颂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勇敢做出的“社会主义实验”，却完全不结合实际的客观条件，不结合俄国当时阶级斗争实际，因而李陀老师认识不到：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什么列宁脑袋一热，胆子一大做出的“古希腊英雄”式的决定。
不仅如此，列宁勇敢的迎战历史提出的考验，列宁做出各方面的努力，奠定了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防止新经济政策蜕化成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运动。没有意识到列宁的出发点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认识到列宁领导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验是从新经济政策直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完毕这一整体这个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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