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以为自有女工就有女工罢工，女工都是具有工人阶级自觉意识与革命精神的女性;不识字的农村女孩一旦进入工厂，立刻摇身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具有崇高的政治信念，具有改变社会的理想，天生具有革命性;所有罢工都是共产党发动与组织的。但《姐妹们与陌生人》一书用翔实的材料告诉我们，历史不是这样的，这样叙说的历史，是一种假设与推论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复杂的、变化的、不那么“讲政治”的。

当下的观众群体，又凭什么如此追捧李云龙这种扭曲历史、混淆是非的英雄呢?实际上，这个李云龙并非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说到底，每个时代建构的“英雄形象”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观”的产物。今天，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

丛林环境，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李云龙正是这个时代推出的一个形象代言。

李云雷：在文学史的脉络中，19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我们塑造了“为人民而受难”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叙述模式;1990年代，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表达了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失望，但也只是在情绪与情感上感到他们不可信任;而进入新世纪后，刘继明的《启蒙》则让我们看到，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环，走向了民众与人性的反面。思想的穿透力让这部小说饱满扎实，它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真相”，让我们反思精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更让我们在历史的断裂处重新思考“启蒙的辩证法”，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在此刻，我环顾着W大校园里满目的青翠和远处高楼玻璃幕墙被阳光反射的耀眼光辉，心绪一片苍茫。脑子里不知怎么闪现出我曾经去过一次的椿树岛，还有那些消失的椿树，耳边仿佛响起了一阵喑哑的喊叫……”——这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偶像倒塌后的犹豫与彷徨，更是在精神的废墟中别寻新路的先声。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民国时代，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苏共精英的退化，导致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从内部瓦解和摧毁了党。退化原意是指动植物的种类或某一器官逐渐变小，机能减退，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广义上讲泛指事物的衰败倒退，由优变劣，由强变弱，由好变坏。正是苏共精英的退化，使苏共由强变弱，最后走向了灭亡。苏共精英的退化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既有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原因，也有苏共政治体制的原因。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结束了文学界各流派和团体纷争的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作家队伍的团结。有人说这是苏联当局硬把各派作家拉到一起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当时代表们热情都很高，积极主动地发言，而且绝大多数人赞成作家的联合，这是事实，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可以为证。另一方面，代表大会通过讨论，通过了作协章程，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结束了关于创作方法上的争论，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潮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像苏联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被克服了”。这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是有利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还使苏维埃政权便于实行各种扶植和赞助文学的具体措施。

现在“失独”(失去独生子女)人群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但这个题材的小说并不多见，周大新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纸，用灵魂书写出这部告慰死者、宽慰生者的小说。在29岁的儿子因病去世后，周大新就开始了《安魂》的创作，历时3年，几易其稿。全书呈对话体，前半部回忆儿子从出生成长、发病治病以至于去世的过程;后半部则想象了儿子去世后在天堂的所见所闻所想，并融入了自己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与分析。一边是留在人间的父亲，一边是已在天国的儿子，20万字的绵长对话，记录了父子间许多过去想说而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话，堪称一对父子坦诚而揪心的“交谈”。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1943年8月改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的医生。1936年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时，他曾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区，1938年4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直至以身殉职。

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白求恩大夫群众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向白求恩大夫的家属发了慰问电，王稼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地到会并讲了话。毛泽东给大会题了挽词，亲笔写了“学习白求恩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并于12月21日又写了那篇人人知晓，并“流传千古”的名篇《纪念白求恩》。

用 《心灵史》 来总结自己的一生，张承志如此看：“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形式串联了我的一生，这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运气。我们要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要让自己被生育出来的这个生命不被侮辱。我很庆幸自己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到了今天。”

周恩来同志始终提倡以报刊为新闻宣传武器，指引革命，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周恩来一生的新闻工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新闻思想，也可称为早期的新闻思想;第二阶段为周恩来旅欧归国后到解放前的新闻思想;第三阶段为周恩来在解放后的新闻思想。周恩来一生的新闻思想分别融入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探析周恩来的新闻思想理论精髓，对于今天的新闻工认真踏实地从事新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