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片的故事主题来看，我觉得仍然没有跳出1980年代以来，电影和文学作品以解构“宏大叙事”，“告别革命”为鹄的的窠臼。影片截取了从清末到1938年的一段历史，这个期间，中国连续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从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以来的谷底回升，但透过导演王全安的镜头，观众并没有看到这些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救亡运动给白鹿村带来任何的进步或正面的变化，相反，人们只是看到这些运动带来了折腾和混乱，并最终导致白鹿村这座“乡绅伊甸园”的毁灭。

邱会作不但在四野部队而且在全军素以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精明干练著称，前面所举数例，对邱会作来说，都是大事，即使他晚年再健忘吧，怎么竞能被他搅得如同一盆糨糊?这哪里是人们印象中的邱会作?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同一个邱会作，在《对话》和《回顾》两书中讲的许多事情，同他在《回忆录》中讲的却截然不同!那么，对两书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就不仅仅是一个怀疑问题了!

改革开放电视剧其实不少，《潮起潮落》那也是社会主义，至少是30年坚持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讲的所谓社会主义回来了，其实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比较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创造新时代，新社会，重新创造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所以像《激情的燃烧岁月》能够打动我们。但是《激情的燃烧岁月》它是社会主义吗?我觉得其实不能代表，如果说能够说到社会主义，我觉得大概有那么几部，一个是《奠基者》，写王进喜，另外一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写中国的两弹一星，抗美援朝的，东方红那个。还有《钢铁年代》写建设，大家注意在这个里面还有一条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对于50年代并不是在说他是社会主义，或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说我们现在怀念的是50年代，我们国家欣欣向荣，牺牲精神，献身精神渴望这种东西。

「但每次谈新自由主义，很少从台湾自己的脉络谈，」看穿了台湾人总是习于藉由西方民主自由想像来看待自身的处境，《幸福大厦I》蒐集起台湾不同世代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硬生生揭露的却是不堪与绝望：「影片不是要提供廉价的感动，感动根本不作为方法，因为我们根本不敢面对我们的不堪，这种要先被描述出来，只是先承认80后的年轻人已经被经济制度宣判了『在地流放』，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方法。」
在当代艺术生产的过程中拉出歷史纵深和复杂面，提出批判或发展改变的方法，是陈界仁每次创作不断思考的事。如先前引起古根汉美术馆和收藏家热切询问的《自我盗版——自由乐捐计划》，在陈界仁嘻笑却认真的口中，是「拿反动物资做进步事业」。虽然作品仍然卖给资本家，但「卖给资本家和盗版的内容是一样的，差别只是有保证书。」敢于想像、认真去实践、把不可能化为可能，成为陈界仁企图改变结构的「精神胜利法」，他挪用毛泽东的语汇和精神，每一次都是较量快狠準的赌局：「毛泽东说美国是纸老虎，他当然知道美国很厉害，但精神上要先认为自己可以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想方法。态度上藐视敌人，内在上认真思考。」乃至现在「我早期拍酷刑的黑白照片，当时根本没有人买，但现在可以卖到很贵。在资本主义的逻辑理，艺术品的价值是取决于人相不相信它，当我比你还认真的时候，这件事就会成真。」
 

前不久，中国有某位W先生获得了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该奖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确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在授给非西方人士时，多是授给归顺西方、反共、文化自我叛逆的人，如叛逃西方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流亡西方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作家G某人、否认自己文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等人(投靠西方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也六获诺贝尔奖提名)，分裂中国的达赖、迷信西方宪政的中国L先生……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与诺奖一样，普利兹克奖背后也潜藏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战略。

正如我把以装置、行为、概念为主要形式的艺术称为“美国式艺术”，这种以楞形-硬边-非装饰为主要形式的所谓“现代主义建筑”或“国际主义风格”，其实是一种“美国式建筑”。在美国文化势力的推动下，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像瘟疫那样在全世界蔓延!

中国建筑界是洋奴的重灾区。中国众多大学的新校区，都是清一色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无数中国的中、小学校舍建筑，还有无数的中国城市建筑，也大规模地是这样风格的建筑。当今中国人生活起居、面对目睹的建筑景观，压倒性地是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而中国自己的建筑种类和类型，慢慢被淹没于无影，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精神慢慢被消解于无形。这种楞形建筑，直棱直角，在中国人的日常景观中到处给人硬邦邦的感觉，散发着戾气。
 

摆在那里，印着字的东西那是书吗?在我看来书店里的那些东西多数不叫书，那只能叫“印刷品”。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东方的、西方的知识分子都很苦闷。我们通过自己的专业，表面上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其实我们共同在找人类发展的模式。美国的文明模式显然是野蛮、霸道的，让大家活着不舒服，显然不是理想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古人所批评的霸道，我们古人推崇的是“王道”，“王道”和“霸道”是两种，美国是搞霸道，搞的大家不舒服，他的人民也不舒服。舒服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男人，美国中产阶级和大款们舒服，而且是男人，其他人都不舒服。过去苏联模式也不是理想的人类发展模式，苏联的模式我不敢说它是背叛了马列主义，起码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走入了歧途，导致了他后来迅速的崩溃。

 文章以翔实的资料(特别是近几年俄罗斯书刊、报纸新披露出来的大量历史资料)、生动地描述，深刻地辨析苏共二十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尖锐对立与斗争。读起来，犹如把一个电闪雷鸣般的历史场景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给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揭示出深刻的教训。正如文中所描述的：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的五十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如今世界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横行霸道、剥削和欺压别国人民的景象。时光似乎倒转了，历史似乎走了回头路。这一切都发端于苏共二十大，确切地说，发端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五十年来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场的反斯大林的闹剧已演了五十年，到最近十余年捧场者和观众愈来愈少，看来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但是演出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们是不会甘心悄然离开舞台的。不过他们再要演出，也只能背几句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台词，已引不起多少观众的兴趣了。

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斯大林任何时候都未脱离世界的发展来研究俄罗斯、苏联，总是把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看成世界革命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单单发表了一个报答兄弟党表达声援的讲话(代表大会上宣读了来自全球5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来的贺电)。他实际上预言了会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队伍，这些队伍决定了从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世界发展。

斯大林对代表大会的工作是满意的，大会决定，苏联共产党人全都要意识到自己既是苏维埃社会、也是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又活了差不多四个半月。他死后，1952年10月代表大会确定的航行指南被明显地修正了。

斯大林的这个讲话今天看来比当时更具有现实意义，斯大林的评价对认识21世纪初的俄国现实竟是惊人的准确。“所谓‘个人自由’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仅仅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们才被承认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则被当作只适于供剥削的人。人人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被践踏了，代替它的原则是从事剥削的少数人享有充分权利而公民中被剥削的大多数人则毫无权利。”

今天我们讨论电视剧的问题，或者比较视野下电视剧的问题，如果把它仅仅归纳到文化层面上是永远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我们会认为这些流行文化的东西看上去很和谐，或者说完全互相渗透，但是如果重新把它政治化之后，发现背后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角力，而文化角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亚洲怎么、为什么接受中国的问题。

狱中的革命者们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要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最后诉说和嘱托——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它虽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震撼力。